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闲聊：

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

广东人什么都敢吃；

广东“老细”(广东话老板的意思)泛滥；

广东人阔……

这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身份令广州和深圳虽非直辖市，

但与北京、上海一样，房价飞天、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巨大、生活成本高昂。

30年前的潮头娇子，广州、深圳，今日仍然践行：

“揾食”是生存之本、“食头箸”是发展之道。

本书是老一代“北上广”奋斗者告诉新一代“北上广”漂流者的话，也是80后“北上广”漂流者的沥血之作，告诉你一个最真实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温热泪水、朗润笑声——此书献给正在“北上广"犹豫彷徨的兄弟姐妹，此书献给想去“北上广"实现梦想的年轻朋友。

谁都知道竞争是激烈的，更是残酷的。但埋怨有用，不如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连聚集了数十万工人的富士康都大摇大摆地从广东撤离了，你还在纠结离开是“前进”还是“后退”吗？

本书为《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呙中校推荐作品。

推荐序 北上广，你在抛弃谁

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

前言 寻找被忽略的自己

引言 郭台铭出深圳记

第一章 中意“食头箸”

 1.生猛鲜活话特区

 2.速度“话事”

 3.双子星再定位

第二章 广府难“揾食”

 1.房价“吹涨”

 2.出门“爆棚”

 3.户籍“埋堆”

 4.无人“拍拖”

第三章 城市梦，望天打卦

 1。广州港驶出一个“李宁”

 2.深圳梦进退维谷

 3.代工帝国背影

 4.华为的狼性角逐

 5.抑郁之都

 6.转型后，要谁？

第四章 骑楼里的过客

 1.陌生他乡皆“过民”

 2.粤语同你“拗撬”

 3.“市态”之城

第五章 “有鞋挽屐走”

 1.广深产业大挪移

 2.流动，发现新风景

 3.珠三角的机遇

后记 梦想照进现实

1.生猛鲜活话特区

易中天用“生猛鲜活”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发高烧”，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深圳式第一

“特区”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区”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但是，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一转交给社会”。有了革命导师的金玉良言，骆锦星也敢大胆去想了，于是，他支了这一招，就是采用补充贸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从罗湖桥来到深圳。由于那时从香港到深圳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他找来一辆自行车让别人骑着，他则坐在后架上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双方在爽快的谈判之后，刘天就开发出了一个楼盘，那就是著名的“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一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传奇缔造者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外贸之都”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鸣的机器声推动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有产就有销，产销结合自然催动了贸易的繁荣。

广州自唐宋时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经营也占全国之冠。北宋《萍洲可谈》记载：“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的“十三行”更是广州早期商贸的雏形，当代，著名的“广交会”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广州处于珠三角的中心，这地缘优势与历史背景都使广州对“外贸之都”的地位当仁不让。

一时间，“粤货北伐”倍显意气风发。大江南北都流传这样一句广告词：“好空调、格力造”；《女友》专栏作家桃之天天也爱在其时尚杂文里“淘广州外贸”。商品捎带着“粤语文化”、“粤菜馆”一路北上，让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内陆都摇曳生姿起来。

但是，如今的这种盛况却渐行渐远，正如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中国经济版图上呈现出一片南雁北飞的景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启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便遭威胁，一方面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丧失，中国加入WTO，全国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优势也丧失，当年香港工业北移首先登陆珠三角，现在长三角城市却成为国外工业转移的首要对象，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深圳、广州这两座珠三角“双子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闪闪发光，但实验性的产业结构却磨损了它的光芒：外资带来的“世界工厂”和内资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时代的资本市场角逐中，缺少了战略依托和核心竞争力。

P32-42

“逃离北上广”，原本只是局部、个别的行为，现在成为广泛的话题，当然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与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一样，“北上广”被知情者称为：GDP和CPI同大，意思是城市发展的确很快，市民荣誉感也强，但市民消费价却太高，高到无法消受，并因此形成高门槛。

