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阵营问题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体系框架下的国家间关系问题，即是国际关系问题，今天来看就是一个有特定环境和时空条件下的历史问题；它在战后世界历史中不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直接的意识形态价值理论运用问题。既然必须定位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那么，对它的表述，对它的认识、分析和评判就应该使用一套相应的语汇和相应的学科理论与原理。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的学术界，现状则是意识形态语言体系与有关对外关系方面的学科语言体系混杂在一起，这往往难于经受逻辑梳理与学术性推敲。对于某些论者来说，“好处”是左右逢源，在需要进行充分逻辑论证的地方往往使用几个意识形态术语就对付过去了，而对于读者来说则意味着不得要领乃至被误导。
或许有人会争辩说，在经历了冷战时代之后的当今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因素已经明显渗入并且寓于国际政治领域，故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机体的组成部分了。这确实令我们感到颇为困扰与无奈。那么我们是认可并且接纳这种渗人呢，还是有必要加以正本清源地厘清而予以适当的阻隔呢？本书自然是选择后者，但这将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我们不敢奢望能达到这一目标，不过仍将表明我们的立场。
就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来说，不论在西方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对其定位上，都已经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烙印，时至今日，这种思维定式仍然非常普遍，深入人心。问题尤其严重的是，许多人本来应该是作为观察者而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作为两大阵营对抗的当事方，然后置身于其中去论是非。有某些近期的论著仍然认为意识形态支配着、制约着两大阵营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是值得商榷的。本书认为，这种浓厚的色彩其实是由展开冷战之需要所赋予的，历史的真相被蒙蔽在先，再被曲解在后。这种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只不过是两股角力的国际政治力量的保护色而已。
尽管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在冷战期间曾发生过重大变化，即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霸，而不是在冷战时代自始至终都是意识形态对抗。(阎学通：《冷战后的继续——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3期。)在战后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是否存在这样的转变，以及这样的立论与思维方式是否恰当，同样值得商榷。但是，这种观点还是认同了导致冷战和在冷战局面形成后一个时期内，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关系是建立在双方的意识形态对抗之上。
本书在此进一步明确宣示，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问题是国际关系框架之下，由美苏两大强权的外交战略冲突而派生的国家利益主导下的国家集团化问题，美国和苏联分别作为主导型大国在外交层面上的对抗是构建两大阵营的原发性因素，两大阵营则是这种对抗的派生物，即美苏在国家关系的层面上已经形成并且正在展开中的对抗是导致产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逻辑前提，其中的主次关系不容颠倒；它是国际政治学、国际战略学、外交学中的国家联盟体系问题，或称为国家集团化问题。在排除意识形态含义的条件下，两大阵营问题本质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框架，即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下构筑的两个次一级的对立联盟体系，尽管它们在名称、规模与波及面、或在结构与运作模式上有很大的不同。
或许人们会指出，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存续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是如此显而易见，怎能试图排除它呢！没错，本书并不否认这种现象与基本事实的存在，但是却认为它是浅表的、第二位的因素，是对抗双方决策层刻意加以渲染出来的，由此影响并且引导着国际舆论和人们的思维，成为堂而皇之的保护色，这层保护色被赋予什么功能呢？那就是为有史以来实力最雄厚的大国较量可能出现惊天动地的碰撞而预先抢占道德制高点，在对外交往中粉饰其道德优越感与欺世的使命感。这种国家交往中的意识形态对抗，是外交领域中缺乏法理和学理支撑的战线延伸，相对于实力政治的现实较量——例如军备竞赛或领土扩张而言，由于它表面上具有低资源投入和低消耗的低廉成本优势以及本身甚低的战争风险(即使发生战争，本质上肯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对立引起的)，一旦对抗双方摆开了架势，就会很快发展为愈演愈烈而难于遏制的趋势。但是鉴于在外交领域展开意识形态对抗，将严重恶化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质利益关系，所以，事实将最后证明国家问的意识形态对抗的总成本和代价是极为高昂的。
战后几十年来，外交领域的意识形态纷争已经司空见惯，一些论者试图论证和揭示其合理性及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强调，这不是外交较量的实质层面，尤其是把它摆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这面“照妖镜”之下去考察，人们就会看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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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因为她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世界频繁交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根据我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9年7月，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总数达到171个，遍及全球。中国与世界的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08年我国出入境旅游总人次接近1亿(其中，入境5305万，出境4584．44万)。据教育部的统计，从1978年以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139．15万，2008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17．98万；其实，早在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就已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就有1个中国学生。中国也受到了海外留学生的青睐，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累计接收来华留学生146万人次，2008年首次突破20万，共有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2．3万来华留学生。经济交往更为繁盛。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的统计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自2001年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的开放，2004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就突破了50％，2006年达到67％，2008年尽管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超过60％。伴随着中国融人世界的步履，世界也在迅速走进中国。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融与冲突也日益加深。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不但加速了中国从货物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的转变，而且还使中国日益卷入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打交道的对象，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
