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中的著名学人，可以是我们窥看已经过去了的世纪，以及试图去领略其文化风采的一个视角，即从其鲜活又具体的个案去窥看那个曾带有沛然的生命力、强烈的个性以及种种变异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和文化精神。

散木的这本《现代学人谜案》从晚近的若干“文化遗民”带有谜样的往事说起，于悲凉意绪之余，发掘幽深的文化地矿，澄清往事。

当年的学人，其外表和肉体的望之俨然、衣冠整肃的“名士风流”，早已是明日黄花，化作泥土，他们留下的是让我们低回往复、可大可久的思想、学术、经验乃至教训，他们的繁复阅历也足以供给我们一个可以充分想象的空间去咀嚼、品味，因为那是二十世纪的中国。

《现代学人谜案》从晚近的若干“文化遗民”带有谜样的往事说起，于悲凉意绪之余，发掘幽深的文化地矿，澄清往事，并彰显若干士子在这一百年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试验场和政治舞台上的身段，或勇健，或顽拙，或疯痴，然多苦苦挣扎于潮流与学问之间。

《现代学人谜案》由散木所著。

报界蛟龙身先死，出版先贤志未酬——黄远生与夏瑞芳的枉死

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刘师培的陨落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王国维自沉之谜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丁则良缄默的尊严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老舍之谜的解读

进不失忠，退不失行——翦伯赞的前世今生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季羡林眼中的胡适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徐高阮的跌宕人生

凤凰鸣矣，子彼高冈——倾情教育的张其昀

多发奇论，莫测高深——史坛怪才卫聚贤

驳“陈寅恪鲁迅留日交往说”

王国维“文化世家”的消亡

读何兆武“口述史”随想

跋

一、名记者黄远生之死

民国初年，北京报界有人称“三怪杰”的三位名记者，他们是黄远生、丁佛言、刘少少。“三怪杰”当时都服务于民初立宪派的《亚细亚报》，三人均号称是“报界之蛟龙”，其中特别是黄远生。可以说在中国真正的职业记者是从黄远生开始的。其人“年少多才，好露锋芒，善击人痛处”，他的通讯不仅当时洛阳纸贵，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别具一格。不料，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正在吃下午茶的黄远生被人从背后近距离连开两枪命中，迅忽殒命，此后凶手一直未获。黄的死讯传至国内，其生前友好纷纷指责袁世凯利用其人不成，乃派人跟踪来到旧金山实行暗杀，以杀人泄愤；然而后来又曝出杀黄远生的竟是当地所谓“爱国华侨”，即他们以为黄远生是袁世凯的走狗，黄远生因此成了革命的误杀！此后，关于黄远生之死—直是人们不时议论的话题。那么，他是怎样被暗杀，为何被暗杀的呢？

黄远生(1885—1915)，字远庸，江西九江人，早年科场顺利，相继考取秀才、举人、进士。不过，黄远生没有按照一般士子的人生道路行走，他最后厌恶了仕途，转赴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学成归国，任清廷邮传部员外郎、编译局纂修等。彼时，一位同乡官员李盛铎(近代著名藏书家)作为“北洋五大臣”之_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他颇为感慨地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黄远生听了这话，又深感清廷腐败，作官之意顿消，遂投身新闻界。1912年，他与蓝公武、张君劢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因言论勇于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振，一时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此后，他更一发而不可收拾，先后主编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报》的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撰稿，成为一代“名记”。特别是担任《时报》和《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之时，由于他善于调研，勤于采访，以擅长撰写新闻通讯著称于世，被称为“报界之奇才”，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黄)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这个评价不谓不高。此外，黄远生还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就特别推崇黄远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人物，罗家伦也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中热情称道黄远生的文字，蓝公武更明确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这些评价也是后来的史家们所共同认可的。然而，记者或报人也有他们的局限，这也即黄远生死前的一番“忏悔”。

如果说新闻记者由于职业的特点经常直面社会现实，久之精于世故，为人老成，这可能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其实，“主观”和“客观”未必是能分得清楚的，如记者、报人，当属“客观”之列，然而，以“性情”的率真而言，黄远生则又是至性至情的。黄远生有一部“中国的卢梭”式的《忏悔录》，书中自述是“堕落之青年”：“余之自身，既绝无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其归宿，则余亦只能听之运命”，这也就是所谓“无彻头彻尾之主义”，原来在他所身处的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之际，面对大众革命与专制小朝廷、社会正义和统治秩序之间的矛盾，他以为：“革命之后，不从政治轨道为和平进行，乃一切以罢学式的革命之精神行之，至于一败涂地，而受此后种种恶果。”这种并非虚妄的担心加上他的“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者交迫于中”，结果就是这样的矛盾——“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道力太乏”，所谓“理欲交战”，“理不胜欲，通行证以堕落；欲又不能胜理，故以苦痛。愈苦痛则愈堕落，愈堕落则愈苦痛，二者循环相生，扰扰不绝，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亦不能为真君子。”这就是一个身处两个时代边界的知识分子和记者的真实心理活动的展示、灵魂的自剖。

