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现民风》由书屋编辑部编著，本书目的在于借此书复习一下已有的或消失的风尚、习俗之外，更愿意大家由此而起，反躬自省，对天、地、人三者有所觉悟，端正态度，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谨慎行事，修成正果，并始终坚信前程中有敬、爱、美、善的存在，从而抵御时间的冲刷和风尚的浸蚀，在浊世之中保持清明的姿态，成就未来。

书屋文丛创刊十多年来，共发表三千多篇美文，记录了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开拓前行的足迹。又一轮睁眼看世界，《姹紫嫣红现民风》由书屋编辑部编著，《姹紫嫣红现民风》包括：横看成岭侧成峰；花开花落也是诗；笑傲江湖任自由；西望长安话凄凉。

第一辑 横看成岭侧成峰

　人格·国格

　南人北人

　众说纷纭房中术

　小侃中国酒文化

　西方的教堂中国的庙

　话说屁股

　话说打屁股

　话说“江湖味儿”

　雀戏泛滥

第二辑 花开花落也是诗

　也谈茶与禅

　也说剪辫——读朱正《辫子、小脚及其他》

　弦外说琴

　“打油诗”的魅力

　闲话晚清以来的中外通婚潮流

　贡院学宫对河房

第三辑 笑傲江湖任自由

　血酬——打造横规矩的故事

　黑白有道——《天圓地方：围棋文化散文选》序

　遥远的八人胡同

　同性之爱：天赋还是人权

　身体的言说

　越界的身体——当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

　从“断袖之癖”到“断臂情节”

　米脂的婆姨与罗马的男人

第四辑 西望长安话凄凉

　性殖民——旅韩手记

　俗界之欲

　青楼莺声为谁啼？

　一种身体社会学

　江湖，江湖

　台基、姘居、弃夫之风与“上海小男人”

编后记

记得过去曾看到一则消息，某地有一家工厂的外国老板不知何故被触怒，竟罚全体员工(多为外地民工)下跪，只有一人宁愿被开除也不肯下跪(大意如此，细节记不清了)。于是报纸纷纷报道，文章大多做在赞扬这位工人维护了“国格”上，说明中国人是不可侮的。我当时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假如那老板是中国同胞呢？那工人的行为是不是就意义不那么重大了？媒体还会给予这样的关注吗？这件事并非孤立的，媒体处理的方式也颇有代表性，引发出许多思考，当时没有整理成章，现在仍感到有许多话如鲠在喉，一吐为快。

问题之一：这种逼人下跪的事与国籍有什么关系？如果是中国老板，就可以容忍吗？就不用反抗了吗？那民工拒绝了，是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但是他被开除了，因此他的劳动权仍然受到了侵犯，老板还是得逞了。当一个民工只能牺牲劳动权来维护自己的起码的人格(不论老板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时，实在看不出“国格”得到了怎样的维护和伸张。

问题之二：这位民工的行为值得大书而特书，是因为只有他一人拒绝，其余的人全屈服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是“爱国”觉悟不够高吗？按照维护“国格”的逻辑，他们应该认识到，那是与洋人打交道，一举一动代表国家尊严，所以尽管背井离乡出来谋生，也应为了国格而牺牲饭碗。他们可能这样思维吗？另一方面，国家有《劳动法》，他们原来是有权既拒绝受辱又保住饭碗的、他们知道吗？即使听说过，实际上在受害之后，可以向哪里去告，又由谁来为他们主持公道，维护权利，他们心中有数吗？感到有依靠吗？就是那名因拒绝下跪而被开除的工人，后来还是别处向他伸出同情之手，雇用了他。原来的老板并没有被迫改正错误，重新接受他，也没听说受到了什么惩罚，至少没有追踪报道。

