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皇帝制度已经成为尘封的历史,然而,皇帝思想、皇帝作风依旧盛行不衰,人们依然痴迷于重权高位,陶醉于特权享受……千年帝制的流毒已经深深地浸入了太多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史实为据,不断拷问:皇帝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史式教授在90高龄之际,集其一生史学研究成果,揭开皇权公与私的神秘面纱,深度解析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的特殊角色,展现了在巨大权力诱惑之下人的贪婪和无耻,揭露了在毫无监督与制衡体系之下的无限皇权,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的束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无尽灾难。
从秦始皇开始,历代皇帝都乐于把自己吹成介乎人神之间的怪物,神圣无比,权力无边。你说他是人吧,他又扬言受命于天,自称天子,好像是从天上派下来的;你说他是神吧,他又明明是父母所生,饮食男女,皆同常人,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做了皇帝就突然有了什么法力。看来,皇帝之所以异于常人,就在他手中掌握了无限的皇权,如此而已。
尽管皇帝制度十分荒唐,十分无理,但它在中华大地上盘踞日久,已经成为大家头脑中难于清除的千年病毒。天下一乱,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做起“皇帝梦”来。有识之士做“皇帝梦”,是希望夺得大权施展抱负,救国救民;亡命之徒做“皇帝梦”,是希望获取私利、子女玉帛,荣华富贵。因此这个“皇帝梦”就为雅俗所共赏。更有些伪君子,野心家,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嘴里说的是功名事业,心里想的是子女玉帛,流风所及,做“皇帝梦”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皇帝之名是没有了,但是皇帝之实──皇帝思想、皇帝作风──却长期徘徊在这一片古老的大地上,威胁着我们的心灵。
《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作者史式,字执中,著名史学家。以倡议海峡两岸历史学者合作重写中华古史而闻名。他的文章是一种“三合一”的独特文体:一曰历史论文的内容,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绝不“戏说”或“漫谈”;二曰历史散文的形式,为便于表达内容,形式不拘一格,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三曰历史杂文的语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尖锐泼辣与妙趣横生兼而有之。七十年来,他已问世的有关史学与语言学的著作已近百种,各类史学文章数百篇,总数估计不下两千万言。
《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书出版于2012年2月,首先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再由作者直接授权本社在大陆出版。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也许会产生怀疑,觉得我考虑欠周,或者是出了笔误。因为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秦始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人说他英明、伟大,统一了全国,成为“千古一帝”,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皇帝的鼻祖;有人说他专制、暴虐,严刑峻法,焚书坑儒,一生做尽了坑害老百姓的坏事,是古今少见的大暴君。不论是褒是贬,总之认为他一定是个有性格、有主见、有胆识、有决断的人物,怎么会是一生受制于人的无能之辈呢!
我不妨坦诚榴告,我之有此说法,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绝非一时信口开河。窃以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宜只凭传闻,先入为主;或者轻信旧说,人云亦云。有关两千年前的历史,现存的史料并不太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动动手翻阅一遍,然后再动动脑筋考虑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发现秦始皇一生之中确有很多时间受制于人,自己做不了主,那么,在铁一般的史实面前,我们岂能不信!
