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生活的追忆与重构，内心狂想与日常生活互相渗透。耳边灌满，一九七五年遥远的风声。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

中国当代文坛颇受争议、女性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林白亮出其厚实的新作，《致一九七五》是林白继《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万物花开》之后的长篇小说。林白称这是她写得最久最累最长的一部重要作品，凝聚了她十多年的经验和心血。

《致一九七五》（作者：林白）有关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和一个人的内心狂想。分为上部《时光》和下部《在六感那边》。

上部《时光》是叙述者李飘扬对往昔光阳的追忆与重构，如同屏风或流水，是众多人和事在时间中漂浮的身影，细密真切同时缓慢地流动，是由情绪和细节带动的散文化叙述，情感饱满真挚。下部《在六感那边》则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是一个人的内心狂想与日常生活互相渗透，懵懂、天真、荒唐，有一种年少无知的生机勃勃的力量。上下卷之间插有“别章：农事与时事”，与正文形成反差与对比。

《致一九七五》的写作时间跨度为十年，是林白继《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和《万物花开》之后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当代华语文学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

上部　时光

下部　在六感那边

　上卷　人人都要到农村去

　别章　农事与时事

　下卷　人人都学一技之长

　尾篇　飞鸟各投林

总人物表

后记

再次回到故乡南流那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

南流早已面目全非。我走在新的街道上，穿过陌生的街巷，走在陌生的人群里。而过去的南流，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深处。

我走过东门口西门口，走过陵宁街水浸社火烧桥大兴街十二仓，还有我的沙街龙桥街灯光球场和县体育场，旧医院宿舍太平间留医部以及大园，我还走到遥远的纸厂，站在河边眺望陆地坡，对岸的船厂早已不在，沥青的气味也已消失。

雷红，雷朵，吕觉悟，这些我少年时代的女友早已远走他乡。雷朵有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了，她在社会之外，早已不跟任何人来往。她的生活是一个谜，一个黑洞。多年来，她抗拒着社会坚硬的车轮，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高中的同学，只有姚红果偶有短信，而她在N城，也很多年没回南流了。我给安凤美打过数次电话，每次都是电信局的录音，她的电话因欠费已被停机。

亮堂的高速公路崭新而陌生，两边没有旧时的房屋，不时看到新鲜裸露的泥土，有一种雨后的艳红，两旁的水泥加固网看上去像连续不断的大叉，生硬、粗暴、有力，泥土被隔成菱形，但仍散发出一阵又一阵的土腥气。

高速公路，这种逢山劈山，遇田平趟的气概让我心里一震。九十年代有一次，我从南流坐汽车到N城，早上七点出发，晚上七点才到，风尘仆仆十二小时。从北京到南流县，则要整整三天三夜，现在已经不是那条旧路了，除了连绵的香蕉林、偶现的水塘和裸露的红土，就再也没有熟悉的房屋墟镇了。

一切陌生茫然，心里既空旷又拥塞，百感交集，一个过去的故乡高悬在回故乡的路上。

忽然想起一部越南电影的名字，《回故乡之路》。已经忘记多少年了？高中毕业三十年，初中毕业三十二年，一次都没有想起。一部黑白片，它说的是什么？

不记得了。回南流想要见到的人，同学，高中全班，初中全班，小学全班，还有，幼儿园全班，从来没有合影。早就烟消云散。

张英敏说，高中毕业二十年，我们大家都回来，到学校礼堂门口集合。她反复念叨：一定要记得呀！现在毕业整整三十年了，有人还记得，但礼堂已拆，即使回来，也只能在废墟上集合。

没有拍全班毕业照，初中没有，小学也没有。幼儿园倒是有，那是我们的上一届，我和吕觉悟被老师从合影队伍里拉出来，大班只有我们两个人不到毕业年龄，不让毕业，要再读一年。我和吕觉悟先哭了一鼻子，又互相鼓励一番，然后就去后园捡尤加利花去了。吕觉悟说，明年我们再照也不迟。

