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多中国父母把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中学时，一位美国资深教师却对美国的学校说：上学真的有用吗？作者在美国从教三十年，好学校、差学校都待过，并曾当选为1991年纽约州年度教师，但他也谙熟了厌倦的滋味，就在这一年他发表了辞职信，并从此开始对学校改革进行不倦的呼吁奔走。作者首先说明，人需要受教育，但对学校质疑，尤其是强制上学。作者在书告诉人们：你对学校的认识全错了！也许我们一直认为学校是“为了培养好人、为了培养好公民、为了使每个人最大地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是作者告诉你，实际上美国的学校是教学生学会服从的地方，使学生趋同的地方，分析指导学生充当什么社会角色的地方，对学生进行分类、选拔的地方，然后将“泥沙”冲入下水道，而拔出精英以管理民众，他告诉我们的这些并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出自一本叫《中学教学原理》的书中。

“上学”不等于“受教育”。我们不是为了获得知识的碎片，而是要培养独立人格和思辨精神，以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你要努力寻找真正的自己，发现你的潜能，那会让世界大吃一惊。

序：质疑学校

第一章 你对学校的认识全错了

第二章 行走伦敦

第三章 兰开斯特的阿米绪人

第四章 大卫·沙诺夫的教室

第五章 赫克托们不是问题所在

第六章 圣地亚哥之路

第七章 大规模教育的杀伤力

第八章 教育是什么？

第九章 给孙女的信

第十章 高地中学事件

后记

统治世界

1919年，亚瑟·卡尔霍恩参加了令人振奋的庆祝一战胜利游行，有种感觉令他陶醉：美国攻无不克，即使对于人性。他在《家庭的社会史》一书中向学术界指明，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正在这个国家的学校中发生，人们对于家庭的认识将发生巨变。卡尔霍恩一伙对此变化欢呼雀跃，但不是所有的人。

卡尔霍恩写道：乌托邦思想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实现“儿童正在从血亲的家庭进入社群专家的照管”。他不失时机地写道：“通过公立教育手段，达尔文和高尔顿…的梦想就要实现。”科学控制人口的目的就要实现了。

不是人人都赞同高尔顿，把学校计划精心设计在公众监督之外。纽约市长约翰·海兰曾于1922年做过一次公开讲演，反映了当时形势的微妙。海兰声明，这个城市的学校被一个“无形政府的触须所捕获，如同章鱼捕捉它的猎物”。这话是针对多年以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的议论。迪斯累里说，所有重要事务都被无形的政府控制，而公众对此毫无察觉。海兰所指的这个特别的章鱼，正是洛克菲勒基金会。

20世纪20年代，义务教育像股票市场一样，蓬勃兴起。出版于1928年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提出：“教师的责任不仅在于管理学校，也在于管理世界。”过了一年，来自洛克菲勒资助的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爱德华·桑代克心，这位奇特的新学科“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公然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观点：“具体的学科毫无价值。”威廉·柯克帕特里克是他在师范学院的同事，柯氏在其所撰《教育与社会危机》一书中指出：“整套教养年轻一代的事情正在被专家接管。”这对柯克帕特里克来说，似乎再正常不过了。家庭毕竟是个落后的角落，若论养孩子，爹妈哪里比得上专家？

控制人类行为

1933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马克斯·梅森宣布，该基金会正在资助一个综合性的全国计划，以支持“对人类的行为加以控制”。学校在这项计划中被凸显出来。东欧的遗传学家马克斯·缪勒启发洛克菲勒投入大笔金钱研究对人类进化的控制。他用X射线干扰正常的基因规律，比如培养杂交的果蝇。似乎杂交为人类控制所有物种打通了道路。

如同早先的达尔文和高尔顿，缪勒以为有计划地培育人种是通往天堂的钥匙。他的设想受到热情的支持，支持者包括一群顶尖的科学家，也包括别有用心的商业势力。缪勒获得了诺贝尔奖，将他的研究简写成1500字的《基因学家宣言》，上面有二十二个英美著名生物学家的签名。国家行为能够将更有价值的物种与注定要终结的大多数分开。这篇宣言仍然能够在Google上搜到。19世纪70年代实施强制教育之前，这一话题被关起门来讨论，至少在高级决策层中，或在老于世故的文学家，如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述的，一个背叛了民主与平等理想的运动正在进行着。

简而言之，最基层的机构管理中聪明的孩子必须与愚笨的孩子分开。学校应当把“有教无类，以产生社会的和谐”这一霍勒斯‘曼恩广为人知的议论寿终正寝，除非作为修辞。在《宣言》发表之前的几个月，到处传言，全国教育协会的一位负责人说：“协会指望用教育的手段，达到当时的欧洲独裁者通过强迫和武力才能达到的目的。”这话说得很明白，是不是？

这个改良人种的计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转入地下，但是并无丝毫懈怠。战争结束之后，学校又成为公开的战场。在这里，老式学校追求的传统的读、写、算，与纯粹理论的教育思想的推行开始了较量。后者大多是由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些大公司的非营利基金会提出的，不遗余力地要将学校制度推向科学合理化。1915年和1959年，国会做了两次调查，得出一致的结论，新的学校政策成功地发生了影响，却没有引起公众的觉察和注意。这两份调查现在都有案可查，可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耷。美国每个重要的师范学院把它们冲进记忆的下水道，究竟为何人指使，不得而知。  二战过去二十年之后，于1967至1974年之间，师范教育迅猛发展，这要归因于私人基金会、精英大学、智囊团，以及政府机构的全力支持与协作。而它们的背后是跨国公司的鼓励、美国教育办公室以及几个主要州政府的教育部门的协调。

