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作品集中的一本。“八大胡同”是老字号城遗留下来的一个地理名词，也曾是烟花柳叶巷的代名词。旧时那里是被侮辱的妇女含泪卖笑的地方，是官僚政客、公子王孙的销金窟。本部小说就是以八大胡同为舞台，再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一幕幕最荒唐的闹剧，揭开了掌国总统欲称皇翻云覆雨，八十三天帝统梦终付南柯的丑剧。

清末民国初年，老北京传统观念中的“八大胡同”的意义得以颠覆和改变。

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孙中山革命成果，八十三天总统梦却付之南柯，大限亦至，谁能继续未完的春秋大梦……

八大胡同内，上演着一幕幕权钱相争、官宦勾结的闹剧，权臣不务政事，荒淫无度，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在民主整体的框架里破坏民主政体，为续春秋一梦，不惜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斗富的手段。

八大胡同，因其内部闹剧的活色生香，权贵显赫争名夺势的黑幕而声名远扬……

主客四人在“便宜坊”吃完了一只烤鸭子，酒足饭饱，余兴盎然，心里都在转着同样的念头，但没有人开口。

三个客人都是“灾官”，薪水欠了四个月。只有做主人的吴少霖，虽跟客人一样是个科员，但在众议院这个“衙门”，经费充足，不但不欠薪，而且额外加班，常有津贴；这天就是吴少霖奉派到天津去请几位议员回京，出差旅费连津贴，弄了有一百多元的好处，所以打电话约这三个好朋友来“叙一叙”。已经叨扰了一顿，不好意思再让他花“盘子钱”了。

吴少霖心想，这样子“不欢而散”，有违联谊的初意，反正是“外快”，不如痛痛快快的花一花，也是一乐。

于是，霍地站起身来，“走吧！”他说：“逛胡同去！”

唤了跑堂来结账，一共三块八毛，吴少霖给了四张盐业银行簇新的一元钞票，挥挥手示意，不用找了。

“谢谢您哪，吴三爷！”跑堂单腿着地“打”了个“扦”，起身向外猛喝一声：“外赏！”

语音未落，里里外外同声答应：“谢——”

“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这一声儿了！”在教育部当科员的杨仲海笑着说，不过笑得有点凄凉。

同是作客的单震与刘一鹤，亦有同感；一个在陆军部，一个在司法部，都是穷衙门，一夏天没有上过馆子，所以听不到这一呼百诺的一声“谢”。

吴少霖当然很得意。肃客前行，自己跟在后面，故意将距离拉长一点；一路行去，穿蓝布大褂，肩上搭一块手巾的跑堂，无不站住脚，哈着腰，含笑招呼：“慢走！”

洋车在观音寺街东口停下来，往西南走，就是“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又称“八埠”。是哪八条胡同？说法不一；但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王广福斜街，是一定有的——清朝禁官吏宿娼，不禁狎优；因而梨园兴起，男色大行，文人笔下，称之为“明僮”；一般叫他们“像姑”，意思是“像个姑娘”；有的像姑不爱听这两个字，于是用谐音称之为“相公”；至于市井中人，就毫不客气地直呼为“兔子”了。

像姑的寓所，名为“下处”，集中之地便是“八大胡同”，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每家门前都有块小金字招牌，上书堂名，“春福堂”、“盛安堂”等等，或者再加姓氏于堂名之下。大门里面，悬一盏明角大灯笼，这是有别于妓院的一个标志。

到了“老佛爷”掌权，不大讲究基层“纲纪”，大小官员，只要不造反，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逛窑子的风气渐渐流行。同时有些洁身自好的伶人，尤其是旦角以外的各行，觉得“出条子”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最委屈的是，见了窑姐儿得请安，叫“姑娘”或者“姑姑”，倘或礼数有亏，有那凶悍的窑姐儿，一声：“兔儿崽子！见了姑娘大剌剌地，你要造反呐！”这张脸往哪里摆。所以摆脱副业，力争上游；八大胡同渐渐不兴“老斗”——小旦的恩客——这个名称了。

