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书》为台湾、香港、澳门三地出版的上百本图书的书评。全书分为“历史中的个人，奢华的时空之旅，走进阅读的理想国，为未来拼图”等章节，分别从时政、社科、人物传记、文学等多个角度来反映近十年来三地思想文化的发展情况。

《凤凰周刊》秉承凤凰文化的独立与创造精神，坚守对公民知情权的满足和对中华文化的智慧传承，在对精英文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不断超越自己，发出了时代需要的积极的、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声音。

本书是“凤凰周刊文丛”之一，全书共分七个章节，分别从时政、社科、人物传记、文学等多个角度来反映近十年来三地思想文化的发展情况。

Chapter 01 历史中的个人

 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苦难叙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叫声父亲太沉重

 蒋介石：一个人及其时代的凄风苦雨

 蒋年轻时的爱人

 看辜振甫口述人生

 李国鼎的从戎岁月

 一个传奇藏人的自白

 一卷鲜活的香港故事

 狐狸学者的倾城之恋

 忘不了春已逝，忘不了花已老

 华洋混杂的香港大老

 甘尚武的世纪回忆

 香港最后一个政治贵族

 陈若曦的七十回忆

 既微小又庞大

Chapter 02 奢华的时空之旅

 难得一见熊十力《新唯识论》

 亲炙大师风采

 名士风流沈君山

 傅聪：如何走出《傅雷家书》

 等待岁月的漂移

 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

 梁思成的困惑

 梁启超：文化启蒙的舆论骄子

 是“遗民”心态，还是“时代错置”？

 康有为/鲁迅/丁玲天安门这个舞台

 一个时代和一份报纸

 迷失的家园：对家的寻找

 试图还原历史之作

 对日人在华报业的历史评价

 自由不在彼岸，而在于争取

 拼图太平轮事件

 奢侈的时空之旅

Chapter 03 走进阅读的理想国

 性趣的舌头

 苏童“南方的堕落”

 另一只眼看顾城

 龙应台家书

 心有戚戚读《目送》

 七十年代的“局”

 真实张爱玲

 食物是一则故事

 二十一年林夕

 香江健笔，闲笔不闲

 一个天生的文学家

 一代宗师的武侠观

 心物人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创造性

 大时代中的“巨流河”

 访问“读者”

 好书是用血写成的

 一趟奇妙的旅程

 一个了不起的纯爱故事

 被小说家深深拥抱的小说

 走进阅读的理想国

 书到用时当为用

 香港半世纪的记录

 村上春树的灾难三部曲

 脱口秀女皇欧普拉

 青年格瓦拉的转变

Chapter 04 为未来拼图

 当文化研究遭遇学院反思

 声音与愤怒，摇滚乐的几个可能

 葛老爹向人类的本性宣战

 一场不容假想的假想

 身份是流动的，那么家园呢？

 被建构的微笑

 愈柔软愈强大

 艺术和运动如此相像

 在新野蛮时代寻找文明

 除了放屁之外，政客还做了什么

 今天的文学史

 寻找更“专业”的阅读乐趣

 中国崛起与新儒学：复兴的省思

 进步的陷阱

 澳门中文的回归之路

 研究“中国大学”这东西

 带你认识中国

 华西村神话的背后

 中国，走向何方？

 女工的呼唤

 “中国崩盘，全球股灾”

 一段“停滞不前”的时光

 为中国未来拼图

Chapter 05 “凝视”台湾

 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台独”神话的破灭

 “2·28”与台湾的文化政治

 台湾的创意狂想曲

 给台湾“总统”上的课

 对台湾的肺腑之爱

 浪漫的革命者

 到记忆中旅行

 台湾新世代创意人中的NO.1

 马英九的台湾单车之旅

 “台湾70年代”的启示

 台湾农业的希望在哪里？

 “凝视”台湾

 故事要被说出来才存在

 台湾，请听我说

 告别黑夜，台湾传媒仍在寻找星星

Chapter 06 香江故事

 上个世纪的香港

 一个30岁香港人的8个故事

 这一代香港人的成就与失误

 香港是个大商场

 他们下一代香港人

 中通外植

 国际化皮囊，本土化视野

 沙湾径看香港

 香港，中年危机

 香港，不怕青春唤不回

 香港三十世代，该你们了

 马家辉的香港情

 香港日治时期的教育

 市场VS政府：香港的实践

 三年零八个月，往事并不如烟

 繁荣与衰退：香港回归10年的经济发展轨迹

 英国让香港怀念？

 香港曾经的文化图景

 香港故事不易说

 “后香港”与“新新中国”