这场变化的三个里程碑是：(1)《为了未来设计教育》，此乃政府在未来学方面广泛的应用；(2)《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3)本杰明·布卢姆的多卷本《教育目标分类学》，这本长达一千多页的手册出自芝加哥大学布卢姆的办公室，不久，这部书的影响遍及美国的各个学校。只有像布卢姆这种天才的学术狂人才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完成此书，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一本“将个人行为、思考、感觉视为某种教育的结果，而将之分门别类的工具”。这其中的“思考和感觉”道出了真谛，而法西斯只会简单地停止在“行为”方面。正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警告的，比法西斯尤甚的事情正在发生。

利用行为心理学这个新技术，强制儿童们学习正当的思考、感觉和行为，而从家里带来的不正当的态度会被修正。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在清白无辜的校舍之外的阴暗处，把学校许配给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姻缘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着。在各个年级，所有对儿童的实验都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了默许，就像塔斯基吉的梅毒实验。考试正是这个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官方的尺度来确定每个儿童精神上所受的“感染”程度。

布卢姆疯狂的鸿篇巨著是《全面医疗政策》的再生，那是一位同样疯狂的德国医生在19世纪末呈献给普鲁士帝国的(其中指明每个人都应监视他人，侦查其任何发病症状，甚至包括打喷嚏，并立即报告给政府，以使后者采取医疗措施)。布卢姆由之衍生出一大堆新招数：控制学习、以结果为核心的教学、为工作而上学(school-to-work)、课堂与行业的结合等等。人们可以觉察到，布卢姆无处不在为社会和企业管理的方便，把学生分门别类。受布卢姆启发的项目都是为了控制年轻一代的思想和行动而设计的，按照社会工程的种种功能规划下一代。

鼓吹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基石是《为了未来设计教育》。它有一个堂皇的名字，其洋洋洒洒的散文体值得仔细阅读。这个由美国教育办公室编写的文件，按照普鲁士的风格把教育重新定义为“一种实现国家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手段”，对个人目标丝毫没有提及。于是，州教育部门被要求一致行动，以保证地方学校遵循这一指导方针。每一州的教育部门都要放弃独立的权威性，以成为联邦政府的下级合作部门。削减财政拨款是对不服从的惩罚。

最后，再来考虑第三个庞大的计划：《行为学教师培养计划》，这套计划的长度两倍于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缩写为BSTEP。这套计划清楚地确立了政府强制教育的政策，强调教育改革自1967年起在美国强力推行。就我们所知，制度化的上学将“无情地决定”美国的未来，那时，“每个人自出生起就会被赋予一个多功能的号码标识”。这将使“雇主”及其他“管理者”能够查询大家的历史记录，并在有必要时，对之施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来，一位以前在司法部工作的人透露了风声，BSTEP文件才为极少部分的公众知晓。读到它的人被请求考虑一个未来的美国，那时，“没有人还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BSTEP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群的“化学实验”将从1967年起改为正式进程。这预示着，小约翰刚上学就要服用利他林和安非他明等新的化学药品。这个文件指明，未来是由一小群精英掌握的，参与式的民主将会消失，代之以毫无意义的所谓选举权。而选举中的所有重要候选人都是内定的，制造麻烦的人已经被排除。政客们仍然表示要做出改变，可是，在选举之后他只会稍稍做出一种姿态。

不难看出，一战之后社会化的课堂改革，它与精神、性格的培养彻底分道扬镳了。它在1967年升级为全面心理控制的实验。  自己已然成为这个实验中的一环，这一点有多少学校教师觉察到了？几乎没有。教书如同翻煎饼，只是一份工作，工资条才是最要紧的。这里没有任何挖苦的成分，只是说明了现实政治的真正含义。人总得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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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曼哈顿教了三十年书，好学校、差学校都待过。在漫长的教师生涯里，我谙熟了厌烦的滋味。周围的事物索然无趣,如果你问那些学生：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感到厌烦？回答总是一个：学习很愚蠢。内容他们早就知道，他们想干点儿实在的事，而不是总坐在那儿。他们还说，老师并不太清楚自己教的东西，很明显，他们也不想去做更多的了解。孩子们是对的，老师跟学生一样，也感到厌烦。

事实是，厌烦在学校老师中普遍存在。在老师的办公桌前待过一阵子的人，都肯定会感到疲乏无力、牢骚满腹、无精打采。若问他们为什么会感到厌烦，老师似乎要归罪于学生。面对粗鲁的、只对分数感兴趣的学生，怎么可能不厌烦？何况，老师们也是这种十二年义务教育的产品，这个制度给学生的厌烦无以复加，教师作为体制内的人，受到的限制比学生更多。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

对此我们都有责任，在这方面，我的祖父曾经指点过我。七岁时，有天下午，我对祖父抱怨说，我觉得烦。他当即扇了我脑勺一巴掌，说，再也不许当他的面说烦——我烦是我的错，与旁人无关。使自己高兴、学习，是我无可推卸的责任，不懂得这一点的人都是长不大的小孩子，离他们远一点，因为他们不可信任。这一巴掌根治了我的厌烦。年复一年，在各个地方，我向一些了不起的学生传授了这个真理。为此，我常常破坏规矩，歪曲法律，让孩子们能够打破厌烦，不被它捕获。

“帝国”当然有所反击，要知道,孩子气的成年人常常把对立和忠诚搅在一起。病假之后回来，我发现所有准假的证据都被故意销毁。我被解职，甚至教师执照也被吊销，苦苦奋争了九个月，最后，一位学校秘书终于出来作证，证明这是一场阴谋。其间，我的家庭所受的牵累和磨难恕不一一赘述。我于1991年离职时，有了更多的理由去怀疑学校：它以漫长的学期、囚室风格的教室将学生和教师禁锢起来，如同一座虚拟的生产幼稚和无知的工厂。可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事情非如此不可。如果我们想做，我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抛弃老旧、愚蠢的体制，帮助孩子们受到教育，而非仅仅上学——这是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出的体会，许许多多的老师也有此心得，但因为害怕报复而保持沉默。我们只要稍微变通，不那么恪守时间、课本、考试的约束，而把孩子交给真正有能力的成年人，给每个学生他们所需要的自主权，让他们时时能够冒险，年轻人所具备的最好品质——好奇、冒险、坚韧、敏锐的洞察力，才能得到充分的鼓励和发扬。

