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了?为什么墨西哥湾漏油、世界经济衰退、恐怖主义、核扩散和教育失败等威胁突然看似难以阻止?某些问题人类是否无法解决?
《即将崩溃的文明》就是一本彻底思考如何根本解决世界问题的勇气之书。美国著名学者丽贝卡·D·科斯塔在书中勇敢地正视了世界正在面临的严重困境,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这是托马斯·弗里德曼、贾雷德·戴蒙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等思想领袖的思想传统中又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声音。《即将崩溃的文明》参照历史经验,运用社会学理论,引证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在人类解决自我困境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是什么力量,使繁荣一时的文明最终崩溃?
我们的社会。是否会被不断加速的复杂性淹没?
我们的文明,如何避免重蹈玛雅文明的覆辙?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发令人不安的世界。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到悬而未决的核武器问题,从日益严峻的资源紧缺,到教育失败的未来隐患,人类几乎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阻止这些问题的恶化。很多人开始怀疑,有些问题人类是否根本无法解决?现代文明是否将在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走到尽头?
美国社会生物学家、前沿学者丽贝卡·D·科斯塔在《即将崩溃的文明》一书中勇敢地探索了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如何应对社会可能崩溃的前景。她通过对玛雅、高棉和罗马帝国兴衰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在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往往满足于权宜之计,而不是寻找治本之道。这种“鸵鸟政策”代代相沿,浪费了问题解决的最佳时机。当全社会的问题恶化到无法解决时,文明的崩溃指日可待。
为了避免文明的崩溃,我们首先应该超越阻碍人类寻找治本之道的根本性因素一非理性反对、指责个人、假关联、筒仓式思维和极端经济学等五大超级文化基因。在审视传统思维习惯的同时,我们应该努力发展洞见式思维,在非理性的社会中寻求理性的解决方案。
这是托马斯·弗里德曼、贾雷德·戴蒙德、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等思想领袖的智识传统中又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声音。科斯塔参照历史经验,运用社会学理论,引证社会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人类怎样才能扭转社会衰落的趋势,为忙于个人生活的我们带来了关于世界的深沉提醒。
《即将崩溃的文明》由中信出版社发行。
2004年8月29日早晨,我有了一个重要发现。我之所以能记住那一天,是因为当天我驾车去看望刚出生的外甥——本。
我一边开着车往医院赶,一边用GPS系统确定方向和路线,同时将黑莓手机插进汽车点烟座充电,把iPod放到扩展插口上充电,将笔记本电脑插到另一个插座上,戴上耳机并系上安全带,还试图喝口咖啡。与此同时,我让一辆重达两吨的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路面上行驶。
这时我突然想到,生活已经变得太复杂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时距现在也并不遥远,我所有的家当只有一个活期存款和储蓄账户。但是今天,除了这些,我发现自己还要同时惦记定期存款、债券、共同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期权、个人退休账户(IRA)、养老金、社会保险、商品(例如原油),这些似乎都能影响到所有其他东西的价值。我有4张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每张都在积攒神秘积分、飞行里程奖励、免费租车服务、宾馆免费客房和全球范围内的折扣活动……多得我看不过来。而且我的信用卡公司现在也成了银行和旅行社,他们都想让我通过他们订电影票、订餐和开支票。
我们再来看看大的方面。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说法,中东地区有45个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想杀我,我在心情大好的日子里能说出其中3个组织的名称。当我运气好时,我想首先承认:我不知道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对于自己和国家是否是件好事,因为我没时间去仔细研究。事实上,我感觉自己已经没资格在大部分选举场合投票。虽然我担心全球气候变暖和堆积成山的政府债务对子孙后代的影响,但我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眼前的世界开始和我车里的景象一样乱糟糟了。
但是想想这些:从进化的角度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仅用几个星期就能开发出下一代手机,制订出新的法律,推出新的按揭形式。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从人类基因组到新型燃料电池再到外太空的星系——也在以非常快的节奏发展。但是我们的大脑——必须处理所有这些新信息的器官——却历经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历程才达到目前水平。所以,虽然世界瞬息万变,但我的大脑却疲于应对。
如果大脑跟不上外部世界的发展速度该怎么办?世界的复杂性会超出人类大脑的生理功能吗?
