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符号》由卢洁峰所著，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国父”孙中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历史学界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伟人。其生时，有人对其他咬牙切齿，有人对其冷嘲热讽，有人对于顶礼膜拜。在其逝世后，对领袖的“神化”运动更加深了对孙中山的评价难度。韦慕庭认为：孙中山本人的想象力和他的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

《中山符号》由卢洁峰所著，《中山符号》在具体剖析“中山”符号个案的同时，融进了笔者近年关于吕彦直、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梧州中山纪念堂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点破中山陵祭堂实为“中山堡垒”；吕彦直在中山陵设计中的创新与突破；论证广州中山纪念堂实为中国宝塔之变体；具体披露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八角亭大屋顶是用架设现代桥梁的方法来构建的；指出梧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第一个模仿者……

上篇 “中山”符号的形成

一、“中山”符号的观念形态／5

1．兴中会成立打下“中山”符号底色／5

2．“伦敦蒙难”，“中山”符号出世／13

3．革命党人积极推广“中山”符号／23

4．同盟会公推总理，凸显“中山”共识／29

5．“天下为公”——“中山”符号观念形态的定格／34

二、“中山”符号的物化形态／44

1．革命尚未成功，中山鞠躬尽瘁／44

2．举世哀悼，共铸“中山”符号／46

3．“中山”符号物化肇始／54

4．中山模范县——“中山”符号之惠民模式／58

中篇 “中山"符号的范本

三、中山陵——“中山”符号之范本／70

1．中山陵墓的建筑要求／70

2．吕彦直对孙中山的理解／84

3．吕彦直对“中山”符号的表达／99

四、众人甘为构建“中山”符号而奉献／115

1．吕彦直呕心沥血英年早逝／115

2．姚新记倒贴14万两银子／125

3．参建陵工的艰辛／129

4．工程技术人员甘于奉献／131

下篇 “中山”符号的推广

五、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符号推广之起点／142

1．粤人率先动议建筑中山纪念堂／142

2．一个讹传／149

3．“前堂后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153

4．吕彦直二次夺魁／158

5．中国宝塔的变体／162

6．建筑与落成／181

7．广州中山纪念堂效应／191

六、“中山”符号之泛化／205

1．“中山”符号泛化的转折点／205

2．“中山”符号泛化中的亮点／212

3．“中山”成为中国符号／220

结语：中国需要孙中山／224

参考书目／231

后记／233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孙中山初在广州行医，除在西关冼基设立东西药局以外，还得教友左斗山、传教士王质甫的帮助，另设诊察所于广州双门底基督教长老会的圣教书楼内。“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其司事日王质甫。”左、王二人皆先后为兴中会会员。其中，左斗山笃信新学，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如、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皆尽量寄售，是广州唯一的新学书店。康有为是该书店的常客。

圣教书楼的内后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每星期由王质甫兼任讲道。经笔者初步考证，双门底圣教书楼位于今广州市北京路北端日“财厅前”地段，背靠原法国领事馆(1866—1927年)的大片园林，与清“藩司”(辛亥革命后在“藩司”地址上建立广东省财政厅大楼)相邻。以笔者之见，圣教书楼极有可能就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今广州科技书店)的前身。

“乙未广州重阳之役，杨衢云在香港以长短枪六百杆，伪装胶坭(泥)，寄圣教书楼王质甫名收，为海关破获，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领事保释。先是粤督谭钟麟因闻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西牧师香秉文到轮船码头截拿，王质甫得香牧师密通消息，步行赴韶关入江西走脱。”

可见，圣教书楼不仅是一家专卖西方新学的新式书店、孙中山先生早年行医的诊察所所在地，而且还是1895年乙未重阳广州起义的重要机关之一，陆皓东就是为销毁党人名册而返回圣教书楼时被捕于斯的。实际上，在陆皓东返回之前，左斗山已经将党人名册投毁于水井里了。孙中山等之所以把党人名册、枪支武器等藏于圣教书楼内后进基督堂内，而不是藏于其几百米之外的王氏书院里，是因为当时衙门不敢随便干扰礼拜堂，否则易引起传教士抗议，进而演变成外交风波。孙中山等正是利用这一点而将乙未重阳广州起义的重要机关，设于圣教书楼内后进基督堂中的。