谁会“逃离北上广”？杜拉拉肯定不会，在500强工作的杜拉拉甚至不愿为爱情离开DB公司，可见工作比爱情更重要。人生遇到一份好的工作不容易，而爱情，不管你骨子里是怎么想的，反正：一个萝卜一个坑，非特殊情况爱情不会把你丢下。

“北上广”是什么？是北京、上海、广州加深圳，这四个城市被当今社会誉为中国最好的城市，并各自拥有1800万上下的总人口，且精英群权重大。

北京，中国的首都，建设好有十足的理由，传统上被最为看好，因此户口也难进；

上海和广州，同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洋务运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这两座城市几乎可以说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史。上海户口值钱大多数国人都知道，可以说上海和广州是中国最洋气的城市；

深圳是中国体制的特殊产物，如果说上海和广州的洋务运动是在被动中进行的，深圳则是我党我国领导人亲自要干的，可说是主动性的洋务运动产物。修订政策，引进港资，不信就干不过绝种的资本主义！

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有志的年轻人别无选择！

可，三十年了。一波波优秀的民工向这4座城市蜂涌而至，一批批大学毕业生首选这4座城市，并不惜因未分配好而辞职重干。这些年轻人成就了这4座伟大的城市，也成就了自己，并因此形成潮流。

潮流是什么？是时尚。时尚是什么？是楷模。楷模怎么讲？学呗！

可，三十年了。杜拉拉们挤得这4座城市水泄不通，不仅后来者无路可走，即便是先来者也会被杜拉拉挤掉。看看，王伟不是走了吗？杜拉拉好几个前辈也走了！

新时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一生去过北京若干次，上海二三次，广州或许没去过，而深圳，没儿女基本不去。年轻人们走南闯北，在他们的求职信中，只填着这4个城市，只要是这4座城市，去了再说！很多人转着圈地往返，渴望在这4座城市中求得相对更好的职位。看看“杜拉拉”就知道了：可以不择手段，包括被称为人生最重要的——爱情。

人的精明是被炼出来的，做人精中的后辈，尤如前面有一堵墙，推开的可能性有，但很有限。况且，先辈们即使在专业上也不比我们差呀，怪不得他们。最终，只能怪：人满为患。

时间的沙漏一直朝着一个地方持续地漏。那里，不问人的出处，通常一桌人吃饭，来自各省市的人没有重复，这与传统上的本地生、本地长、本地工作一辈子完全不同。

未来30年，沙漏持续，可不会只朝着“北上广”了，通往“北上广”的铁轨并列而行的：还有一条出来的路。人如货币，总是流向那些需要投资并且一定会带来回报的地方。这使得新一代年轻人会去寻找被忽略的自己，和正在崛起的城市。即使身在“北上广”，一旦被忽略，就一定会激起反省，这是市场给年轻人带来的选择，也是优于中国历史的地方，更是中国有希望之所在。

这是我们写这部书的初衷。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北京太势利》。

势利的北京让你无法开始工作，每天被一种无名的精神打击着，而交际则需要太多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太高。由于无法迅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因而自己的一切都会显得滞后。可以说，北京的竞争主要是精神上的，因为不断地有人在告诉你：圈儿，北京就是个圈儿！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上海太昂贵》。

上海的昂贵则是纯物质的，没有钱你甚至都没法住下来，即使亲朋好友也不会帮你的忙。不错，是很公平，前辈们也是走的这条路。一切都得看实力，假使你金钱不够，你就得把学历、资历、勤奋、身体，包括姿色和学养一起打包作价。价不够，你将痛苦并痛苦着。

的确：“逃离北上广”，因为《广东太竞争》。

广东很务实，不像北京讲背景，上海讲气质潜力。广东，无论广州还是深圳，你得苦，你得相信苦尽甘来。背景和气质都没用，漂亮女孩如果不讲苦，充其量也就是做几年不光彩的“风光年华”，熬到花落色衰，依然不会被广东承认。相比北京和上海，广东的竞争来得低端，正因为此，广东的竞争称得上是“血汗时代”。