作者不赞成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因为这种称呼有对他过分拔高之嫌;但是赞成称他为“千古第一帝”。不管他是雄才大略的大皇帝也好,遗臭万年的大暴君也好,在首创“皇帝”这种称呼,在首先登上皇帝宝座这件事情上,他总是个始作俑者。不论对他评价如何,这种称呼绝对不错。一个大投机商的投机产品
秦始皇名赢政,名义上出身于战国时代秦国的王室,秦国王室姓赢,他也就姓了赢,事实上他与秦国的王室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只是一个卫国的大投机商人吕不韦的私生子,生母是赵国女子,一个邯郸的歌姬,高级三陪小姐式的人物。由于吕不韦挖空心思,做成了当时一笔最大的投机生意,他的私生子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泰国的王宫,登上了王位。
战国晚期,赵国的都城邯郸是北方最繁华的大城市,有个卫国的大商人吕不韦在这里做珠宝生意。有一天,他很偶然地结识了一位名叫异人的潦倒王孙,突然灵机一动,觉得有一笔极大的投机生意可做,于是就蓄意与之结交。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当时被秦国作为人质派到了赵国。由于秦、赵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赵国很恨秦国,当然不会善待异人。异人远在异国他乡,处境艰险,日子难过。虽然如此,但他日后仍有回到秦国登上王位的一线希望,如果和他结为至交,说不定将来会有攀龙附凤直上青云的机会。于是,吕不韦视异人为“奇货可居”,不惜下大本钱,有计划有步骤地和他建立交情。异人在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不断得到吕不韦的帮助,自然十分感激,推心置腹,引为知已,酒酣耳热,无话不谈,两人就遂渐成为铁哥儿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如何谋取秦国王位的大计。
当时秦国在位的秦昭王已经年老,太子安国君的岁数也已不小,安国君一共有二十多个儿子,大家争当嫡嗣(太子的接班人),但是一直没有定下来。这时候在安国君面前最说得起话的是宠姬华阳夫人,可惜华阳夫人自己又不能生育。她很担心,如果自己青春逝去,色衰爱弛,就会一朝失势;万一安国君去世,自己无儿无女,全无依靠,就很悲惨。在安国君的诸子中,他很想认一个干儿子,作为心腹,并愿为之出力,争取成为嫡嗣,可惜又没有人来求她。吕不韦打听到这些隐情,十分高兴。大投机商人自有一套钻营的本领,他铁了心要想钻营的事,岂有钻不通的!吕不韦立即帮异人出主意,要他拜华阳夫人为母,表现得十分孝顺。华阳夫人为楚国人,异人就改名为子楚,每次拜见夫人,都改穿楚国服装,以赢得夫人的欢心。从此,吕不韦就奔走于邯郸与咸阳之间,不断地在邯郸搜求奇珍异宝名贵狐裘代子楚送进夫人府中。这样经年累月,拍马居然见效,子楚终于得到安国君的认可,立为嫡嗣,继位有望。到了这时,吕不韦更想入非非,在邯郸市上物色到一个美姬,先使之怀孕,然后才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作为一份厚礼送给子楚。到了子楚家里,“姬自匿有身”(不让子楚知道自己已经有孕),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吕不韦的投机生意真做绝了,竟把自己的儿子偷偷塞进秦国的王室,以后居然当上秦国的国王。也可以说,秦始皇还在娘胎里就已经成了吕不韦一生中所做的最大的一笔投机生意的回报物,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大投机产品。
吕不韦的如意算盘后来竟像玩魔术似的一一实现。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是为秦孝文王。前250年秦孝文王病故,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秦庄襄王感谢吕不韦对自己多年的支持,封之为丞相、文信侯,以洛阳的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这时吕不韦家中,宾客数千,奴婢万人,荣华富贵,位极人臣,立即就从一个大商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大贵族。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后去世,太子继位,太子就是赢政,就是赵姬的儿子,又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他即王位时只有13岁。吕不韦以一个大商人的投机取巧,巴结权贵,谋求富贵,算是在一场豪赌中当了赢家,这还不算离奇。只有他把赵姬送给子楚,妄想把私生子塞进秦国王宫去当国王的想法,才真是想入非非,荒唐透顶。这种机缘奇巧的事情后来居然实现,秦国的国王在五六年中连续换了三次,吕不韦的妄想狂图最后竟然打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P1-3
辛亥百年初冬,小病刚愈之际,忽从电话中获得一条喜讯:老友史式教授的新著《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已经完稿,不久即将出版,闻之十分高兴,很想说几句话,以供读者参考。因为我对其人、其书,都很熟悉。
先谈其人。
我称他为老友,一因年龄之大与其交往之久。我今年已经九十有六,他也年届九秩,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经过数十寒暑,仍然常有春树暮云之恩,岂可不谓之老友!二是桕交程度之深。前几年,当我出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之时,是他第一个寄文章来,文末还附有小诗一首,诗日:
人生相知贵知心,文章知己永相亲。
莫恨人间无兄弟,与君长保手足情!
