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情愫，两样乡愁
这些年我似乎是沉溺在劳伦斯与故乡的主题研究中了，其实这样的研究背后颇有一些私人情感的暗流在推波助澜，这些是不能在研究劳伦斯的文章和有关劳伦斯的讲座中提及的，那不合学术规范。但往往是这些不能浮上水面的暗流决定着水流的流向。而对于我来说，暗流和水面，动机与结果似乎是难解难分了，这就是乡愁。当我谈论劳伦斯的乡愁时，职业的规范决定了我不能谈论我的乡愁，但谈到我的乡愁时，却不能不谈如影随形的劳伦斯的乡愁，似乎我的乡愁因为我研究了劳伦斯而被唤醒并愁肠百结，而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此毫无感知，抑或是乡愁因写作而生，两样乡愁在我的写作中互文。
《混在北京》之后，出版社一般会以为我下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是继续这个“混”系列，我把内容简介复印数份(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复印价格相对工资也很贵)发给出版社，喜欢《混在北京》的就会表示期盼，不喜欢的干脆就会说不用拿给他们看了，肯定领导那边通不过。1997年我的第二本长篇小说《孽缘千里》出版了，人们发现这本小说的风格与前一本大相径庭，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两本小说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其实我写《混在北京》之前就开始写《孽缘千里》了，写了一半时因为调了单位换了环境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想记录下一段火热喧嚣的刻骨铭心的筒子楼生活，就心血来潮停下原来的小说写作，六个月内写完了《混在北京》。然后才蹋下心来继续写《孽缘千里》。有人发现后一本完全风格迥异，甚至说这本小说很有劳伦斯风格，对此我当时是反感的，心想如果你们不知道我是劳伦斯译者和研究者，你们就不会这么说，完全是先入为主。因此我不置可否。
当然如果我说这本小说没有受到劳伦斯作品的影响，那不是没良心就是没头脑。但在写的过程中和出版之后我确实没有感到有什么影响，这一点连我自己都感到好生奇怪。我觉得我仅仅是对少年时代在故乡小城的经历感到刻骨铭心，一心想写好一个故事而已。我基本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写法，六个中学同学和他们老师的独白各成一章，这些独白都围绕着与他们命运交关的共同经历的一个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力图通过视点和各自记忆的不同最终达到对这个事件完整的叙述，让读者自己寻找结论。似乎这样现代主义的叙述方法与我翻译和研究的劳伦斯无关，那故事和故事展开的中国小城背景更与劳伦斯无关，它完全是我在虚构我少年时代的故乡和我熟悉与半熟悉的人和事，就是福斯特所说的：我爱的、我恨的和我想成为的人，十分朴素的故事线条和人物关系被一套十分繁复的叙事结构所拆解，在漫长的延宕中不仅让叙述者自己扑朔迷离地寻找意义，还要让读者自己去重新建构故事脉络。这是一本吃力不讨好的小说，我沉迷于那样的解构和建构中自鸣得意，因此我甚至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与劳伦斯的作品有什么关系，偶尔感到有哪一处与劳伦斯有关联的蛛丝马迹我都要断然否定，既是出自“影响之虞”又怕说出来会有攀附之嫌，一个初出茅庐的实验作者竟敢谈一个外国大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似乎是在为自己贴金。
一个文学译者写的实验小说自然没有受到任何瞩目。即使经过德国译者艰辛翻译成德文出版后，德国的书评也说我看待那个年代的中国现实的眼光过于诗意和漫长，估计这就是对我的叙述结构的批评。的确，作为一本小说，叙述故事之外的某些大段的人物对故乡的情感描写似乎过于冗长，甚至似乎又是游离于故事线条之外，怕是会给阅读造成障碍，里面对故乡“北河”的历史描述散落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多以人物的主观意识流描写出现，如：
是什么孽缘让自己千里迢迢远走他乡不归？为什么身在家乡却老有一种异乡的感觉？
独在故乡为异客。吕峰怆然地拉起大衣领子，向前走去。眼睛隐隐发胀发酸。这条悠长的街，大平原上的高高脊梁，一千多年前这里一片苍茫，清溪荡荡的时候，人们发现了这条隆起的脊椎骨，相信它是一条巨蟒的脊梁，就依傍上了它，在它两侧一字排开了房屋，建成了一条街。到民国最繁华的时候，这里已是官府商家酒肆青楼西洋楼宇书店当铺林立的十里洋场。这里的风水最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水几乎淹了全城，可到了卫上坡就再也漫不上来，这条龙脊傲然蔑视着洪水，如方舟的大桁。走在它上面，仿佛脚下踩着几千页的史书。那阵阵回声似乎极其悠长。
沉重的腿曳着你沉重的影子在小胡同大马路上蹭过。从小，这双曾经像麻秆一样的小腿就拖着你丈量着这座城，几乎走遍了北河的角角落落。那时，这城显得那么大，大得无边无际，你像一个钻入迷宫中的小精灵，在这城里的小胡同中“探险”，每一座门楼儿，每一道滴水的屋檐，每一头把门的石狮子都让你流连。似乎这里就是世界。
可今天在这寂冷的街上大步流星地穿行，似乎几步就横越了一个街区，像是在故乡的一座微缩景物上行走一样。是因为你长大了吗？为什么这城似乎在你脚下矮了下去？P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