新英格兰复杂系统研究所(New England Complex Systems:Institute)所长、哈佛大学教授扬尼尔·巴哈彦(Yaneer Bar-Yam)在其著作《解困之道》(MakingThings Work)中,解释了复杂性构成威胁的原因:“根据经验法则,机体的复杂性必须与环境的复杂性完全匹配,如此才能增加生存的可能性。”然后他描述了我们胜算概率很小的原因:“什么是环境的复杂性?即是要求人类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成功。如果大量可能性是错的,只有少数是对的,我们必须选择正确的才能成功。”
错误的可能性远远超出正确的,此话出自哈佛大学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物理学家,这听起来有些不祥。
但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是:难道不断升级的复杂性仅仅是当代的现象吗?生活在先进的玛雅、罗马、高棉和其他文明社会的人们,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也产生过同样的不和谐关系?
就算他们遭遇了,那又怎么样?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文明的崩溃必然与之相关。
或者有关?
繁荣了3000年的文明
在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900年之间,玛雅文明高度发达,玛雅帝国版图辽阔,横跨现在的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伯利兹一带。考古学家推测,帝国的总人口最终超过1500万,人口密度相当于今天的洛杉矶。
想象一个如此庞大、繁荣的社会,地处人类已知的环境最恶劣的中心地带,没有我们今天所依赖的任何技术或现代化设施:没有电,没有卡车,没有电话,也没有警察,在这么广阔的土地上如何维持几百万人的生活秩序?如何分发食品?又该如何管理垃圾、污水和教育?
很多人知道,玛雅人的制陶术、纺织术、建筑水平和农耕技术都是一流的,而且即使用现代的标准衡量,玛雅文明所达到的惊人高度也代表了人类发展史上一次难以理解的飞跃。尽管恶劣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挑战,但玛雅人发明出一套精密的圆柱形日历系统、记录天气类型的天文图、有史以来最先进的表达复杂看法的书写语言,以及包括“0”这个革命性概念的数学运算。他们还建造了包括水库、运河、大坝和防洪堤在内的巨大的水利工程。几乎在所有方面,玛雅人都进步神速,他们在技术、组织和艺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
然而,在大约1000年前,在公元’750~850年间的某个时候,玛雅人突然消失了。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玛雅社会彻底崩溃。
这是为什么?
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玛雅文明因为严重的干旱而“暴毙”。
杰拉尔德·豪格(Geraid Haug)教授是这个观点最坚定的拥护者。取自卡里亚科盆地的核心样本表明,3次长期干旱的时间正好和玛雅人放弃城市的时间一致。他说:“这些数据表明,降雨量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持续减少,给当地资源带来巨大压力,而突然的旱情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这一地区的危机。”P3-5
一个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坐在 E·O·威尔逊( E. O. Wilson)位于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后面的办公室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把显而易见的东西说出来,是很危险的。”
这个警告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自然主义者、美国境内唯一因个人观点而遭到人身攻击的科学家嘴里说出来,令人不寒而栗。
威尔逊预言了我将面临的问题:由于我使用“进化”和“生物障碍”等词语来解释为什么政府领导人和专家会陷入僵局,我的言论必将受到监视、批评、非理性的反对以及贬低。
但是我们已经无力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要留给后代的这个世界,较之先辈交给我们的时候,糟糕了许多,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我们还不能确定地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所以,威尔逊以其魅力十足的南部口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一直怀疑的东西:一旦我们发现了造成僵局的原因,它将是非常直观、显而易见的。
真理总是这样。
其实,在 2006年之前,我根本没有写《即将崩溃的文明》这本书的打算。
它的最终成型源于六件事的共同作用,而这六件事的发生时间跨越了150年:
第一件事是查尔斯 ·达尔文《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发表。
达尔文揭示了所有生命形式 —包括人类在内 —的缓慢、持续的进化步伐,通过适应环境来提高生存机会。时至今日,他的发现依然是支配地球生命的最重要的科学原理。
然后在 1953年,詹姆斯 ·沃森( 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 ·克里克(Frances Crick)发现了 DNA双螺旋结构。他们一起破解了达尔文理论成立的机制,第一次使人们能够追溯所有生物体的生物成因。一夜之间,进化论从一个广泛接受的理论发展成了可以证明的事实。
到 1975年 E·O·威尔逊备受争议的著作《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发表时,我已经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读大三了。按照威尔逊的观点,基因遗传无论在我们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中都起着很大作用。人类生来并非“白板”。我们生来就具有为了保证物种生存所需的倾向和本能。自然选择很容易解释人类侵略行为、利他主义、囤积癖、竞争甚至择偶行为。