所以，下一站，寻找正在崛起的城市。好在，现代中国，伟大的城市不只“北上广”。

梦想照进现实

刚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究竟是怎样一幅未来蓝图让人们背井离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州和深圳？”

于是，我将时间往回拨，20HD0年、上世纪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越往前人的眼神越执着越坚毅，好似诉说着《岁月神偷》里的那句话“做人，总要信”。信什么，我想，是信那个年代的广州与深圳能够“圆梦”。

梦想太重要了，《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说过，“当我真心在追寻著我的梦想时，每一天都是缤纷的，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小时，都是在实现梦想的一部分。一路上我都会发现从未想像过的东西，如果当初我没有勇气去尝试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就还只是个牧羊人而已。”

被压抑太久的人，遇上实现梦想的“热土”，就会像飞蛾一般扑过去。天翻地覆的社会改革中，传奇诞生了，那些故事滋养着人们贫瘠的心理，为人们带来希望与憧憬；那些人们成为时代的象征，为后继者书写史诗般的碑文。那个年代激情燃烧，但是，那个年代很快又被另一股浪潮盖过，现在的广州与深圳从黄金时代迈进了迷惘时代。

梦想呢？——梦想变得模糊、“城市幻想”替代了梦想……

30年急行军似的高速发展，磨去了广州与深圳的锐气，同质化代替了创新性。两座城市已不再是当初的“淘金场”，反而成了资源紧缺的“竞技场”。有“世界工地”之称的广深榨取着人口红利，使得前赴后继的人为了生存立足而相互搏斗，渐行渐远的是内心深处的理想生活。

《新周刊》总主笔肖锋说“当年马化腾50万创业，而今，50万在深圳只能购买一个卫生间”。一个人说：“我在深圳生活了9年，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感情，我在这儿打拼奋斗，我在这儿结婚生子，我在这儿买房买车，我在这儿朋友满地，在深圳我有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但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实现自己的梦想，做同一件事情，在深圳的成本实在高的离谱，高昂的房价不但绑架了我的资金，还绑架了我的时间和精力，更绑架了我的梦想！香浓的咖啡，精致的点心，喜欢的书籍，慵懒的音乐，舒适的沙发，透亮的窗户，温暖的阳光，小憩的好友，微笑的店员……这是我一个做了七年的白日梦，是我无数次对身边的朋友说起，却总被所谓事业和琐事挤到记忆角落的念头！我总在给自己找不能实现梦想的各种借口——‘钱，时间，经验和机会’让自己放弃这个梦想。”

城市本该是实现梦想的天堂，而不应该是束缚理想的地狱。在选择城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先问问自己想要的人生是怎样的？而不是被“过期”的传奇所蛊惑、被耀眼的城市光环所欺骗。

后来，我们在试图探析广东(深圳、广州)的时候，意外发现很多难以解释但却有着客观驱动因素的事件。比如说，广州，这片地方总会产生新潮，但是形成大势却不在此。就像李宁牌、外资企业、流行歌手都是在广州出现，但是，最终都没有停留在广州而是北上了。又比如说，深圳这个地方，就十分的“不近人情”，当初请进港台制造业的时候是百般殷勤，但是，竞争激烈了，城市发展了，这些制造业反而成了“罪人”、反而遭受嫌弃。

而且，广州与深圳的变化太快，它们的变化几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符号，太具有即时陛，却缺少长远性。看着广州与深圳一边染上“大城市病”——房价高、交通堵、户籍严、离家远；另一边，又存在发展瓶颈与转折。真的感觉，置身其中的人实在不易。

大的局势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是通过历史回顾，才能发现这个过程是怎样发展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却是可以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如果你觉得喘不过气那就逃离广深吧，为了在他方向你招手的梦想。

放弃北上广的10个理由：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

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

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

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

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

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

一线城市是“飘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