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出版业
我是1988年7月由中共辽宁省委机关调入辽宁大学出版社工作的。那年34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设想，包括党政分开、机构改革等诸多思想。当时，省委机关也在风传要进行“精兵简政”，机构合并。我所在的省委机关党委也传闻要和省政府机关党委合并。机关内部一时人心浮动，一些同事纷纷调离了省委机关。
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化，国有大中型企业放开搞活，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也在逐步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打破极端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分配形式，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贴近市场。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都在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当时，好像全民都在经商办企业，人人都在淘金。市场经济的大潮荡涤着社会每一个角落和人们的心灵，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政改信息和商业气息，也在不断冲击着省委机关大院，诱惑着里面的人想冲出门外。那时，机关干部的收人很低，还比不上企业一般职工的收入，生活比较清贫。社会上“脑体倒挂”现象比较严重，所谓“搞导弹的比不上卖鸡蛋的”就是当时社会分配不公的真实写照。我也受到这些信息和思潮的影响，加之机关要合并的风传不时飘入耳中，一些同事的调走，使得我开始有了离开机关的想法。但真打算离开的时候，内心又开始出现某种犹豫、困惑、彷徨和焦虑，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省委大院的门槛高，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高，准入条件严格。我是经过省委组织部考核由部队转业到“大院”里的，这是一份难得的好工作。那时候就业途径单一，不像现在这样多元。能在省直机关谋得一份公职实属不易，社会地位优越，受人羡慕和尊敬。我在想一旦跨出这道门槛走向社会，现实与理想相背离怎么办？在“大院”里工作生活了近五年，工作环境优越，同事关系熟悉融洽，有感情有情分，走出这样的环境，不能适应外界又怎么办？虽然收入低了点，但与大多数人相比还是蛮不错的，离开省委大院后，一旦收入不稳定又怎么办？一系列的顾虑和不安困扰着我。中国有句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说的就是人生选择的重要性。职业的选择或变动，是人一生中要面对的为数不多的重要抉择之一，而人在选择职业时又表现出极强的功利性，所以，犹豫思量在所难免。
现在看，最终促使我走出省委大院的主要动因有三个：首先是外面世界很精彩深深地吸引着我；其次是年轻人不安于现状的热情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再次是对机关沉闷工作的厌倦和向往自由的性格心理。
1988年初，我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调离机关进入出版业的申请。当时的选择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大院”内的出版单位：“共产党员杂志社”；另一个是省新闻出版局辖属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个选择，没离开“大院”。尽管工作变动了，但周围环境没变，人头熟悉，心理落差小，便于工作。况且这家杂志社办得也很出色，很有生气，在全国出版界独树一帜，颇有影响，各方面的待遇和收入也大大优于机关，是个热门单位。第二个选择，也有这方面考虑。我的父母都曾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工作多年，父亲曾经是资深编辑和领导，母亲一直从事图书档案和资料管理工作，应该说与出版社有着很深的渊源，也有着很好的人脉关系。如果我去了，想必能得到一定的帮助。从以上选择上，能看出我当时的犹豫不决和患得患失的心理，既有对机关工作的眷恋也有对前途的迷茫。
但事情开始办得并不顺利。共产党员杂志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都隶属于省委宣传部管辖。我从提出调离申请就焦急等待消息，而每次打听得到的答复都是在“研究”中，从年初到6月份一直没有消息，内心的焦虑和焦急可想而知。
我父亲得知后，有一天对我说：“帮你联系一下辽大出版社吧，那家出版社改革搞得很好，机制很灵活，在出版界有一定影响。”结果没出一个星期，辽大出版社就同意接收我了，而且不来考核了，要我自带档案去报到。就这样，我于1988年7月正式调入辽宁大学出版社工作。
走进出版业，是我人生中的重要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唯一的选择，从此再没有改变过。P1-3
这是一本写怎样“做书”的书，也是一本写编辑职场生涯的书。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终于写完了。我是利用工作之余和其他片刻时间来思考写作的框架、布局、结构和篇章的。思路时而被紧张的工作所打断，时而因写字的枯燥和索然无味而停笔，时而陷入对往事回忆的亢奋中，时而又手不停笔地将这些思想的碎片整合起来，落在笔端。总之，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做深入思考，尽管拖拖沓沓地写了近二十万字，但都是对过去零星碎片的整理和一些有感而发而已。
这本书是我二十年编辑工作的粗略总结，由相互独立的十二个篇章组成，每章后面还附有“作者小语”，作为对每章中心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以小议论文的形式写出来，都是些经验之谈。附录部分是我近几年写的一些文章，合成一本自己的集子都放在一起了。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札记”，虽篇章结构看似凌乱，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我二十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实践过程和心路历程。
