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依我看，所有美丽的园子都比不上一家依山傍湖的苹果园生的俏。这园子说来有了年头。在十七世纪就有了最早的野苹果。人与动物都帮助苹果播种，然后，农人们利用嫁接，让这里的苹果树越生越多。这园子不像其他苹果园那样，果树整齐划～地排开。它是自然的，苹果树大多不是种下去的，而是野生，然后才被嫁接的。它们是自己生长在自己的家里。每棵树姿态相似又各异，不是排着队的，而是按最舒畅的姿势各自立在最适合自己的地方，高高低低，前前后后，不中规中矩，却错落有致。苹果树下有小小的花朵，先是白色的银莲花，浅蓝的獐耳细草，然后有黄色的黄花九轮草，蓝中泛紫的勿忘我，还有蕨叶长得绿油油的。野草莓星星点点地在，有的地方飞来一棵樱桃花。大大小小的岩石，仿佛是特意被人堆在这里的，正好可以供人拾阶而上，或让人小坐观景。有些石头光滑透明，有些则布满青苔。青苔，厚薄不同，长短不一；长的似须，呈鹅黄色；短的如针，是青绿色的。青苔有的很干，如织毯一样，有的则微微润湿。人跑到这里，稍稍有些不安，觉得自己是惊扰了一个自然的花园，这是植物自己的王国，而王国的名字就是苹果，因为这里有成千的苹果树。
不，这自然的园子其实也还是人工的，它是人工保护下的自然。春天嫁接，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剪枝都是人工干的。住在这里的人家姓埃尔曼，在此地已劳作了四代。爷爷尤斯塔七十八岁了，他教会了儿子安德斯。安德斯四十岁，孙子西蒙七岁。他们家堪称乌索特和奥斯南最后的苹果家族。小西蒙开始流露出被祖父辈们培养出的兴趣，学习苹果园的农活儿。将来的他究竟走什么路，是否一定能承接果园，当然是很难说的。
埃尔曼家的果园是高低起伏的，最高处好比一个小山头。在起伏中看见波动的湖水，奥斯南湖在园子的两边，也在园子的脚下。在苹果花中走，明明看不见其他的人，却听见人的笑语，那声音似近还远，悠悠的，脆脆的，有些回音的神秘，不由得回头四望，以为遇到了苹果仙子呢。仔细辨别，才明白那声音是从湖上顺着水和风飘过来的。
五月的苹果花开在每家的果园里、院子里，也开在每家的花瓶里。每次从树枝上用钳子剪下几枝最漂亮的花枝来，总有点下不了手。有城里朋友来，要带几枝走，她们仰着脖子指手画脚，说，那一枝，那一枝。她们选择有着红红的鼓鼓的花骨朵、充满了热情、呼之欲出的。她们抱了个满怀，“再拿几枝，反正这里多着呢。”当然，多着呢，我家虽不是果农，院子里也有几十树的苹果花呢。
每一朵开花处，本来是可以生出苹果来，被剪下来，就断送了生长结果的机会。不过，结了果，终究也难免会烂在地里，或只给三心二意的鸟儿啄两口就抛弃掉。而最美的花，往往最先遭到折枝的命运。我有这样发呆的时候，觉得花还是在开在树上最合适。
不过，原先住在思而肯，如今搬到了城里的老妇人，都喜欢得到一两枝思而肯的苹果花。这些老妇人们都在八九十岁，住在老人公寓。春天里，在花瓶里看思而肯，是她们的一个念想。护士来问安，说，“呵，你有苹果花呢！”老妇人腼腆地、故作谦虚地微笑，但还是开了口：“是思而肯的苹果花，是从老家院子里来的！”思而肯好比金字招牌，护士不由得把花赞一遍：“怪不得这么漂亮！”一半是哄老太太开心，一半也是实情。这样的老妇人中，有已经失明的九十二岁的乌拉。她喜欢有几枝这样的花插在房间里，早晚叫护士拿给她，闻一闻。偶然，空气里飘来一阵香，乌拉平静的脸突然就有了反应，她坐在并不需要电灯的房子的阴影里，一个人扑哧一声，调皮地笑了。“苹果香，”她自言自语。至于视力好，身子骨也好的八十五岁的玛格雷塔，她要自己动手把苹果花的树皮削掉一层，她做的比谁都熟练，是在思而肯的岁月里做惯了的。然后她找出一个大肚皮、中口的铁罐，放进所有的花枝也不乱。铁罐的体积、颜色把粉色的花枝配得古雅、沉稳。唯其削掉一层树皮，才可以让树枝吸到足够的水。这是玛格雷塔的经验。不过，就算如此小心，花瓶里的水，当晚就不透明，而是有些生锈了的；到了第二天，花瓶底下的亚麻桌布上就有洒落的花粉；再接着，就开始有花瓣也落在桌布上。
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什么人来树下赏花。不像日本，一到梅花或樱花的开放时节，人们习惯于呼朋唤友，结伴看花，称为“花见”。那时，一定是人比花多。去得太早，花还没开，花开时节，只有看人。人流推着人流走，想多停留一刻都难。这里，没有人来打扰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苹果节里，据说是有很多观花者的。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造成人比花多的现象，瑞典全国的总人口数到如今也不过和东京一个城市的一般多。