但是，我们没有那样做。我越问为什么，像工程师一样追究这个问题，我就越感到困惑。假如学校并不存在问题，假如学校理应如此公然违背常识、违背漫长的教育经验，而不惜代价，一意孤行？小布什说：“一个也不能落下。”这句话，也许偶然道出了真相？他或许是指，我们的学校要保证每一个孩子都不能长成大人？

我们真的需要学校吗？不是指教育，而是指强制上学：六节课一天，一周五天，一年九个月，十二年。这个死规矩是否真有必要？如果真有必要，原因何在？不要以阅读、写作、算术来搪塞，因为两百万家庭学校的学生(homeschooler)对这种老生常谈早已置之不理。如果这还不算数，有一大批美国名人，从来没有像我们的孩子这样，受过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修理，仍然出类拔萃，独领风骚。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没错，的确有人教过他们，可他们绝不是学校制度的产品，其中没有一个人曾经中学毕业。在大部分美国史中，孩子一般不上中学，可是没上过学的人成为海军上将，如法拉格特；成为发明家，如爱迪生；成为工业巨擘，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成为作家，如梅尔维尔、马克·吐温、康拉德；甚至成为学者，如玛格丽特·米德。其实，稍早一些，年满十三岁的人还被视为成人。阿里尔·杜兰特与其夫威尔共同撰写了精彩的历史巨著，多卷本的世界史。虽然她结婚时只有十五岁，可又有谁会认为她缺乏教养？不上学恐怕并不意味着没教养。

在美国，我们被告知“成功”与“上学”同义，或至少有赖于后者。但是从历史上看，并非如此，不论这成功是以知识、还是以金钱来度量。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人想方设法完成自我教育，而不进中学，这种中学常常等同于监狱。那么，为什么美国人总把教育与学校制度混为一谈？公立学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1905至1915年间，大规模教育的强制性才在美国扎根。尽管这一概念的产生要早得多，并且，它的推行贯穿了19世纪。这一巨变深远地影响了家庭生活和文化传统，其产生的原因有三：

1 为了培养好人；

2 为了培养好公民；

3 为了使每个人最大地发挥作用。

这些目标现在仍然时时出现，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接受了，并视之为公立教育的崇高使命，尽管学校的现实与之相距甚远。但是，我们大错特错。加重了这种错误认识的是大量的美国文学，其中对义务教育使命的陈述与前者惊人地相似。门肯在1924年4月号的《美国信使》杂志上，发表了对教育的见解。他声言：

……要把知识灌输给年轻一辈，或者启迪他们的智慧(作为教育的目标)，……这实属谬误。它只会把每个人都降低到同一平庸的水平，培养和训练出一群整齐划一的民众，消除异见和创造性。这才是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其他各处政府的目标。

因为门肯是著名的社会批评家，我们可能会对这段议论置之不理，把它当作极端的讽刺。虽然如此，他的文章确实追根寻源，追溯到当代教育制度的雏形：普鲁士军事帝国。这个国家现已消失，但是永远不应当被遗忘。美国刚刚跟德国打过仗，便继承了普鲁士的文化和思想。门肯当然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是十分严肃的。我们的教育制度的确起源于普鲁士，这实在引起人的忧虑。

如果你心里有数，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学校起源于普鲁士这个奇特的说法。威廉·詹姆斯多次提到这一点。早在19世纪40年代，克里斯托弗·拉希在其所著《真正唯一的天堂》中，借主人公奥雷斯蒂斯·布朗森之口，公开谴责美国学校的普鲁士化。1843年，霍勒斯·曼恩向马萨诸塞州教育理事会所做了《第七个年度报告》，这是向腓特烈大帝献上的一首颂歌，呼吁把普鲁士的学校制度带进美国。如果联想到早期的乌托邦政治，就不会对普鲁士文化在美国大行其道感到意外。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年代，一位普鲁士人曾任华盛顿的助手;到了1795年，大批说德语的人定居在美国，人数如此之众，以至国会考虑出版一个德语版的《联邦法》。让人最为吃惊的是，美国人对普鲁士文化中最糟糕的部分竟如此热衷。这个精心设计的教育制度，动机在于生产平庸的心智、阻碍内在的精神生活、剥夺学生重要的领导才能、确保得到顺从而不健全的民众。以上种种都是为了培养“好控制”的民众。

科南特担任哈佛校长二十年之久，同时也是一战时的毒气专家、二战时的原子弹项目负责人、二战后德国美国辖区的高级专员，的确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我第一次觉察出美国学校教育的目的。没有科南特，我们就不可能享有现在这种标准测验的形式和级别，也不可能拥有像著名的科隆比纳高中那样能容纳2000到4000学生的庞大中学。离开教职后不久，我读了科南特在1959年写的论文。这篇文章长得像一本书，题为“孩子、父母和国家”。我饶有兴趣地发现,他把我们现在的学校视作1905至1930年间一场革命的结果。一场革命？他没有做过多的阐述，但是，他的确将我这个好奇而无知的读者引到亚历山大·英格利斯的一本书，这本书写于1918年，书名是《中学教育原理》。作者在书中写道，自己“作为革命家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  哈佛的一个教育课程以英格利斯的名字命名。英格利斯说得很明白，美洲大陆义务教育的目的与普鲁士当年是一致的。19世纪20年代的欧洲，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农民和无产者要争取谈判的权力。普鲁士的学校的目的正在于渗透和破坏这一民主运动。现代的、工业化的义务教育要对下层阶级团结一致的运动动一动手术。学校用科目、年龄、不断的排名考试，以及名目繁多的细节把儿童分隔开。一旦无知的人类自小就被分离，那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再度团结一致，形成可怕的威胁。