圣教书楼属主左斗山，因是被捕并得美领事保释后，仍不改初衷。为宣传起见，更在圣教书楼对面的卫边街(今吉祥路南段与广卫路交界处。当时双门底街北端与卫边街之间的街区比较空旷，故二者只是打“对面”的关系，不像今日之此地，人烟稠密，楼房障眼)租了一间大厦，辟为“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供人观览，并请苏复初主理其事。其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精神，堪为后人之懿范楷模。

P14-15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巨星陨落，激起一片“中山”波澜，浩浩荡荡凡86年至今而未见衰减。以“中山”命名之楼堂馆舍、城池园囿、道路街区、学校医院遍于中华、流布世界，蔚为壮观，成为一大符号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山”已经超越了孙中山本人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民族符号。

是什么赋予“中山”符号以如此超强的张力？有学界先进说是国民党“党文化”、“党政治”的力量在起根本作用。笔者不敢苟同。于是寻根溯源，试图探究“中山”符号之起始，并以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等为案例，解读物化的“中山”符号背后所隐含的精神元素、文化元素甚至宗教元素，进而走近孙中山，理解孙中山，弘扬孙中山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为最终达至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尽一己绵薄之力。

全书分三篇。上篇主要分析“中山”符号的形成过程，剖析“中山”符号的核心精神。笔者认为，“中山”符号的形成有两个阶段。首为“中山”符号的观念形态阶段。这一阶段始于兴中会成立之时，甚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在家乡与陆皓东一起砸毁神像这一事件。及至兴中会成立，其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便已打下“中山”符号之底色了。

1895年乙未重阳，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蒙难伦敦。然而，正是伦敦蒙难把孙中山推上了国际舞台，促成其从造反者到革命家的角色转换，一举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肢体符号”或日“形象代表”。“中山”符号由此问世。

与此同时，孙中山利用暂居英伦的9个月时间，广泛阅读，深入研究，实地考察英国与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为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共和理论奠定了基础。“中山”符号的精神核心亦随之而形成。

除了通过报纸、书籍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政治主张之外，民众精英还自发地用各自的方式来宣传孙中山，塑造“中山”符号。比如，中国电影史上创办影戏学校、首开航拍和军队参演战争场面先河的第一人，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的黎民伟，就是用电影记录和塑造孙中山革命形象，并成为用电影这种现代媒体传播“中山”符号的第一人。

在塑造“中山”符号的过程中，孙中山本人的参与也很重要。他的参与途径集中在演讲和题词上。两袖清风“勉为其难”的孙中山最能使用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嘴巴了。他不辞劳苦地满世界奔波演讲，宣传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道理。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政治主张高度概括为“天下为公”，并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和机会宣传之，用以发动群众、鼓舞同仁。除演讲外，他还运用最地道的中国文化传播方式——以毛笔题书“天下为公”等字幅分赠各人。据学者研究，仅存世的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字幅就有39件②。而以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作匾额悬挂于各地公共场所的则数不胜数。以“天下为公”为题的各种著述书刊更是汗牛充栋。以至每提及“天下为公”，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孙中山。“中山”符号的观念形态因此而确立。

“中山”符号形成的第二阶段是其物化形态阶段。这一阶段始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之时。及至1925年，经40年的奋斗，孙中山已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了。他的病逝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群众悼念之情汹涌澎湃，以致形成万众齐造“中山”符号之大势。以林森为首的革命纪念会“改观音山为中山公园”的建议，标志着“中山”符号物化的肇始。“中山舰”则再次领航，成为“中山”符号物化的先锋。接踵而至的中山县，更成为“中山”符号的惠民模式。  在中篇，笔者集中对“中山”符号的范本中山陵进行剖析。从孙中山葬事筹备委员会对陵墓建筑的要求，看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对孙中山的理解；从建筑师吕彦直的应征获奖图案，看留学归国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孙中山的认同；从中山陵的建筑设计，看吕彦直是如何表达孙中山精神，使中山陵成为“中山”符号之范本的。

