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元年（821）、二年（822），唐廷与河北三镇又起龃龉。此事的引爆，先是幽镇军械系幽帅张弘靖，继而杀害张帅随从；然后成德镇军在大将王廷凑领导之下，杀害镇帅田弘正及其家人和侍卫亲军；至于魏博镇军则在史宪诚怂恿之下不服镇帅田布指挥，逼得田布自杀。唐廷派军进入河北，却徒耗兵费而一事无成。唐廷只得征天下各道军入援河北战场。徐州府同样获廷寄的征召令。徐府帅崔群难过的是自己是文臣无法率军出击，但对唐廷调沂州刺史王智兴为徐泗副帅并率全军出击一事，他上疏唐廷力争，反对王智兴领军。唐廷不予理会，王智兴顺利驰返徐州，并在准备停当后率军进入河北战场。
王智兴进入河北战场，看到各路唐军全无斗志，而且伤亡情况严重。不久，朝廷颁发罢战令，各道援军松了一口气，纷纷回防本镇。王智兴在此灵机一动，下令全军速返彭城。这点正中徐军下怀。
从河北返回彭城路上的徐军步伐是轻快的，而且归心似箭。朝廷发动对河北讨伐令结局悲惨，这对国家威望的重创无可估计。这个情势几天来一直萦绕在王智兴脑际。
直扑彭城的徐军还在路上呢，坐镇彭城的崔群坐立不安。这一天，活像踏青归来的徐军已安抵彭城郊外，崔群派人慰劳，并要求解除武装入城。王智兴不服命令，率军直进。城内都是远征军的父兄，开门让徐军入城。王智兴一进城第一个动作是先杀掉十几位反对他的将领，这才率兵进入府衙晋见崔群及其幕僚。
王智兴一入厅堂，二话不说便拜伏于地，说：“军众情绪高昂，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王智兴话语至此，不等崔群等人有所反应，便教来人替崔群等人打包行李、整治车马。其实，行李和车马早一步都备办好了。王智兴才教来人如何如何，底下应诺百应，都说办妥。王智兴跟崔群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要他一路顺风之类的应酬话。
崔群及其幕僚，还有一些从人在徐军护卫下出城南下，直到蛹桥镇，护送徐军的队长表示只能送到这里，便调头走了。到这一地步，崔群等几十颗忐忑不安的心才不再跳个不停。
以上是发生在长庆二年（822）阴历三月的事。
“长庆二年（822）二月，我率军抵河北，彭城传来消息说，崔帅要撤换我。”王智兴冷哼地一声说。
“我当然起疑了，我把这个消息告知全军弟兄，弟兄都为我的事愤愤不平。”
三位掌书记表情如常，但心里却别有他想。王智兴操弄部兵的本事，以及巧妙利用朝廷在河北惨败的情势，在在令他们叹服不已。当听到王智兴进彭城所使的霹雳手段这一节故事，更是赞声连连。
紧接着，盐铁支院库藏的钱帛，汴河中各道进奉长安的官船内宝物满载，以及南北往来的商旅在通过徐境各关津的税，都成了王智兴注目的焦点。
“我派人将盐铁支院藏金、汴河中各道官船所藏物，以及各关津收费站所得，全数运来彭城妥善藏好。通关的税率，我把它调升为三分取二。”
十天后，徐州和宿州地界全控在王智兴手中。王智兴才转移目光到濠州城。王智兴拨出一队两千人的轻骑兵急袭濠州。该城刺史弃城出逃，如此便兵不血刃获得濠州城。
这时朝廷的执政团队小有调整，将王播调往淮南接替杜佑，裴度则入主中枢。就在濠州沦陷消息传抵京师之后，执政团队认为才罢兵河北，没有把握与徐方开战。最后执政团队决定发布王智兴接掌徐府的人事命令。
——对于这样的结果，王智兴和徐军可能认为行险侥幸而得逞。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然而，结果是令唐廷忍痛咽下这个难堪，其中有何历史意义？这教王智兴如何回答？因此，还得劳动笔者露脸解说一番。
——王智兴的夺权成功简直是二十二年前张愔的翻版。所不同地，这次唐廷几乎连反手出击的机会都没有。王智兴此番兵变又缔造了一次徐军自行选帅的纪录。徐军每自行选帅成功一次形同对中央集权制的打击。而且，随着所选之帅久任其事，会进一步侵蚀皇权统治徐土的基础。徐军自行选帅、自行管理徐土，这在本书叫做徐州自治。自治是我称呼皇权不及的地方、而任凭地方自理的政治模式，当年的王智兴及徐军当然不识“自治”的理念为何物。他们对于自己管理徐土的政治模式这在后代是有个名堂的东西，不过，在徐军人士看来有机会不让朝廷派员统领徐土，他们是不会放过的，虽然这样做隐藏了风险：失败的话，会被治罪并连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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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于7世纪初的大唐帝国，在东亚称雄了百年之后，一场严峻的内战（755—763）使她元气大伤。帝国就像得了突发性心肌炎，尽管没有死，但也去掉半条命。众所周知，心肌炎高达50％死亡率，在治愈的病患中仍有相当比率的人需要锯断双腿才得以残存。那是因为在抢救过程里，倘若时间拖长，两腿的组织得不到血气的供给以致坏死的缘故。内战后的帝国如同断了两腿的老人，只能坐在轮椅上管理丧失河北地区的残破国家。从此以后，帝国在治国能力上与时俱降。易言之，她在征税、组织运作，以及管理等方面，逐步走下坡。