英格利斯将现代学校的作用(实际作用)归纳总结，认为学校有六种基本功能。那些天真地相信了这些目标的人们看到英格利斯的分类，会吓得毛骨悚然：

1 修正或调节的作用。学校应当建立固定的、反射性的服从权威的习惯，这需要完全摒除批判性的判断。有人主张学校应教授有趣、有用的内容，这当然不予采纳。因为,只有让学生学做无聊、愚蠢的事情，才能检验出学生是否具有条件反射式的服从。

2 整合的作用。或许也可称为协同的作用，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尽量使儿童彼此相像。协同一致的人是可以预期的，因而容易控制。对于那些想要驾驭和操纵劳动力大军的人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3 分析和指导的作用。学校意味着测定学生的社会角色,通过统计数字及事件记录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就像你的永久记录，是的，你确实拥有这样的记录。

4 分拣的作用。一旦社会角色被分析出来，孩子们就被分类，按照他们对社会机器的价值而加以训练。所谓“发挥个人的最大作用”，仅止于此。

5 选拔的作用。这与人的选择无关，而是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所谓的物竞天择。总之，这意味着有意识地改良物种。学校会给不合竞争的品种贴上标签：低分、补习班，以及其他种种处罚。这些足以使同龄人对他们另眼相看，视之为劣等，有效地将他们逐出牌局。所有种种小羞辱自一年级起就开始实行，它的目的在于：将泥沙冲入下水道。

6 预备教育的作用。以种种规则限制的社会体系需要一个精英管理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小部分儿童被悄悄地传授以如何管理这个社会的知识，学习如何监视、控制一群被故意愚化的、拔去爪牙的民众。如此这般，政府便不会遇到挑战，而公司永不缺乏听话的劳动力。

不幸的是，这就是美国强制性公共教育的功能。不要以为英格利斯危言耸听，是个怪人，教育界持有这种观点的绝非他一人。科南特本人提倡以霍勒斯·曼恩及其他人的论点为基础，不遗余力地向美国鼓吹这种学校制度。乔治·皮博迪资助了整个美国南方的义务教育运动。皮博迪这样的人深谙普鲁士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但有益于生成一个全然无害的选民群体、一支听话的劳动大军，而且还能促生一群浑浑噩噩的消费大众。在当时，一群企业巨头认识到，公共教育培养和驯化的作用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这群人当中就有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

这下你终于明白了。不需要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也能看出，愚化大众、挫败他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孤立起来、弃掉那些不听话的人，这些全部对管理、经济或政治有利。而阶级的概念可能会突出这个命题，正如1909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普林斯顿校长时对纽约教师协会的讲话：“我们应当让一个阶级接受自由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让另一个阶级——这个阶级要大得多——如果必要，放弃接受自由教育的权利，以使自身适于完成特定的、艰苦的体力劳动。”但是做出这一令人恶心的决定的背后动机并不是阶级的考虑。这一策略的制定，完全是出于恐惧，或者现在为人熟悉的“效率”，这个至高无上的目的，而非爱、自由、欢笑和希望。总而言之，它起因于纯粹的贪婪。  要攫取的财富是巨大的。毕竟，现有的经济制度是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以大公司的利益而非小企业或小业主的利益为导向的。大规模生产就需要大规模消费，但是进入20世纪，大多数美国人民都已经看出：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是不自然、不明智的。就这一点而言，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乃天赐良机。学校不必直接教孩子去无休止地消费，因为它有更好的办法：它鼓励孩子们完全不去思考。这就使他们在面对另一个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营销”时，束手就擒。

你无须研究也能明白，那些总能被说服而过度消费的人可以分成两组，消费成瘾者和儿童。学校非常成功地把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瘾君子，并更加成功地使我们的孩子更加孩子气。这并非事出偶然。从柏拉图到罗素、到我们的英格利斯，所有的教育理论家都清楚，如果将孩子混入一群，不给他们责任，不给他们独立，只能促成他们的贪婪、羡慕、嫉妒和恐惧，虽然年岁渐长，却永远不会长大。克伯雷于1934年写了著名的《美国的公共教育》一书，在书中，作者详尽描述并赞扬了美国学校的扩张，将童年延长两到六年，而强制教育在那时刚刚兴起。这位克伯雷，既是斯坦福教育学院的院长，也是哈佛校长科南特的朋友，曾在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与英格利斯共事过，前者负责小学部分的教材，后者负责中学部分。克伯雷在1922年版的《公立学校管理》中写道：“我们的学校是……对原料(儿童)进行加工的工厂，它将材料打磨成型。……学校的任务是按照定下的产品规格塑造学生。”

在当今的社会中，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些“规格”是什么，成熟已经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被去除。方便的离婚法让人不必为维持关系而付出努力，方便的借记卡让人不再对自己的财务做什么自律，方便的娱乐让人不必再学习如何愉悦自己，容易的答案让人提不出什么问题。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儿童的国度，我们乐于放弃自己的判断、意志，听从政客的说服、商人的哄骗，而这些对真正的成年人来说是纯粹的侮辱。我们先买来电视，然后再买电视里的东西。我们买来电脑，再去买从电脑里看见的东西。我们买150美元一双的运动鞋，不管自己是否真正需要。鞋坏得很快，我们就再买一双。我们买SUV越野车，相信了它像人寿保险一样重要的哄骗，即使我们开车的时候心情乱七八糟。最要命的是，当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对你说“说话要小心”时，你毫不怀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尽管你早就在学校里听说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我们上了所有的当，这是我们上学的结果。

