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比利·怀尔德（精）》由当今著名好莱坞导演卡梅伦·克罗采访好莱坞里程碑式的导演比利·怀尔德整理而成，内容概涵了比利如何从枪手到编剧再到导演的过程，也包括了比利对工作、生活以及爱情的态度。所有的谈话内容都非常生动，能使读者有如观看谈话节目。在阅读的过程中更能体验到怀尔德那倔强、不拘一格的老小孩儿性格，以及作者与比利间友谊的进展状况。这不但是一本告诉读者什么样的电影才是好电影的作品，更是一本告诉读者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值得努力的生活的作品。

卡梅伦·克罗编著的《对话比利·怀尔德（精）》是一本问答录——与特吕弗令人难忘的《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相呼应——卡梅伦·克罗采访好莱坞传奇导演比利·怀尔德，对话话题是编剧和电影工作，场景设计和明星，怀尔德的同事和他们的电影，老制片体制和今天的电影制作。这是怀尔德《双重赔偿》、《日落大道》、《黄昏之恋》、《热情似火》、《桃色公寓》以及其他一系列电影的幕后回忆。怀尔德电影中相同的智慧、豁达、优雅以及执著的浪漫主义品质，使《对话比利·怀尔德（精）》成为关于好莱坞历史与智慧的经典之作。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附录

卡梅伦·克罗（以下简称CC）：多年来你写了很多女性角色，而你并没有姐妹，那么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一个人物是参照你母亲写的呢？

比利。怀尔德（以下简称BW）：没有。我的母亲很不一样。没有，你看，我们一家不是读书人，不搞收藏，也不去戏院看戏。我父亲涉足过很多领域。他曾是一家火车站连锁餐厅的老板。那些日子里我们根本没有多少客人，我指的是奥匈帝国时期，所以他就在不同的火车站设餐厅。一个人摇着铃一喊：“我们在这里停留45分钟！”人们就困在那里了。菜单都是提前确定下并印刷出来的，他们就在那里吃。

CC：你有没有想过拍一部自传，关于你童年生活的？

BW：没有。我在维也纳最差劲的高中毕业。那里面的学生要么是弱智，要么就是疯狂的天才，都是纯的。不幸的是，3年前我最后一次去维也纳时，我对报社的人说：“请帮我登一下，任何和我一起上过学的人，请联系我，我在布里斯托酒店（BristolHotel）。”结果一整天都没有人联系我。再往前推5年，我去维也纳，在吃过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我告诉门房，“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我去睡觉了。”15分钟后，电话响了，他说，“十分抱歉，怀尔德先生，但这里有个人说曾经和你一起上过学——他的名字叫马蒂尼（Martini）。”我说：“马蒂尼，对了！马蒂尼！让他进来！”接着有个人走了进来。那人锅着腰，头已经秃了。“你好，怀尔德先生。”我说：“马蒂尼！你还记得某某那个家伙吗？还记得某某那个老师吗？……你还记得那些事吗？！”（两人静在那里）而他看着我说：“我想您说的是我父亲。他已经在4年前去世了。”那人有个长得像他的儿子。他们都已经死了。

已经90年了。如果有人在我20岁的时候来找我说：“你觉得自己活到70岁可以满意了吗？”我会说：“跟你说定了！就活到70岁！”现在我已经比那个年龄超过了20岁加半年了，不会再有人跟我打这种赌了。（笑）

CC：你有没有感觉过自己会很长寿？

BW：完全没有。没有。我生命中发生了太多疯狂的事了。但我也不会因此就以自杀结束这一切的。我不会被什么人的老婆缠住不放，或者类似的事。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能很聪明地处理那种事。我天天写的都是那种事。

CC：这很有趣，因为我第一次当导演时，有人跟我说，“好了，你知道，你的生命期望值要降低了，因为导演的平均年龄是58岁。”

BW：别跟他们说我的年龄。嘘……

CC：自己想想，我本来可以当个牙医，然后多活20年的。

BW：我相信。当导演——正经的导演，不是电视导演或别的什么——这个工作会在你体内吞噬你。你需要吸收的东西太多了。而问题是你总是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吞下大量的垃圾。这是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则。你一旦和那些人开始了，就必须适应他们。因为如果电影拍到一半，出了什么岔子，他们会踢出去的人是你，而不是某个演员。

