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原上草》由书屋编辑部编著，本书为上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全景图，也是中国宪政草创时期的客观描述，闪烁着国人追求民主之光芒，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书屋文丛创刊十多年来，共发表三千多篇美文，记录了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开拓前行的足迹。又一轮睁眼看世界，《离离原上草》由书屋编辑部编著，《离离原上草》包括：开门见山还是山；新名有循于旧名；溯洄言之犹有病；隔有屏风难相见。

第一辑 开门见山还是山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

 ——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

 当红袁世凯

 政治暗杀的另一层解读

 “小道”，关乎国事

 ——以孙中山《民权初步》展开

 国家建设视野下的清末宪政改革

第二辑 新名有循于旧名

 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再认识

 在日光与夜色中间进击

 革命哲学与宪政逻辑

 ——读《直面历史》

 “非法之法”与威权社会

 现代中国训政之路

 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

第三辑 溯洄言之犹有病

 清未民初社会和平转型的机会

 七十年前的宪法讨论

 制度转型视野中的民国初年

 ——读《袁氏当国》

 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

 ——兼论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世俗性特点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与第三种力量

 ——读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第四辑 隔有屏风难相见

 1919：一个人和他的国家

 我们的政治主张

 ——民国史上一次知识界的“参政”经历

 生死关头：民主人士与土改运动

 己轻群重复何言？

编后记

1912年，时为民国元年．，在日本留学的王国维挥笔写下了一首悼亡诗《蜀道难》。起首即悲叹：“对案辍食惨不欢，请为君歌蜀道难”，中间介绍这个死者：“开府河朔生名门，文章政事颇绝伦。早岁才名揭曼硕，中年书札赵王孙”，“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描写其死难经过则日：“提兵苦少贼苦多，纵使兵多且奈何。戏下自翻汉家帜，帐中骤听楚人歌。楚人三千公旧部，数月巴渝共辛苦。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

王国维要悼念的，就是于一年前被刚刚覆灭的清王朝任命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不久即死于兵变，连头颅也被士兵装在盒子里送往武昌请功的端方。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国维对端方的评价很高，把他比拟为元代著名诗人、学者揭侯斯(字曼硕)和杰出书画家赵孟频(赵为宋宗室之后，故称其为“赵王孙”)，说他出身名门，文章政事绝伦，又好风雅，仕途之余唯嗜收藏书画古董。发动兵变、乱刀砍死端方的是随其入川弹压四川保路运动的湖北新军，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抚，所以，他所带的“楚人三千”实为其“旧部”。这些旧部早晨还到端方帐前拜问“元戎”，晚上的时候，就骂他“索虏”(南北朝时南人叫北人为“索虏”，清末汉人亦以此称满人)了。字里行间，透出王国维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种族革命”成分极浓，人民国后的王国维为什么要悼念一个满人？

其实，他与端方的关系远远说不上深厚。王国维于清末受罗振玉之邀，曾执教于以紫阳书院为基础创办的江苏师范学堂，当时两江总督正是端方。我没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资料，但考虑到王国维和提携他的罗振玉，与端方一样都对古器物有着相同的嗜好，而罗振玉一直又为端方所器重，所以从情理上讲这三人应该有学术切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毕生致力于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想必也是王国维怀念端方的一个原因。

四川保路运动是点燃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由于鄂军被急征人川，导致武昌空虚，才有了武昌起义出入意料的成功，孙中山就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的。”作为出面负责弹压“起义”的清廷大员端方，就这样以一个可笑的角色在历史中定型了。王国维居然为因对抗革命而丢了脑袋、丝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写悼诗，未免太不合时宜。世人多谓王国维学问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人民国后还悼念一个满洲贵族官僚，似乎又是一个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现成好例。

历史是不是这样？可还有一些异代人们意想不到的幽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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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大学毕业之后，曾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了十余年，我一直参与了企业改制工作，需不断查阅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章程以及上市公司的一些史料，当时极为震惊，对近代企业的正规化运作十分讶异，甚至发现现在的企业章程只是近代的白话文之“翻译”，犹如中学功课中的“古译今”，某些方面还不如近代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原则和惩罚措施。所谓的“公司法”，离开了硬性的规定和惩罚性的条文，仅靠不痛不痒的文字描述和失之于宽的惩罚，这样的“法”自然留有可钻的空子，抑或可以逃避惩罚的空间，法难成法，可以断定。尽管后来的“公司法”几经修订完善，上市公司的章程在“公司法”的规范下有所约束，但信息不公开、惩罚不到位，立法不严密，有法难执行，自然就会导致上市就是圈钱、博弈就是赌博、炒股就是被套的局面，也使企业无视市场信誉和股民权益，肆意妄为，仅有“公司法”或章程之类，能抵何用？悲观一点地说，现在的资本市场要达到近代的整治水平，恐怕还有一截路要走。