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的感想和总结，记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经验还有教训；记述了从事这个职业的喜悦、兴奋、苦闷和彷徨，像坐“过山车”一样，既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迈，也有跌落谷底的惊怵和感叹。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历史原貌，客观地阐述一些观点、思想和评价自己，然而也难免带有主观和自我的色彩，这也许就是局限性了。二是将自己的经验之谈提供给新编辑或者准备入这个行业的朋友们。我在“作者小语”里用了12个篇幅，写了12个问题。或长或短，语言通俗，用拉家常的口吻，用内心和新编辑们说说心里话，把自己二十多年从事编辑职业所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告诉他们。如果读者能够借鉴，能得到一点启示，我就感到欣慰了。
这本书的名字颇费了点儿思量，最初叫“编辑札记”，而后改为“出版入札记”。原因有两个：第一，编辑的定义是“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的工作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编辑的古义是顺其次第，编列简策而成书。”从以上定义看，从事编辑工作的人不仅要具备很高的文化素质和修养，还要拥有相当渊博的文史、科技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中国出版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编辑大家，即使当下，在一些历史厚重的出版社中，例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仍拥有一批优秀的专家型和学者型的编辑人才。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编辑，而我与他们相比相距甚远，充其量是个“出版人”。这不是谦虚，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者可以从记述中看到，我二十多年从事的“编辑”工作，多是经营性工作，而真正对案头工作经验的介绍并不多，这既是现阶段出版业为追求经济效益的真实写照，也表现出了某种“浮躁”心态。第二，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出版人”概念的外延是大于“编辑，，概念的。这也表现出中国出版业正在转型的特点。正像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现阶段编辑的角色转换，正在由传统编辑向出版人过度和转型，由单一的案头编辑向复合型编辑转型。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出版业转型的需要，而我这二十年正是在这个“转型”中度过的，从上述两方面看，书的名字改为“出版人札记”还是贴切的。
纵观当今出版业，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冲击，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电子出版物以其低廉的成本，阅读的方便，出版环节的简便，下载量巨大的优势，对传统纸质出版物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竞争。不仅如此，其影响必将颠覆和改变传统出版的观念和经营模式。著名书评入梁文道先生也在疑惑：“无论中西，书卷的世代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看的书是一页页装订起来翻动迅速方便的‘书本’。将来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崭新的书籍样式，需要我们采用全然不同的肢体运动来配合阅读呢？又或者电脑和鼠标的到来就已宣告人类千多年‘书本，年代的终结，好比当年它们终结了卷轴和竹帛一样？” 在从业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我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到迷茫和困惑，传统出版业该怎么走下去？出版社的经营理念和模式该怎样适时变化？这些问题时常在拷问着自己。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这点“经验之谈”还有多少现实意义，是否像一堆“故纸”应该放进历史的“博物馆”了？但我真心地希望新一代的编辑们在继承和借鉴传统出版的普遍价值基础上，学习和学会更多更好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技能、新模式，有准备地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和竞争。
最后，感谢父母给我的养育之恩和很好的家庭教育；感谢我的妻子给我的关心、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谢顾奎相校长多年给我的教诲和帮助，并抱病为本书作序；感谢我的老朋友武斌先生，在百忙之中审阅书稿，提出许多中肯意见，更增加了本书的思想内涵和阅读意义，并为之作序。二位兄长，给我很高评价，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本人诚惶诚恐，实不敢当。感谢我的老同事、老朋友郭胜鳌、邹本忠、李佳和关晓华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无私帮助；感谢二十多年来一切帮助过我的作者和朋友！本书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赵光辉
2012年2月于出版社811办公室
一个出版人的心路历程
序赵光辉《出版人札记》