CC：我在和汤姆·克鲁斯签下《甜心先生》时曾经这么想过。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将会离开而他会留下来。我将会在一个荒岛上被叫醒，会有人把一些水和一把雨伞放到我手里，而我会说：“对不起，我不是昨天在和汤姆·克鲁斯拍片子吗？”（我们一起笑了）

BW：但是这事没有发生。他是个会动脑子的演员。他能让这件事看起来很轻松。比如《雨人》。所有人都过了很多年才意识到里面的演员应该对调一下。然后那才是我会想看到的电影——长得好看的那个才是疯子。汤姆－克鲁斯轻松掌控了最难演的那个人物，他像加里·格兰特。他把难的事情弄得看起来很简单。电影里，加里·格兰特能若无其事地走进房间说：“有人要去打网球吗？”如果你见过不怎么熟练的演员试同样的戏，你就会珍惜这种技能。这是真金。

CC：有个故事说一个伟大的国王掌权了很多年。当他临终时，有人问他在掌权的这么多年中，有多少日子是能纯粹享乐的。国王答道：“可能有一天。”可能只能有一天纯粹享乐。

BW：是的，就是这样。当你在灾难性的试映日之后回到制片厂时，你就会知道这一点。守门的警察不认识你。他眼光异样。你就会有种感觉，你不再属于这里了。

CC：快乐曾经是你的目标吗？你这些年在做出这些伟大成就时快乐过吗？

BW：是的，我是说，如果跟别人的生活相比的话。我的一生是美好的。是的，十分美好。我已经和我的妻子共度40多年了，我依然爱着她。我的事业顺利。它就像……我只知道它有一天一定会结束。我还在过着快活的日子。还有非常好的想法。没有，没有坏的回忆，也没有我恨的人。（他停了一下，好像在传授如何在好莱坞平静退休的秘密）那些人不会出现在我身边，因为我像条黄鼠狼一样逃离了那些让我不愉快的人。而且我身体健康。90岁很不错了。我希望别人拍的有些伟大的电影是我拍出来的，我希望让我来拍那些极好极好的电影。我有雄心，但我不会做任何感觉不对的事，即使是有十倍的报酬也不干。我说真的，我希望我的副导演们、在我之前的导演们以及现在很成功的导演们一切安好，我支持他们。如果你能在90岁时说出这些话，就说明你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CC：我们来谈谈你最喜欢的一个演员，一个真的说你写的话、过你写的生活的人——杰克·莱蒙（JackLemmon）。你第一次是怎么知道他的？P7－10

“你给这东西想好结尾了吗？”比利－怀尔德，这位在世的最伟大的编剧兼导演问道。

那是在1998年春天，厄尔尼诺的雨水已经制造了太多的麻烦，所以在这个弥漫着湿气的下午，我们都不想再提起头上这场笼罩着加州的倾盆大雨了。他的办公室坐落在贝弗利山的边道上，我们就在那里的门外见面。走上一小段台阶之后，就进入了他安静的办公室。钥匙在他的手中叮当作响，他寻找着正确的那一把，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左边鞋上松开了的鞋带。要再走一步很可能就会被鞋带绊倒了，所以他在门厅里停了下来。他91岁了，许多年前就已经不可能弯腰了。他没有看我，我也没有看他。一股尴尬的气氛凝聚在我们中间，于是我弯下腰快速帮他把鞋带系上，之后我们都没有再提这件事。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坐下来进行最后一场谈话，这一系列的访问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了。

请想象某场聚会里一个散发着优雅气息的时刻，一场只有比利·怀尔德影片中的人物参加的聚会。

钢琴那边正在搅动着一杯酒的，是《双重赔偿》（DoubleIndemnity）里在劫难逃的沃尔特·内夫（WalterNeff）。他努力不去盯着《热情似火》里兴高采烈的甜甜（sugar）。另一个房间里，《桃色公寓》里的芙兰·库布利克（FranKubelik）与C·C·巴克斯特（C．C．Baxter）面对面贴身跳着某种后现代爵士舞，与此同时，《日落大道》（SunsetBoulevard）里的诺尔玛·德斯蒙德从主楼梯上走下来，与《倒扣的王牌》里残忍而野心勃勃的查克·塔特姆（chuckTatum）相会。而门外月光下，屈身躲在树上相思成病的萨布里纳（Sabrina），关注着整问房子里这些互不相同的人的一举一动，渴望着看上一眼戴维·拉腊比（DavidLarrabee）。

