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的若干问题——科技·历史·文化·社会》；《“古董”的价值——中医经典面面观》；《天人之际：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技艺双绝——中国先秦青铜器》；《较晴量雨：中国古代对雨水的解读及其影响——以北宋熙宁七年和雨量器为中心的讨论》……《中国典籍与文化(第7辑)》(作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的系列讲座“中国典籍与文化”讲稿的合集。

《中国典籍与文化(第7辑)》(作者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的系列讲座“中国典籍与文化”讲稿的合集。《中国典籍与文化(第7辑)》为科技史专辑，内容涉及天文学、医学、数学等内容。主讲人均为各自领域内的专家，讲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可读性。

关于中国科学技术通史的若干问题——科技·历史·文化·社会／杜石然／1

《九章算术》、刘徽和戴震／郭书春／27

“古董”的价值——中医经典面面观／廖育群／51

天人之际：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孙小淳／69

《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与《新制诸器图说》

 版本之流变／张柏春／87

技艺双绝——中国先秦青铜器／苏荣誉／123

较晴量雨：中国古代对雨水的解读及其影响——以北宋熙宁七年和雨量器为中心的讨论／曾雄生／147

中国古地图鉴赏／汪前进／183

康熙时代的历算活动及其背景／韩琦／213

科学技术的官办和官营，其优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新技术可以迅速得到推广，产量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就得到提高。由于财力、物力、人力都可以做到“雄厚”，因此可以兴办各种比较大的项目和工程。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官办、官营的情况，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曾经评论道：“在技术创造性方面，古老的中国官僚社会当然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它却要大大胜过欧洲封建社会或希腊奴隶社会。”

汉初数学家张苍、耿寿昌都曾作过太史或是大司农等官职的官员。东汉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张衡以及对造纸术进行过重大改进的蔡伦，也都是官府或是内廷的官吏。其他如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利工程的修建、东西两京的建设、宫廷和皇家园林兴建、两汉长城的整备、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对外对内战争的补给等等也都无不仰仗官办、官营的优势。

但是官办、官营的缺点也十分显然。其最明显的缺点便是不计成本，形成对材料、资源、人力的浪费如，虚报产量，或是盲目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再就是，官办、官营往往是产生贪官污吏的温床。西汉中晚期，在冶铁官营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的弊病：“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必须完成分派的任务)，不给民用，民用钝敝，割草不痛。”“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足徒繁而加做不尽。”“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卖之。”笔者本人就曾在陕西省的县级文化馆见到出土于地下的汉时“县官鼓铸”的“大器”——大铁犁，在黄土高原上真的是“十头黄牛也拉不动”，真的是“不给民用”的废物，除非是将其利用于祭祀、供奉神灵。

可见万事一经官办、官营，不论古今中外，如果产生弊病，其流弊大都会是与此相类似。

四、宋元——传统科技发展的高潮

一般都认为，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明发展的高潮时期。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每当人们研究中国的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的确，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到了宋元时期都达到了各自领域里的高潮。这里我们将其扩展至元，实际上也就是扩展成宋、辽、金、元。因为这样才更符合数学、天文历法、医学、农学等多学科、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普遍达到高潮的实际历史情况。

例如中国的传统数学就出现了四大数学家以及他们的数学著作：

秦九韶及其所著《数书九章》(1247)；

李冶及其所著《测圆海镜》(1248)、《益古演段》(1259)；

杨辉及其所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杨辉算法》(1274一1275)；、

朱世杰及其所著《算学启蒙》(1299)、《四元玉鉴》(1303)。

宋元数学在高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天元术”“四元术”(中国古代特有的代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领先世界数百年的辉煌成就。

宋代的天文观测仪器比较齐备，多次进行了恒星观测，多次制作星图。整个有宋一代，一共进行了18次的历法改革。也有人把宋元时期的天文历法称之为“体系高峰期”，认为除了天文仪器的巨型化、精细化、多样化以及各种天文数据的精确化之外，对各种测算方法和计算方法也进行了许多改进。在元代则出现了郭守敬、王恂等所编《授时历》(1280)。一般认为《授时历》乃是我国传统历法中最优秀的一部。

在传统医学方面，则有金元四大家的出现：

以刘完素(1110一1200)为代表的“寒凉派”；

以张从正(1156一1228)为代表的“攻下派”；

以李杲(1180一1251)为代表的“温补派”；

以朱震亨(1281—1358)为代表的“养阴派”。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门户、流派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发展。

在农学方面，也出现了宋元时期的四大农书：

(1)陈薯(1076一?)的《陈旁农书》(1149)，是第一部关于南方稻作的农书；

(2)《农桑辑要》(1273)，是元政府“大司农”组织人力编写的；

(3)王祯编写的《王祯农书》(1313)，是第一部兼论南北农业技术的农书，书中“农器图谱”部分为前代所无，并为后代所效仿；

(4)鲁明善(维吾尔族)所编《农桑衣食撮要》(1314)，是一部月令体农书，比较通俗，还包含有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些农事活动情况。

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与社会经济民生密切相关的各种实用技术，到了宋元时期都达到了广泛使用的成熟阶段。三大发明的西传，使得西方社会在各个方面加快了其进步的节奏，促使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逐渐转型为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近代化社会的方向迅速推进。

宋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可以说一直达到近代。

例如近代的著名学者严复即曾说过：“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