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走出确定
过去 10年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
10年前，我们自认为知道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将要前往何处，以及如何到达那里。大家都相信更多就意味着更好，而且，只要价格和品质谈得拢，似乎每样东西的供应量都在直线增长之中。
就个人来说，贪婪成了一件好事。虽然我们谈它时，用的是比较文雅的措辞——“追求成就”以及“创造个人财富”。
当时，我们也知道如何经营组织，或者自以为知道。提供各种追求卓越处方的大部头管理书籍，首度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一切都昭示着那是个确定的年代。
从繁华到萧条
那真是个令人兴奋的年代。身为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爱尔兰人，起初我对这种夸张的信心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听到志得意满的同仁，纷纷谈论他们在市场上的斩获，以及他们的红利暴增、房价劲扬时，我不由得宽心而自信大增，加上感觉到世界又恢复了“该赢的人赢”的合理局面，于是我就无法再怀疑下去了。因此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组织的概念》，主张组织可以被了解，它们的行为也可以被预测。
一时之间，这股趋势似乎看不到尽头。在最辉煌的 1987年夏天，我终于抗拒不了股票狂飙与房价上扬的诱惑。有一位住宅开发商跑来问我，希望以何种价格出售我在伦敦市郊的公寓。我们在 10年前，曾花了 1万英镑整修过这栋房子，而且一直很钟爱它，但在 1987年，每样东西都有价格，即使珍爱的家也不例外。所以我就向他开出了 100万英镑的高价，他被我的狮子大开口给吓呆了，但还是说：“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忍不住跑进厨房里告诉吃惊的家人说，我们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了。我和妻子一方面委托律师着手草拟合约，另一方面，则启程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庆祝 25年美满的婚姻。物质成就的信心加上确定感，冲昏了我的头，于是我便在托斯卡纳（ Tuscan）为妻子买了一栋别墅。有何不可？一个腰缠万贯的学者，在那种时刻，除此之外还能送什么东西给妻子？
当然，我应该早知道，宇宙间存在着一种“曲线逻辑”，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最终，曲线总会下降，但聪明的人知道曲线什么时候要逆转。然而，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我们全都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一条可以抗拒地心引力的曲线，以为自己已经意外发现了某种捉摸不定的“万事通则”，也以为一切领域的成功都能加以复制，可以为全世界带来繁荣，进而创造和平。
10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我们从意大利返回伦敦。当晚，英国广播公司电视网在天气预报中指出，有个小规模的飓风正在法国外海的比斯凯湾酝酿。然而在那几年，就连气象预报人员也都自信满满。那位仁兄说：“相信我，飓风不会来这里。”不幸的是，当天晚上，英格兰南部遭到 200年来最大的暴风袭击。由于英国很少遇到飓风，所以损失相当惨重。伦敦一片漆黑——这是个坏兆头，接下来的星期一，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全球各地股市纷纷崩盘。
几天之内，我的百万英镑房屋交易也告吹了。在房地产商的眼中，这笔交易不再具有“钱景”。如今，我拥有一栋自己既不需要也无力负担的意大利别墅。我误以为事情已经板上钉钉，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然而，这毕竟只是个人的一件小事。更严重的是，许多确定的事都开始变得不确定了。如今，到处都再度充满怀疑与不确定。
与此同时，许多大亨因贪婪而锒铛入狱——这是他们所未曾预料过的事。而且，许多叱咤一时的企业组织，一家家陷入困境。不少拥有房屋的人发现，他们需要支付的房屋贷款，已经超过一路下滑的房价，资产可能变成了负值。许多金融市场的青年才俊也愕然发现，原本如花似锦的前途急转直下，于是纷纷抛售他们的爱车，使得伦敦保时捷二手市场出现暴跌。
瞻前不顾后
过去 10年是个令人迷惘的时代。当时，我写了一本《非理性的时代》。它的中心哲学是：如今的变
化显然是不连续的，一切变化不再是过去趋势的直线延伸。在变化不连续的时代，昨日的成功经验，对于解决明日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可能构成危害。整个世界，无论是就哪个层面而言，都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再创造”。不再有确定的事，一切都要实验。诚如我的爱尔兰同乡萧伯纳所言，未来属于“非理性”的人——向前看而不向后看的人；只确信一切都不确定，且有能力及信心进行全然不同思考的人。我相信每件事都可能有不同的面貌——组织、工作、学校、社会皆然，而且许多事情本来就应该有所不同。而现在我们真正必须学习的功课，就是以某种新方式来看待人生。
自己来撰写剧本
我学生时代所学的东西，现在几乎都已经忘光了，除了这个饶富意义的道理：人生中的每个重大问题都已经被解决了。可是这其中有个问题是，尽管老师这么说，我还是不知道答案到底在哪里。那些答案藏在老师自己的脑子或课本里，但就是不在我这里。在当时那个确定的世界里，我们假设教育的目标是以各种方法，把各种答案由老师传送给学生。但实际上这个假设根本就难以成立，因为多年之后，当我遇到一个从未遭遇过的问题时，只能求教于专家。在那个确定的世界里，我以为自己从未碰到过新的问题，也从来不可能为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我让自己的能力不断地萎缩，也一直欺骗自己没有潜力来解决问题。P15-18
如果说彼得·德鲁克使管理登上大雅之堂，汤姆·彼得斯将其推而广之，那么查尔斯·汉迪则赋予了管理所缺失的哲学的优雅和雄辩。
——领导力大师 沃伦·本尼斯
汉迪的著作深得我心。组织的基本模式将如何发展，工作生涯的未来将会怎样，对于这些重要问题他都给出了深入浅出的精辟回答。阅读他的著作是我生命的里程碑，他的观点深深震撼了我。