武斌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出版界有许多朋友，其中既有资深的前辈出版人，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编辑，更多的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同辈朋友。与出版界的朋友的友好交往与成功合作，是我这许多年来的成长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在与这些朋友的交往中，有的时候是参与他们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组织丛书等工作，也有的时候帮助他们审读一些稿件，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还以作者的身份为他们写稿。正是在出版界各位朋友的帮助、鼓励和支持下，才有了我今天可以自诩的那些所谓“学术成果”和“学术成就”。在我出版的著作中，都包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汗水，更容纳着他们真挚的友情。有人说过，“每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的背后，都站着一位默默无闻的编辑；每一位名满天下的作者的身边，都有一群甘愿奉献的编辑。”对此，我深以为然。更多的情况是，我与他们的交往仅仅限于朋友之间的聊天和交流，在出版社的编辑室里，在咖啡馆里，一杯清茶，一支香烟，漫无边际地畅谈当今的文化走势、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动向、流行的畅销书以及哪位名人作者的情趣逸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也许谈着谈着，某一根神经被触动，忽地涌现出什么灵感也未可知。可以说，与出版界朋友们的聊天、交流，是我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
辽宁大学出版社的光辉先生，就是我在出版界的好朋友之一，而且是来往比较密、持续时间最长的朋友之一。自从他到出版社工作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比较多的来往，这期间也有几次比较愉快和成功的合作。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和人的问题，写成了一本书，叫《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集中讨论文化、人格、现代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这本书就是光辉先生安排出版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反映还不错，并且引起国外学术界的注意，比如在科威特就出版了它的阿拉伯译文版本。二十几年过去了，有一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说，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在这些年中得到证实的，有些看法和意见很有前瞻性，建议我修订再版。于是，光辉先生又安排了这本书的再版，同样也有不错的评价。至今我还认为，在我出版过的著作中，《现代中国人——从过去走向未来》是思想性和理论性比较强的一本，而在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光辉先生都给与了很大的帮助，付出了很多心血。当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包括思想上的、知识上的和文化情感上的交流，这种交流使我们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点和交集。最近，光辉先生把他在出版社工作二十多年的经历和感受、心得写成一本书，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出版人札记》。我在阅读这本书稿的时候，思绪常常被他的笔迹带回到从前的岁月，带回到我们一起交流、切磋和合作的情境中。作为作者和编辑，也作为在思想和文化上有许多契合的好朋友，可以说，那些岁月我们是一起走过。
光辉先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到出版行业的。那个时候，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百废待兴，整个社会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气氛，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人们的精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振奋，人们的求知渴望也更为迫切。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启蒙时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一个全民精神进发的创新时代。被“文革”破坏的文化事业都在恢复，大量国外的新文化、新思潮、新知识被引进来，新闻出版界也显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我们都还记得，那时候的许多出版物都成为时代的风向标，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比如四川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面向世界》丛书，三联书店出版的《新知文库》等等，都领一时之风骚。光辉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走进出版界的，作为一位有文化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希望在这样的平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二十多年过去了，可以说，光辉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在出版事业上默默耕耘，兢兢业业，联系了许多高层次的作者，编辑出版了一批很优秀的学术的和文化的著作，其中有的在出版之时就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有的具有很高的文化积累价值，还有的成为了学者们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比如那本很有名的《别无选择》，比如研究中西比较哲学的《周易与怀特海之间》，比如关于新儒学的研究丛书，比如研究著名表演艺术家唐韵笙的《唐韵笙评传》等等。此外，光辉还出版了一些文化读物类的书籍，比如关于围棋的、菜谱的等等。从面上来看，光辉出版的书籍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内容也比较庞杂，但其中都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就是对于现代文化的理想最求，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和价值理想。
