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朱德和孙中山
1922年，由于陈炯明叛变，回师的北伐军(第一次北伐)为陈逆所阻。陆路援绝，孤立作战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决定离粤赴沪。
这时，朱德在险遭唐继尧毒手之后逃离了云南，正在清醒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决定寻找新的出路，决心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时，他怀着深厚的感情第一次去会见孙中山先生。这也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一次会面。
那时的孙中山先生虽已56岁，在革命运动中劳碌奔波了37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他虽然屡遭挫败，但对未来仍然极为乐观，正在筹划如何夺取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想借助于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朱德重回滇军(朱在滇军中当过旅长)，进行整编。然而朱德没有同意。
孙中山先生仔细地听朱德讲他拒绝这种做法的原因。朱德谈到，他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人采取与这个军阀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掉了信心。他说，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朱德承认他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耗去了宝贵的11年。他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当中有掌握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他还告诉孙中山先生，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近几年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而还未知道)的事情。
孙中山先生听后说，他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他又问朱德：“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朱德回答说：“我没有在美国念书和在美国久住的款项。我愿意到欧洲，还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中山先生同意朱德的意见，还谈到自己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不过那时朱德还不知道新的政策是什么。事实上是直到两年后的1924年，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在酝酿过程中，孙中山先生会见了李大钊和林伯渠，随后又进行多次会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以后，李大钊和林伯渠又介绍苏联特使越飞来访，商讨国民党应以俄为师，苏联帮助中国革命以及打倒军阀等问题。终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
(徐允明)
朱、毛不可分
——朱德和毛泽东
1976年6月底，北京医院一问病房里，洁净、素雅，窗台上一盆夏兰，吐露出翠绿的叶片。
病榻上有一位老人正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就是90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几天前，他因患感冒刚住进医院，多种并发症使他的病情日趋加重。
这时，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里，身穿白色大褂的医生们也正里里外外忙碌着。毛泽东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房间外的高级领导人的心揪得紧紧的，焦急地等待着……
当重病缠身的朱德获知毛泽东的病情后，焦虑万分，他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毛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着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无情的死神在向两位耄耋之年的领袖袭来。他们留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历史的镜头拉回到48年前的江西井冈山。
1928年4月间，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着各自的部队会合到井冈山下。他们那两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显得那么热烈，那么深情。就在朱德和毛泽东会面后不久，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宣告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在湘江赣水，在华夏大地上，流传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它就是“朱毛红军”。30年后，朱德重返井冈故地，面对那十分熟悉的一景一物，不禁触景生情，欣然挥笔，赋诗一首：
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
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
朱德和毛泽东的会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七溪岭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进剿”和三次“会剿”。在指挥作战中，逐渐总结出了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产生，不仅出自擅长理论概括的毛泽东之手，而且得之于具有长期戎马经验的朱德，同时，还汲取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因此，可以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朱德和毛泽东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对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山乡生活的熏陶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处于封闭状态中的山村，步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却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质朴、爽直和勤奋的秉性。但不同的家庭环境对他们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形成了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朱德生长在一个十多口人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祖母掌管着全家的开支、生计，家务均由母亲和她的妯娌们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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