问题之三：那为数众多的民工原来在家乡是在怎样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在家长、村长以及一切比自己有权威的人面前是否习惯于人格得到尊重，还是经常被打骂、侮辱，不以为怪？他们是否接受过基本的公民教育，是否意识到每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也有应该遵循的基本行为规范，以此要求自己也要求他人？从目前广大农村的情况看，恐怕个人尊严得到尊重，个人权利有以维护的境界还不是普遍的。那么，出门打工，受气、受辱，也许并不如我们坐在书斋中感到的那么反常而不可容忍。“士可杀，不可辱”，那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对于食不果腹、“天高皇帝远”的黎民百姓来说，是一种精神奢侈。他们被迫鬻妻卖女时，如果遵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礼教，怕只有饿死或自杀了。这也可算是“礼不下庶人”(当然，在君主专制下士大夫也未必能免于受辱，“失节”云云也是精神奴役的枷锁，那是另一范畴的问题)。现在，解放了，当然与封建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大老百姓离真正的精神解放还有相当长的路。在相当多的百姓日常生活中人格没有受尊重的习惯之前，要求他们维护“国格”，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P1-3

英若诚先生在自传《水流云在》中写道：“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突然之间，多年不见的东西好像一下子又出现了。我们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包绵白糖。我还记得把那包糖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们兄弟几个，包括最小的都直勾勾地盯着看，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东西，都以为那是雪。”之所以引述这段文字，实在是喜欢这本书，对英若诚先生那一代天主教徒历经十磨九难之后的雍容、平淡、笃定、高贵保持崇敬，私心里也是对我同是教徒的四祖母的祭奠，并看到他们横跨两个世纪优雅的背影。另一面则是从一包“绵白糖”，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态与心态，“都以为那是雪”把惊喜写到了极致，特别是一个老者从容、平直的记述，更能扣人心弦的。

著名学者浦薛风在自传的自序中写道：“进而言之，老式中医，看病先按脉搏，已同新式西医一样，看手纹、摆纸牌，实与批八字、算命卜卦仿佛。仔细推敲，恐是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两者之中，大抵同中有异，较为肤浅，而异中有同，较为深刻。”虽是一己之观点，却讲出了东西攸同的事实，因为人同此理，无关政体、信仰、习俗和历史。譬如，对上天的敬畏、先人的祭祀和逝去人们的追悼，或一地一风俗，内容不一，然仪式在，这就是“异中有同”。过多地纠缠同中之异，反倒容易失去比较的目的，确如浦先生所言，“异中有同，较为深刻”，这样存异求同关乎比较的方法和宗旨，也方便比较，不致于因异而异，过于炫奇，而忽略异中之同的“深刻”。

我这些年大都在读人物年谱、自传，一方面是被人物的小历史所吸引，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总有喜怒哀乐在，人情世故、成长历程、生命感悟、情感盈怀、命运捉弄，林林总总，万般俱在，都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气节和人格的大处面前，他们的言行可作镜鉴；在日常琐碎处亦能感受到活泼的生命张力和精致的生活方式，可为后来者师范。另一方面则是从小历史折射社会变迁的大历史，可以观察到社会风云与人物相交集的人事背景资料以及风尚的流转。《曾纪芬自订年谱》中有言：“余所见数十年来饮食风尚之变亦甚剧。即以筵席而言，文正(其父曾国藩)在日，禁用烧烤，前固已言之矣，往时官场酬应以此为盛设，几成体制，直至民国始全然废止也，顾形式虽改而品数之丰溢、烹制之精靡有过于昔而无不及也。”又言：“自民国三四年，汽车始通行，但余每出行乘马车，盖为天然物力，不用固弃。而汽油竭数百万人之精力以奉一人俄倾之娱，吾国目前尚无自发油矿之望，何必捐巨金于外国以纵一己之嬉游。余年已老，偶尔出游，并无急事，更可不必求速，况近年上海交通繁剧益甚，无一而非危险之道，故宁求安而不求速也。”前句容易理解，无非奢靡之风盛行，筵席内容变化多端，尤其官场酬应。今日观之，恐早已不成“体制”了，岂止“甚剧”，简直荒唐；后一句则是警惕后世，日益膨胀的汽车工业和扩大化的汽车消费，石油将来会受制于人而不得清爽。纵观百年，的的确确，之后恐更残酷。

