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颖早慧却怠政弛纲的帝王，浮华富足又危机四伏的时代，王朝更迭与民族兴亡的启示。

在中国历史上，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中国历史上所有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持续相当时间的王朝，大抵上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明史专家方志远教授编撰《万历兴亡录(附光盘)》一书，带您品味这一时代的奢华、剖析这一时代的悲情。

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主政的四十八年占了明朝全部国运的六分之一，创造了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纪录。政治方面，他也曾兴利除弊、励精图治，拥有张居正、申时行、王阳明、海瑞等名相名臣，并在张居正的辅佐和改革下出现万历中兴，但在国本问题上与众位大臣长期僵持对立，致使朝政荒怠、纲纪废弛。经济方面，万历年间社会富足繁华、欣欣向荣，皇帝却经济拮据、爱财如命，甚至大派矿监税使，不惜与民争利，以至于激起全国规模的社会动乱，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军事方面，万历经历了平哱、平播、援朝三大征，有飙发电举的剿倭英雄戚继光、英毅骁健的一代名将李成梁等，但面对努尔哈赤的迅速崛起却无能为力，最终努尔哈赤指挥的女真军队敲响了万历朝的丧钟。

其间，陷于内耗的明朝一次次错过了重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机会，失去了改变自己、净化自己的原动力，社会在不断开放，路却越走越窄，最终滑向了毁灭的深渊。有感于此，学界曾有观点认为：明之亡，实亡于万历。那么万历皇帝真能背负如此骂名吗？在兴与亡的叹息间，我们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方志远教授，一位历史学的守望者，在史书中触摸这个苦难民族灵魂的最深处。让我们跟随《万历兴亡录(附光盘)》的脚步，一同探寻明代万历一朝的兴与亡，得与失。

《万历兴亡录(附光盘)》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万历兴亡录》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第一讲 老世宗、小世宗

第二讲 新首辅、旧首辅

第三讲 事情怕就怕认真

第四讲 棍棒与道义的较量

第五讲 是非张居正

第六讲 明朝从此无海瑞

第七讲 “词宗先生”戚继光

第八讲 天地之间尽“山人”

第九讲 一场欢喜一场愁

第十讲 皇帝染上“酒色财气”病

第十一讲 “飞语山人”乐新炉

第十二讲 都是作秀惹的祸

第十三讲 打虎英雄落平阳

第十四讲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第十五讲 知足者常乐

第十六讲 “异端”的下场

第十七讲 矿监税使遍天下

第十八讲 小人物大英雄

第十九讲 祸起辽东205

第二十讲 朝鲜告急

第二十一讲 血战平壤

第二十二讲 人进我退

第二十三讲 家事国事天下事

第二十四讲 明朝的“国殇”

第二十五讲 最后的解脱

附录

明代纪年表（1368-1644）

后记

一、几点说明

在讲述万历时代之前，有几个小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嘉靖四十五年，万历四十八年，中间夹着一个六年的隆庆。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隆庆一朝却十分重要。因为在这个时期，明朝部分地开放了海禁，因而也就部分地解决了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为患的源头问题；也就在这个时期，明朝部分地开放了与蒙古及北方各少数民族的互市贸易，因而也部分地解决了西北边境的“虏患”问题。嘉靖之为多事之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南倭”、“北虏”造成的。当然，从嘉靖末年到隆庆时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与此同时，以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浙江、江西、南直隶为先导，赋役制度的改革也在悄然进行，一部分实物税正在改变为货币税，一部分人口税正在改变为财产税。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尽管只有短短的六年，隆庆时代却是明朝中后期的一个改革与开放的时代，它为万历初期张居正大张旗鼓的全面改革铺平了道路。所以，明朝人和清朝人说到隆庆，往往把它和万历放在一起，简称“隆万”。而我们在讲述万历往事的过程中，也会把相关的隆庆往事一并讲述。