在这二十多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风云变幻，出版界也经历了改革的阵痛，出现过一些时候的困难阶段。我们都还记得有一阵子出现了读者买书难、书店卖书难、作者出书难的怪圈，而那时候大多数出版社也都经历着“经济效益”的困境，在改革中艰难地起飞。光辉作为在出版第一线工作的出版人，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参与了这一变革的过程。他在这本书中记录了自己参与这个过程的经历和体会。可以说，光辉的这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出版界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所以，光辉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出版人”，更强调自己在出版行业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对自己角色的认定。我基本上同意他的这个定位，但是我更倾向认为，一个好的出版人，更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人、读书人。编辑出版工作不仅仅具有商业的性质，更是文化的事业，更是一项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还是把他看作是一位出版社的“编辑”，是一位有文化修养和文化内涵的编辑，一位“学者型”的编辑。出版社的编辑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如何，知识水平如何，业务能力如何，直接影响着出版物质量的优劣。所以编辑人员对于多出好书，不出坏书，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这样，对于编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的要求就很高了。有人概括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编辑，需要三种文化创造力，即发现的能力、组合文化的能力、创新呈现方式的能力等。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础。优秀的编辑都是孜孜好学者。他们阅读广泛，了解各种知识，同时在某一个领域内有很好的判断力，能够为自己谋划的选题发掘“最合适的作者”。所以，我认为，光辉在出版界的二十多年中，能够出那么多好书，出那么多既有经济效益又有文化价值的重要著作，与他的能力有关，更与他的文化内涵有关。他对于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广泛了解，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态势的准确把握，对于各种流行思潮和流行文化的恰当辨别，都与他的文化修养有直接的关系。而优秀出版社之所以领先于同行，就在于它拥有一流的编辑人、出版入。如果我们的出版社有更多的杰出的出版人和编辑，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好书可看。
出版史上的许多著名出版家认为编辑出版212作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优秀的编辑人、出版人都对文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从光辉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他对所从事的出版事业怀着一种深沉的挚爱之情。他爱他的工作和事业，把自己的心血融入到出版事业中，更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理想在自己的事业中一点一滴地实现出来。我总觉得，做任何一种事情，能力、知识、水平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情感，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和敬畏之情。我们在赵光辉先生对自己从事出版工作经历的叙述中，更感受到了这种奉献与忠诚的浓浓之情。现在，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版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出版传播文化、普及文化的本质不会变。作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积累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重要活动，我们永远都离不开它。有出版，才会有今天的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
2012年2月4日
(本文作者系：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辽宁省文联副主席，沈阳市文史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本《出版人札记》由赵光辉著，是一本写怎样“做书”的书，也是一本写编辑职场生涯的书。作者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终于写完了。作者是利用工作之余和其他片刻时间来思考写作的框架、布局、结构和篇章的。思路时而被紧张的工作所打断，时而因写字的枯燥和索然无味而停笔，时而陷入对往事回忆的亢奋中，时而又手不停笔地将这些思想的碎片整合起来，落在笔端。总之，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做深入思考，尽管拖拖沓沓地写了近二十万字，但都是对过去零星碎片的整理和一些有感而发而已。
《出版人札记》适合文学爱好者、出版业从业人员阅读。
这本《出版人札记》由赵光辉著，本书的写作目的有两个：一是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的感想和总结，记述了自己的工作经历、经验还有教训；记述了从事这个职业的喜悦、兴奋、苦闷和彷徨，像坐“过山车”一样，既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迈，也有跌落谷底的惊怵和感叹。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历史原貌，客观地阐述一些观点、思想和评价自己，然而也难免带有主观和自我的色彩，这也许就是局限性了。二是将自己的经验之谈提供给新编辑或者准备入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作者在“作者小语”里用了12个篇幅，写了12个问题。或长或短，语言通俗，用拉家常的口吻，用内心和新编辑们说说心里话，把自己二十多年从事编辑职业所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告诉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