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郁、肖尧中所著的《一个人的电视史》通过解读一个电视纪录片人的电视成长经历,让读者重温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史的风风雨雨,演进历程,就如书的封面所说,这本书是中国纪录片的成长缩影,是一代电视人的生态纪录。本院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担任该书学术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原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为本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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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一个人的电视史/中国电视纪录丛书 |
分类 | 计算机-操作系统 |
作者 | 刘川郁//肖尧中 |
出版社 | 中国发展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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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刘川郁、肖尧中所著的《一个人的电视史》通过解读一个电视纪录片人的电视成长经历,让读者重温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史的风风雨雨,演进历程,就如书的封面所说,这本书是中国纪录片的成长缩影,是一代电视人的生态纪录。本院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教授担任该书学术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原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为本书作序。 内容推荐 任何鲜活的历史,都是由创造了和创造着她的鲜活的人书写的。 陈宏从放牛娃到军人再到著名电视人,他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一部个人史,也映射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他出生于一个物质贫瘠的年代,成长于一个精神丰裕的年代,成就于一个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创业年代,这是一代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电视史》既是关于个人的电视人生纪录,也是中国电视在市场经济时代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的一个标本式缩影。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纪录片以及纪录片作者的成长历程。 《一个人的电视史》由刘川郁、肖尧中所著。 目录 引子:一个人,也是一群人/1 第一篇 风起云涌(1993~1997年) 1992:春风起南国/4 电视牛人原是“放牛娃”/9 文学少年14岁离家远行/17 18个新兵哭了,他没哭/21 比《东方时空》还早的“早间 节目”/30 初试锋芒“震”荧屏/41 电视人的独特“长征”/47 一次体力的长征/51 一次文化交融的长征/53 一次精神的长征/59 1992年国际视域:央视四套国际频道开 播/7 1993年民生电视:《东方时空》开播/33 1994年传媒经济: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35 1995年广告发飙:央视“炒”标王/38 1996年以小博大:凤凰卫视中文台成 立/63 1997年直播魅力:香港回归电视直播/67 第二篇 大吕黄钟(1998~2003年) 跨世纪的纪录片/72 我有诗人气质/83 饭堂奇遇与纪录片之路/87 摘得“五个一”工程奖/91 一次与央视的赛跑/101 《海峡风云》:把握敏感题材/110 《潮涌东方》:抒写大国情怀/116 一波三折:《东方的复兴》遇危机/120 站在历史高处的定位/123 举重若轻见真功/128 行程数十万公里的史诗巨著/133 纪录片《陈毅》的三大创新/144 请煤老板烹“国宴”/149 1998年荧屏清宫:《还珠格格》走红/79 1999年融合试验: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 立/106 2000年电视评奖:“金鹰奖”更名为“中 国电视金鹰艺术节”/137 2001年文化旋风:《百家讲坛》成立/140 2002年入世激荡:外资电视进入中国/157 2003年新闻立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成立/160 第三篇 中流击水(2004~2008年) 策划也是“生产力”/164 《青春万岁》:策划搅动激情/167 山西行:“我的心被震撼了”/176 《青春万岁》留下的“关键词”/182 一个策划赚了20亿/191 策划“中国奥斯卡”颁奖典礼/199 受邀策划“海南纪事”/201 超越,前行的纪录片/206 向着“太阳”,编织未来/209 《普通民众的非常24小时》,为小人物立传/212 普通劳动者生命的赞歌/218 纪录片也不缺收视率/221 挑战电视纪录片传统/222 把“太阳”推到中天/224 品牌化,还是品牌化/227 一场纪录片的“战斗”/230 “太阳”的光芒/233 从“太阳”到“太阳花”/240 SWOT战略分析/246 不能不说的包装/249 50年的电视剧史/251 2004年数字浪潮:中国数字电视元年/173 2005年选秀奇迹:《超级女声》走红/185 2006年纪录中国:《大国崛起》开播/188 2007年人文电视:教育人文纪录频道开 播/234 2008年灾难报道:汶川地震电视报道/259 第四篇 走向蔚蓝(2009~ ) 蔚蓝,是辽阔的颜色/264 大传媒时代来了/267 谋划纪录片网上交易平台/271 加快跨国合作/274 制播分离实践者:中线传媒/292 “电视巨舰”拔锚起航/295 梦想是一种精神/299 有关纪录片的思考/307 朋友如泉/325 回望故乡及其他/330 2009年红色之年:建国60年电视“经典”频出/289 附录1:陈宏的45年/335 附录2:陈宏电视心语/340 附录3:陈宏参加学术活动一览表/345 后记:刚刚开启的电视史/350 试读章节 1992:春风起南国 站在岁月之外看岁月,岁月如河,浪涌波翻,尽在眼底。 