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是一个好年头，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朝气。海上交易兴旺发达，城市也跟着滋润起来，张开双臂迎接世界各地的人和货物。大西洋两岸到处都在新建造船厂，相互攀比，竞相打造最豪华的游轮。爱尔兰的哈朗一沃尔夫造船厂在1909年建造了举世瞩目的超豪华游轮“巨人”号，人称“永不沉没的巨轮”，它的首航定在1912年春天。这些越洋大轮船上豪华舒适的头等舱都被富有的旅客预定一空。欧洲一批批移民挤在货舱里，纷纷去美国那方福地淘金去了。
巴尔的摩是切萨匹克运河的主要商业港口，送来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火车又把他们送往俄亥俄州山谷、中西部大平原和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海上和铁路的私人公司纷纷合并，组成了更强大的集团。1904年巴尔的摩的一场大火并未阻挡商业的扩张，长期以来，这个城市的经济命脉是出口本地区种植的小麦和烟草。如今，到处都是工地，银行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商业网点和工厂星罗棋布，雇用了大批廉价劳动力。
埃德温·李·霍尔属于这个城市的精英阶层。他的父亲约翰·韦斯利·霍尔出生在克里斯菲尔德渔港附近的一个烟草种植园世家，他的父亲是船长。这艘五百吨的越洋大船，非常壮观，于1822年开航。约翰·韦斯利·霍尔于1826年出生，九岁时就当上了水手，第二任妻子是巴尔的摩的富家女玛格丽特·波普兰。他逐渐爬上上流社会，在海运、建筑业、金融、能源、商业甚至娱乐界均有建树。他发财之后，开了一家巨大的砖厂，创建了第一国家银行。从1880年至1900年，他是巴尔的摩煤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该公司于1906年改建为供电公司，为城市提供照明。约翰经常邀请他的好友会聚在马里兰州的上等骑马俱乐部骑马，这个俱乐部的老板便是他的一个弟弟罗伯特。
埃德温·李·霍尔生于1871年9月28日，他是约翰七个孩子中的一个。父亲于1904年去世后，他继承了这个大家族的部分遗产。他拥有多家影院和财务上的收益。西港公司的总部设在南街，他是该公司的副总裁，又经营着一家很大的家具地毯商店，位于巴尔的摩的市中心，在查理街和法耶特街的交叉口，店名就叫霍尔公司。
埃德温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的产业，对什么都留有余地。他的身材挺拔，鼻子弯弯的，下巴很有魅力。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修饰得当、穿着整齐，继承了其父的社会形象，也就是善于理财的体面有产者的形象。
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埃德温与他过去的女秘书，即在世纪之交娶她为妻的芭芭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约翰和弗吉妮亚，在位于巴尔的摩富人区之一的皇家山豪华别墅享受天伦之乐。芭芭拉是宾夕法尼亚人，长着一头棕发，很美。等天气转暖，城里的空气过于潮湿了，他们便举家迁往他们的“夏宫”——位于城外四十公里的一个名为鲍克斯赫恩的农庄生活。也就是在那儿，在家禽和马群之中，约翰和他的妹妹茁壮成长。
弗吉妮亚·霍尔于1906年4月6日出生，大家都叫她“小花”。小女孩身材匀称，长得很讨人喜欢，头发鲜亮，笑起来也很迷人。她成天乐乐呵呵的，但不乏机智。她喜欢玩具，但更喜欢乡村孩子玩的一套游戏，总是与哥哥一起玩。她整天与她家附近的动物打交道：小狗跳到她的怀里，母鸡在她的脚下咕咕叫唤，兔子追着她乱跑。她特喜欢小猫，喂养山羊，给母牛挤奶，与鹅逗乐。她稍稍长大些，就学着骑马了。她的母亲芭芭拉经常对她说：“学到的东西总有用得着的一天。”“小花”喜欢打扮，自己做了一顶帽子，上面时常停留着鸽子。
即使最凶狠的动物也吓不倒她。有一天，她去学校时，手腕上绕着一条小水蛇当手链玩。“她的同班同学很少见到乡下女孩这么玩，都围着她吵吵嚷嚷，她们看见她当手链玩的小蛇吐出芯子时，又都惨叫不已。”她住在帕克顿时一位女邻居这样说道。
弗吉妮亚·霍尔的父母总是希望他们的女儿能接受最好的教育。1909年欧洲之行已经使我们的“小花”受到特殊的教育，也许在大家不知不觉之中，她心中已经培育了向往古老大陆的种子。巴尔的摩的殷实之家都喜欢把他们的女儿送进罗兰公园中学，这是当地的一座私人学校，创建于1894年。弗吉妮亚于1912年进入该校读书，在整个夏季，她每天都要坐火车从帕克顿赶往巴尔的摩。