现在讲一讲事情好的一面。一旦你了解到现代教育的逻辑，就能很容易地避开它设下的陷阱和机关。学校把孩子训练成雇员和消费者，你就应当把你的孩子教成首领和探险家。学校训练孩子服从，你就应当教自己的孩子批判和独立的思考。学校的学生很容易厌烦，你要教你的孩子培养内在的精神生活，永远不会厌烦。你应当要求他们读严肃作品、成人的作品，涉猎历史、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神学，所有这些话题学校教师肯定会回避。用孤独挑战你的孩子，让他们乐于与自己为伴，与内心对话。上学的人害怕孤单，他们总是需要没完没了的电视、上网、打手机，以及那些浅浅的、来得快去得快的友谊给他们做伴。你的孩子应当过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能做到。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知道我们的学校究竟是什么：一个拿年轻的心田做实验的实验室，为了社会需要训练习惯和态度的场所。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偶尔也对学生有好作用，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将儿童变成臣仆。不要延长你孩子的童年，一天也不要延长。戴维·法拉格特不到十三岁就能驾驶一艘俘获的英国军舰；爱迪生十二岁就能印出一份快报；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同样的年纪能当印刷学徒(并且在同时学习一系列课程，其内容会难倒当今哈佛的高年级学生)。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就不要限制你的孩子，不必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活了这么久，在教师战壕里的三十年经验告诉我，天才多得像尘土，到处都是。我们之所以压制天才，是因为我们不能面对有天分的少男少女，我们不知道拿他们如何是好。我想，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也很了不起：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邀请你加入一个公开的阴谋：巴托比计划

你从这段开始读下去，就会发现我在邀请你加入一项真正的阴谋，因为关系到数百万生灵，就叫它“公开的阴谋”好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但是请耐心听我说，如果我们能完成它，尽管学校产业中的少数会诅咒我们，但是大多数的人会赞美我们。这是一项摧毁标准考试产业的计划，而在此行动中，你自己就是独立的司令官。这项冒险行动被称作“巴托比计划”，其原因我将随后说明。在你进行下面阅读的过程中，请记住，这与任何考试改革无关。它是考试的毁灭者。

我们都参加过这种考试，毕业之后，我们中几乎没有人会再去回想这一丑恶现象，除非我们自己有了孩子也在接受这种考试，并且痛苦地看着他们跌倒。我们已经与这些考试“仪式”完全脱离了，因为在成人世界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这些了不起的拼图游戏告诉我们的都有点儿靠不住，甚至是非常错误——绝对没有人探究过这些事情。我们看到那些考试中的高分得主往往是马戏团里的小狗，而不是未来的领袖。

在教室里，分数和名次如同挂在孩子脖颈上的磨石，尽管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可是没有什么比它们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更多的伤害。这种考试成了那些灵魂工程师们加在头上的桂冠，他们在罗斯福当政的时候，获得了对制度性上学的最终控制权。这些考试是无与伦比的社会控制的武器，给得胜者和失败者带来同样巨大的伤害。标准考试是整个强制性上学这个怪物舞动的尾巴。

那些无用的考试已经成为了永无休止的仪式(准备、进行、纠正)，它将强制性上学变成了对教育的嘲弄。它们每年都要白白消耗掉上亿天，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于创造性的劳动；它们把数百亿美元的资源转入了个人的腰包。标准考试的唯一效果就是通过扼制想象力和智力，削减我们国家下一代的财富，与此同时，增加了当代少数几个人的财富。它的副产品是将应试者进行所谓“科学”分类，对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分类。我希望本书的这些章节批判了这类假说，能够使你加入，领导巴托比计划。如果你在前面引领，其他人就会跟上来。

在北美，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书中和文章中谴责、抱怨考试，给相信的人看，体现自己的道德高度，这些已经远远不够了。标准考试一直都只与标准化有关，而无关乎质量。我们不要对它再进行无益的争论了，如果学校还想完成提升智力和性格的使命，我们就要毫不留情地摧毁标准考试。这样，就像我早先告诉你的，请你来领导——不是参加，而是领导这个把考试帝国拦腰砍断的计划，快速省力地直捣它的心脏。巴托比计划偶然的附带结果就是使那些制造和监督这些害人的事情的人名誉扫地，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

这个简单的计划不需要任何组织来指导，但是，也可以有数千个组织一起领导。它们都属于地方，之间没有协作，不然我们注定会受指派、被边缘化、被腐化，就像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一切变革的组织那样，即使有“巴托比”这样强大的理念，一旦采取集中的方式，必然很快会遭到破坏。为了使这项计划可行——很快你就会知道它的具体内容——需要相当的勇气，相当于用重锤打掉第一块柏林墙的勇气，这种勇气在青少年中广泛存在——他们才是计划的领导。

下面我先简要地举例说明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计划，然后向你们介绍它精神上的教父，书记员巴托比。

