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难！当中国的家更能难！

当改革时代中国的家难上加难！

且看晚清帝国总理、改革舵手，官场泥泞中的艰难跋涉！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他是一位有着浓厚传奇色彩的大清王爷，周恩来在百忙中曾多次造访他的王府，并将王府的开放列入临终嘱托。难道这只是为了恢复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另有深意？

有人说李鸿章是晚清改革的总设计师，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掌舵人，曾、左、李不过是桨手而已。是他拉开了中国近代一个半世纪改革的序幕，从内忧外患的荆棘丛中辟开强国之路，摸着石头过河，他奠定了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基调……

有人说他“一生为奴”，岂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权力的定位结果。他确是一位低调的帝国总理，一边谨小慎微地恪守着“老二哲学”，将自己隐藏在太后巨大的阴影之下，一边则大刀阔斧，推进改革。

有人称他为“鬼子六”，其实他是一位宽厚、坦诚的当家人，在晚清最为艰难的时候他维系了帝国罕见的向心力，无论改革派、保守派、骑墙派乃至“洋干部”，都乐于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以自己的翩翩风度征服了美国总统、国务卿，令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中国近代改革史”研究者、澳大利亚华人学者雪珥，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笔锋，丰富的海外史料，为我们展现了恭亲王奕被湮没的风采和晚清改革当家人的艰难酸楚。

第一章 叔嫂共和

 风啸天安门

 总理的劳碌相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第二章 皇家无亲

 “窝囊”王爷绵中针

 王爷蓝筹股

 伟大领袖六合彩

第三章 风中芦苇

 风中芦苇

 中南海的脐带

 周公之死

第四章 老大帝国

 “谋杀”同治帝?

 紫禁城的平衡木

 英国议会：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洋干部下岗

 枪杆子里出政权

 谁家的走狗

第五章 美国兄弟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美利坚雪中送炭

 鸟巢鸟感觉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谁可托福

 北京欢迎你

第六章 西域狂沙东海浪

 披着羊皮的熊

 抗俄还是抗日

 日本趁火打劫

 东海饿狼

 天山风雨 

 为保新疆失琉球

第七章 改革旗手

 蝴蝶飞飞曾国藩

 春意盎然李鸿章

第八章 中央“一抬”

 号令不出中南海

 改革的阳谋

第九章 裸泳的年代

 猫儿闹大清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盛宣怀打“野鸡”

 华商不爱黄龙旗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裸泳的奴家

第十章 帝国的出轨

 骑着毛驴上北京

 拆迁让谁更美好?

 李鸿章下英国象棋

 大清“地铁”

 东方慢车谋杀案

 大清铁轨不平行

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奕，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成为所谓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人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令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晤，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罴(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P12-14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几天后，攻人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亲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三十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厥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华帝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颟顸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绿柳荫荫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座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着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坤而来的。现代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来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2010年8月于恭王府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孙旭光

【《中国经营报》记者】“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入，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

【雪珥】我开始近代史的写作，至今已经五年多了。随着读者群的不断扩大，我也发现在一些场合，包括红墙之内和国土之外，在赞美声或讨伐声中，我的文章和观点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研究历史，资治通鉴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写作模式又定位在“历史现场记者述评”，有意识地强化了现场感和现实感，便于读者自我“代人”，这些都促使我在选择发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曾经有海外媒体约请我开设专栏，开出了十分诱人的稿酬，但我谢绝了。不是我想和钱过不去，而是我不想被人当枪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养家糊口，不必卖文为生，赚取版税和稿酬被严格限定在“卖艺不卖身”。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贞洁。

我偏爱财经媒体，一是财经媒体比较务实，可以少卷入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之中；二是财经媒体的受众群多是中产阶级，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担待，这一人群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骨干，也是社会发展的主力，这令我可以远离那些装腔作势的八股混混，以及少不更事的愤青们——尽管我并不讨厌他们，但实在没有时间伺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