第二年却没有照相，因为文革开始了。十年，小学初中高中，一九七六年，所有的人都在农村。七七年底，七八年，高考恢复，然后是落榜，大部分人落榜，我们班情况最好，六十三个人有四个人考上了大学。

是因为孙向明么？

孙向明不知今在何方？

孙向明，这个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外乡人，我们初二的时候，他来到了南流镇，带着湛江口音的普通话，降落在南流中学闷热局促的校园里。他的声音干净而有磁性，就像他本人在课堂上所讲的磁场、磁铁、磁粉、磁力线，等等，一切带有磁的东西。他的皮肤比当地人白且细，眼睛细长，单眼皮。这影响了全班女生对男性的审美，我们坚信，双眼皮大眼睛的男人是很难看的，只有像孙向明一样，单眼皮细长的眼睛才最好看。

此外，还有，他的洗得发白的军装，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衣服，圭江大木桥，运沙子，种花生，沼气池，插秧，割水稻，种红薯，种甘蔗，晒谷子。

排球、篮球、乒乓球。拔河。排练演出。

梅花党！这个最让人心醉神迷的字眼从茫无际涯的中学时代、最纷乱最无头绪的年月冲出来，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剑，一下就劈开了乱麻一样的三十年。梅花党的故事，是我们中学时代最传奇、最迷人的故事，它经由孙向明的嘴讲出来，带着他的湛江话的腔调，以及他北大毕业生的神秘感，以及沉浮在河边、沙子、菜地、稻田，绿色秧苗和金黄色稻谷之上的悬念，到来。

每次劳动，孙向明就讲梅花党的故事。下午，从学校出发，扛着锄头，或者推着一辆空木车，十几个女生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挤着碰着，就像一堆蚂蚁，齐心协力运送一根骨头，专注忘我。每个女生都仰着脸，左侧仰或右侧仰，或者，倒着走。

邱丽香紧挨在孙的左边。

她边走路边用右手拨着自己右边的辫子，辫梢在孙的肩膀上跳动，而她的肘弯也总是要碰到孙。她平淡的脸因为仰望孙向明而浮起一层淡淡的光泽，那是深怀爱情的人内心的光。她专注地盯着他的脸，嘴唇微微开着，随时准备呼应孙向明的每一句话。她说：哦，原来是这样。她拍拍胸口说：呀，吓死我了！她会咬牙切齿地指责故事中的某个人，好像跟她有着直接的杀父之仇。她惊呼兼安抚，并且总是一再追问：后来呢？后来呢？

她永远走在孙的左侧，好像那是她的专门位置，一个他人无法占领的王位。

邱丽香帮孙向明拿着一把铁锹。那是她视为圣物的东西，平时就放在孙向明宿舍的门背后，有时孙不在，门虚掩着，她就私自闯入，一个人在孙向明的宿舍里转来转去，东看看，西摸摸，床底的藤条箱子，脸盆架上的脸盆和毛巾，书架上的书，无非是物理教科书，毛泽东选集一到四卷，此外有一本全国交通地图册。邱丽香喜欢摸这些书，她用一根手指头，碰碰这本，又碰碰那本。  邱丽香打扮孙向明的铁锹，她在木把上缠上了好几道塑料绳，细细圆圆像粉丝那种，粉红色的细塑料绳子，邱丽香自己就爱用这种细绳子扎辫子。她把孙向明的铁锹打扮得像一个傻大姐，满心欢喜。然后她站在校门口，看到孙向明扛着铁锹走过来，她就抢过来，扛在了肩上。

只有她一个人扛着铁锹，人人都甩着手走路。很快她就跟不上了，她被挤到了一边，而她们，全都围着孙向明，挤着碰着他，他的后脑勺在她们的背影中越去越远。谁都不知道她被甩了后面。孙向明也不知道，他一点都不知道，他根本就把她忘了！邱丽香一下跑了起来，她冲进这片背影中，她肩上的锹撞到了别人，然后她就紧挨着孙，她的前方和后面，有铁锹把顶着，就都不能走别人了。