这首小诗,说出了我们的“三同”之谊:我们同是孤儿,自然都无兄弟姊妹;我们都是终身自学,经过艰苦自修,成为教授、专家,我们又都是历史学者,终身同行,经常交流,友谊越老越巩固。
要做学问的人,必须坐得住冷板凳。史式教授的坐功确实是练出来了的。他可以从早上六时坐到深夜十二时,腰不酸,背不痛,颈椎不出毛病,也没有任何老年病。
中年以后,他为了抢回过去浪费了的时间,在出成果方面特别努力,出版了不少著作,最近三年,光是在台湾他就出了三本书:《我是宋朝人》、《中国不可无岳飞》、《皇权祸国》。到了八九十岁,工作效率不减,确实令人吃惊。
一般人到了老年,难免丢三落四,他的记忆力是虽老不衰。外出未带电话簿,照样打电话,常被朋友们戏称为“电脑”。
也许学者因为长期用脑之故比较长寿。但是到了八九十岁也就搁笔了,史式教授至今还敢订出多年工作计划,我们希望他能够坚持到百岁。
再谈其书。
史式教授的著作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可庄可谐。我们多数人只能写刻板文章,就是诙谐不起来。他既能写义正词严的文章,也能随时风格一变,立刻诙谐起来,妙趣横生,因此常常受到青年读者的欢迎。
他是老一辈史学家罗尔纲先生的私淑弟子,从罗老那里学到了一套扎扎实实的考证工夫。对历史上的一些难题,他十分大胆,敢于提出新见解来,然后认真考实定案,绝不采用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说法,看他的考证文章,有时如读推理小说,令人兴趣盎然。
对于这部《皇权祸国》,我在多年之前就听他谈过,也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有些论点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敲定的。有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扶不起的是刘皇叔而不是刘阿斗”,看似诙谐文章,其实确有道理。台湾的《历史月刊》就曾经把此文作为重点文章刊出。
在此书中,我惊见作者在千年之后能够重新揭破赵匡胤被谋杀的惊天大案;又能在岳飞殉国的八百多年之后把谋杀民族英雄的主犯赵构的卖国罪证从档案中提取出来,使之大白于天下,铁案如山,永远翻不了案。读了此书之后,我们发现在这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之中,汉、唐两代的功业并非那么轰轰烈烈,确实像民间批评的那样,叫做“脏唐臭汉”。刘邦一死,吕后立即夺权,如非汉初几个老臣——陈平、周勃“军皆左袒”,制止一场政变侥幸成功,则天下又复大乱,汉室立即垮台。李世民以一个胡人政权入主中原,从隋王朝手中轻易地接受了鲜卑人打下的基业,虽然表面上推崇中华文化,打的是汉人王朝的招牌,但是胡人习气不改,在他本人健在的时候,就埋下了大乱的根源;他一死,武则天就一步步从嫔妃爬上皇帝宝座(只有胡人王朝才有这种可能)。在他儿子李治手中,唐王朝就改了国号。李隆基依靠政变成功巧取帝位,争取了“开元之治”短短二十年的安定,却一手一脚造成了“安史之乱”,从此大乱一百多年。李唐王朝功少罪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说不尽的灾难。本来,“正史”都是由御用文人写定的,他们所认定的功罪是非,从人民的角度来说,本不应该承认,这两干多年的历史,早就应该重写。辛亥革命又已到了百年,难道这一套史书,我们还能将将就就用下去吗?史式教授把皇帝系统称为“盗统”,令人绝倒,我举双手赞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为情同手足的老友,我衷心祝愿他能再上层楼,不断拿出他的暮年精品!