另从中山陵的建筑过程，从吕彦直的呕心沥血英年早逝，姚新记的自我牺牲甘愿赔本，参建陵工风餐露宿、艰苦奋斗的巨大付出，工程技术人员的全力以赴，李锦沛、黄檀甫的执着坚持等等，看建筑师、承建商、工匠、工程师等等是如何心甘情愿地为构建“中山”符号而无私奉献的。从而认定：构建“中山”符号是一种集体行为、民族行为，这种行为是民众对孙中山崇敬和怀念之情的自然流露和必然表达，而绝非某个政党孤立的政治操作所能包办和涵盖得了的。

下篇主要讲述“中山”符号的推广。指出：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造是，“中山”符号推广的起点。中山陵虽为“中山”符号的范本，但她毕竟具有唯一性，不可复制和推广。而广州中山纪念堂则不然。她本来就是应大型集会之需而设计建筑的。建造和普及公共文化场所，既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国民政府在国家建设初期所肩负的必然任务。于是，广州中山纪念堂便成为当然的榜样。筹委会应邀将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建筑图纸送往各地作参照。各地纷纷以建筑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中山路、中山学校、中山医院等等为名，掀起一股近代中国城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的热潮。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的侵华战争中断了中国近代化建设的进程，令中国建设的“黄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山”符号的推广也因此而暂停，以致1937年以前真正新建并落成的中山纪念建筑为数甚少。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中山”符号以各种各样不起眼的形式，在炮火纷飞的抗日前线顽强地传播着，成为鼓舞军民英勇抗战的巨大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出于团结人民重建国家的需要，国民党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国推广建筑范式统一的“中山堂”。“中山堂”的推广，成为“中山”符号泛化的转折点，最终使“中山”符号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

时至今日，“中山”符号已经完全脱离了孙中山本人的具象，而抽象成为一种民族共识，一种民族精神，代表着人民大众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和向往了。也许，这就是“中山”符号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在具体剖析“中山”符号个案的同时，融进了笔者近年关于吕彦直、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梧州中山纪念堂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点破中山陵祭堂实为“中山堡垒”；吕彦直在中山陵设计中的创新与突破；论证广州中山纪念堂实为中国宝塔之变体；具体披露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八角亭大屋顶是用架设现代桥梁的方法来构建的；指出梧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第一个模仿者……

笔者不才，幸有自知之明而能将勤补拙。故积十余年之劳累，终于略有所成，聊补前人研究之空白与不足，并以“没有枉食广东米”而稍感宽慰。

卢洁峰

2011年4月30日

于越秀山蓬蒿居

恭逢辛亥百年，蒙广东人民出版社不弃，赐我一缀专家之后写作孙中山系列读本之机会。领命之际不胜惶恐，仿若临渊履冰。

为不辜负出版社的期望，亦为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一份敬意，遂静下心来，广泛阅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努力而为之。

今日，虽书稿初成，而内心犹惴惴不安。毕竟关于孙中山、孙中山研究，真可谓“前人之述备矣”。我等门外汉，本不具发言权，只是因10多年前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研究而被牵扯进“孙中山”这个阅读的圈子里，以至对孙中山略知一二而已。

本次写作，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阅读孙中山、阅读辛亥革命、阅读中国近代史的绝好机会。借助互联网，足不出户便可获知各路专家对孙中山的各种评价，借得相关的思想火花。正是这些不同意见拓宽了我的视野；正是这些思想火花激发了我的探索热情。

然而，关于孙中山、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档案、研究著述毕竟浩若烟海，浅陋如我者，真个穷其一生之时间和精力也未尝能得其一二。因此，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仓促所成之书稿，必定粗陋浅显，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然则，再丑的媳妇也要见公婆。诚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在本次研究和写作中，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赵志刚先生、梧州中山纪念堂管理处的黄裕峰先生、南京大学建筑系的冷天先生，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珠海市博物馆等给我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图书资料和照片，在此特向他们致谢！感谢他们给予笔者的真诚帮助。

此外，2010年12月在安徽庐江纪念孙立人将军诞辰110周年的研讨会上，笔者有幸知遇台北大学的朱源教授，并就相关问题向他请教，获益匪浅。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朋友给予笔者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卢洁峰

201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