光着脚，南流镇从四月到十一月是夏天，大多数人都光着脚。梅花党，这样好听的故事，谁会留意脚下的路呢，总会有人踩着锋利的瓷片、玻璃、木刺、竹刺，或者，屎。鸡屎、鸭屎、狗屎，也有猪屎和牛屎。镇上的居民都养鸡，机关里也有人养。在南流的街巷，鸡屎鸭屎狗屎，随处都是。

连牛屎也都有。农民把牛从圭河对岸赶过来，过了桥就是公园路了。我们就是走这条路到十二仓气象站。我们从学校出发，如果是六月，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树就会开满树艳红的花，地上有花瓣，我们光着脚踩在花瓣上，嘴上吱吱喳喳一眨眼就走到东门口，东门口通向五条路，最左边的那条就是公园路，路不宽，但安静，也干净，只是偶尔才会有牛屎。有一幢房子有点神秘，县文艺队经常在那里排练节目，有歌声传出，手风琴、二胡和笛子，它们交错传出，或者隐没在众声之中。我后来才知道，这房子最早的时候是教堂，后来拆掉了。P3－6

40多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嗳，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之歌”、“红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多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想写这样一部书由来已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感到这是一部将来必然要写的小说，但我不知道自己何时动笔，会写多长，大致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时候年轻，难免不受时流的影响，如果写了，或许就会是一部时兴的“伤痕文学”吧。九十年代初至中期，也常想着，写完手头的小说，下一部，就写这个。但似乎，手头总是有东西在写着。

直到一九九七年九月，写完长篇《说吧，房间》半年后，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用的是原来单位写便条的小信笺，手写，每写六七十页就用针线缝成一本，一共写了十一本，最后一本是用二百四十格的稿纸的反面写的，册末注明“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中午十二点半，未完成”。这算是一个草拟稿，也是我第一次写了十几万字未能完成的小说，心里觉得是写废了，对将来能否捡起来完全没有底。

同年十月我回广西老家，之后陆续写了中篇《米缸》，长篇《玻璃虫》、《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还有跨文体的《枕黄记》，一路下来，我把这部未完成的草拟稿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直到二○○五年八月，我再次回到家乡。在南宁开往北流的高速公路上，天上飘起了小雨，两旁的红色泥土越来越鲜艳，农田、树木、房屋和水塘，也在雨中飘动起来，情景和一九九八年那次完全相同。这时候，所有忘记已久的感觉在瞬间复活。回到北京，我立即找出那十一本草拟稿，重新开始写作，至二○○七年九月完成。

如此，历时十年。

第二次写作的两年间，我去了一次西藏，在云南连续徒步十小时翻越高黎贡山，经历了女儿的中考，装修了汉口的房子，把家当从武昌东湖租住的房子搬到汉口竹叶山三村，得了一次急性胃炎，右手患了网球肘，打封闭，理疗，做小针刀，用左手敲打键盘，用左手记下将要写到的细节的关键词。在我的创作笔记本上，留下了许多歪歪扭扭的字，这使我感到，这部长篇小说有一半是用左手写成的。

本书的上部《时光》，在原稿是前言，初稿有十七万字，如此冗长的前言，在邪路上真是走得有点远。到了最后关头，一咬牙改为了上部，因为，即便是自己，在阅读的心理期待上，也难以承受如此冗长的前言。

上部和下部，因而风格完全不同，但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别致的，叫做“别具一格”。

十年间，这部书有许多个名字，其中之一，叫《漫游革命时代》，之二，叫《致一九七五》。首发在《西部华语文学》时，责任编辑兼执行主编林建法坚持后者，最终定为《致一九七五》。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这是我写完《致一九七五》想到的两句话。

二○○七年十月九日于北京东四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