这座学校原先坐落在罗兰街的一栋不大的砖房里，1916年迁至稍大些的建筑，对学校里的学生来说，它就像一个景物宜人的避风港。孩子们从六岁开始经该校女校长汉纳·杜尚小姐面试后就可人学了，她招募了一些女老师负责孩子们的教学。这些小女孩入学前必须“会说话”，举止要“开放”型的。学校并没有明确的宗教导向，但大部分家庭都像霍尔家那样是圣公会教徒。他们都是白人，而该城多数人却是黑人。
弗吉妮亚很活跃又爱说话，很容易在这座条件优越的学校站住脚跟，这座学校既重视拉丁语的语法训练，又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能。“小花”兼城市与农村的特性于一身，不仅学习不费劲，在运动场上也常见她的身影。她本有语言天赋，很容易便掌握了德语，更精通法语，这是象征文学修养的一门活的语言，授课老师是索邦大学的高才生。她早期接受的语言训练为她日后在国外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身材高挑，担当学校篮球队的后卫。又因她身体灵活、跑动积极，她很快又成了学校曲棍球队的队长，这支曲棍球队是在1923年成立的。
在弗吉妮亚求学的十二年中，她的领袖本质和独特的个性逐渐形成了。她活动能力强且桀骜不驯，几乎成为这个由十个女孩子组成的班级的灵魂。她身材高挑，脸部特征日渐分明，她的魅力开始显露。她的颧骨很高，颈项优美，眼睛闪出浅褐色的光芒。她的发色更深些，使她看上去有点像天生的戏剧女演员。
再说，她也爱打扮成稀奇古怪的模样。除了动物和运动，戏剧也是她的钟爱，她从九岁起就喜欢戏剧了。罗兰公园中学小小剧团由戏剧艺术教授带领着，每年都演出同样的剧目。1923年12月15日，在《浪漫的人》一剧中，弗吉妮亚扮演一个绿林大盗斯塔弗雷尔，他去抢劫女主人公希尔凡特，最后被希尔凡特前来救援的情人一剑刺死。1924年5月3日，在《中国灯笼》一剧中，她又扮演了一个悲壮的亚洲英雄迪基布。她的表演天分在很长时间都不为人知。
P2-5
沿着弗吉妮亚的足迹
弗吉妮亚·霍尔在2002年5月的一天偶然进入我的生活。其时，我正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三楼的一间玻璃大厅里开始搜寻资料，此处离华盛顿市中心只有几百米。我在找到这个“圣地”前迷了一阵路，后来发现那里书架林立，排列了数千个灰色盒子，这使我感到无比惊讶。“不管您研究什么课题，这里肯定有您感兴趣的东西。”我的向导拉里·麦克唐纳在这座迷宫里对我说，他是军事档案研究方面最杰出的专家之一。这个外形瘦弱，长着一头蓬松白发的老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又说道：“您想要的东西总能找到，就看您能待多长时间了：三天，三个星期，还是三个月？”作为一个外国来访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嗫嚅着说在华盛顿只有几天时间。不过我自认为还会回来的。
在拉里的帮助下，我粗粗看了看，找出几件有关我研究课题的最新资料，涉及科西嘉黑手党及其在法国网络的情况，这些都是我将要出版的《科西嘉教父》一书的主题。总之，与弗吉妮亚·霍尔毫无关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档案很多，特别是有关和CIA的前身OSS的资料很多，我在长长的标签上扫了一眼。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科西嘉黑手党曾给联军有过一些帮助，我期望从中能挖掘出点什么。我该先研究OSS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法国的使命，才能一步步深入。一张小桌上放着一本CIA用铜版纸出版的官方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简略地介绍了OSS的由来。
我突然在小书的中间部位发现了她。尽管是黑白照片，她仍然显得光彩熠熠，正从OSS的头头多诺万将军的手中接过奖章。那是在1945年9月。她那双褐色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她的上司。她的衣着剪裁考究，褐色的头发上扎着饰带。她那微微上翘的下巴显示她意志坚定，稍带棱角的脸颊上又透露出她的勇敢无畏。她的鼻子呈钩状，使骨棱棱的脸庞平添了桀骜不驯的魅力。
照片旁的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
弗吉妮亚·霍尔属于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她的故事可以与间谍小说媲美。她在法国维希政府掌权期间，为英国情报部门在那里做了一年多秘密工作，之后加入OSS，又在被德国占领的这片土地上欣然接受了第二项使命。霍尔富有献身精神，积极行动，帮助法国爱国小组重新组合，受到英国和美国当局的褒奖。