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但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场聚会的主人忍受不了那么多人向他鞠躬致意。比利·怀尔德，银幕故事的大师，并不喜欢接受太多的赞美。他生命的最近10年经常需要尽义务接受奖杯与赞许，但事实甚至更加具有怀尔德风格（Wilderesque）。那些几乎是同一群人的行业偶像们，与其授予他各种荣耀，还不如请伟大的怀尔德拍摄一部新电影。就身体状况而言，怀尔德现在活动要很谨慎，有时需要一根拐杖。但他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贝弗利山的办公室里，阅读文章、联系他在艺术界的朋友们，他始终与超负荷的、没有人物个性的可悲的当代电影保持着联系。

比利·怀尔德的作品是一个宝藏，里面充满了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和精彩的生命体。在他的创作真经中有从头笑到尾的喜剧、尖锐的人物刻画、社会讽刺、真实的悬念、辛酸的浪漫，等等，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哀伤与兴奋、冷嘲热讽与痛苦难耐，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具有相同的分量。伟大的恩斯特·刘别谦（ErnstLubitsch）教会了他导演之乐，但可能是他的记者经历给了他一种能力，使他能分辨出真相看起来什么样，听起来又是什么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多年之后，比利·怀尔德的作品与他同时代任何人的作品相比，都更多地作为对人类真相的描写而存在着。在1997年美国导演工会引荐获得DGA提名奖电影人的宴会上，在场的四位被提名者被问到了是谁点亮了他们创作上的灵光。所有人都认可一个名字：比利·怀尔德。

下面简要说一下他四海为家的丰富一生。怀尔德1906年6月22日出生于小城苏哈（Sucha），此地位于波兰境内，后又成为奥地利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叫萨缪尔（samuel），但他的母亲总是叫他比利（Billie），还称他的哥哥威廉（Wilhelm）为威利（willie），后者出生于1904年。几年后怀尔德一家移居到维也纳，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被后人刨根问底且过分夸大了，对这些事情，怀尔德自己在我们的谈话中都做了很好的解释。“大部分事情都是捏造的，”他现在说道，“在过去，他们就爱干这种事。”

不过在媒体的记载中有一件事是无可辩驳的，怀尔德的创作生涯是从他在维也纳接到报社记者的工作开始的。他熟练地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并很快有了喜欢对题目紧追不舍的名声。1926年6月，在爵士音乐家保罗·怀特曼（PaulWhiteman）的邀请下，怀尔德出差到了柏林，并在那里留了下来。从此他的记者工作——以及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与混乱。为了写一篇系列报道，怀尔德甚至去当陪人跳舞的舞男，并记录下了这段经历。他的想象力很快使他成了一名编剧，在蒸蒸日上的德国电影业中当一名枪手。很快怀尔德就成了署名编剧，他作品的水准也不断提高，而这时战争却日益逼近了。他逃到了巴黎，后来又到了美国，最终怀尔德在洛杉矶站稳了脚跟，并和其他欧洲难民结成群体，而这些人将会改变电影史。恩斯特·刘别谦在此之前就到达了，怀尔德很快就与他的偶像搭上了关系，在1938年与他合作了《蓝胡子的第八任妻子》（Bluebeard＇sEighthWife），一年之后又有了影响深远的《异国鸳鸯》（Ninotchka）。怀尔德在1942年首执导筒，拍摄了《大人与小孩》（TheMajorandtheMinor），本片由他与他第一位伟大的合作者查尔斯·布拉克特《2harlesBrackett）联合编剧。他最近的电影是1981年的《患难之交》（Buddy，Buddy），合作者是另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I·A·L·戴蒙德（I．A．L．Diamond）。

怀尔德那种善于发现人类的阴暗面，并用富于启发的幽默批判这个阴暗面的天赋很早就显现了出来。“我在家常常挨打。”他会就事论事地谈论这种事，性格中缺少自我怜悯。但是他童年的细节在其访谈里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这些年面对尖锐的问题时，怀尔德是超然而沉默寡言的，然后紧接着他就会抛出一个新的话题或者笑话来。

