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作者著名学者雷颐2013年新作《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讲述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

在极端年代中，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英雄豪杰，还是芥豆之微、任历史大潮摆布捉弄的升斗小民，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全都平等。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由雷颐所著，《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即是从点滴细节对各色人物命运的探究分析，他们的经历、遭遇、思想变化，与大历史、大时代息息相关。

1955年5月19日凌晨，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在家中被捕。此前，上海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五人领导小组，毛泽东在北京亲自召见了一位领导小组成员，听取汇报。当听说上海还未发现胡风分子、一切还在调查中时，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反问“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就此一句话，决定了彭的命运。

被人称为“梅花院士”的陈俊愉，“文革”中，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一个重要罪状是：“国民党定梅花为国花，你喜欢梅花就是喜欢国民党！”他花二十多年心血写成的书稿，连同相关照片、资料和辛勤培育的20多个抗寒梅花新品种，统统被抄走。更残忍的是，还强迫他亲手点火焚烧。他母亲此时也被赶回农村，整日对着墙壁喊着他的小名--大翔，在痛苦中离开人世。而失去自由的他在第二年才被告知母亲的死讯。五个孩子中，有两个因为年龄太小，惊吓得病。原本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重重打击之下，终于一病不起。

还有因为反对拆除古城墙而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的朱偰；画十二角星被诬画国民党党徽而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七年的初中生何榕森……

总之，在极端年代中，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英雄豪杰，还是芥豆之微、任历史大潮摆布捉弄的升斗小民，命运并不由自己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全都平等。

自序

上篇

抛“温情”弃“人道”之后

“人生禁得几拳头”：彭柏山的悲剧人生

表态的“艺术”与“胆魄”

法治的艰难历程

一位“红色老报人”的回忆与思考

冯英子：傲对烈日炎阳

“黑锅”与“王八”

人与墙

歌功颂德也危险

梅花劫与等分十二角之难

“太阳”故事

鲁迅手稿大风波

“文化”人生

暗夜幽烛：王重民之死

原生态农民生活史

读史阅世何炳棣

词汇的禁忌

新诗评奖小风波

“凤凰”的“历史十年”

丧失底线的竞争

被《梅兰芳》省略和歪曲的

音乐的“背景”与“去政治化”

艺术的“驯服”

只能“逃向苍天”

“黑暗时代的人们”

有关西哈努克民间记忆

下篇

一生背时米瑟斯

税收与宪政--读《宪政经济学》

“利润管理”和“官僚管理”

“国有制”的去魅：改革开放之初的“南共”思想影响

历史记忆与现实选项

鲁迅的白菜与星巴克的咖啡

1949年末，新中国刚刚成立，名作家老舍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他的故乡、此时已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气象一新的新中国，一切都令他兴奋、激动，他立即开始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政权、新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以适应、紧跟社会变化。

1951年国庆，他写了《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这篇短文庆祝国庆，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四卷第六期上，描述这一年来自己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他兴奋地写道：“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最后，他“下了决心”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象刀切的那么分明。”“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最后，他写道：“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象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几乎同时，当时北大中文系大三女生、年仅19岁的乐黛云在1951年的深秋，与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一同前往江西，奔赴“土改第一线”。北大文科师生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负责江西吉安地区的土改工作。团长由县里人担任，副团长则由北大党委统战部长程贤策担任。

程贤策其实比乐黛云大不了多少岁，却是她“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之一。1948年，她从贵州考上北大，先到武汉找到北大学生自治会的新生接待站，接待站负责人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程贤策。程有条不紊地组织先后到达的二十几名北大新生顺江而下到上海，再转海轮到塘沽，再到北大。程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一路上悄悄与她谈人生、谈理想，谈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的梦；在甲板上用他雄厚的男中音教她唱许多“违禁”的“解放区”歌曲：“特别是他迎着波涛，低声为我演唱的一曲‘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更是使我感到又神秘，又圣洁，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还不到18岁的她，“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人格魅力的吸引”(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到北大后，程贤策担任了北大四院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领导同学与国民党斗争，乐也投入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P3-5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的。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据说，此话是德国诗人海涅所言，我喜欢。

年青时，每读到警句格言之类，总是认认真真抄在笔记本上。现在偶然翻阅旧时笔记，对不少昔日“恭录”的警句格言大大不以为然。不过，这句话，年青时喜欢，现在仍喜欢，甚至更喜欢——随着阅历的增多，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越来越感到确实“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不论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改变世界历史、人类命运的英雄豪杰，还是芥豆之微、任历史大潮摆布捉弄的升斗小民，在这个意义上全都平等。

因此，从点滴细节对各色人物命运的探究分析，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他们的经历，遭遇，思想变化，的确与大历史、大时代息息相关。

《艺术的“驯服”》这篇文章的主角是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尤里·叶拉金，在严酷的30一40年代，他凭这一技之长，再加几分运气，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清洗”。

他的经历，却让人感同身受，不能不大发“似曾相识”之慨。之所以相似，因为曾经的体制相似。当旧体制的弊病充分显露时，中国在1978年选择了摆脱旧体制的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初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实行的企业“劳动者自治”、“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曾一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参照模式。当时，南共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异乎寻常，大如许多思想理论界权威，小如笔者一样的大学生，都深受其益，称为“被启蒙”恐不为过。三十余年后，再回首这段改革大潮初起的思想历程，无论是思想理论界观念演变的“宏大叙事”，还是诸如我个人思想变化的“私人历史”，必须承认，虽然南共模式以失败告终，但南共理论对当时中国的意义却不容低估。它的最大意义，就是对斯大林模式的“公有制”或日“全民所有制”的分析、解构、解魅。正是这种分析、解构、解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

当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超越南共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终于引入中国，影响渐强。但是，当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层次时，如何理解“国有”、“全民所有”又引起激烈争论。遗憾的是，这种争论相当程度说明当年的启蒙已被忘却。此时重温改革开放的思想历程，对如何进行经济体制的深层改革，应当大有裨益。

历史的发展，不是改革，就是革命。改革与革命的选择，往往陷人于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

1910年10月28日，面对国事家事的痛苦，82岁高龄的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终于下决心出走，11月7日因肺炎在途中小站去世。许多年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以此为题材，写出剧本《逃向苍天》。他的这段“历史特写”，深刻揭示了托翁思想的矛盾与内心的巨痛。

在这出戏中，茨威格把托翁的思想矛盾和心灵痛苦以艺术的手法形象生动、集中尖锐地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坚决反对暴政，但又坚决反对以暴力反暴政。他坚信：“为一种信念去受苦受难要比为一种信念去进行残杀好一百倍。”而剧中的几名大学生是革命者的代表，他们尊重托翁，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认为他自相矛盾。他们不请自来，到托翁家中向他请教、更是对他责问。

当彼此从道理上谁也说服不了谁时，大学生们矛头一转，指出托翁自己生活方式与信念间的矛盾，认为这也是一种虚伪。这种指责，使托翁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不能自已……痛苦地承认自己“太胆怯、太软弱、或者说太不诚实”，“是一个卑下的、微不足道的、有罪的人”。最终，他上演了高龄离家出走、“逃向苍天”以解决矛盾的悲壮一幕。

或许，茨威格对托翁离家出走的阐释有“过度政治化”之嫌，但托翁思想的内在矛盾却是真实的。其实，这也是茨威格自己的思想矛盾。因此，只能无奈地“逃向苍天”。说到底，还是无解。

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当年深深困扰托翁、后来深深困扰茨威格的矛盾，依然困扰着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