她的身世可以简述如下：小姑娘出生在美国的巴尔的摩，在欧洲成长，曾在国务院行政部门工作，一次狩猎时不幸遇难，失去了一条小腿。1940年，她先是在法国军队，后在英国情报部SOE~和美国情报部OSS核心部门工作，与德国纳粹作斗争。由于弗吉妮亚·霍尔工作出色，OSS的头目亲自在自己的办公室为她个人授予美国军方的最高荣誉——“杰出贡献奖章”。官方文件这样写道：“这是二战期间唯一授予一位女性公民的奖章。”
我合上小书，深深被这位陌生的女性吸引住了，她的假肢、她的冒险精神，还有她那圣母玛利亚般的微笑都使我惊奇不已。
弗吉妮亚·霍尔在她的圣母般的外表后面，一定隐藏着诸多秘密。
首先，在她身上并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至少没有什么坚实的材料。OSS的小册子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她的生平写了几行；CIA的官方网站对她的经历作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小孩子看看还差不多。搜索引擎上添加的一些参考内容，供对谍报工作感兴趣的网站引用。报刊杂志上偶尔提到几句，有些书上也留下几段相关的文字，都只是粗略地介绍了她的人生轨迹，并无更多的细节。倒是CIA的历史学家杰拉德·K.海恩斯于1994年在《美国国家档案》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似乎真正具有史料价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位杰出的女特工，可资佐证的资料如此之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要知道，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期，以及这个时期出现的有所建树的政治家、军人甚至平民百姓，都在书上、小说和电影里被宣扬得淋漓尽致了。弗吉妮亚·霍尔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六十年后，似乎她本人都被遗忘了。 她于1982年辞世，没有孩子，她撰写的间谍生涯的回忆录中也没讲述自己的冒险活动，甚至没留下任何痕迹。她恪尽职守，处事低调，在她后来做CLA分析员的漫长岁月中，以及与她的丈夫保尔·戈阿罗在马里兰州的家中花园里勤于劳作，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期间，她都守口如瓶。只有女历史学家马尔加雷·罗斯迪埃为了撰写《抵抗运动中的女性》(该书于1986年出版)一书，在这位老太太临终前才有可能与她深入交谈了几次。法国抵抗运动成员呼贝尔·布迪埃对她说，希望法国给她授予十字荣誉勋章，弗吉妮亚·霍尔回答道：“我不愿意听别人谈论我做过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对我的第二祖国——法国的热爱。”
缺失可信的资料来源，却更加激发起我刨根究底的好奇心，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追踪之旅。我偶然读到一本阿尔马丹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的法文书，书名是《占领时期的上里尼翁河一尚朋(1940～1944)》，副标题是：地方抵抗运动，联军协助，弗吉妮亚·霍尔的行动(OSS)。皮埃尔·法约尔从前是上洛瓦河流域的上里尼翁河一尚朋地区法国抵抗运动基地的一个头目，他在书中讲述了1944年夏季的历次战斗，在此期间，他与弗吉妮亚·霍尔有过接触，她的化名是：戴安娜。丛林的战士们多亏她用电台指挥空降，才能得到武器补给。皮埃尔·法约尔觉得这个美国女人的命运充满谜团，孜孜不倦地花了数年时间企图追踪她行动的路线图。
我在探索过程中，不止一次从这位默默的先行者叙述中得到启发，因为他的著作里留下了太多的细节和疑点需要证实。当时的序言作者是历史学家亨利·诺盖尔，他对为弗吉妮亚·霍尔正名的起始工作十分赞赏，说她“有魅力而富有个性”。他还说道：“本书的价值还在于：数年间，英国和美国的特工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法国，为法国人输送武器弹药，与他们并肩战斗，却在解放后成了戴高乐狭隘民族主义论调的牺牲者。弗吉妮亚·霍尔为法国、为联军在法国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始终未被法国认可，其实她的功勋应该被彪炳千古。”