一亩亩的花田里，有几头黄牛躺在石头边的草地上。看得见一辆红色的拖拉机停在附近农场的院子里。人，看不见，但还能感觉到。因为院子清清爽爽，草割得齐整。院门口的石礅上搁着迎客的新鲜的盆花。二层楼房的窗口里，都飘着蕾丝的白色窗帘。没有人，尤其没有孩子们在园子里奔跑，没有他们朗朗的笑声，而这些在六十年代可都是有过的。那时，每个农庄都有一对当家的青年夫妇住主房子，他们一般有三个孩子。一对老年夫妇，是男方的父母，退居二线在小房子里赋闲。另外，还有些季节帮工。现在，每个农庄通常只住了一两个中年或老年人，或干脆空无一人。只有苹果花，一如既往地，怒放，怒放，怒放。P4-6
我并不曾有过要写作、当作家的意识，我曾想当史学家，因为学书法的缘故，又模糊地有过当书画家的念头。
我童年时，市面上读物有限，感谢曾做过书塾先生、后在大学执教的夏寿鹏、夏寿山兄弟给我的古诗文教育。感谢我的书法老师李圣和、王板哉、林散之、费新我、周慰祖等先生在诗文上的熏陶。
初中语文老师唐丽珍、戴润生先生曾毫不吝惜地夸赞我的作文，她们讲读的语文名篇更给我深刻印象。到高中，田如衡先生批评我，写文章不能一心写四六文，要怎么想怎么写，然后稍加润色。是有田先生指导，我才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作文比赛一等奖。恩师的点拨让我对作文有了平常心态，而这，是个必须的开端。有意思的是，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总说和我是前后同学。
我进复旦新闻系是因为保送入学，周围人帮我选了这有名、又可能有好职业的专业，像捏了礼品券到珠宝店，说，要挑就挑最贵的。我自己当时最想读英文和历史。在《新华日报》实习时，指导老师朱新华、周世康说我能写散文和报告文学。在那里，写了些特写，遇见不少亦师亦友的记者如郭江陵先生，江苏电台的朱荣康先生。
感谢复旦新闻系张四维、黄亚安等先生的教诲。
因历史原因，我在一九九。年和新闻工作失之交臂。在那些彷徨的日子，和清华大学老毕业生、退休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王秉厚先生频繁通信。王爷爷当时八十八岁了，他最早是在我十岁时见过我。王爷爷特别喜欢读我的信，有时好奇地问，你怎么能洋洋洒洒写那么多？他觉得我该从事写作。直到今天，我才可以用这本书感谢王爷爷的鼓励。王爷爷跟我提写作时，我希望写出好文字，但那时的文字没有深扎内心的感觉，文科生，谁不能摇一摇笔杆子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海，我给多家报刊写过稿，比如，《解放日报·朝花》副刊，感谢编辑郑菁深老师。当时在《新闻报》的徐炯学长也常叫我去采写。
九十年代末我开始在日本留学，东京华文报《东方时报》的副主编陈梅林成了我最热心的读者。陈女士和我素昧平生，叫我把喝茶的时间挤出来写稿。那时的书写是寂寞日子里的一个慰藉，我常常是伏在床边，在文稿纸上用铅笔誊写，听耳边传来不远处火车经过的声响。
感谢野村国际文化财团(现名野村财团)及财团的氏家纯一、杉江勘治、诸角意治、小林正洁、後藤康则等先生和链子明日香女士。
感谢大阪大学大学院学友内海博文、景山佳代子、高樱善信、太田美帆的鼓励。内海先生总叮嘱我，不要浪费写作才华，他在我浑然不觉时，在光阅读日文论文的情况下，毫不怀疑我真可以写点什么。当时我们共同的指导教师厚东洋辅教授给我起了个“文学少女”的绰号，还说我是注定要写的，这话曾让我很是困惑。
日子过得真快，我一直寻找生活，寻找自我，不是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靠上天推动，在这样一个快速也漫长的旅程中遇见不少人，不少事，不少风景。
我在二○○五年正式移居瑞典，在这千湖千岛之国的不少地方长居、短住，特别是一个叫思而肯的岛。