第二，《大明嘉靖往事》中所出现的人物，包括杨廷和、张璁、杨慎，乃至严嵩、徐阶、海瑞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们只能用一讲乃至半讲来述说他们一生中的某一个片断，而剿倭英雄戚继光，只是被一语带过。这是因为嘉靖往事本来就不是说一个人物，而是说一个时代，所有的人物，包括嘉靖皇帝在内，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一个过客，我们只能提取他们一生中最精彩而且与整个时代、整个政局密切相关的一些片断进行讲述。与《大明嘉靖往事》一样，在我们即将讲述的《万历兴亡录》中，所有的人物，包括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代名相张居正，以及异端思想家何心隐、李卓吾，著名戏剧家汤显祖、著名军事统帅李成梁、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的顾宪成、创建后金并且成为明朝克星的努尔啥赤，也都是这个时代的过客。他们在《万历兴亡录》中出现，也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扮演了某种角色。

第三，一些我们曾经在《大明嘉靖往事》中讲述过的人物，如严嵩、徐阶、海瑞以及王阳明、戚继光、高拱等，由于他们在隆庆、万历时期将继续扮演角色，或者继续发生影响，所以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来说他们。但是，他们在万历往事中的形象和在《大明嘉靖往事》中的形象可能不一样。比如戚继光，在嘉靖时期是纯粹的将领，到万历时期却在向文人转化；再如严嵩，在嘉靖后期人人喊打，在万历时期却得到部分同情；而徐阶，在嘉靖后期被誉为名相，但在隆庆、万历时期，却被当地民众视为一方恶霸。这些，和观众们、读者们在其他历史读物或者《百家讲坛》其他节目中所知道的可能不一样。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物本身发生了变化，或者人们对他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有着不同经历、处于不同立场的学者，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在阐述完这些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对万历时代的讨论。

二、老世宗的怪异

嘉靖皇帝朱厚熄在统治中国四十五年之后，带着明朝开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荣耀，死在西苑。以徐阶为首的大学士们给嘉靖皇帝拟定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庙号：世宗。

说嘉靖皇帝这个庙号有趣，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庙号用世宗的并不多见。

正史中第一位著名的世宗是汉武帝刘彻，原因是他的“辟地建功”(《汉书》卷67)。这是中国有记载以来第一位派出军队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决战并且战而胜之的君主；也是第一位派出军队、派出使者打通丝绸之路，并对西域大片土地进行管辖的君主。所以，汉宣帝继位后尊汉武帝为“世宗”。

第二位著名的世宗是五代时期的周世宗柴荣。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说柴荣：“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卷12)他的这番作为，为北宋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位著名的世宗，应该是清朝的雍正皇帝。虽然在位只有十三年，但他推行“摊丁入亩”，或多或少缓解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推行“养廉银”制度以整肃吏治，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康熙后期的官场腐败之风；推进“改土归流”，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融合(《清史稿》卷9)。

汉武帝因为武功，雍正帝因为文治，周世宗则是文治武功皆备，都是鼎鼎大名、对中国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把嘉靖皇帝和这些人物放在一起，实在是有些滑稽。

但是，徐阶和他的同僚们给嘉靖皇帝这个世宗的庙号，总有他们的道理。而且，不排除嘉靖皇帝自己也有这个想法或暗示。有人认为，所以尊嘉靖皇帝为世宗，是因为明朝从他开始世系发生了变化，但这只是其一，而且并不是主要原因。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在杨廷和、张璁等人的主持下，兴利除弊，是为事实；而议大礼，也有其合理性，它是情对理的胜利，和当时正风行全国的王阳明“心学”形成了上下呼应。人情即天理，不符合人情的所谓天理，是需要打破的。此外，皇帝尊崇父母，建“献皇帝庙”，民间也可以认祖归宗，修祠堂、建家庙，在中国大地上，伦理纲常得到又一次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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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二次合作。

和第一次合作的《大明嘉靖往事》并不是讲述嘉靖皇帝的个人历史一样，这第二次合作的《万历兴亡录》，也并不是讲述万历皇帝的个人历史，而是试图通过这个系列讲述一个时代，即万历时代。

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的时代，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乐极生悲的时代。如何很好地向观众、向读者讲述这个既自由奔放又乐极生悲的时代，不仅仅对我，对所有的历史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曾经在两篇文章中讨论明代的社会进程。