倘若从戴高乐分子的观点出发，法国解放过分民族化了，大大影响了战后官方学家的视野，因此经历了那么多年，遗忘便像重重迷雾，慢慢把弗吉妮亚·霍尔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了。抵抗和流亡史中心(CHRD)设在里昂原先的军事卫生学校，盖世太保的头目克劳斯·巴比曾在那里滥施淫威，我曾多次去那里翻阅资料。有一回我也是偶然发现皮埃尔·法约尔放在那里的文件，那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我边浏览边感觉到我在循着他的脚步前进，在继续他的工作，他写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内容源自于此。此外，我在CHRD的书库中还看见了许多其他有关战争期间在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他线索在美国也等着我去发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拉里·麦克唐纳在2003年至2006年间看见我在那里往返多次。我对弗吉妮亚·霍尔身世的痴迷与执著感动了他。他真是个大好人，居然带上他的几个同事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为让我找到有关这位他称之为“瘸夫人”的资料，在迷宫似的抽屉世界里为我指明方向。“瘸夫人”这个绰号的由来，是因为战争期间她装了假肢，人们称呼她为“IJmping Lady”的缘故。我用了整整几天查阅了数千页国务院和OSS的档案材料。我从中找到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文件，涵盖了1930年至二次大战结束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也不知为什么，上面提到的某些记载却无处寻觅，也许被湮没在档案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吧。
于是我以FOIA的名义，向CIA请求帮助，以便得到一些缺失文件的复印件，我想这些文件也由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保管着。我收到了其中的几份资料，经我一再查实，仍有部分资料遗失了。幸而在我的请求下，CIA给我提供了弗吉妮亚·霍尔的其他有趣的档案文件，尤其是有关她在OSS执行任务的情况。经过了十五个月的耐心等待之后，我终于首次获得了弗吉妮亚·霍尔在1946年至1966年工作期间个人档案中的解密材料。 我的“搜宝”行动在华盛顿同时展开，国际间谍博物馆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这家博物馆的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属于弗吉妮亚·霍尔的物件——身份证件、勋章、电台等。我也常去国会山图书馆，那里也有无尽的宝藏。我在那里系统地翻阅了由英美历史学家和老特工人员撰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著作，上面会经常提到弗吉妮亚·霍尔和她效力的抵抗运动情报组织。
就这样，我发现了丹尼斯·瑞克的一段评论，他曾是音乐家，后来成了弗吉妮亚·霍尔的无线电台收发报员：“以我的看法——我的其他许多同事也赞成我的观点——弗吉妮亚·霍尔是战争期间最伟大的女特工之一。似乎她的德国敌人也认为她是至关重要的人物。我们从多个渠道中得知，里昂的盖世太保一直在追捕她，在1942年末，他们颁布了一条明白无误的命令：‘瘸女人是法国最危险的盟军特工之一，必须找到她，消灭之。”’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假象多多。有些书提到她时用的是假名，因为那些都是弗吉妮亚·霍尔从事地下工作时用的名字，而这些假象继续迷惑着对她好奇的研究者。我在她过去的同事写的书中不止一次揭开了她的面纱，她以热尔曼娜、布里吉特或其他的名字出现……特工本加明·古布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里昂，我在寻找戈迪埃对我说到过的一个女人。我发现她是一个美国人，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很迷人也很干练。她的化名叫玛丽……”一个名叫威廉·辛普森的英国飞行员也追忆到他与一位名叫玛丽的美国马里兰州女记者的见面情景，说她“长长的脸庞气质高贵，眼睛很美，目光沉静，在谈话气氛轻松之后，双眸便闪闪发光。”他指的显然是弗吉妮亚·霍尔。