一年后,理查德 ·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发表的著作《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则犀利地道出基因为生存而厮杀的真相。按照道金斯的观点,与其说是物种本身努力想生存,不如说是个体基因的力量。基因自私地希望和需要永存不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支配人类行为以保证绵延不息,甚至不惜破坏集体利益。 威尔逊和道金斯的发现颠覆了我曾经接受的大学教育。我热爱生物学,且热衷于从事一种人道主义事业,于是我跟学校软磨硬泡了好几个月,想把学位从社会学改成“社会生物学”。但是大学的回应是“无论两本书的历史意义有多大,也不能成为开设一个新学位的理由”。所以,在 1977年,我和另外几个学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综合社会科学”学科授予的第一个理学学士学位。
获得这个空洞的胜利之后,我回到家乡,在那里,第五件事情发生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日益复杂,困境不断加剧。
1977年,我家住在加州北部,四周是杏树园、李树园、未受污染的溪流,以及干草覆盖、生长着百年老橡树的山峦。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片乡野美景很
快会成为新技术时代的牺牲品。但是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我到圣克拉拉(Santa Clara)时,“硅谷”已经在发展中了。
我就职的第一家公司是 Calma Corporation,它由一群科学家组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说服绘图员和工程师不必再手工画图。公司称自己的技术为计算机辅助设计( Computer-Aided Design,CAD)。CAD通过利用计算机工作站创造三维模型进行图纸设计,比起容易出错的手工绘图方式,它能够更经济、更安全、更高效地进行设计。
我的工作是将难懂的技术数据译成普通人能看懂的语言。那时我常常和来自斯坦福、伯克利和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工作到深夜,努力理解他们的研究,以便提炼出若干通俗明快的要点。对我来说,这是一份理想的工作:不知不觉间,社会生物学已经让我能够扮演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一座桥梁。毕竟,人类需要先理解技术,然后才能接受技术。
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发展,与半导体和个人电脑进入主流商业市场一样快。仅仅 5年,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从安全带生产商到核电站建造公司,都开始用电脑进行产品设计。这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历史性转变。
其后,通用电气收购了 Calma。Calma一下子发现自己掌握着通向杰克 ·韦尔奇所描绘的“未来工厂”的钥匙。我们的新任务是帮助通用电气从一个疲惫
的制造业巨头成功转型为 20世纪高科技领头羊。我欣喜若狂地向韦尔奇手下的高级经理 —一般称为五人小组 —作报告,是他们教会我战略性、系统性地思考—在看似彼此不相干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共通的模式。
当时已是 20世纪 80年代,硅谷高速发展,景象一派繁荣。电脑硬件和软件时刻都在更新,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也呼之欲出。风险资本家更是推波助澜,新兴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于有猎头在不断寻找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我禁不住他们的频繁造访,不久就离开通用去了一家小公司,这家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光学存储设备。后来我又去了另一家研发电脑联网的公司。到我创建自己的公司,并开始和苹果电脑、惠普、甲骨文、 Borland、3M、阿姆德尔(
Amdahl)和赛贝尔系统( Seibel Systems)合作时,新奇和复杂渐渐成了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新技术被采用的速度越来越快,没有人停下来问这种爆炸般的变化能否持续。
第六件事发生在几十年后,那是在 2006年,神经系统科学家迈克尔 ·梅泽尼奇( Michael Merzenich)博士、约翰 ·康涅斯( John Kounios)博士和马
克 ·荣比曼( Mark Jung-Beeman)博士发表了他们关于人脑如何应对高度复杂问题的划时代的研究。他们关于哪些条件能够培养更高认知功能的调查研究,对于理解人类怎样适应加速变化和复杂性非常关键。
所有这些发现 —进化论、遗传学、社会生物学、模因论、神经科学和在硅谷漩涡中的工作经历—共同昭示了文明盛衰的生物学原因。今天,威胁人类生
存的问题再清楚不过:全球经济衰退,大流行病毒、恐怖主义、犯罪频发、过度捕捞、气候异常,地球资源迅速枯竭,核扩散和教育失败。这些问题乍看上去令人恐惧,但幸运的是,现代文明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文明都更有能力避免灭亡模式的卷土重来。
这本书的名字也叫“守夜人的絮语”(The Watchman’s Rattle),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我写作这本书的呢?
古时候,普通老百姓自愿做守夜人来保护自己住地的安全。他们在住地附近、灯塔和重要机构里巡逻 —寻找危险的蛛丝马迹。不过让人吃惊的是,这些
古时候的守夜人从不带武器。他们随身带着木制更鼓,这种更鼓能够发出巨大的咔哒咔哒声,一旦发现险情,他们可以召唤大家来帮忙。守夜人的更鼓声是一个警报—呼唤人们从睡梦中醒来,迅速联合起来对抗危险。本书就像夜深人静时分守夜人的更鼓发出的声音—一个求援的召唤。通过依靠目前已知的大众化教育中最强大的武器—人类大脑—来改变人类的进程。
丽贝卡 ·D·科斯塔( Rebecca D. Costa)
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大苏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