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历史上的怪胎——皇帝——虽然在一百年前就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赶下了历史舞台,但它至今阴魂不散,时时要想借尸还魂。长期以来,皇帝戏充斥荧屏,吹捧皇帝的歪书充斥图书市场,令人难以容忍。难道两千年来我们所受的皇帝制度之害还不够深,还不足以令人痛心疾首!因此,时值辛亥百年,自己有些书稿可以缓写,有一本书却非写不可,那就是《皇权祸国——皇帝是个什么玩意儿》。
今年既是辛亥革命百年,又是我的虚岁九十。由于我的同龄友人大都已归道山,所以我在今年三月访台之时,已被一些友好称为“高龄”。既是高龄,想必离开这个世界之期已经不远。他生未卜此生休!既然作为史学研究工作者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了一遭,总希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过去七十年来,厚厚薄薄也出版过几十本书,但是自己都不满意,认为难以传世。只有这一本书,我希望得以流传下去,给读者们作个纪念,所以决心在这辛亥百年完稿,并且对本书的成书经过作个自我介绍。
因为我长期研究历史,有人就以为我的名字是笔名。其实我从来不用笔名,姓史而又治史,巧合而已。家族传说,我们的祖先中出过不少史官,因无确据,不敢轻信。我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官僚大家庭,家里的书箱摆满几大问屋子,即使算不上是“书香之家”,至少也可以说是“书箱之家”。我是家中独子,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管我,从小生活在书城之中,得以任意浏览,也算人生快事。按过去的治学道路,一般是先读“正史”,以后再以野史、杂书作为参考。我则由于家中书多,可以自由选读,小时候啃不动“正史”,就先读小说、野史、诸家笔记。先了解“正史”中的许多内幕,长大了再读“正史”,自然就会发现其中“破绽百出,假话连篇”。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就史料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的诸史(野史),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的群书。我从小先看野史、杂书,再看“正史”,正是求真的好办法。特殊的治学途径,居然歪打正着。
二十年前,我倡议海峡两岸史学家合写《中华民族史》的时候,就提出过“正史不正,实录不实”的说法。
“正史”必然不正,也不可能公正。因为所有的“正史”,都出于历代王朝御用史官之手,既是帝王家谱,又是断烂朝报(官方公报),御用史官很难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说几句公道话。不仅对老百姓不公正,就连对他们自己人(帝王将相)也不公正。一个王朝维持的时间长了,必然会出一些圣明天子,因为其史书是本朝人写的,只能歌功颂德;凡是短命王朝的统治者,必然是些昏君暴君,因为其史书是下一个朝代人写的,不妨大骂一通。我总觉得今人还把历代官方史书称为“正史”,实在有些滑稽。因为其中论事既不公正,记事又不正确,有何“正”之可言!我说“正史不正”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正如“不正之风”就是“歪风”一样,不正之史也就是“歪史”,它歪向帝王将相一边,歪向统治阶层一边,歪向既得利益者一边。辛亥革命以后,按“正史”体例修撰的《清史稿》中,还把清廷奉为“正统”,斥辛亥革命为“倡乱”,请问如此“史书”,有何价值?