既然弗吉妮亚·霍尔出生在巴尔的摩，我理所当然该去那里寻找线索。她童年就读罗兰公园国立学校，该校领导允许我翻阅她的档案，我似乎在其中发现了培育她的坚强性格的土壤。随后，我访问了她的侄女，洛娜·凯特林，她与她的兄弟，也就是弗吉妮亚·霍尔的侄子约翰住在一起，这也是她现今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一门亲戚了。洛娜·凯特林热情友好、笑容可掬，在她居住的巴尔的摩北面的小楼里接见了我多次。她看见一个法国记者居然跑到她家来找她，与她谈她姑妈的事感到十分晾讶。我向她提出了有关她的家庭的许多问题，她毫无保留地一一作答，并且非常热情。她把家族遗留下的照片和一些文件拿给我看。她对弗吉妮亚·霍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工作情况也说不清，因此就更加激发了我深入探究的热情。她说道：“我是一个乡下小姑娘，我的姑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仅仅知道她在为政府工作。我们不大谈论战争的事情。她带我去看电影或去纽约度周末时，我总是很开心。”
弗吉妮亚·霍尔的丈夫保尔·戈阿罗原是法国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于1987年去世。我去佛罗里达州去找他的妹妹和外甥女了解情况时，更是迷雾重重。她们与洛娜·凯特林一样，对弗吉妮亚-霍尔和保尔·戈阿罗在1939年至1945年间的活动也说不出个究竟。“他们出于谨慎，或是内部有约定，总是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他的一个外甥女杰基·德鲁里对我这样说道。
在弗吉妮亚·霍尔亲人的眼中，她是一位神秘人物，甚至几乎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经年累月编织而成，又一直因多种版本出现而越发离奇。正在我深入调查之际，一个名为朱迪丝·皮尔森的美国作者于2005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门口的群狼》。这本书虚拟的成分很多，并未给探寻工作带来多少帮助，相反，书中有许多错误，又缺乏文献资料的索引，结果使弗吉妮亚·霍尔的行踪更加扑朔迷离。
因此，我的寻踪活动远未完成。活动主要在剑桥和纽约两地展开，因为弗吉妮亚·霍尔在那里的拉克里夫和贝尔纳尔学院学习了多年。《纽约邮报》在1941年至1942年曾招募她作为特派记者去维希政府治下的法国。这些年的旧报仍被保留在微缩胶卷里，使我大饱眼福。我读到了该报发行的由弗吉妮亚·霍尔署名的文章。这就证明了她不仅具有写作天分，而且确确实实从事过记者这个行当，即便为掩护真实身份也罢。
不过，这次造访了《纽约邮报》之后，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为何报社在几个月之中仅仅发表了她的一小部分文章，而弗吉妮亚·霍尔为蒙骗其时的法国当局，肯定写了更多。报纸上的那几篇文章不足以满足她的良苦用心。
问题终于在伦敦，确切地说在英国首都西北部的基尤找到了答案，那是联合王国的国家档案馆所在地。我多少有点儿走运：SOE封存的大批档案在我咨询前不久开封了。里面当然有许多特工的个人资料，包括弗吉妮亚·霍尔的，她的档案直至2004年才解密。她从1941年4月至1944年3月为SOE整整工作了三年，为她本人，也为英国情报部门。合同上明确写着，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她对她的工作应该只字不提。她一丝不苟地履行了沉默的义务，战后她加入CIA之后更是守口如瓶了。有关档案常年封存，她的工作的保密性，加之她从不露出半点口风，这一切都把往事的大门封死了。
这些发黄的资料已封存了六十年之久，从前还是在绝密的情况下打印出来的，所以当我看着看着，恍如在翻一本古老的天书。我终于揭开了弗吉妮亚·霍尔的神秘面纱，看清了她的真正面目。我越看越感到惊讶。她是第一位被英国人招募的女特工，自1941年8月起，也就是战争之初，是第一个作为潜伏特工被派到法国去的女人。一个身患残疾的美国女人，打头阵被派往敌方的领地，这样的胆识魄力真令人惊叹不已。她曾为《纽约邮报》写过数十篇文章，涉及到敏感的内容，其中大部分都发到了伦敦，但没发表。
弗吉妮亚·霍尔作为特工除了主要的使命而外，在其他方面似乎也颇有建树，她成了SOE在自由区的真正的“女管家”。她为大部分在她的里昂基地做短暂停留的特工提供帮助，如住宿、衣服、金钱、印章以及过境手续等等。SOE的法国总部的头头毛里斯·巴克马斯特在1944年11月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说过：“我们许多人的自由乃至生命，都多亏了她的帮助。”