了解外界，学习世界历史是眼前现实的需要，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则是培养21世纪国民基本素质的需要，很明显，现代国民一定要有世界眼光。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不仅是在战场上、在商场上、外交谈判桌上，乃至日常友好交往中，概莫能外。优雅、良好的国民和政府形象，既需要经济实力，又需要优良的文化素养，其中中外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不可或缺。此外，学习外界文明与文化，也是改善我们自己文明与文化的需要。应当承认，上述对外交往和对外商贸的成绩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古人亦云，“择善而从”“从善如流”，似指个人修养的一个重要原则，何尝不能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铁板一块，完全的、纯粹的原生型。交往促进发展，共融产生文明。但凡文明，特别是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文明，都是在碰撞和交往中产生，又在不断交往中发展与共生。现代国民和国家尤其应当有一种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开放不会失去自己，只能使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健康。
人类社会不同地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但真正把世界逐渐连为一体的还是新航路开辟以后。此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大多是局部的、暂时的，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地人们不可避免地发生联系，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最初与现代世界的交往就是被动的，甚至是屈辱的，那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从此自以为天朝大国的政权再也不能无视外面世界的存在。林则徐自觉“睁眼看世界”，表达了那一代中国仁人志士最明智的判断和认知。此乃痛定思痛后的反思：泱泱大国败于远渡重洋而来的蕞尔小国，气难咽，恨难消；可为什么会输掉？又如堕烟雾，一筹莫展，开战前林则徐甚至认为英国士兵“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参见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七月奏折《请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遑论对手的军事火力、武器性能、游戏规则乃至心理与文化！林则徐之痛，是国人之痛，民族之痛！痛苦促发顿悟，从而记录了中国人的一次惊醒，弥足珍贵，事实上它也的确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进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对外界文化的研究，我国学术界曾问世过一些相当不错的著述，如前不久人民出版社以《西洋史系列丛书》方式再版了9种专著，可见一斑。不过，系统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世界史教育的普及，总体讲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打破旧的思想樊篱，走出一片新天地：大量的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许多研究领域被开拓，陈旧的知识体系和概念被更新。世界史学科正在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重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而且，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也正在逐渐缩短与国际水准的距离。每年，应该说每天，都有从研究对象国归来的学人，一些原始资料开始能从网络上直接获取，一些领域甚至可以做到与国外学者直接对话。毫不溢美地说，世界史学科的进步是出类拔萃的，中国世界史学科进入了春天。
一线的研究成果需要系统地梳理，细细地消化，而且应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和吸纳。世界史学者有这样的责任，中国也存在相应的文化市场需求。近些年，已经有一些简明的世界史读本面世，这些著作图文并茂，为传播世界史知识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我们的世界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仍然比较薄弱，尚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世界史纵览》这套丛书，试图向大众传播鲜活的世界史知识，注重世界历史的主线与全局，注重社会生活史元素，注重行文风格的灵活轻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很多缺陷。真诚地希望前辈学人对这些年轻学者予以指教，使之更好地成长；更真诚地希望他们的劳动成果为更多的国人分享。
侯建新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经济一社会史研究中心
2009年10月25日
在“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逐渐认识世界，同时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不曾间断的文明，很久以来即以天下之“中”自居；然而，此时发现我们的武器库中两样家什至为罕见，甚至不曾拥有，那就是“科学”与“民主”。这是天大的发现，是经过剧烈的文化碰撞和苦难洗礼后迸发出的社会思潮，大概也是五四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依当下的看法，对西方的这种认识未必准确，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评判亦不无偏颇之处，但无论如何，比之前辈的认识水准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这是真正历史性的进步，面对“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产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眼光。或者说，面对一个不同的文化参照体系，直面自身，重新评估了自己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解外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比较中产生鉴别，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试图改善自己。
本书内容：罗马教会大一统的神权统治，十六七世纪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革，改革先锋的心路历程，“民族教会”“廉价教会”的建立。
《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由谢伟良所著，《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供读者阅读。
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世界的胸怀，需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世界的分裂--冷战的兴起》由谢伟良所著，改变知识界长期以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主的写史方法，并根据需要打破国家、民族、地理等界限，致力于从人的角度。关注大众的真实生活，以人群为落脚点，描绘他们的生活、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在社会中权力与义务的变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