二○○八年，我又开始写些文字，我写了不少思而肯邻居的故事，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故事，是我看见或听说的。有些原本一星半点，一句半句，但触动了我，久久不能忘怀，成为笔下文章。我也用不少笔墨写了四季的风景、动物、植物。在那样一个和自然更接近的环境中，风景、动植物和人对等，我和它们交谈，听它们的声音，通过它们反观世情。这一切不是刻意为之，是生活把我和这一切一起拉在它宽大的怀抱里，共同创造和体会那些瞬息又恒久的意韵。 我试图呈现的故事不限于思而肯，也来自西部的哈兰德省，东部的海岛，中部的首都，南部的斯科南省。为风格考虑，这次的瑞典故事主选乡间素材，加以文学创作。
这些书写和我以往的书写有不同意味。文字不再是写出来，而是从心中流淌出的，我的书写并不是写作，而是鸟儿沉默或歌唱，青草发芽或枯黄，太阳在林子后升起，带来一片通红，或降落时，引来一片黯然，是自然和毫无疑问的，是鸟作为鸟，我作为我的一个必然。这是突然就发生的，这大约是从来就如此的，只是到了今天，才让我有这样的自觉。那些触动我心灵的光线、声响、足迹，温度、颜色、气味就这么一一再现，但愿，可以如触动我一般，触动愿意分享的人。我在思而肯的邻居，一个菜农，每年冬天都开上七小时的车，去首都的农业大会挑最好的种子，到夏天，就能收获最青的菜和最甜的草莓，摆在路边的自助式蔬菜屋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愿意是这样一个菜农。
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彬老师。以我的体验来说，吴老师既有特别现代的工作效率，也有传统得在如今让人惊诧的淡泊、严谨和对文本的热诚。和这样一个资深出版人及其背后的三联书店有缘，不知道是谁的巧妙安排。
非常感谢我的复旦同窗李皖，他是这些文字最初的读者和充满激情的特别编辑。他对我文字的喜爱也许超过我自己。李皖也一直叮嘱我，做你自己，把你看到的复现出来就好。很庆幸能有这样一个知音，感谢他给我的毫不犹豫的支持。
复旦挚友汤世芬对书稿出版关心备至。世芬和我情同姐妹，《新华日报》实习期间，也做过一段不算同事的同事。世芬是中文出身、英文研究生毕业、多次采访奥运大赛的体育记者，现主持上海外宣工作。在作文、为人上是我的楷模。
在此也感谢其他复旦学友，特别是周洧、史敬平、戴琪、胡牧、张卫华、薛剑英、吴心海、高兴华、凌荣华、潘真、张树、胡玮莳、张岩冰、马素芳、邵勉力、邵建革、盛琼、王瀛波、吴留芳、陈先发、徐舂萱、姜微、倪志新、龚晓洁、屠宁康、刘松江、王岚峰、吴善阳。限于篇幅，惜不能一一列出。
感谢我在上海的老领导：电视人汤渭达，制片人马宝兴、胡志明先生，老同事乐姗姗、杜洁、罗志明、张建国、龚贻平、袁勐，他们都宽厚地相信过我的所谓文笔。
感谢我的编辑：《万象》杂志的王瑞智、程忆南，《文汇报．笔会》的周毅，《新民晚报·夜光杯》的严建平，《外国文艺》杂志的李玉瑶。除和严老师有几面之缘，我与其他几位也和与吴彬老师一样，是尚未谋面的如水之交。
感谢作家程玮女士、作家陈文芬女士、学者魏邦良先生对书稿的关心。
感谢思而肯岛，岛上过去和现在的居民，没有他们的存在，这本书也无法展开。
感谢我的熟人、瑞典著名画家比雍·耶德斯塔姆先生免费提供精美的插画。
最后，我还是要把感谢给我在中国和瑞典的家人，感谢他们全力的扶持。
当我回顾这本书的产生过程，看见，一直以来，我被这么多良师益友和亲密家人围绕，感谢这一巨大的幸运。
二○一二年元旦于瑞典
王晔写得很静，很慢，那良好的心。
初认识王晔，是十六岁的小姑娘。复旦园里同学四年，心思纯净，人情世故比别人知道的少，偏偏又是交游广阔的。后来我总结，王晔是那种很慢的小姑娘，我也是很慢的，所以我能理解王晔的慢，但王晔比我还要慢得多。她最惯常的状态，是不懂，左想右想就是想不明白，偏偏又是想弄明白的。别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觉得就是如此嘛，但她左看右看，怎么都没看出“就是如此”的道理。
我想，这是一种童年的异常状态。童年的理解力，其实是很幼稚的，尤其是为人处世，人世、生死、爱憎、善恶、时空……每个人都对此动过念，但其实是想不清楚的，但许多人也就长大了，囫囵着过去，因为人会模仿、从众，不明白的事也就不想了——看看，周围的人、前面的人，都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到了某个年龄，整个世界都像在催促你，你自己都觉得，哦，是该明白了，瞧，周围的人都明白了。
但王晔直呼：不懂，不懂不懂！她把还是童年的状态一直带着，带进了青春，带进了成年，她还在看，不明白。