1928年，怀尔德的父亲在柏林去世，他是在去美国的路上在此作短暂停留看望比利。怀尔德的母亲死于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他用事业上的坚持不懈与无可比拟的才智与这一可怕的记忆斗争。怀尔德在好莱坞这个充满残酷商业竞争的世界电影之都蒸蒸日上，他拍摄影片，被那些还在默默耕耘的人们推崇为创作天才、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导演以及世界级的幽默作家。他的外在形象是趾高气昂的、难以侵入的。有许多年他被人评价为庸俗，而他后期的作品多年来也饱受抨击。这是每一位创新者在公众视野下都会遭受的一劫。今天，很少有电影人不想自己与他相提并论。他是一个固执的浪漫主义者与高雅的人。他的作品因为没有趋炎附势或对某些事过分慷慨激昂而流传至今。他在作品中没有滥用感情，于是他以艺术家的身份永生。作为自己作品的鉴赏人，他头脑冷静，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个冷酷的父亲。他已经赢得了每一个奖项，接受了每一次嘉许。而且他依然在世。其辉煌的一生被完美地创作并演绎出来，人们不禁要思索：也许年轻时的比利·怀尔德塑造的最伟大的人物，就是比利·怀尔德自己。

1995年，我有两部电影正在酝酿中，而且多年来我一直受到比利·怀尔德的作品的启发。就像许多积极进取的导演一样，我前往他办公室去朝圣。他对我的作品一无所知，我也没指望他知道。我带了一张《桃色公寓》的海报与一脑子的问题。我迫切地要求与他会面，这是由我的经纪人，创新艺人经纪公司（cIAA）的罗伯特·布克曼（RobertBookman）安排的，他是怀尔德一个不熟的熟人。我提前几分钟到达了他位于贝弗利山的办公室，它藏在布赖顿街（BrightonWay）的一家礼品店后面一栋没有明显特征的建筑里。里面没有一点声音。我透过邮件槽望进去，看到了一幅两间昏暗房间的景象，里面没有装饰纪念品，只有一些书和一张摆满文案的写字台。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沿着街区闲逛，消磨时光，用投币电话给他的电话答录机打电话。最终，就在我第二次决定离去，拿着钥匙向我的汽车走出第一步时，怀尔德从对面的小巷中出现了。他看上去就是典型的怀尔德的样子，一个矮小壮实的男人，穿着粗花呢外套，戴着便帽，直直冲我走来。我作为一个从没有朋友或亲密家属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以一种过分正式的方式谨慎地走向他。我介绍了自己。绝对没有火花——零度共鸣。他迅速礼貌地例行公事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寻找我手上的马尼拉纸信封。他以为我是邮递员。

我提到了我们上午11点的约会，怀尔德看上去很惊讶。他马上道歉。他说他完全不知道这次会面，并邀请我走上楼梯。“上来吧，我要记一下这件事。”

在我随他走上台阶时，他正在脑中查阅着本周的约会记录。没有，没有与卡梅伦·克罗（CameronCrowe）的会面计划。他打开办公室示意我进来。布告栏上钉着一张玛琳·黛德丽的照片。墙上挂着一组大卫·霍克尼（DavidHockney）拍摄的怀尔德与他的妻子奥德丽（Audrey）的拼贴照片。一幅爱因斯坦（Einstein）的肖像；一张框起来的怀尔德与黑泽明（AkiraKurosawa）以及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Fellini）合拍的照片。而在门上，有一句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的，由索尔·斯坦伯格（SaulSteinberg）设计的著名签字：“刘别谦会怎么做？”

我在他对面坐下后他先听了一阵电话留言。但里面却没有我的留言。他听着一个《洛杉矶时报》的作者打来的电话，对方用快节奏且不带色彩的语气解释说他对于一篇关于奥斯卡的文章有一个问题，而他截稿的最后期限就是现在。对方快速说了一遍自己的电话号码，怀尔德一开始试图记下来，但在记了3个数字后就放弃了，并放下了笔。“我不会给你回电话的。”他对着答录机说。他转向我。“我能为你做什么？”

怀尔德耐心地听着我对他作品的溢美之词。一开始心不在焉，后来有了一些活力，很快就兴高采烈起来了，他回答了我的大部分问题。说了一些即使不是，也听上去像是秘密的事情，然后用一个小时中的大部分时间讨论了他导演与选演员的技巧。怀尔德强调了选演员的重要性——举了加里·格兰特的例子，他错失了找他做演员的机会，这件事一直以来广为流传。他曾经希望他出演《龙凤配》（Sabr’ina）以及之后的《黄昏之恋》，但都没能如愿。最后，怀尔德拿起笔在我带来的海报上签了名。怀尔德像是老朋友一样看着那张海报。“《桃色公寓》，”他说，“好电影。”