 香港故事，四世同堂

 香港大陆化？50年不变下的改变

 香港，成为我的香港

 香港式犬儒批判

 作为香港的关锦鹏

Chapter 07 金融物语

 读京都的另一种方法

 回到“出发点”

 整形日本

 全球化，国格如何重建？

 谁都需要蓝海策略

 在消费中找到美，找到向上提升的力量

 创意的价值

 世间再无“孔少林”

 “中流”到“下流”的启示

 一本敬告日本国民的组合书

 新帝国主义运作的秘密

 了解全球化真相的另一个坐标

 揭开境外金融的秘密

 台湾的“北欧热”

 中国与印度颠覆全球经济的关键

 全球化时代人的意义之复归

 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

 金融的公平与正义

 台北金融物语

 现代政治要有现代领导

迷失的家园：对家的寻找

严飞

就华人移民而言，“家”是一个日渐模糊不清且充满矛盾的概念。在过去，华侨有一个十分清楚的“家”的概念，那就是他们所出生的村庄。那里是他们无论漂泊何处，最终都要回去，或者至少在精神上回归的地方。然而，当代华人移民在努力维持世界不同角落多重居留的同时，却无法确定哪一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他们就此迷失了他们对“家”的认识，生活在别处的困惑无时无刻不成为他们心中的困扰。也正因此，对家园的寻找、对身份的认同，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故事。

“香港印尼华人”一词指那些在印度尼西亚出生和长大，20世纪50、60年代移居到中国内地，又在70、80年代再移民到香港的那一群中国移民。从20世纪50年代起，出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激发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大批东南亚华侨尤其是华侨青年陆续“回”到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0年，对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70年代初期，当中国政府调整侨务政策，放宽了对归侨及其家属的出境限制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离开中国内地，来到了香港。目前，香港大约有30万到40万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其中，印度尼西亚华人占绝大多数，大约有20多万人。

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香港印尼华人对于“家”的定义，是充满矛盾的。对他们而言，“家”分散在三个空间，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含义。香港是“功能的家”，印度尼西亚是“情感的家”，中国是“祖先的家”。“家”在这三个方向拉扯之下，出现了无法愈合的裂痕。这种裂痕在香港印尼华人的内心深处，制造了强烈的不安全感和自我保护的潜意识。

首先，虽然香港印尼华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在香港生活了20多年，并且获得了永久居留权。他们自己也承认对香港的熟悉程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内地和印度尼西亚。但是，香港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居所”而已，一个他们及其家人可以生活的栖身之所。他们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充其量是这个城市中的一个“过客”。一位口述者在书中就曾这样说：“我们并不认为香港是我们的地方，我们至今仍有这种感觉。毕竟我们是新移民，不是本地人。”

同时，在香港这块居所之上，香港印尼华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同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难以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就语言而言，经过在中国内地多年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讲普通话。即使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之后，很多人也依旧操有混杂着普通话和东南亚语言的特殊腔调。在“粤语沙文主义”盛行的香港社会，他们在就业和生活等方面难免遭遇到歧视和排斥。香港印尼华人也不被其他的来港大陆新移民所认同。尽管他们都遭受到香港本地社会的文化隔阂和社会排斥，但是，在中国内地人的眼里，这些印度尼西亚华人并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已经失去了与中国祖籍地的社会和情感的联系。

其次，香港印尼华人对他们出生和长大的印度尼西亚，同样也怀有一种“家”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家”是他们感到轻松自在和具有文化亲近性的地方。然而遗憾的是，与印度尼西亚的亲友关系的疏远和改变，也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香港印尼华人“无家”的痛苦。在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分别之后，香港印尼华人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印度尼西亚的亲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想恢复从前与家人的那种关系，已经不可能了。在印度尼西亚家人面前，很多人为自己在中国的坎坷经历和一事无成而感到尴尬和汗颜，因而有意与印度尼西亚的家人保持一种比较疏离的关系。用书中回忆者的亲身体验来描述，就是“当初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回到中国。虽然现在比较困难，但怎么还有脸面去求他们帮助。我只能靠我自己”。