我发现，她向伦敦发送了许多有关法国抵抗运动的重要报告，她也认识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件事情上，她同样功不可没。她做地下工作，环境往往十分紧张、危险，这样的经历已超出了她本人的命运，写进了伟大的历史之中。譬如说，她是法国抵抗运动的经费分配、英国人和戴高乐派的矛盾与分歧、登陆前的军事准备工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她的行动是应该公诸天下的。再说，这个个性坚强的女人也不会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尽管口音很重，外表有特点，且腿有残疾，但她仍然能在敌占区潜伏了三年而没被逮捕。她不会盲目听从指挥，习惯独立思考，对盟军的军事行动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她是法国伟大的朋友。”毛里斯·巴克马斯特于1945年6月19日在送往法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因此，我调查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我一头扎进她曾经接触过的大部分人的资料之中，仔细把历史事件串联起来，把有关SOE的“战报”层层解析，他们的踪迹无处不在，令人印象深刻。经过无数次的剪辑拼凑，拼板图渐渐清晰了。
在一件事情上，英国的档案资料还是含糊不清的：一个行踪诡秘的人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他的身份是神甫，可能是个抵抗分子，于1942年的8月，即弗吉妮亚·霍尔自认为自己即将被捕，匆匆离开法国的前几个月，与她发生了联系。为了解开这个谜，我该回到巴黎去。这个神秘的天主教徒被怀疑是为德国人效力的双重间谍，要对众多抵抗分子及盟军特工被捕一事负责，我即将着手进行调查。
几个月后，我破例被允许查阅有关这个神甫的全部司法档案，他战后在巴黎被捕，塞纳河地区法院对他作出了判决。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详细翻阅了这个厚度达八百六十六页的宗卷。这段时间花得值得：宗卷包含了这个间谍与他称之为“霍尔小姐”交往的重要资料。弗吉妮亚自己也不知道，她已成了由德国军方反间谍部门(Abwehr)组织的大规模渗透行动的目标。我从中也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和被他们杀害的牺牲者。这个美国女人在1942年末活动频繁，而又成功逃过一劫。这就是为什么SOE拒绝把她再次遣返到这个国家。1944年初，弗吉妮亚·霍尔加入了OSS，他们又把她送往法国内地执行任务了。我还得知，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她是如何协助军方把这个背叛她的神甫绳之以法的。
我追踪弗吉妮亚·霍尔的足迹，搜集到了她在巴黎、梵森、里昂、巴尔和英国的其他资料和证明，从少数在上里尼翁河一尚朋附近认识她的抵抗者的回忆中，我也得到不少信息。她于1944年夏天在那儿待过一段时间，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马塞尔·蒙达涅，OSS给她的特工代码是戴安娜。我有幸与英国老谍报员罗杰·A.莱内及让·马莱、加布里埃勒·埃罗、阿尔封斯·斯瓦特布洛克、莱布拉和安德烈·胡的家人进行了交谈。2006年2月，安德烈·胡对我说道：“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的脸庞透露出力量和意志，但我们对她一无所知。”这位退休的葡萄种植园主，定居在罗西富尔小镇，在预定采取军事行动的日期之后，弗吉妮亚·霍尔策应夜间降落在上洛瓦河的伞兵时，他是对她提供帮助的人之一。然后，他带着少数游击队员，护送她到兰镇继续战斗。“到了那里，队伍解散，我们再也没见着我们称为玛丹娜的女人。”
玛丹娜、戴安娜、马塞尔、玛丽、热尔曼娜、布里吉特……弗吉妮亚·霍尔不停地变换着姓名，神出鬼没，来去无踪。她的身影时隐时现，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我跟踪她的足迹一路而去时，总是勉励自己尽量使她重见天日，恢复她本来的面目。我根据我搜集到的资料及证据，尽可能使她接近真实，但绝无人为拔高，或是把她塑造成一个完人的意图。为了保持本书的真实性，我绝没有添油加醋，在我看来，事实足以为我们展现了在历史长河中一位自由女性的命运。
我绝非是唯一一个想为她还以真实的人。经过了几十年的沉默之后，英国和法国当局决定向弗吉妮亚·霍尔公开致敬。2006年12月12日，官方在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邸举行了一个表彰仪式，列席的有她的亲朋、客人和记者，本人忝列其中。早在1943年7月13日由英王乔治六世签署正式颁发嘉奖令，授予她的帝国荣誉证书，直到此刻才由英国驻美大使戴维·曼宁阁下交给弗吉妮亚·霍尔的侄女洛娜·凯特林。但在此之前，英国当局从未把这个荣誉证书送到当事人手中。这个文件居然被锁在办公桌里长达六十多年！