在2008年5月8日，《纽约太阳报》报道说，尽管法律要求每天都必须有体育课，可是在每二十五个学生中，只有一个人会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每天24分钟。这份报纸还援引了纽约市稽查员的话，说体育锻炼是家长们的主要担心。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家长的声音在学校管理中微乎其微。这个故事比你以为的更黑暗。  在过去的十年里，肥胖症和糖尿病成了全国性的流行病，最小的病孩只有五岁。人们很久以来就注意到了这两种与饮食和缺乏锻炼有关的疾病。在美国，糖尿病一直是失明和截肢的主要原因，而肥胖症则是心脏病和自我厌恶的诱因。连傻子都知道，胖孩子不喜欢瘦孩子，对胖孩子的歧视很普遍。在教室里和操场上，胖孩子总是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数千所学校仍然在供应人们熟悉的快餐食品，仍把高脂肪的肝泥香肠和大腊肠作为营养品。这无疑会使你意识到，学校对儿童身体和精神的健康都很危险。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法律传统，要起诉学校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几乎毫无可能。我希望你能相信，在这种表面的喧闹和繁忙背后，在这个机构内部有一种游戏正在暗中进行，它不是一般的神秘，其重要部分是把大脑标准化。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新闻报道中，纽约市教委的一个代表宣称：“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学生的健康是核心问题。”听听这话，在几乎垄断了儿童日常生活的一百来年，这座城市却刚刚“开始”意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有什么可以证明这种意识的改变？学校不是还把坐在椅子上当作学习的必要条件吗？

缺乏锻炼已经被清楚地指明为患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主要原因，而且这两种情况会导致失明、截肢，心脏病和自我厌恶，那么为什么法律还只规定一天24分钟的锻炼？而且执行的情况又是如此糟糕，每二十五人中只有一人才有这个机会？你难道还不能从中看出学校管理者的一些本质问题吗？在全纽约市，至少有96％的学校在危及学生健康的问题上违反法律，却能免受惩罚。更糟糕的是，学校管理者在面对上级官僚时，其缺乏独立判断和勇气是广为人知的；只是，这件事中有些特别的东西，让他们相信，不会被追究个人责任。

你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在制度性上学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违法的风尚。在破楼里，在那些沉默乏味的人群中，在机械的训练中，在与学校相关的一切烦闷的特点里，都体现着这种风尚。但是毫无疑问，按时从某处发下来的指令，使这个机构完全可以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撒谎。那么，在标准考试上撒谎就更不在话下了。

学校教育奇怪的日程允许它的代表告诉报纸，说他们过了一百年才“开始”知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几千年前就已经雄辩地写下的事情，以及伊顿、哈罗、格罗顿和圣保罗这些名校自建校以来就实践着的：健康有赖于运动。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再相信学校的任何声明。在来自于某处的适当压力之下，学校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有害于学生或员工的事。

这就是二战以后的标准考试。有些教师已经知道，而且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深入骨髓地认识到，考试的制度会产生危害。但是由于人性的弱点，敢于反抗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这几个人最终总是被查出来，受到处罚。

我是在1940年开始上学，学校就在匹兹堡被讽刺地称为“瑞士山谷”的工业区里，那里到处都是砾石。二战期间和战后，我又在莫农加希拉的一个类似的工业区上学，直到毕业。之后，我在西宾夕法尼亚的青翠山林中强制服兵役，那一带离华盛顿上校深夜刺杀法国军官Jumonville的地方很近，那次谋杀加剧了法国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华盛顿并没有行刺，是代人受过)。

作为那种禁闭生活的补偿，那时的学校虽然教室简陋，却是个道德高尚、具有强烈的平等精神和充满智慧的地方。教师全都是本地人，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位雇员都是本地的好居民、好邻居。他们不仅仅有抽象的职能，而且也作为具体的人而存在。教学大纲都是由外边规定的，一直到我毕业的50年代，标准考试还没有显身。在我上的联合中学，每一间教室都是极度个性化的，要是拿到今天来，会被认为是极度危险和不正常的，很难被接受。

可是，这样教育出来的男孩、女孩们，才是终结地球上严厉的学校专制的力量。我们那些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少年们，经常自吹我们可不像美国以外的那些不幸的人，去哪儿都得要各种证件，害怕秘密警察。比起我儿时美国的自由，六十年之后的当代美国社会带有太多的警察国家的味道，令人不安。机场里的老太太们浑身上下地被人拍打，检验她是否带有爆炸物品；或者是税务局的人冲进住家；或是学校里连续不断的考试排名和品行档案记录；或者买来家用监视器，再把监视到的内容报告给不相干的人。这些事在50年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1953年我从中学毕业，正值美国的繁荣如河水上涨，载起了大大小小的船只。我父亲不过是个纳比斯克饼干公司的推销员，既没有遗产可继承，也没有信托基金，却能够供我上完康奈尔大学，他自己有一辆新车，还把我妹妹也送进大学，给我交单簧管课的学费，给我妹妹交图画课的费用，另外还为退休存了笔钱。那时候，上学被认为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像现在这样“非常”重要。那时候，有太多的人像我父母那样没有上过学，却都极为出色地担负起重要的责任，这使得对教学法的鼓吹难以终结平等主义思想在美国的统治地位。

50年代，美国学校质量开始走了下坡路，一些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学校被按照德国的模式进行“合理化”，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它们被一点一点地标准化。到1963年，尽管真正相信它的作用的人不多，可标准考试已经固定下来了，被认为是课堂活动的一个奇怪的间断。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间断，却没人知道或者关心。甚至在50年代，教学大纲就已经被抛弃了，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么严重。外来教师越来越多了，就是说，他们来自于所任教的社区之外。在过去，法律对教师、警察、消防队员和其他公务员的要求都一样，必须是本行政区的居民，可是逐渐地，“家庭”开始被看作是学校“专业”人员的潜在敌人，得住的足够远才可以保持距离。

学校里的道德被冷血的实用主义所取代。正如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哈瓦那特派员》里警察局长说的：“我们只折磨那些想被折磨的人。”贫民窟里的孩子不及格，或将将及格，因为那是他们对自己的期望；中产阶级／中上层阶级家的孩子获得C、B，甚至A，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不能容忍别的分数。