——管理大师 汤姆·彼得斯
汉迪总是如此的优雅，他是管理领域真正的大家，在世界众多的管理思想家中堪称翘楚。
——《从优秀到卓越》《基业常青》作者 吉姆·柯林斯
想到我的书即将在中国这片有着悠久历史和美好未来的土地上出版，我感到非常激动。回顾30年的写作生涯，我发现我的书勾勒出了我心目中西方经济的商业革命的进程。我感到中国现在也正处在这样一种商业革命之中，但其速度却要比西方的快得多。在这30年里，我写书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改变，从回答工作、生活和管理中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而思索“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最近又在探讨“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在现今的中国，这些问题想必也都是需要解答的。
我写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76年，我给书取名为《组织的概念》。因为那时我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大多数在组织里工作的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组织，或者组织是如何运转的。这样所造成的后果就使得人们工作得不开心，也没有效率，而且往往会失败。在我看来，有时候组织会成为禁锢人类灵魂的监狱。我自己在组织中工作时就经常会有这种体验。
我的第一本书成为了标准的教科书，全球销量已经达到100万册，而且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很多大学和企业的教学用书。这就告诉我，国家可能有兴衰起落，但人们的希望、恐惧和动机却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是如此。世界会改变，但人性不会，而我的书写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过组织却是会变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工作，并且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实现协同配合。我们不再需要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完成工作。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改变了管理者的一切。你无法直接看到你的员工并与他们面对面交谈，所以你就必须加倍努力地思考如何组织、控制他们的工作，以及如何给他们报酬。
我想，我们可能必须重新思考组织的本质。买下人们的时间然后有效地对其加以利用，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吗?如果技术的发展允许人们在远离主要组织的较小单位中完成工作，那我们何不直接购买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而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琐碎的监督工作，省去对下属的监视，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都离得很远。组织能够节省办公空间、养老金和其他福利，以及用于管理的时间。总之，我们可以把很多为我们工作的人和群体看成是供应商而非雇员。这样可能对双方都有利。
这些在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1980年可并非如此，因此我开始写第二本书《工作与生活的未来》(TheAge of Unreason)。我想要告诉那些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为什么他们在思考如何组织、协调、沟通工作时，可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思考，并且需要非理性的和革命性的思维。在这本书中我谈到了三叶草组织(Shamrock Organiza—tion)，这种组织由三类工作者组成：核心人员、外包人员和自雇工作者。我认为后两种工作者应该是把自己看成是拥有独特的顾客组合和项目组合的“组合式工作者”，所以他们并不完全依赖于某一种收人来源。
像我所有的书一样，这本书对于那个时代的欧洲和美国来说也是超前的。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为独立谋生做好准备，而组织也不信任独立工作者。但是，慢慢地，世界改变了。把所有人都招进组织里来所需的费用太高。我的想法和我所发明的词逐渐流行开来。但现在我又开始担忧组织所面临的新压力了：保持全球竞争力、不断扩大的组织规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工作、不断地对它们的“人力资源”提出更多要求。这会对组织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努力工作的核心人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是否会像我在《觉醒的年代》一书中所说的，遇到变成“空雨衣”的危险呢?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个雕塑公园里看到一尊雕像，那是一件无人穿着的空雨衣。那天上午，我参观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穿行在一排又一排的桌子、一问又一问的办公室之间，我感到那里的人们正处于为了他们的角色而牺牲掉自己个性的危险之中，也许他们只是些无名的“角色扮演者”。
我觉得是时候了，我要说，组织对社会的影响令我感到担忧。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为周遭的事情感到困惑。我们好像比从前更努力地工作，并且也变得更富裕，但却比以往更不快乐。生产力是提高了，但这通常意味着是更少的人在付出更多的劳动。对于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人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对于那些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的人们来说，也经常不是什么好事。人类的寿命更长了，所拥有的时间也比以前更充裕了，但我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发这些时间，特别是一旦组织不再需要我们工作时，我们就更加不知所措。这世界太让人困惑了。