“我最喜欢的电影。”我说。

“也是我最喜欢的。”他说道，好像这是刚刚下的最终决定。“我们有正确的演员。它起效了。”他干巴巴地停了一下。“我想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能写在你的海报上。”他签了名字和日期。当他和我走向房门时，我告诉他自己希望他在我的第3部影片《甜心先生》中出演一个小角色。他建议我快开拍时再联系他。他说他不是个演员。“只是个小角色，”我说，“但它很重要，是杰里·马奎尔（即甜心先生）的导师，原运动员经纪人迪基·福克斯。”

“小角色？”他说道：“那我绝对不会答应了！”

他走进了洗手问，它就在顺着大厅走下去的地方，当我离开时，他特别提到关于那个角色的事我应该再给他打电话。他站在洗手间的门前说，“卡梅伦，这是个好名字。在德国，人们只有两个名字。汉斯……还有赫尔穆特。午安。”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让步，它被风格化地表露了出来。他消失在厕所里。我离开了，身上绑着创造力的火箭。

之后几个月，我一直告诉朋友们我已经开始与比利·怀尔德讨论让他在我的电影里演一个角色的事。我甚至把它排在了拍摄计划的第一个镜头。怀尔德将会是我的幸运符。

但是只有一个问题——我找不到他。我给他的经纪人打电话，他回电话说怀尔德提过这件事，但他还没有听到怀尔德的决定。当拍摄日期渐进，我最终找到了他办公楼外的一个实习生。给他的任务是——一看到那位大师就给我打电话。

现在已经是1995年末，今天是汤姆－克鲁斯（TomCruise）、小库珀－古丁（CubaGoodingJr．）以及邦尼·亨特（Bonnie｝tunt）的第一天彩排日，他们现在都已经加入了《甜心先生》的拍摄。电话来了，怀尔德现在在办公室。我试着打了电话，铃声响了一下后他就接了。

“怀尔德先生，我是卡梅伦·克罗。我们之前讨论过您在我电影中演出的事情。”

“别烦我！”他咆哮着，“我是个老人。不是个演员，我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片子里。”伟大的比利·怀尔德接着挂了电话。

不久之后，我与汤姆·克鲁斯踏雨走在贝弗利山的路上。我们的任务是亲自拜访怀尔德。有电影里的明星撑腰，我们应该能够面对面达到目的。

怀尔德应了门，表达了对我们不期而至的惊愕之情。但他还是请我们进去了。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请求他，并与他讨论这部电影，他还是说不。（“我知道自己做得了什么做不了什么……我只会搞砸你的电影。不会有好结果的。找别人吧。我很尴尬，我现在很不自在。”）克鲁斯把身子往前倾，开始唱高调，解释说怀尔德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是说不。我提起了他说的自己对没法找到加里‘格兰特演出的失望，解释说我很不愿意放弃这一梦幻组合。怀尔德看着我——或更确切地说，正视着我。我觉得自己像个马屁精，一个满嘴屁话的家伙，但可悲的事实是，我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

他与克鲁斯谈论了《龙凤配》、《异国鸳鸯》以及《日落大道》，精确地分析了我们电影中的情节，最后他问了我一个私人问题。

“这是你的第一部电影？”

“第三部。”

“想过放弃吗？”

“想过，”我答道，完全诚实地面对这一私人问题。

他点点头。当然，我答错了，而且马上就知道了。看来我已经在导演新兵训练营一题就被踢出了门。或者也许这话是以一种文雅的形式冒犯了他。或者，嘿，这是比利·怀尔德啊，那一定是以上两种可能都是真的了。他冲我眨着眼睛，好像在说，“导演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哈姆雷特式的不坚定只应放在舞台上，上帝啊。”他再没正眼看过我。他不可动摇而又魅力十足，坚定，没有花言巧语……“坚定”是对这位绅士的最准确描述，这位之前不肯回我电话，现在毫不犹豫地用强大的气场对我与银幕上的杰里·马奎尔说不的人。最后我们起身离开了。

“很高兴见到你，也很高兴见到你，”他谦和而有威严地说。他的目光划过我停在了汤姆·克鲁斯身上，“特别是你。”