学校秩序取决于与最凶狠的恶棍维持良好的关系，偷偷地承认他们有权欺负哀求的人和爱哭鼻子的人(强横的政客家族里从不出哭鼻子的人)。作为一种不成文的政策，思想被赶出了所有的教室。而且，既然考试分数与智慧无关，那些仍然想把精神上的发展(而非僵死的记忆)当作目标的老师，实际上是在惩罚自己和学生，因为在学校里，用来衡量成就的只有考试分数。

在二战以后，霍勒斯·曼恩的共同学校(Common schooling)的理想被扼杀了。学生们被严格地按照标准考试分数划分到各个班级，把胜者和败者隔离开来成了主导的做法。

到了1973年，学校成了大宗买卖。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教书成了油水很大的行业——工作时间短，假期长，有支付医疗保障和养老金。学校管理者挣的钱和当地的医生、律师和法官一样多。

教室里对正统的偏离受到严重的削弱，分组成了最重要的事，根据统一考试分数把学生分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可是有很多例外，比如在最高等的“天才”类中，却给有特权家长的孩子留下一席之地，如若不然，他们会打乱官僚体制的顺利运行。

但是，即使是在这些最高级别的类别中，他们的课程设置还是比过去的标准下降了很多。在70年代，对富裕儿童的要求只相当于给四五十年代煤矿和钢铁工人的子女订立的标准。试图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有很多，但是，我只相信其中这一个：二战后，在上层管理层和学院中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大多数民众都是无可救药的低能，他们的智力永远停留在十二岁或者以下。既然一起试图改变这些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那么为什么还要再花力气去尝试呢？如果把这个论点描述得再具体一点，那么有一次我碰巧听见一位初中校长在学校董事会上这样解释道：为什么要让那些吃力的孩子和家长去做在生物学上根本无法达到的事呢？

这正是亚伯拉罕·林肯在1859年所嘲笑过的观点(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里的反智主义》。其实，这也正是爱德华·桑代克的观点，是他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提出了“教育心理学”；也正是戈达德的观点，他是普林斯顿心理系的主任；也正是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的观点；也正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那样的大私人基金会的观点；也正是达尔文和他的大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观点；你也可以在柏拉图、加尔文、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的著作中，到处发现这样的观点，但是本书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此一一展开和评判。

只要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父亲那样的普通美国人还在执掌对他们子女的教育，那么美国就能逃脱那个该死的“永远劣等”的假说——不论是精神上的、智力上的，还是生物决定论意义上的，它们正是这个固化的社会等级的基础。虽然自由主义曾把我们引向了内战，只要象征着它的脉动的大花被¨’仍在美国的大集市上流行，美国就仍然是普通人通过自我教育创造奇迹的地方。因为与战后政府行为毫无关系的传统，这些东西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那些舍弃了强制上学假说的家庭才有足够的幸运，得以逃脱大规模教育武器的伤害。

这种德国人的方式，试图把独立的巴托比精神转变成人力资源，堵死了安全逃离的路线，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儿童，而且是国家的前途。我们的建国文件中赋予了普通美国人种种权利——这些权利不能让度给任何政府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而“学校”一词却成为对这些权利的嘲弄。一代又一代伪装成领袖的政客们严重背叛了这些信念，让我们的国家变得不如从前。在物质上，我们现在也是个贫穷的国家。

学校构成了一架机器，就像寓言里那个著名的碾盐的磨盘，很久以来它就偏离了所有人的控制。它对改革是免疫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必须摧毁它的原因。怎样摧毁呢？

我们就从“德式学校”最薄弱的环节人手，那就是人人(包括校方)憎恶的统一考试。前不久，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公民行动的伟大胜利——不是两个，而是三个——为此，试图摧毁考试帝国的人备受鼓舞，缺乏组织和经费的普通人把这个貌似坚固的社会堡垒打得七零八落。暂且把它叫作“巴托比运动”吧，想想越南战争的结束，那时年轻人都上了街，再想想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

巴托比计划

在美国，到二战结束时，上学已经取代了教育。其后不久，统一考试像一只铁箍，把整个教育的方方面面捆在一起。早在60年代，考试分数开始取代实际的成就，成为“优秀”的标志。通过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胁迫，公众一步一步被说服，相信：纸上的分数公正、准确地表示着人的素质。在1988年9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俄罗斯的复兴》一文，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如是说：

没有出路，除非政府彻底放弃对我们生活的任何方面的控制。控制把国家变成了一所修道院，它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父母和老师必须要迈出第一步，才有可能帮助学生挣脱官僚考试的控制。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复兴教育。但是人们认为，不可能采取政治手段，那需要太多的金钱和权力才会引起立法的更改。除了上街游行，我们的社会倾向于产生公众意见，而非对之做出回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经历了许多次成功的公民行动：取消吉姆·克劳法和种族歧视的态度；激烈地终止越南战争、罢免了一位总统。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大众主导，政府不情愿地跟随。统一考试也会有类似的下场，消除它的关键就在梅尔维尔1853年写就的《抄写员巴托比》里。

我是在尤宁敦中学上高中的时候读到它的，那时还没有理解它的含义。上了康奈尔大学之后，我又读了一遍，我的同学也都在读这部小说。但包括老师在内，我们谁也不明白这篇作品想要说什么。

巴托比是个抄写员，拿钱少、地位低，在复印机还没有发明的时代，他就是真人的复印机。有一天，不知为何，巴托比忽然有了自由的意志，要自己决定什么命令去听、什么命令不去听。有人命令他参与校对他刚刚抄好的文件，他说：“我不干。”若是命令他去路口的邮局取邮件，他说：“我不去。”他面无表情，而且每次拒绝都不夸张，不解释。除此之外，他仍然努力工作，继续抄写着。

可是终于有一天，他不再想抄写了，永远不，但是雇了他的办公室并不想就此结束。你看，他的收入不够租房，别人走了之后，他就睡在办公室，老板对此毫不知情。人家请他离开，可即使给他钱，这笔钱以当时的标准不算少，可是他不要，就是不要走。最后，巴托比进了监狱，他不想吃东西，不久就病倒、死去，被埋在无家可归者的墓地。