同时，法国驻美大使让一戴维·勒维特——此人于2007年5月成为法国国家安全顾问——宣读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一封信，首次表彰了法国这位“美国友人”。信上说：“弗吉妮亚·霍尔是法国抵抗运动真正的英雄。她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罕见的献身精神、坚不可摧的意志，以及作为领导人及组织者的优秀品格，为法国的解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幅油画表现出她于1944年夏天在上洛瓦尔省的一个农庄，坐在抵抗运动成员爱德蒙·莱布拉身旁，发送一份电报时的情景。当天，这幅油画由它的作者杰夫·巴斯揭示，然后再由此举的创意者埃里克·基尔钦格交到位于弗吉尼亚州的CIA博物馆收藏保存。
“弗吉妮亚从未想过会得到这些，”那天，在颁奖仪式上激动不已的洛娜·凯特林对我说道，“真不可思议，她那时殚精竭虑，而我现在却坐享荣誉。”洛娜是由她的儿子布拉特和她的孙女梅冈陪同前来的。她的孙女才十几岁，听着官方人士对她的被遗忘的女祖宗大加赞扬，睁大眼睛看着使馆邀请来的穿制服的老兵，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这天晚上，我看着在座位间跳来蹦去的梅冈，思绪万千，不禁想到一个小名叫“小花”的女孩的调皮模样，现在，我将要讲述她的身世了。
《女特工：弗吉妮亚·霍尔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讲述了乱世中一位残疾女英雄的真实故事。
弗吉妮亚·霍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一个女英雄。
这个美国女人美丽动人，具有叛逆性格，是法国最伟大的女特工之一。里昂的盖世太保把她看成是“盟军最危险的特工”。克劳斯·巴比曾不惜一切要抓住这个“会变戏法的女人”。
弗吉妮亚·霍尔的命运无人可以预料。她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的一个富有家庭，20世纪30年代曾任美国多个驻外使馆的秘书。一次意外事故中，她丧失了左小腿，因而无法进入职业外交家的行列。战争在欧洲已初露端倪，她辞去了行政职务，决心走自己的路。在1940年6月法国大崩溃前夕，美国尚保持中立态度，她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法国军队。
弗吉妮亚在伦敦避难期间，加入了英国秘密机构(SOE)，成为第一个被派往法国长期从事间谍活动的女性，其公开身份是驻维希和里昂的美国记者，事实上，她与抵抗组织保持联系，向伦敦传递重要情报，组织大规模的劫狱行动，藏匿往来的特工。她不停地变换身份，成了SOE不可或缺的“枢纽”。
弗吉妮亚被一名双重间谍和盖世太保追捕，神奇地躲避了一系列的逮捕行动，于1942年底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尽管她知道自己已被敌人“锁定”，但仍然返回法国准备大反攻这一天的到来。1944年春，美国秘密机构(OSS)要求她组织法国中部的游击队武装起义。于是，这名女特工化名为“戴安娜”，先后变成了庄稼人、会计、无线电台操作员和游击小分队的头目。
弗吉妮亚后来作为首批被招募女性，加入了在冷战背景下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她于1982年去世，始终对自己往日的功绩保持沉默。她不可思议的身世，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经过查实之后，如今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女特工：弗吉妮亚·霍尔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由樊尚·努吉伊编写。
弗吉妮亚·霍尔属于 美国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她的故事可以与间谍小说媲美。她在法国维希政府掌权期间，为英国情报部门在那里做了一年多秘密工作，之后加入OSS，又在被德国占领的这片土地上欣然接受了第二项使命。霍尔富有献身精神，积极行动，帮助法国爱国小组重新组合，受到英国和美国当局的褒奖。
樊尚·努吉伊编写的这本《女特工：弗吉妮亚·霍尔二战中的美国超级女谍》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位美国超级女谍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