我和克鲁斯离开他的办公室进了车。我刚刚让这位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见识了一样他没怎么经历过的东西：失败。第一天的彩排我没打算有什么成果。我们默默开车回去，继续彩排，拍电影，每过几周就提一次怀尔德。他的回绝的力量在几个月后还是让人觉得耻辱，这成了克鲁斯和我之间的一个黑色笑话。有时我会重提一下会面中那个刺痛我心的幽默段子，那个怀尔德式的再见：“很高兴见到你，也很高兴见到你……尤其是你。”我们总是会大笑，痛苦地笑。

1997年2月，《甜心先生》已经上映几个月了。《滚右》（RollingStone）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叙述了这段关于怀尔德的插曲以及影片的拍摄情况。从比利·怀尔德与奥德丽·怀尔德的长期朋友卡伦·勒纳（KarenLernet。）的办公室发来了一封传真。勒纳第一次见到怀尔德夫妇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她是《新闻周刊》（Newsweek）的记者；她之后嫁给了艾伦·杰伊·勒纳（Alan．JayLerner）uj。勒纳这些年来与怀尔德夫妇的关系非常亲密。她是他们家定期到访并共进晚餐的客人，同时还是个怀尔德迷。她读了我在《滚石》上的文章。问我是否对做本书的想法感兴趣，一本比利．怀尔德的新的访谈录，和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Truffaut）的《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Hitchcock）差不多。当然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但是我给她打电话说了我的顾虑。怀尔德和我不怎么一见如故。我不想强推这个专题。英雄通常应该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把自己摆在书架上，放在文件里，保持一个能够继续做英雄的距离。我不想继续挫败。

但勒纳坚持，她对我说怀尔德也读了我的文章，并且很喜欢它。怀尔德已经提出要让我给他做一篇杂志专访——他最近没有做过多少访谈——勒纳建议我们试试看我们之间有没有化学反应。如果有，也许这篇访谈就能变成一本书。我将回到我们之前的灾难发生地，开始讨论两部怀尔德记忆尚存的电影——《双重赔偿》与《桃色公寓》。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受虐狂行为。我有一个新的剧本要着手。没有时间。最好的做法是把这个来自大师的邀请看成是一次不正常的变故、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纠缠、一个我应该放聪明点拒绝的事情。

当然我马上就开始计划与怀尔德的会面了。

“你看起来长高了，”他一打开办公室的门就说道，“你随着你的成功变大了。”怀尔德穿着西装、背带裤与流苏的平底便鞋。他示意我进入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同一个小房间。在问候了我几句之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了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奖，《甜心先生》获了5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特别是克鲁斯被提名最佳男主角，这对于喜剧电影和喜剧表演真的是一大恩惠。“而且我喜欢演我角色的那个家伙。”他加了句。

我笨拙地摆弄着录音机，测试麦克风，而怀尔德则像往常一样怡然自得。他那时已经90岁了，而我却已经在匆忙努力跟上他的速度了。但是，就像怀尔德自己最好的作品里那样，事情在第一幕一开始就会有一场纠结。我马上就会发现，在通向完成这本访谈录项目的道路上，散落着许多我的先行者的遗骸。

怀尔德不希望再有关于他的书出版了。他已经对其他写他的书不满意了——他觉得它们错误满篇，而且更糟的是还很无聊。最近的一次尝试是一个德国作家写了一本只用德语出版的书。他认为这本书美国读者不会感兴趣。之前的一次问答式尝试在许多年前就被否决了，只有少数记者曾经把他的声音变成文字——那是富含着中欧措辞、美国俚语和要人命的纯智慧的混合物。没有什么事情比一本正经的怀尔德本身更好笑的了，他很少因为自己的笑话笑，但是却用工匠式的喜悦之情满意地看着你大笑。可是，90岁高龄的他已经对“把我抬成偶像”没有兴趣了。他一再地强调，在他看来，我们这第一次访谈，就是把我们的关系结束在一份令人愉快而有益身心的记录上的尝试。“这是为你的杂志，”他说道，“这是为你的专栏。”

专栏？我根本没有专栏。

他手扶到桌子上，戴上一副新眼镜，然后用长而柔软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调整了一下面前装着Tic—Tacs牌糖果的透明小盒，一根手指忽然弯到了患有关节炎的一边。桌面上满是纸张——全世界的来信，电影节的邀请，电话号码——还有桌边那个电话答录机，旁边是那个当他在办公室时就亲自接的电话。