为了和更多的读者分享我的思想，现在我是两份杂志的专栏作家。我也在组织之外活动，以反思这个社会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我正开始成为我自谓的社会哲学家。《个人与组织的未来》就是一本此类文章和一些其他著述的合集。我觉得整本书的篇幅可能有些过长，但那些由闪现人类思想火花的短文所汇集而成的书，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可能更方便。他们可以把书放在案头或者床头，时不时地拿起来翻看。我发现，尽管我已不在教室里讲课，但骨子里我还是个教师。好的教师只管讲故事、提问题，而寻找答案则是学生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教师只能指点方向，给出建议。
在《饥饿的灵魂》一书中，我指出了虽已找到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部分答案，但却不确定对此能够做些什么的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在非洲，人们说渴望分为两种：渺小的和伟大的。渺小的渴望，是指渴望获取维系生命所需的东西：必须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这些东西所需的金钱，这些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伟大的渴望，则是追寻一个问题的答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个人与组织的希望与追寻”。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资本主义能否不追求提高道德观而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市场是否也有其局限性。在个人层面上，我苦思冥想的是认同感、宗教、社区和教育方面的事情。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只有不断产生的新问题和一些想法。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强，它就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前进方向；而对于所有衣食无忧的人来说，则必须探究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担忧自己对于管理者的教育是否已经达到了可能达到的最佳水平。我受托领导一个小组来对比研究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对管理者的教育方式的各自不同特点。研究成果报告结集成为一本很有趣的书——《经理人制造》，它的意义在于，证明了对于管理者或领导人的培养方法，各家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佳方法，但都认为应该把实践经验同正规学习结合起来。在研究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发现，过去英国的管理者所获得的管理教育是在军队服役(当时所有男性都要服义务兵役)，或作为会计接受培训时得到的，这两种教育方式都不完全适合于商业企业和政府组织。这本书促成了英国商学院的大发展。
英国广播公司(BBC)要求我在《大师论大师：汉迪解读13位管理大师》一书中总结世界顶尖管理思想家的工作和思想。只有这一次，我没有再提出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设法介绍他人的理论和思想。这是一项很有用的训练。太多的时候，我们这些作家都是师心自用，路子越走越窄，很少会停下来看一看其他人的研究方向。实际上，我一直都是一个其他人思想的阐释者，使他们的想法能够契合当今普通人的工作。
其实，在写我最近的一本书，也就是我的自传——《思想者：查尔斯·汉迪自传》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自己后来所写的很多作品，都极大地受到了我在大学时研究过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影响。回首过往，我发现原来自己所学到的东西中，有那么多是来自于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而非正规的学习课程。但是要想从中学到东西，仅仅经历过这些事情还不够，还必须要对自己的经历加以思考。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有太多时候根本没有思考的余裕。这将成为我下一本书的焦点。 我希望我的新读者们会喜欢我的思想、我的故事和我的感想，并且能从中受益。
《超越确定性》是与德鲁克比肩的“管理哲学之父”查尔斯·汉迪经典作品的最新版本。
《超越确定性》由查尔斯·汉迪的短论组成，这些文章亲切易读，既富哲理又有实例。
《超越确定性》中，查尔斯·汉迪从个人定位、组织蓝图、未来趋势三个方面对企业及社会的发展趋势给予了新鲜而深刻的分析，不仅仅是经理人，任何处在变动时期的人们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查尔斯·汉迪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注重不同管理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当今时代，人越来越成为组织、机器、电脑和工资的奴隶，查尔斯·汉迪这种以人为本、文化共融的管理思想理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时代意义。
《超越确定性》是查尔斯·汉迪经典著作的最新版本，在书中查尔斯·汉迪向我们揭示：当确定的年代不再，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