经过元末明初长时间的全国性战争，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经济需要复苏，社会需要稳定，国家权力强势控制社会。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明太祖的严惩贪官、滥杀功臣，以及对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的打击；也发生过明成祖在“靖难之役”后对建文旧臣的持续镇压；还发生过明英宗时期对小说、戏曲的禁止。从洪武至正统时期(公元1368—1449年，明朝的前八十年)，大抵上属严峻冷酷的时期。而且，洪武、永乐两朝，通过强制性迁徙，将农民起义时期的“杀富济贫”演绎为“夺富济国”。与此同时，重开科举，使科举成为军功之外通向仕途的唯一正途。所以，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一条：举业。这才是最有效最体面特别是最符合国家意志的脱贫道路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方式，仕途也成了民众公认、国家倡导的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

正统至成化时期(公元1436—1487年，距明朝开国约七十至一百二十年)，严峻冷酷的政治气氛开始化解。随着社会经济的渐次复苏，社会财富开始积累，各地城市趋向繁荣，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变得强烈起来，统治者的构成也由流氓无产者演变成了社会财富控制者，国家权力对民众的控制开始松懈。于是出现了第二种价值标准，财富。谁能够看准时机发财，那也是本事。于是，弃学经商开始大量出现。这种价值标准的发生及被社会逐渐认同，成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推动下，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等“十大商帮”以及其他地域性商人活跃起来，并影响着中国五百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成化至正德时期(公元1465—1521年，距明朝开国约一百至一百五十年)，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逐渐加强，人们对精神的享受有了更多的追求。在这方面，上层与下层、贵族与大众有着共同的喜好和需要，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大众需求推动了上层需求，上层需求刺激着下层需求，文化产品、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一道，构成明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和财富来源。于是，第三种价值标准开始出现：文化。不少读书人通过诗文、书画、民歌时曲、说唱词话、通俗小说，不少能工巧匠、名医名卜以及精通或粗通堪舆、星相、占卜、房中术、黄白术等各种术数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技艺，获得了社会地位、政治身份或经济收益。

多重价值标准的依次出现及并存，标志着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形成。然而，明朝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不仅仅表现在仕途、财富、文化三种价值标准的并存，还表现在至嘉靖、万历时期逐渐形成的三大中心的并存：政治中心北京、经济中心苏松江浙及周边地区、文化中心南京一苏州。

明朝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本用以控制江南，这个政治目的确实达到了，不料却产生出了一个文化异己。南京和苏州，本来分别是朱元璋和张士诚两个政治对手的统治中心，朱元璋以军事力量摧毁了张士诚，苏州却以文化力量征服了南京，并和南京一起成为明代中后期的文化中心。而其依托，则是以苏松杭嘉湖为核心，以徽州、扬州、常州、镇江、绍兴、宁波为外围，包括南直隶江南地区及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在内的大经济圈。这个经济圈大致相当于南宋的主要统治区，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一方面支持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另一方面又对北京构成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压制。北京固然可以凭借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南京和苏州则可以利用文化力量凝聚人气、营造气场，更以大江南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文化层面上俯视北京。而且，经济越是发达，社会财富越是积累，社会越是趋于多元化，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是压制政治的影响力。

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本来应该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每每因财富积累而导致贫富不均，因国家承平而导致因循守旧，因社会开放而导致涣散动荡，因自由过度而导致规矩丧失。中国历史上所有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王朝，大抵上都在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这个乐极生悲的故事。由于统治的时间相对较长，明朝将这个故事演绎得更为充分。嘉靖、万历时代正是充分演绎这样一个乐极生悲故事的时代，主要表现在：

第一，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出现的过程，也是三重价值体系相互渗透的过程。国家权力的控制者开始积极寻求社会财富、寻求文化地位，社会财富的控制者也积极寻求国家权力的倾斜和保护，同时寻求获得文化地位，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同样在谋求政治权力、谋求社会财富。社会的多元化侵蚀着传统道德的底线，腐败痼疾持续侵蚀着明朝官场并愈演愈烈。早在正德时期，王守仁就倡导“问道德者不计功名，问功名者不计利禄”，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药方。但这一倡导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响应，明朝政府也几乎没有任何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更没有建立起各种社会角色保持相对独立性的体制。这成为明朝多元化社会重复历代所发生的故事、偏离正常轨道的开端。至万历，倡导道德的东林党人，也没有能够真正承担起道德实践者的责任。不仅如此，还闹出大学士误解“拔一毛而利天下”赠语的笑话。

