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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销书《亚洲教父》作者最新力作！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精)》作者乔·史塔威尔全面分析亚洲国家经济成败原因，预测未来发展道路！

为什么中国模式能够成功，而其他国家却失败了？

为什么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颇为富裕，而东南部的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较为贫穷？

未来10年，哪些亚洲国家会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未来10年，人口结构将成为中国发展的最严峻挑战？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开始相信，东亚经济将会迸发奇迹。日本会主导世界经济，中国也将紧随日本。亚洲国家开始被冠以“虎龙”之名，不仅这些亚洲国家被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整个东亚也被视为一个文化和经济共通的统一体，且这个统一体的上升势头不可阻挡。

作为在东亚地区做过20年报道的资深记者，《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精)》作者乔·史塔威尔深入研究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他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发生在亚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情况，揭穿了西方世界对东亚的迷思和误解，同时他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能够在短时间内极速爆发，而令一些国家则渐失活力。

《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精)》作者深度分析了以下三方面：土地政策、制造业和金融业。土地改革对亚洲经济体的成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土地改革启动了亚洲经济的发展步伐，解放了一大批劳动力，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他认为，只有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发展是不够的，国家需要“出口指导原则”，政府需要以此向企业施压，促使它们实现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金融领域，有效的管理能够促进并支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模式也是本书讨论的重点。作者指出，中国重工业领域的大型企业已经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消费品行业仍有差距。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趋于恶化，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前言

第一部分 农业：土地政策到底有多重要？

 案例1：从东京到新潟

 案例2：西内格罗省

第二部分 制造业：历史学家的胜利

 案例3 从首尔到浦项和蔚山

 案例4 走遍马来西亚各地

第三部分 金融业：金融管制的意义

 案例5 雅加达

第四部分：中国何去何从？

后记：学会撒谎

在东亚经济体成功地转向小规模家庭农业模式之后的10～15年间，农业总产出纷纷提高了50％(日本)到75％(中国台湾)。传统上来讲，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农业产出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导致这个经济体内的储蓄随之增加，而政府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为工业投资提供资助了。

然而，农作物产出大幅增加还意味着农村消费也会随之增加，这种情况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也会大幅增加，从而为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亚地区，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到“二战，，后的韩国，再到当代的中国大陆，很多知名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都根据农村市场的迫切需求及时调整了自己的产品，从而赚到了上百万美元。立足于农村地区的企业与农村人口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能够从农村市场上学到很多营销经验。比如，日本的这类企业就包括丰田、日产以及本田等。在“二战”结束之后，丰田和日产为了满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利用小型载重汽车底盘制造了适合在土路上行驶的汽车，而本田公司为了解决农村市场的需求，则利用50 cc的引擎把自行车转变成了摩托车。最近，在中国大陆，很多企业立足农村市场的需求，大力开发可以安装在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或者利用现有的通信基础设施生产廉价手机，从而获得了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桶金，企业的规模也逐渐扩大。

农业产出最大化的第三个好处就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刚开始谋求经济发展的国家肯定面临着外汇不足的问题，而如果本国农业不够发达，无法实现本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然会被迫拿出一大笔外汇储备去进口粮食，从而导致本已不足的外汇储备更加捉襟见肘，那么这个国家引进技术与设备(通常是制造机械)的能力也就进一步削弱了，而这些机器对于实现发展、学习先进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比如，“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开始大力推行工业化战略，但最终来看，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基础薄弱，一味注重增加制造业领域的出口，而忽略了提高农业产出，结果，随着本国居民收入增加以及随着肉类、粮食等消费量的提高，这些国家要么开始削减制造业的出口，要么开始努力增加农产品的进口。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的结果都是导致工业出口创造的外汇一点点地流失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遭遇严重创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学家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所说的“城市偏向政策”，或者说管理贫穷国家的城市精英往往忽略农民的价值。’所谓“城市偏向政策”，准确地讲，指的是政府在投资取向、财政分配、价格制定、土地利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制定上均有利于城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不合理地向城市倾斜，这种政策最终会极大地影响城市化进程。总而言之，拉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今天，东南亚很多国家也都因为采取了城市偏向政策而损害了本国发展，结果重蹈了拉美国家的覆辙。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还不利于实现全面发展。