民国成立后，黄远生“立意不作官，不作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而没有多久他就感慨地说：“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无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恩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这真是一个悖论了_所谓中华民国竟在言论自由的程度上却远不及大清帝国。接着是另一个悖论：民国建立了宪政和议会政治(也出台了法律)，却又不及前清的“无法律”(所谓专制政治走到极端的空心化、松弛化)，黄远生的职业兴趣为此大大受伤。此前，他有着新闻记者的“洁癖”，他评论新闻往往“不存成见”，他是骨子里崇尚独立的记者，“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而“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黄远生遗著·序》)。然而，在上述的语境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的“洁癖”和追求就要大打折扣了。黄远生痛感自己和自己的同道真“一大作孽之事也”，要么无法直抒胸臆，要么坠入恶趣(“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即可陷其人于举国皆日可杀之中。盖—人杜撰，万报誊写，社会心理薄弱，最易欺蒙也”)。黄远生就是在左右为难的窘况下成为“尴尬人”的。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因为这个句子，我把自己的一个集子取名为《灯火阑珊处——时代夹缝中的学人》，如今，仍不由地想到了这个句子。

其实，早自上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怀念起了那些曾经生活在上世纪又已纷纷故去的著名的学人，而此间消息，足可让人仔细揣摩。至于那些所谓著名的学人，当属所谓“文化名人”，如果说“文明”这个概念其内涵多指向物质层面并且具有向外传播和接受的态势，“文化”则多标举精神的层面并且由一民族其群体内部的精神积累而成，那么，“文化名人”中的著名学人，可以是我们窥看已经过去了的世纪，以及试图去领略其文化风采的一个视角，即从其鲜活又具体的个案去窥看那个曾带有沛然的生命力、强烈的个性以及种种变异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和文化精神，这样的观照，也许是饶有兴味的吧。比如，在一百年时间的矢轴演进下，我们的文化精神有哪些迁变？陈寅恪先生对此曾发出悲凉的泣诉：“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钱穆先生则傥言中国士子百年所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为“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这也是如今人们仍在重视和慨叹的“中国话语”和“问题意识”了。

这本《现代学人谜案》的小书，从晚近的若干“文化遗民”带有谜样的往事说起，于悲凉意绪之余，发掘幽深的文化地矿，澄清往事，并彰显若干士子在这一百年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试验场和政治舞台上的身段，或勇健，或顽拙，或疯痴，然多苦苦挣扎于潮流与学问之问，对此，吾人当应予以“同情之了解”，以及相当的致意。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结集中所记叙的一些人物，或许已是属于被遗忘的人群了，而“不能被遗忘”已是当下许多有识之士反抗“遗忘”的一个共识，抗拒“历史的磨损”需要我们长久鲜活的记忆。虽说历史不能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势利，但毕竟我们有过自古就形成的思想大一统的文化传统、有一言丧邦的文化精神，一个百年，不合时宜的、不入时流的、走过弯路的、甚至“下水”污了羽毛的，这样的曾经的‘名人’何其多哉，他们或者以历史的沉淀销声匿迹，或因时代转换出局而失语，或以褊狭的“党同伐异”不再被人谈起，或在各种政治运动的风暴中被刮得无影无踪，而眼下，则是新世纪里人们亟求致富和拥抱感官文化的汹汹大潮，工具理性已然压倒价值理性，功利、物欲的观念文化更不断侵蚀着我们曾经所标举的精神“文化”，长此以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资源将告枯竭则是不虞之“预”也未可知。那么，这本小书如果能够让读者尤其是大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在与时俱进的新传统和活传统的建构的同时，不要遗忘上一世纪先人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探索，乃至颠踬和失节，不要忘记从他们身上汲取人文素养，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甚至也可将之作为教训样板的历史资源。

总之，当年的学人，其外表和肉体的望之俨然、衣冠整肃的“名士风流”，早已是明日黄花，化作泥土，他们留下的是让我们低回往复、可大可久的思想、学术、经验乃至教训，他们的繁复阅历也足以供给我们一个可以充分想象的空间去咀嚼、品味，因为那是20世纪的中国。

青岛的薛原书友推动了这本小书的早日出版，对此深怀衷心的谢忱。

于浙大求是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