第二，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随着文化成为社会价值标准的发生，以南京、苏州及江南地区为主要发源地，思想家、文学家、在野清流派官员，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策动者和表现形式，并推导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但是，这些社会思潮及其策动者、推导者是可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的。顾宪成和王锡爵关于“庙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在社会思潮多元化过程中“国家认同”或“政府认同”出现的危机。除了动用暴力，明廷对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的挑战完全没有应对办法，直接导致了信任危机和思想涣散。

第三，明朝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经济上实施一元化重农政策，严重忽略渔业、牧业特别是海上贸易、西北边贸，并且对商业集团的形成始终带有警惕和畏惧。东南禁海，西北禁茶，内地禁矿、禁盐，成为明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其结果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冲击了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政府的政策既阻碍了外贸的发展、隔绝了与海外的联系，也没有能够及时地由几乎单一的农业税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多种税收并举，从而摒弃了多种可能得到的财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商人和实权派官员、吏员却在这场经济游戏中大肆谋求经济利益。一方面是社会多元化带来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另一方面，由于明朝的皇帝从成化开始大抵不接见大臣，不对重大决策承担责任，拘于传统理念和明太祖的祖制，文官们只能在“不争论”中对经济政策进行微调。于是，一方面是财源的继续流失，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农业税难以建立起国家救助体系、国家安全体系，并且发生矿监税使荼毒天下的闹剧。明朝与其说是亡于农民起义、亡于清朝入关，倒不如说亡于长期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

第四，国家对多元化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决定于政策决定者的立场、观点和对时局的认识，并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明朝的国家决策主要依靠文官集团，文官皆由科举而进，儒家学说为科举的基本科目，同时，明朝也是继两宋之后又一个以汉族官员为基本构成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来自传统农业地区的官员、吏员成为执政主体，来自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掌握着话语权。虽然内廷宦官多来自北方，但当权者大抵被改造成文化人，而且是带有北方传统农业习性的文化人。明朝政策决定者的这种地域构成和民族构成，使得明朝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乃至境内工商业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非农业地区、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合理政策。“屁股决定脑袋”乃天下之通理，官员的身份和地域结构、民族结构导致政府的决策多以汉人区、农业区、经济文化发达区为坐标。而在一般情况下，文化越是生产出社会价值，其带来的阶层之间、地域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越大，社会财富也就越向发达地区集中。这样，当经济文化发达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而欢欣鼓舞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的最终命运。东北的女真一满族政权，西北的农民起义，夹击着明朝早已缺乏应对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力量和国家机器，明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五，思想的涣散、官场的腐败，必然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由于地位的特殊，军队一旦腐败，其程度就远非外人所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说容易，做实难。表面上是国家养着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但军费严重不足，军官谋求私利，士兵自谋生计。“土木之变”其实揭示了一个真相：明朝的军队可以比较轻松地打击没有组织的民众，可以比较吃力地镇压有组织的农民反抗，甚至可以艰难地抗衡来自外部的有组织的军事势力，但它绝对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甚至也无法对抗已经强大起来的农民武装，更何况内忧外患并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传教士的进入，新宗教、新理念、新技术在士大夫中激发起了新的社会思潮，师夷之长技以御虏的思想不仅产生，而且付诸于抗击女真的战争之中。但是，“外援”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中国内部的社会问题，中国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明朝也如此。

我曾经在许多场合下发表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社会，万历时代是距离近代之门最近的一个时代，但最终却引导着中国远离近代。所以，讲述万历时代本可以十分轻松，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前近代”的现象，有许多人在这个时代尽情欢乐、“品味奢华”。但是，讲述万历时代也可能十分矛盾乃至十分沉重，因为这是一个乐极生悲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生了许多直接导致明朝灭亡、导致中国远离近代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纵欲的困惑”。

谢谢《百家讲坛》，给了我通过大众传媒对这个既自由奔放又乐极生悲的时代进行检讨的尝试。谢谢商务印书馆的信任，在没有见到我的书稿之前，便决定给予出版。口头表述和文字表述有所不同，相比于电视讲述，这个文字稿应该更严谨、更完整，也更具有可读性。

去年撰写《大明嘉靖往事》的《后记》时，我的孙女爱爱小姑娘刚刚出生。今年录制《万历兴亡录》最后四讲的时候，她已经可以十分响亮地叫“爷爷”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万历时代、对明代历史的检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营造健康的环境。

方志远

2011年8月28日

于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北区寓所

“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明史》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史》

“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