再次，香港印尼华人仍然把中国内地当作他们的“家”。在这里，“家”意味着祖先的家园以及种族和文化的根源。然而，长期的海外漂泊使得中国在他们眼里，与其说是一个理想的居所，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

因此，从上述三层意义出发，香港印尼华人对“家园”的渴望显得更加珍贵和迫切。从“活在别处”到“活在此处”，也许这才是香港印尼华人及其后代的真心归属。真正获得一种回家的感觉，他们的旅行，还需要再走多远呢？也许，这本书中10位香港印尼华人的口述故事，将会告诉我们他们寻找家园、重建家园的生命答案。

试图还原历史之作

智效民

近年来，一种厚古薄今的风气在社会上甚为流行。无论是易中天、于丹的突然走红，还是国学热不断升温、祭祖热粉墨登场，都集中在古代史领域；相比之下，关于近现代史的话题却十分稀少，许多问题甚至被人遗忘。如果说近现代史是我们的昨天，那么古代史就是我们的前天了。欲知中国之今天，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前天，更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前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时强调要“以史为鉴”，这就更需要我们全方位研究历史，寻求历史真相，否则我们的历史就可能是一面残缺不全的哈哈镜。基于以上原因，中山大学老教授袁伟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具有开拓性作用。

从形式上看，该书共分16个章节。与那些被称为学术专著的高头讲章不同，这些章节有的是答记者问，有的是与朋友的谈话，有的是在大学里的讲演，有的是为报刊写的文章。读罢全书，会觉得作者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把言而有据、通俗易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给人一种亲切可信、平易近人的感觉。

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上及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下至抗日战争和延安文化，不仅涉及的事件繁杂、人物众多，而且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为何如此艰难。在此基础上袁先生发现：“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一再蹉跎，估计有将近两亿人‘非正常死亡’；时至21世纪我们还在继续做上一世纪应该做完的功课。”因此，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向自己的读者交待：为什么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丧失了那么多时间和生命？”

也许有人会说，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是早有定论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了吗？对于这样的说法，袁伟时更相信黄宗羲的那句话：“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基于这一信念，他认为学术研究就是“于不疑处有疑”。当理性引导你的研究有所突破时，是尊重历史事实、尊重自己头脑，还是屈服于环境的压力、拘泥于过去的成见，确实是一种艰难的选择。

袁伟时深知，由于“近代中国研究直接与不同党派利益攸关”，这恐怕是所有研究者面临的最大困难。面对这一难题，年过七旬的袁先生知难而上，以8万多字的篇幅写下了《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10年的迷误》，并把它编入该书第10章。他认为，孙中山是20世纪被神化的人物，研究这“最后一尊偶像”，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要哗众取宠，而是要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在寻求历史真相的同时，与大家共同增长智慧。

袁伟时指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后有4大迷误：一是在革命后鼓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错误纲领；二是在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遇刺后进退失据；三是在对外问题上把小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四是以不正当手段进行护法斗争。这还不算后来发动的北伐革命。对于这些观点，也许有人感到突然，甚至不能接受，但是袁伟时认为：“冷静剖析历史人物，不是苛责个人，而是为把挫败转化为智慧铺路搭桥。”

由于是哲学专业出身，袁先生在剖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同时，对传统思想文化也有深刻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一方面肯定儒家在引进先进文化、制度创新和反抗强权等方面具有不容抹杀的作用，一方面也批评了以维护传统文化为职志的人们有两个错误：一是企图构筑排斥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抱残守缺地反对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二是想以“三纲五常”等传统价值观念来修改现代社会以个人为本位的游戏规则。这些分析对于如何看待如今的国学热和祭祖热很有帮助。他还指出，要走出中世纪，完成现代社会的转型，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严复所说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即公民自由和国家独立。但是有些人却混淆了公民自由与个人修养的区别，企图让人们在自由和权利受到侵犯时，用所谓修养的方法寻求解脱。袁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助纣为虐，也是“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对日人在华报业的历史评价