只是简单的行使自由意志，不带一点歇斯底里、诋毁和夸张，就使社会机器惊惶失措——自由意志与管理的原理格格不入。拒绝被当作劳动力比有史以来的任何革命都要激进。多年以来，我读着巴托比，他教会了我如何打败德国模式的上学。过了半个世纪，我终于明白，人人都有的自由意志是打败德国式上学，以及将它拼凑在一起的标准考试的有力武器。

显示着内在的巴托比力量的路标比比皆是，比我们大家认识到的更为普遍，约瑟夫·坎贝尔的关于神秘的著作(《圣经》也是如此)充分揭示了这一点。但是，不需要回到很久以前，梭罗非暴力抵抗的奠基石式的论述即是美国想象的不绝源泉，还有甘地，通过消极抵抗奇迹般地挫败了大英帝国，这一事实应当被格雷厄姆·格林引以为证，用来教育大众：“他们”更喜欢折磨那些盼望受到折磨的人。

大规模空泛的考试、莫名的记分是折磨人的分离器，它把时间和金钱的宝贵资源与有效的使用分开，将它们转移到考试魔法师的手中。这种事的发生只是因为受折磨的人能够容忍它。“出类拔萃”是一把魔杖，在学生之中建立了一种虚假的等级秩序，给轻易上当的人带来空前的紧张，引起自杀、家庭解体，严重败坏了学习过程——提供毫无价值的知识。考试不能预言谁会成为外科医生、大学教授或出租车司机。它不会激发任何健全的人去探寻一堆分数背后的意义。标准考试是我们国家领导长久以来已经破产的绝好证明，两党制的领导已经不可信赖，它的竞选差不多保证了美国人只有经理、没有领袖。我想拉尔夫·纳德…已经说中，这是长着两个头的一个党，是两党制的破产。

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但是确实知道怎样终止这个考试帝国：挖出它的心脏，把它的发明者、支持者，以及实施者贬为庶民，使他们被自己的政治同盟所抛弃。

把这件事交给一群年轻人。他们充分意识到，对个人生活或社会生活来说，这些考试毫无价值。让他们通过互联网召集其他年轻人，一起默默地拒绝这种考试。不用游行、中伤、对抗，只是简单地在试卷上写下：“我不想参加这次考试。”这场抵抗考试的管理模式不需要等级，人们可以给出建议，但是不可以把自己包装成领导。最好的实施形式不限于一种，而是有几十种，同时在全国展开。就像教会的聚会，虽然没有全国性的会议，而种种政治和哲学流派的顾问、全国性的聊天室、博客都大受欢迎。只要这个计划没有组织，它就会成功，而如果先有了专家的领导，就必定会毁了自己。每个参加的人都是平等的，后来和先来都一样，最后一位也一样。

向世界宣布：我不要！一开始是零星的浪花，终于形成不可抗拒的大潮，从教室到全国。假如仅仅十分之一的人选择“不要”，媒体就会追踪报道，这个“不要”的群体会不断扩大，像滚雪球，引起雪崩。

当局会有什么样的激烈行动来对付这些不合作的人？会威胁对他们加以惩罚，会有代罪羔羊遭受公众羞辱。相信我，想想《爱丽丝漫游仙境》，反对的势力就是一个纸牌做的屋子，惩罚只不过虚张声势。拒绝者会不会被大学拒之门外？不要天真了。大学首先是一桩买卖，而后才是别的，这个买卖已经开始缺乏买家了。

我们邀请美国学生，总共六千万，一个一个地加入这个计划，他们将和平地拒绝标准考试，巴托比计划由此开始。机构和公司捆住了成年人的手脚，不能动弹，所以这一计划要求学生们自己起来行动。

这些考试和测验违背了教育的原则，无故施加着野蛮的压力，极力鼓励败坏美国未来的等级制度。巴托比计划不做任何妥协。所谓“妥协”，那是当局的第二道防线，这个惯用伎俩经常在政治课的讨论中出现。不要接受它。拒绝妥协。不需要解释，不需要喊叫，让我们的抄写员帮你挺直脊梁，你只需要说：

我不想参加你的考试！

一位老人的祝福伴随着你。

2008年4月6日，在哈佛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发展大会上，在对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的正式讲话中，“巴托比计划”被首次公布。其后，又向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测试委员会做了相关陈述。

盖托一直是我的英雄，他勇敢地挑战荒唐的、远离现实的教育体制。很多年以前，他曾给了我勇气，让我敢于发出心声。我相信，这本书也一定会给你勇气。

——罗伯特·清崎，《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

盖托的字句闪耀着真知灼见，如果让他当美国的教育部长，旧体制会被炸得片瓦无存！

——乔治·米根，吉尼斯纪录保持者，曾用七年时间，徒步从南美洲的火地岛，走到阿拉斯加州的巴罗角

每当我从电视、报纸中看到种种报道，就不禁要惊叹：“为什么？怎么会这样？”盖托给出的解释令人不安：这都是20世纪美国教育所致。他的议论让我再一次感激我的父亲，是他让我逃脱了全面同化的教育，我将把它作为礼物，再次传给我的孩子。

——塔妮亚·阿比，吉尼斯纪录保持者，十八岁时只身航海环游世界

我是学校的管理者，盖托唤起了我的良知。他教我憎恨学校，热爱学习。这本书也会教别人这样，我们需要这样的人。

——贝姬·埃尔德，诺斯菲尔德自由艺术学校

在这本书中，盖托指出美国教育体制的荒唐，特别是标准考试。为了孩子，请听他说！

——温迪·齐格勒，盖托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