在我们访谈开始的前半小时，我经历了一场奇怪的似曾相识的经验。我已经读了之前所有关于怀尔德的书，看了他的许多访谈。但是这次谈话的气氛有一道美丽的弧线，在他阐述他一如既往的尖锐而有趣的观察时加上了一层生活气息。卡伦·勒纳在一边亲自观看我们的第一次访谈，这有效地缓和了气氛。我们的谈话是从很多趣事开始的，其中的一些很有名，但是我记者的背景向我大声耳语要我往下挖——搞到一篇怀尔德从没有真正给出过的访谈。这一下午真是典型的怀尔德式纠结。当我本应坐在家里写一部新的电影时，却在努力把怀尔德拉进一个他坚决不想参与的计划。我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坐在怀尔德对面，谈论着现代的一些最伟大的生命——生于比利－怀尔德心里与脑中的生命——并把我们的谈话看作是一条通向未来的痛苦链条。

在本世纪早期他的所有同代人中，只剩下比利·怀尔德还活跃地坚守在这里了。他的记忆清楚，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用记不清当作托词。他还在重塑、反思着他的电影，还在为错失的对话或者机会而伤心。这种表现是不同寻常的，却也是一睹那些事情的真相的机会。不管是谁，作为一名导演，在最好的状况下也会对60年来的琐事纠缠不清。而在写作这篇文章时，他已经将近92岁了，却依然是一个对电影与电影业满怀嘲讽的观察者——虽然他很少使用Film或Cinema这些词——他时刻关注着大部分的当代电影，经常与他的朋友理查德（Richard）与芭芭拉·科恩（BarbaraCohen）（理查德．科恩于1999年5月去世）一起在家中的放映室观看那些影片。“Pictures”一词是怀尔德为用胶片讲故事这一耗费其一生的职业选择的术语。在超媒体与全球化时代，怀尔德对自我的重要性的意识一点也没有减弱。

我看着他大声嚼着Tic—Tacs糖，礼貌地、有时小心地处理着我好几张纸的细节问题。我知道这不会容易。他不铺张感情。他不是总能明白我的俚语，而我在听他谈论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作时，有时会跟不上他在不同时间点跳来跳去的脚步。最后，他是一个舞者。他总是试图用著名的掌故遮掩什么，这些掌故多年来已经被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四个入迷的晚餐听众磨得透亮了。我的目标就是在听他火花四射地背诵自己最好的故事和最伟大的成功时，挖出隐藏在那之下的东西。有些问题可能已经被问了很多次；躲避它们对怀尔德来说太有趣了。一瞬之间，他就能看透你最渴望的那个问题。如果智慧是你最大的武器，干吗不常用？他就是这么做的。怀尔德自己就是他最伟大的人物。这样一个人物到底是怎样书写、怎样生活的呢？从90岁高龄的比利’怀尔德那里寻找答案可以变成一项全职工作。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卡梅伦·克罗

1998年5月26日

这是对怀尔德七十年电影生涯的第一次严肃考察……在这场考察中充满了隐晦与逃避……而正是这种猫鼠游戏使《对话比利·怀尔德》变得非常棒。——约翰·格雷戈里·邓恩（John Gregory Dunne），《纽约客》

《对话比利·怀尔德》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好莱坞人物描画之一，揭示了一个精明、淘气与苛刻的人，他和他搬上银幕的那些角色一样有趣。——爱德华·古特曼（Edward Guthmann），《旧金山晚报》

卡梅伦·克罗现在证明了怀尔德式触动的存在，他那些好电影中优雅的窘事在另一代人的心中已经变成一件件壮举。——安德鲁·欧哈根（Andrew O’Hagan），《纽约书评》

克罗捕捉到了这位大师独特的声音。每读一页都像是在抿一口香槟。——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时尚》

怀尔德（和克罗）带给我们的是私人谈话中流露出的简短的、不耐烦的……不自觉的喜剧天赋……《对话比利·怀尔德》的大部分篇幅都用在了关于他作品的令人着迷的细节讨论上，怀尔德把智慧的宝石调配到了一本充满启发性的编剧导演手册中。——萨拉·克尔（Sarah Kerr），《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