严飞

近代中国报业起始于19世纪初年，最早均由西方传教士所创办。日本人开始在中国经营报刊，远较英美人士为晚，但其数量之众多、情况之复杂、影响之巨大，都远非英美报刊所能比拟。

日本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最早可以追溯到1882年上海的《上海商业杂志》，但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人所办的报刊仅有5种，且全部都在上海发行。

伴随着当时日本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对华贸易需求急速增加，因此日本人在华办报最初乃是源于商业目的，为日本在华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便利，而不似以传教为目的的西人在华办报初衷。当时的日本不仅在文化上不具有优越性，而且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上都尚且不堪与清朝相比，因此日本人办报不可能具有传播政治文化思想这样的历史使命。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战败，使得日本从中国得到了不少权益，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越来越多的日人涌入中国，从事工商及其他活动，从而直接推动了日系报刊的发展。从1895年到1904年的10年间，日系在华报刊由最初的5种增加到53种，其中近半数都为日文报刊，且广泛发行于台北、上海和天津三地。从数量上看，这一时期的日系报刊无疑是相当可观的，所以作者认为，近代日人在华的办报事业，可谓奠基于此时。

从1905年日俄战争至辛亥革命爆发为止的六七年间，日系报刊在日本势力的扩张庇护之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上增加到119种之多，且发行地区集中在整个东北，反映出日本在华势力的地域性扩张，东北已经成为日本的重要据点。

作者指出，晚清时期日本在华报刊在数量上已经超过西方列强，而且这些报刊的设立已经从最初纯粹的辅助经商的信息媒介转变为具有非常明显政治动因的宣传工具。作者进一步观察到，由于当时中国的维新派采取亲曰反俄的立场，而日本相当一部分人也企图利用中国新派势力以与列强相抗衡，所以日本一些在华报刊，如《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汉报》等，都对中国维新派的活动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主张中国进行维新改革，甚而对清政府的各项措施大加批评，从而取得了中国维新派的认同，结果为清政府所忌，或予收购，或予查禁。

作者在此也指出，这种在华日人所办刊物倾向维新变法的现象，并不全然出于功利的考量。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君主立宪制度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欲模仿的对象，而抱此理想来到中国，希望中国维新变革者，也不乏其人，这是不可忽视的积极一面。然而在日本的国策之下，这批人士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利用，从而成为日本对华活动中的一枚棋子。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有超过30种的日系报纸从晚清时代延续到民国时代，其中北京的《顺天时报》、奉天的《盛京时报》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日系报纸，因此这一时期可谓是日系报刊的延续期。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由于中国大片领土落入侵华日军手中，为日人在华的新闻活动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日本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控制，在沦陷区将原有报刊纷纷改组为日本的机关报，从而将半个中国的新闻事业操纵于手。报刊由此彻底沦为日本侵略统治，并扼杀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活动的新闻工具，失去了早期的自主性和客观性。从整体的趋势来说，这段时期可谓是日系报刊的没落期。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亦彻底宣告结束。

对于日人在华报业的历史评价，作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化的演变中，外国人在华所办报刊对于新思想、新知识的介绍及传播，政治变革的解说与宣扬等，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作用，日系报刊也概莫能外。除前文所提及的晚清时期对维新改革的支持，另一个例子则发生在民国成立后不久。1915年12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不惜收买报纸，令报上出现“臣记者”的阿谀字眼。当时北京各种由中国人自办的报纸都不敢公开表态“反袁”，只有日人办的《顺天时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言论，并登载一些不利于他的消息，结果销量大增，成为当时北方各报之冠。

但作者同时也注意到，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华报刊相比，日系报刊受官方控制尤其严密，所以这些报刊的宣传，明显带有为日本国策辩护的倾向，成为日本政府的宣传喉舌和侵略工具。这种倾向，在日俄战争爆发后又进一步加强。’而这种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办报思路，也使得日系报刊迅速失去早期的客观立场和独立品格，从而导致中国读者急遽流失，影响力与日俱减，最终走上没落之路。

P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