代“下处”而起的是，作为窑子别称的“小班”。歌妓本来集中在内城口袋底砖塔胡同一带；庚子之乱，天翻地覆，野鹜流莺，劫后重来，看到八大胡同好些精致的下处，“兔去堂空”，正好作为小班。类聚过多，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级，顶顶上等的只有两家，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卖嘴不卖身”；其次才是小班；再次是茶室；末等称为下处。到得清末民初，八大胡同又是一番沧桑了。两家清吟小班，摘牌歇业，小班跃为头等，茶室与下处，水涨船高也升了级。不过最大的变迁，还是南朝金粉压倒了北地胭脂。本来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这四条最大的胡同，是“本帮”与“旗帮”的天下，“苏帮”、“扬帮”以及其他各省总称的“外，江帮”，只能局处在李铁拐斜街等地的曲径小巷；只以姑苏女儿，肤柔如水，声美于莺，加以应酬功夫高人一等；起居饮食，样样精致，北帮相形见绌，以致南风西竞，北妓东撤，韩家潭、陕西巷、百顺胡同逐渐沦失，如今连石头胡同也怕保守不住了。

四个人一路逛到石头胡同北口，吴少霖站住脚说：“不是我小气合不得花钱，小班都出条子到甘石桥、长安饭店那些地方去了。不如二等倒还有人可挑。而且，”他又看着刘一鹤笑道：“一鹤兄宝眷不在京里，孤阳独亢；如果想作一飞冲天之计，也比小班干脆得多。”

“罢了，罢了！”刘一鹤自嘲地笑着，“穷气未退，岂能色星高照？”

“有我！”吴少霖拍拍他的肩，又问：“如何？”

“反正走马看花，无所谓。”

杨仲海对“逛胡同”也很内行，接着单震的话说：“逛二等就该往南走，由石头胡同转到王广福斜街，那里有几家不错。”

于是吴少霖带头，折往石头胡同；一眼望去，昏黄的灯晕加上小吃摊子揭锅盖冒出来的热汽，一片雾濛濛中，幢幢人影，随处流连，四个人不由得都把脚步放慢了。

到达一家叫做兰柱堂的门口，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名副其实的吼；发音是个“候”字，通知楼上楼下，前后各屋中待客的姑娘，有机会被挑中。

原来茶室的规矩，生客上门，先引入堂屋，然后，指名地点，没有客人的姑娘，便须赴选，一个个搔首弄姿地在客人面前走过，茶壶便在旁边报明花名。挑中何人，指出名字，便让到这个姑娘的屋子里去“打茶园”；倘或全不当意，不妨扬长而去，不费分文。

吴少霖选中的姑娘叫翠玉。于是客人都让到翠玉屋子里，卸了马褂坐定，老妈子献茶，翠玉一一应酬，最后到了主人面前，吴少霖拉着她的手说：“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

“我也觉得在哪儿见过二爷。”翠玉问道：“二爷招呼过小阿凤？”

吴少霖吓了一跳！听她的口气跟小阿凤是手帕交，来头可是不小。但怕是别有其人，便即问说：“你是说，嫁王总长的小阿凤？”

“哪还有第二个小阿凤？”

果然不错！吴少霖不由得将她重新打量了一番，看不出她跟小阿凤真的是同等人物，还是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第一次见小阿凤，她已经是王总长的如夫人了。”他接着便问：“你们是一起在顾太太那里的姐妹？”

“顾太太不就是王逸塘的继配吗？”刘一鹤插嘴问说。

问题都集中在翠玉身上；而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也还有杨仲海和单震。因为他们曾从报上看过一则不承认继母的启事；而刊登这则启事的人，正是“安福系”首脑之一，别号逸塘的王揖唐的子女。

于是在众目所视之下的翠玉，娓娓谈起往事——当然王揖唐与安福系的一切，她是不会知道的。

王揖唐是安徽合肥人，两榜进士出身，又到日本留学，先是习武，只为受不了“三操两讲堂”之苦，改学法政；回国以后，由于“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段祺瑞是小同乡，便在段祺瑞那里做了一名“执事官”。

民国诞生，政党林立，王揖唐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名利双收的捷径，就是收买议员，包办选举，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一直有他在议会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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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

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更堪自慰的是，以台湾为中心的世界华人社会，无一处没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二十载可期。不过今后的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公司印行。

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

是为序。

高阳(1922-1992），一说生于1926年。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人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据所获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约90余部，105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由于种种原因，祖国大陆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缘知晓高阳这位浙籍著名历史小说巨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高阳作品的陆续翻印以及研究工作的徐徐展开，祖国大陆读者、研究者才逐渐有机会一睹其艺术风采。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高阳热，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高阳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很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高阳文集珍藏版》。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明显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尽量保留文章原貌。

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权力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致，堪称一部民俗变迁史。然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产量更是惊人。

——杨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