最后，家庭农场还承担着社会福利的部分作用，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贫穷国家无法为本国人民提供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福利。在经济衰退时期，很多到城市工厂打工的农民很可能失去工作，而此时如果他们有一个家庭农场，能回乡务农，则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中国台湾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据估计大约有20万名工厂工人回乡务农。近年来，中国大陆凡是出现经济萎靡的情况，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土地改革比较成功的亚洲国家里，往往能够避免城市地区出现大批贫民区或棚户区，而那些实行大规模农场模式的国家，从18世纪的英国到当代的菲律宾，也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东北亚国家从一开始就注重农业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起跑线上就占据了优势。但只有当它们成功地实现了农业产出最大化之后，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推动力。政府实行了均田制的土地改革之后，每个农民家庭都拥有一块儿土地，这样就为农民创造了一种几近完美的竞争环境，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有多个竞争主体，没有准入障碍，信息可以自由获取，这是经济学家们梦寐以求的，非常类似于经济学教科书里假设的那种完美的竞争坏境。

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一块儿土地，也就拥有了资本，同时也可以自由地接触到技术、信贷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能够在一个非常平等的基础上同其邻居展开竞争。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实行的土地改革，美国政府是支持的，1旦在20世纪50年代遭到国内很多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美国不应该支持这些经济体的改革，认为这是在变相支持它们搞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这种改革意味着东北亚地区将建立起发展中经济体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仅仅通过这场改革，就解决了地主阶层一出生就拥有大量土地的问题，让贫穷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以及资本，每个人都获得了平等竞争的机会。

克劳斯．丹宁格(Klaus Deininger)是世界上研究土地政策与发展的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曾经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搜集数据，研究贫穷国家的土地分配政策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影响。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土地调查数据计算出，只有一个大国在没有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况下长期保持了不低于2·5％的经济增长率，这个国家就是巴西。当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袭来的时候，巴西之所以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注重提高农业产出没有农业基础做支撑的经济增长是虚幻的增长。克劳斯·丹宁格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土地分配不公导致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位徘徊；低增长减少的是穷人的财富’而不是富人的财富。

P8-10

我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起始年份是1980年)，另一个是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起始年份为1960年)，如果未做特殊说明，则出自其中一个数据库。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引用的数据没有逐一给出注释，我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减少注释的数量。

世界银行改变了一些术语的说法，现在把“国民生产总值”(GNP)改称为“国民总收入”(GNI)。虽然一些读者可能习惯于原来的术语，但本书中还是采用了“国民总收入”这个说法。根据世界银行介绍，这两个术语在统计方法上没有差异，但读者应该注意到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前者指一个国家所有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既包括国民在境内获得的收入，也包括在境外获得的收入，而国内生产总值仅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只包括国民在国内经济中的收入。

虽然我努力控制注释的数量，但还是加了很多注，它们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对某一点进行解释，或表明我说的话有真实来源。我不期待，也不打算让读者们阅读所有注释。如果你觉得某一点特别重要或者存在争议，最好读一读相关的注释。我希望在另外一个独立的附录中，为那些感兴趣的读者发布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佐证我的观点，这项工作的进展将会以报告的形式发布在网站上，网址是www．howasiaworks．com。

如果没有另做说明，本书涉及的汇率都是采用当时或当年的汇率。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为满足中国相关的出版规定，本书中译本的部分段落有所删改。但是，就本书而言，相关的删改并不多，也没有显著影响本书的主旨。

1．参考罗纳德·哈利·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所写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Production)一文，载于1992年9月的《美国经济评论》第173页。该文实际上也是他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获奖演说。

2．意大利在1950年推出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计划，对农田灌溉、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拓展领域投入了巨资。此外，意大利还大力发展出IZI导向型的制造业和金融体系。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意大利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快，从1950年到1963年，平均每年增长5．8％，从1963年到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5．O％。关于意大利和日本两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相似之处，参考理查德·J·塞缪尔斯(Richard J．Samuels)所著的《马基雅维利的后代：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人及其遗产》(Machiavelli's Children：Leaders and TheirLegacies in Italy andJapan)，该书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

3．黑监狱是独立于正规司法体系以外的拘留中心。官方否认黑监狱的存在，但人们知道很多这样的场所，不仅知道其名字，还知道地点。

4．这里的5亿人口涵盖了越南在内的5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