帝国如此苟延残喘了又一百年，到了9世纪60年代，一系列地区局部性叛乱发生于经济菁华区的江淮一带，诸如宣城的康全泰之乱、浙东的裘甫之乱，以及徐宿道的庞勋之乱等，一次比一次大而且久。帝国接二连三展开骇客入侵式的屠灭计划，幸运地都能大功告成。然而，接下来70年代到80年代一场跨区型的流窜性叛乱，即王仙芝和黄巢、秦宗权的接力叛乱，就不是只能针对局部性定着点的叛乱所设计的骇客计划所应付得了的。
唐亡后的易代史官将帝国的溃亡归诸前述三大局部性的叛乱，特别是“庞勋之乱”，而说：“祸基于桂林（戍卒）。”这是说帝国溃亡与内部控管出了问题相关。帝国西南边陲的藓芥之患所引起的蝴蝶效应竟然在帝国心脏区产生致命的一击！事实上，江淮一带三个地区性叛乱只是社会冲突和国家势弱汇聚而导致。西方历史社会学家埃森斯塔（S.N.Eisenstadt）主张帝国的崩颓源于内部问题的激化，而外患往往只不过是使原先存在的问题愈加暴露而更严重罢了。这也就是古中国哲人荀子所说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道理。本书的焦点指向发生于868年至869年的徐州叛乱。乱后这场叛乱分子的余孽依旧在借机生事，可见对唐廷的怨恨并不因受到镇压而屈服，乃至化解于无形；相反地，他们在伺机反扑。若干年后，濮州王仙芝起事，869年历劫余生的叛乱分子相继投入新的叛乱洪流中去。屡屡以惨绝人寰的骇客计划去屠灭叛乱分子的唐廷，这次可是在这场叛乱洪流中灭顶。当年徐州的起事者和镇压者的唐廷只是先死和后死的区别罢了。归根究底，是两败俱伤，兼且玉石俱焚。
中晚唐徐州一带居民追求自治的政治历程中，可以868年作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只是徐军的军官团热衷此事。到了这一年，无论是军队，或是一般平民都参与有份，而且还不惜挺身一战呢。徐州自治的追求，从不过是军中军官团在主道其事，一跃而为军、民共同参与的格局。这之中的变化不可谓不大。本书旨在揭发徐州自治运动的结构因素。亦即在追索军民向唐廷抗争、一起哗变行动背后的缘由。其中关键性缘由是比较政治学效应让淮北居民强烈区别中央集权统治劣于地方自治统治，这主要是居民感受到赋役负担沉重致令权益受损，遂驱使居民奋力抗争。这是政治层面。此外，集体行动背后还牵涉到经济、社会层面中事。亦即从8世纪末到9世纪60年代，淮北地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导致趋于势弱的国家（state）难以应付社会部门活跃的力量。此外，徐军作为争取自治的抗争主体，它如何进行抗争，以及从原本纯是军队事务，演变成足资吸引军队外部各种社会力量，它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政治／社会过程，正是本书另一要旨。
一个社会何以会有叛乱？乃是古往今来的普世问题，自来就引起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关注，而且有好几种中型理论的提出以为解答。本书并不想作理论性的分疏，而是以历史叙事的方式将本次历经百余年的淮北抗争运动尽可能如实呈现。这才不失史家本色。
公元8、9世纪的大唐帝国，内有藩镇跋扈，外有吐蕃、南诏边患。为处理南诏边患，唐廷调动了三千名徐州军至安南服役三年。但三年的约期没有兑现，归乡之路遥遥无期。其中戍守桂林的800位军士的家眷获知消息后，请人代写家书，让前线的丈夫回家。这八百封信遂促成了士兵杀掉队长、敌前逃亡、私自返乡的大规模行动。他们回到徐州后，与城内军眷里应外合，最后攻陷徐州，并叛乱年余，帝国几乎束手无策。往前追溯，徐州和唐廷过去百余年来都有深层的不稳定关系，包括政治、社会、经济、财税四大问题，在这百余年中有四十年成功夺取自治权，七十年不断抗争而驱逐和杀害朝廷节度史七次。最后唐帝国要耗费二十几万的大军才能平服这次叛乱。
《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一书即为叙述并剖析这个故事的始末。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主要讲不同的治理模式给予淮北居民优劣感受，是激起对抗的内在动因，外篇着重讲对抗行动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作用。
《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由卢建荣编著。
《咆哮彭城（唐代淮上军民抗争史763-899）》是台湾地区著名的法制史学者卢建荣先生广受赞誉的一部作品。全书以类似《万历十五年》的故事讲述方式回顾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在徐州发生的一起叛乱事件，作者以小说的方式还原了历史事件的细节和过程后，再从法制史的角度解剖了唐代末期在中央集权势弱与地方势力兴起、自治需求提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意图对“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何会出现叛乱”做出解释。全书史实精细、叙述流畅、发论幽微，是一本具有很强阅读价值的法制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