“实录”是历代王朝的官方档案,照理说就该如实记录,好像医院的病历一样,不能随便改动。事实并非如此。例如明代的《太祖实录》,建文朝修一次,朱棣夺位后的永乐朝又修一次,主编出了问题再修一次,一改再改,面目全非。其内容忌讳之处甚多,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样讳来讳去,还有什么“实录”之可言!明代学者张履祥愤『既地说:“自古史书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有“千秋无信史”的浩叹,我说“实录不实”应该不算是过激之言。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够鉴古知今,鉴往知来。如果历史是假的,那就是一面哈哈镜,把人照得奇形怪状,岂能起到借鉴的作用!历代官方史书,正是这种扭曲历史真相的哈哈镜,需要我们去研究、探讨、辨伪、求真。目前这个时代,正是我们对历史探索、求真的最佳时期。一方面,帝王与变相帝王的阴影已经开始消退,人们陈旧的观念也在逐渐更新,对于确有真凭实据的新论点已有接受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数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的考古工作成绩斐然。许多出土文物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它们虽然不会说话,却以自己的存在揭破了许多千秋疑案,此时无声胜有声,铁证如山,不容你不相信,用碳14测定出土文物年代的方法,用DNA的分析探索人类之间的血缘关系,都为研究历史去伪存真提供了方便可靠的途径。传统的历史框架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构建起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年,许多历史之谜已被破解,如果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还打不破传统的历史框架,岂不为司马迁所笑!
本来,探讨历史真相的文章,应该是被群众所欢迎的。始创于唐代,大兴于宋代的说书,共分“烟粉”、“灵陉”、“公案”、“佛书”、“讲史”等几大类,其中说得最多的就是“讲史”类,历史故事,谁不欢迎。几百年来,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在讲史;从儿童到老叟,人人都爱听书。但是近几十年来,情况为之一变,人们对学历史的兴趣淡薄了,这与史学书籍、史学文章的文风大有关系。由于文章的公式化,概念化,许多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都被写成千巴巴的教条的注释,使人望而生厌,望而生畏,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学生学历史只是死记硬背,索然无味。考古工作虽然不断有新发现,历史研究虽然不断有新成果,但是一切史学书籍、史学文章始终只放在学者案头,而不为广大群众所知,起不到借鉴作用与教育作用。
我在幼年虽然读了不少史书,但是到了少年时代,抗日战争开始,家乡沦陷,从此失学,到处流浪参加抗战工作,独立谋生。从一个小学毕业生到历史学教授,我走过一条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在别的学者就读高中、大学、研究生的黄金时代,我却天南海北,到处漂}白,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就是安定不下来。要说治学,我是读万卷书不足,行万里路有余。后来朋友们戏称我为“三自学者”,“三自”者,自力更生,自学成才,自成一家也。我这一生,到处奔走求知,已成习惯,既不安心当一个书斋学者,又不甘心接受自己认为还有疑问的结论,对历代史书,都持批评态度。总不愿意接受一个现成的课题安心去做学问,而是不断地异想天开去探讨许多历史疑案,在《石达开新论》一书中,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破千秋疑案,雪百代沉冤,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提供今人与后人借鉴,这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我从小就对皇帝制度有反感。以后自学历史,对于中国这座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的历史大舞台,又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前台观众,而是长期到后台去窥视的顽皮观众,当然就会不断地发现“千秋疑案”、“百代沉冤”,永远也探讨不完。这就决定了我这一生一定要写一本竭力反对皇帝制度的书,而且一定要推到一生的最后阶段才写。今年是辛亥百年,我也到了九十高龄,而且又遇到了一位十分内行的学历史的同行——远流的主编游奇惠女士,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这才决定我一定要在今年之内完成此书,而不想再拖延。
要写此书的想法是从什么开始的,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至少在二十年以上。因为二十年来,我已经公开了这个计划,而且得到不少师友的帮助。缺少了他们的帮助,此书也就无法完成。为了留个纪念,我按“序齿”的次序把他们的情况介绍在下面:
罗尔纲先生(1901—1997),一位世纪老人,我是他的私淑弟子,我对历史的考证工夫,基本上是从他那里学来。他对我的评价“学博工深,贯通文史”一语,鼓励我永远奋勇前进。
贾亦斌先生(1912—2012),今年4月份才去世的“百岁”将军,他对我研究岳飞给予最大的支持,他认为民族英雄岳飞绝对是皇帝制度的牺牲品。
陈炎先生(1916—),他和我同是孤儿,同是自学成才,因此情同手足。在研究百越史方面,他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李新先生(1918—2000),他的一封来信中的几句话,永远记下了他几年中对我的全力支持:“年初两信一稿均已拜读,纵观宏论,深佩吾兄不独史才过人,且极有史识,更重史德。对兄所倡导之重写中华古史一事,我举双手赞成,愿与兄戮力同心,求其必成,岂止从旁襄助而已。”
黄大受先生(1920—2002),是与我共同开创两岸史学家合写《中华民族史》活动的合作者,前后奋斗十年,合写了《台湾先住民史》,共同编纂了《中华民族史研究》多辑。
冯克熙先生(1922—2003),是我的同龄人,一位学者型的重庆市前副市长,此书中的许多人物我都和他探讨过,听取过他的意见。他曾经沉痛地说过:“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文历史,几千年却大多沉浸在‘圣君’、‘明主’、专制的长河中,许多现象反复循环,换了一个叉一个朝代,却换其名而仍其实。”
王奇先生(1924—2011),团结报社老社长,我们曾经多次共同商定一个题材,他因血压太高而写不了,就由我动笔,但是后来又不愿共同署名。他在为我写序的时候,有一段话让我终身难忘:“1989年初,我初读他的长文《太平天国不太平》,不禁拍案叫绝,因为此文的题目,正好是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数十年所作的言简意赅的结论。近年来学术界对太平天国所作的批评,据我看来,实与这篇《太平天国不太平》不谋而合,而且愈来愈被更多的有识者所认同。” 梁白泉先生(1927—),南京博物院老院长,他跑遍了世界上备大古文明遗址,最后仍然赞同我们的中华万年史之说,因此,他是我们坚定的合作者。
在这里提到的唯一的年青人叫李富根,他是中国网的副总裁。1999年夏天,我因为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一部专题电视片,暂住在北京友人家中。《今日中国》中文版年轻的李富根主编向我约稿,希望我能开辟一个“史式谈史”的专栏。他盛赞我的一些内容认真、体裁自由的谈史短文,主张我把史学研究的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来,从专家学者的案头推展到广大群众中间去。这是年轻人极有创造性的建议,为我欣然接受。后来我的改变文风,写书形式极为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就是接受了他的意见。
最后还要提到吾妻赵培玉女士,她陪伴我走过了三四十个寒夜春宵,从年青人到中年人,又从中年人进入了老年,一直默默无声地充当我的第—个读者和第一个审稿人。
我赞成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说法,中华文明已经有了一万年的文明起步。而皇帝制度在中国出现,只不过是两千多年的事。远在皇帝制度尚未出现的战国时代,中国人已经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崇高的政治理想,有了讲求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家学说,有了讲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儒家学说。有了维护人间礼仪遵守伦理道德爱好世界和平的中华文明。而皇帝制度则主张“天下为私”、“皇帝一家子子孙孙世袭”,两千多年来一治一乱,纷争不已,永远建立不起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为人所诟病。我们不仅不能出力维护世界和平,连国内的长治久安也难以办到。皇帝制度在本质上是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完全对立的。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再为这个可耻的皇帝制度护短了。
在历代王朝中,既有江山一统的大皇帝,也有偏安一隅的小皇帝;既有老老少少的男皇帝,也有千秋唯一的女皇帝;既有风度翩翩文采风流的皇帝,也有鼠窃狗偷禽兽不如的皇帝;既有酷毒万状令人发指的皇帝,也有终日醉酒二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既有开国之君、亡国之君,也有继位之君、篡位之君。荒唐的皇帝制度虽然两千多年始终如一,但是作为血肉之躯的皇帝个人,则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从他们的经历中所得到的教训也就备不相同。作者回首撰写此书的心路历程,不禁感慨万端,现以小诗一首,大胆表露自己的心声。诗日:
幼读诗书已疏狂,
不依“正史”自主张, 正义在胸笔在手,
敢斥千秋古帝王!
辛亥百年11月28日作者完稿于云南省曲靖市
2012年8月26日修改于狂风暴雨中的重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