风尚之变，在流转之中，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年谱、自传中找到踪迹，并在前辈的记述及感悟之中直面当年的场景，在故事里发现社会洪流之下各个的心态，同时也可反观当下的生存境况，引发共鸣，心有所得。社会习俗则是变之中的不变，那些不变的依然被奉行而操作，民间的拜菩萨、祭祖等，生活娱乐的方式例如搓麻将、下围棋、动象棋等，乃至信任因果报应、怕鬼等，确实遗存了下来。就拿对老人的丧事来说，要摆灵堂，乡间还要书写“当大事”三字的横幅，佐以歌颂先辈业绩与恩情的对联，庄严肃穆；城市稍有变化，追悼会只是挪移了的灵堂，然依旧会在家中悬挂先辈的遗像，有的还设有祭台，逢忌日燃烛禁香祷告。平素的拜神祭祖，则是农历的节日。随着城镇化的建设和城市的发展，这些祭祀并不会消亡。“祭神如神在”，求神与先祖保佑，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民风习俗在。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此为立国之基，亦为做人之本。此处的“礼”是“仁”之“礼”，“礼”字开篇领头，足见其重要性，这是维系整个社会运转正常、世代不衰的根本，也是基层家族自治和村落自治的核心理念。昔时人家堂屋的神龛贴“天地君亲师”，实有敬畏在，神明的敬奉和现实的遵循，在这种秩序之中一目了然，同时也确定了人生应守的准则和必须保持的价值观。形诸于家庭则是“孝悌”，即对父母孝顺并延伸至尊老爱幼，所谓忠臣、良吏出孝门，社会评价体系也注重这一面，从而提升它更重要的道德价值地位，并赋予普遍认同的真实内容。及至村落自治，除开依靠土绅的权威之外，还有利用祠堂和廓门来进行治理。开祠堂是面对重大的问题时，需全村或宗族所有的人来共同研究处置，往往是内外遭遇重大变故时才有此举；而进出讲讲朝门，则是喜、丧二事，以示庄重，以仪式来强化宗族的威严，上示神明及列祖列宗，下达相邻的村落周遭。通过家规及开祠堂、进出朝门等族规来模范，村落自治达致空前的高度，这是民间基层得以维系下来的支柱所在，家、族、国三者只有在村落自治层面上完全统一，这就是民间的生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村落自治虽有衰败之像，但根子还在，只是一息尚存而已了。或者说，风尚的转移已将旧有的规矩抛得远远的，若风筝，还有一根线系在民间的土地上，这就是现代乡土中国的特色。

“天杀天收”，这是民间对恶人的诅咒，实有惩恶扬善的本义在。“要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则是行得正、做得对的人对自我的期许，把自己的作为交由上天裁定，由命运来安排；雅一点的，“人前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其际则是对神的遵奉、敬畏，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多行善事，多积阴德，以求自己平安、子孙有福，免遭天谴。同样，“三世而斩”以及“富不过三代”则警醒世人放远目光，顾及三代之后，福贵莫骄横、得势莫嚣张，日行一善，必有厚报，反之，自己则不得善终，也会祸及后人。可以说，敬畏就是最大的怕。只是近代以来，以推翻礼教为能事，唯“我”独尊，根本不顾忌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结果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其实“天不怕，地不怕”，后面还有一句“只怕天公长翅膀”，各地的方言对于“翅膀”读音不一，但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有“天杀天收”的存在的可能，恐“怕”有朝一日遭报应。

明白这一层，民风与习俗可知大概的。至于生活的样态在历史沿革多样性，只是风尚流转底下的末流，地气、民风表像而已，社会学中的“田野调查”中可以得知。从婚姻的一个侧面来说，从以前的“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一而终”到自由恋爱，以至相亲速配、闪婚、网恋、一夜情等，则是从传统礼教中逃离之后的人性迷失和情爱泛滥，实为缺乏爱之能力和对爱轻薄的表现，这些只是“末流”，主流的还是严肃的婚姻和对爱的尊重，这才是“敬爱”的原本的意思。至于性错位而致的同性恋，那是病态，健康的人不必也不需对生病的人指责什么的。

辑录《书屋》之前关于民风的旧作，挑选煞费苦心，这类文字太庞大，方面众多，限于篇幅，只挑选了这些。编辑这本书，除开读者借这本书复习一下已有的或消失的风尚、习俗之外，更愿意大家由此而起，返躬自省，对天、地、人三者有所觉悟，端正态度，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谨慎行事，修成正果，并始终坚信前程中有敬、爱、美、善的存在，从而抵御时间的冲刷和风尚的浸蚀，在浊世之中保持清明的姿态，成就未来。

刘文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