再见到王晔，二十年后，我非常惊讶。我以为王晔是缺乏洞察力的，但是，她好像比我们都洞察的清晰。人情冷暖，世间见闻，往事近事，一件一件，清清楚楚讲出来。其间各人的言行举止、表情样貌，纤毫毕现，不含糊，像一台摄影机。
慢，不懂，静，干净，似不起波澜的镜子，却具有那些懂的眼睛所没有的还原能力。
她还是说不明白，常挂在嘴边的词，还是“不懂”。但我们看不见的，她看见。一丝一扣，每一个细节，真切透亮。从王晔身上我明白，我们的聪明和理解力，是假的，许多时候我们看明白的，只是自己的理解力，一种无比强大的、我们自己也对抗不了的心影，对事物内外予以透射、覆盖、抽取，含糊过去，“就是如此”。心若不妄动，那一颗心也便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在王晔笔下，那难以说清的、那不能言说的事，一次次现形，每每令我惊心。它们的结局总是很意外，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再想猜测结尾，但是，猜不到，因为这不是王晔设计的，而是世事的本来——多样而无常。有时猝然结束，那么突然。有时拖得很长，没完没了。有时不结束，但也还是结束了，断裂在那儿。无一例外，它们都让我震动，半天回不过神来。
说到底，这都是些太细琐的事，一般人，眼睛照一下，也就忘了，习惯性地忽略。自然的响动，生活的微小变化，心念中偶尔泛起的涟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一代重复，本无什么稀奇。但王晔不，总还觉得它不可思议，无比古老，却时时醒觉。轻微地触动，绝对不会像地震，却从地心隐隐传来，让你知道它深邃、持续、恒久的牵扯。它们产生出一系列微妙而美丽的波影，每每让我在心里惊叫起来。如果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注定消亡，这一切，我还是喜欢。
这样很慢的人，还附带地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文体家。我时常在心里犯嘀咕，这些无法讲述的讲述，这些难以成文的成文，她怎么就讲成了、写成了呢？好像全不费力，本来如此？那真是些不能讲的东西，意思都在里面，但就是说不出。不信你试试，读完了，看能不能复述。它们是无法复述的，并且终究，也不能够其正地讲明白意思。
这一次，王晔写的是瑞典，思而肯，她现在久居的地方。在我眼里，它与扬州、上海、日本——王晔以前待过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太阳照常升起，人世作息依然，一些事不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里，却有一种神秘，本体的神秘。最终，有些事，基本的东西，是我们难以说清楚的，更别说懂。我们懂得什么呢？ 二○一一年十二月五日，武昌东湖边
《看得见的湖声(瑞典故事之一)》作者王晔描写了她的思而肯邻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故事。有些原本一星半点儿，一句半句，但触动了她，久久不能忘怀，成为笔下文章。作者也用不少笔墨写了四季的风景、动物、植物。对那样一个和自然更接近的环境中，风景、动植物和人对等，作者和它们交谈，听它们的声音，通过它们反观世情。这一切不是刻意为之，是生活把作者和这一切一起拉进它宽大的怀抱里，共同创造和体会这些瞬息又恒久的意韵。
作者的文笔既朴素也精致，擅长白描笔法，故事讲述得别有风致、情趣盎然。虽然《看得见的湖声(瑞典故事之一)》讲的是现代的人和事，但也许因为北欧是童话的故乡，这些故事读起来隐隐有安徒生童话的韵味。
瑞典，素有千岛之国的美誉。在其众多岛屿之中，有一个叫做思尔肯的小岛。岛上民风淳朴自然、古风犹存。《看得见的湖声(瑞典故事之一)》作者长期居住于此，对岛上美丽宁静的环境风貌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产生了许多感触及思考。
《看得见的湖声(瑞典故事之一)》作者王晔描写了她的思而肯邻居，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故事。有些原本一星半点儿，一句半句，但触动了她，久久不能忘怀，成为笔下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