钱穆先生有一种划分，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那就是“法术”与“制度”。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治理多“法术”而少“制度”，为私利或某一集团利益而制订的法规条约，则是“法术”，虽可延续，然留有后遗症，执行尤难，必然失败。以天下为公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才是“制度”，可以续之永远；中国传统治理“制度”并非全是糟粕，很多可以进行“改造”，不离其本，却能适用。“良法”美意，贵在法正，应有传统文化的沿淀和历史经验的积累，若仅是照搬西方法律，要么是东西难容，要么就是辞不达义，玩文字游戏，则离“良法”更远。

自清末诏书宪改始到现在，真是几经波折，无数坎坷，单就一部宪法，其制订、完善和执行足够写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稍懂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废除科举和预备立宪加速了清朝的崩溃，其间“君主立宪”只是巩固满清集团利益的“法术”和文人的笔法，到底还是不适合国情，也挽救不了清朝，及至袁世凯当政，妄图“借尸还魂”而称帝，已是穷途末路，自然会倒塌倾圯。倒是孙中山先生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创立的“五权宪法”，应该说真正了上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出乎公心，以“三民主义”统领，据实而发。1920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及与法学大家王宠惠的一段秩事，说：“1904年我和王宠惠在纽约曾谈到五权宪法，他很赞成。后来他到耶鲁大学专攻法律，反疑惑起来，说这五权分立，各国的法律都没有这样办法，恐怕不行。这也奇怪，中国固有的法制，他倒抛荒。他起初赞成，学了法律反而不赞成，足见他的思想为一方面所锢蔽，能融通、了悟实在难得！”1939年王宠惠本人也在一次演讲中说：“总理在世时，本人对于五权宪法之问题，曾相与反复讨论，至再至三。其时，总理尚未公开为有系统之说明，而在本人方面，当时则有‘不了解而了解’，‘了解而不了解’之感想。信乎，知之维艰。”到1946年12月25日，民国时期最为完整的一部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终于在“宪法”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同日，王宠惠就宪法要点发表书面谈话，称这部“宪法”是具有特性的民主宪法，并对“宪法”的执行提出了他的希望，他表示：“宪法的顺利运行，不尽在其条文之完善，而更有赖于政府和人民遵行宪法的民主精神，故吾人不仅应检讨宪法之条文，而更应修养守宪之风度。”

确实，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更有赖于政府和人民遵行宪法的民主精神”。这么多年的宪政民主讨论，如何又如何，大家还是需“守宪”，“守宪”即民主。反之，是否可以说“违宪”即不民主呢，甚或专制呢？从清末到民国这么一段不太长的历史经验来看，“违宪”必然导致法制紊乱，民主困顿，社会动荡，必然会导致人治大于法治，虽有“良法”，难致美意，此言应是不虚的。若套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宪法”非“法术”，根本不是私利或某一集团的利益之法律维护，而是“制度”，是人民共同利益的法律维护，不仅需要人民“守宪”，政府更应“守宪”。若明确这一点，那些把宪政民主讨论引入与西方的各种比较，其实是多此一举，各国有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宗旨明了，“守宪”的主体、程序、方式明了，过多地去做学术上的攀比、判别，反倒是文人笔法了，找些事来做，有混淆视听的嫌疑。

如果说，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法制化，那么法制化的基础就该是“更有赖于政府和人民遵行宪法的民主精神”、“更应修养守宪之风度”。归根结蒂，现代化就是要民富国强、使国家和人民都有尊严，且人、自然、国家三者和谐永续。真如此，这样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必能实现大家期待的愿景。以古鉴今，用近代以来的宪政改革的经验以裨时下，或当有益。故此，将《书屋》之前这类文章予以辑录，成一册，企图“修养”“风度”的。

刘文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