置身岁月之内看岁月,岁月如春草,不见其变,而时时在变。 谁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雨泽已经浸透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进入90年代以后,“对外开放”的举措也更加鲜明。开放,不仅是一种经济举措,它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姿态、一种文化意指。而且,遍及全球的交通网络的改善、电子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电视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用户的快速增长,都在不断地改写着中国老百姓的世界图景,建构着中国老百姓新的时空关系,从而暗换着人们沿袭已久的日常生活方式。开放与各种交往技术的合力,使人的生活前所未有地横向扩展。于是,我们生活直感中的共时性超越了历史性。而中国,也正向着地球村,加速前进。 曾几何时,大师海德格尔就神谕一般地宣称:即使人类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那就是美和艺术。然而,进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仿佛就在一夜之间,猛然惊诧地发现,这被视为“上帝”的美和艺术,正在一日千里地“堕落”——它们或显现为电视广告,以美轮美奂的视觉姿态,极尽诱惑之能事;或显现为其他电视节目,在声情并茂、流光溢彩的感官消遣中,心甘情愿地充当“商品”。而这些景象,在10年前,仅仅只是10年之前,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10年前,也即80年代初,出于高度一致的政治主张和文化态度,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有着同质化程度颇高的精英意识。在这一意识的支撑下,它们坚守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怀抱着重返真理故乡的热望。在新时期的地平线上,他们标举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期盼能从灵魂的最深处抚触这个受难民族的伤痕,进而承续和重塑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辉煌。从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到海子的《亚洲铜》,从罗中立的《父亲》到张艺谋的《红高粱》,无不映照出中国知识分子这种执着于思考和批判现实、返观历史与文化的家国忧思。 然而,斗转星移,当历史的脚步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使得所有那些在80年代舞台上以精英姿态出现的启蒙之音、探索之弦,很快就成为一种对于激情与诗意年代的缅怀与绝唱。从此,“黑色的眼睛”不再去“寻找光明”;从此,爱,也不再是永远“不能忘记”。整个时代,高唱着“一无所有”,从曾经盛大的、乌托邦的幻想转向“市场”。 市场,以其自有的逻辑和价值标准,修正着先前的文化取向。于是,具体而现实的世俗欲望的满足、愉悦感官的“文化”表达,也就逐渐成为文化在市场取向之中的必然抉择;于是,固守精英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到了市场商业体制主导下的文化行程的巨大挑战。在市场经济的主战场,他们宿命般被边缘化。 曾几何时,人们试图把坚守精英精神的希望寄托在先锋小说的身上。从马原、莫言、残雪到苏童、余华,他们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的叩问、探索和感悟,使人们似乎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厚重光影。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时不我待,岁不我延”的历史魔咒,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文化精英们自许的启蒙和救世的责任,从历史的这个节点,已经开始受到普罗大众的怀疑和拒绝。文化精英们企图以启蒙者、救世者的身份去影响人们的生活,收获的却是冷漠和尴尬。于是,文化精英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市场主导的商业文化语境下,日渐式微。从此,大众欲望之神在集体狂欢之中纷纷登场;大众文化,向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快步奔来。 毫无疑问,由大众媒介主导的大众文化的勃兴,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乃是一道光芒日盛的风景。在这道风景中,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诉求逐渐从以往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凸显出对幸福本身的认识和追求。以幸福的名义,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强化文化作品、文化活动的商品化及相关的消费娱乐功能;以满足人们需求的名义,文化以其多元的面貌、姿态和方式,迎合人们的世俗欲望。当然,在这多元之中,更多的文化精英,重新调整自己在新的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履行着现实中国文化转换的伟大实践。在这伟大的实践过程中,广义的、大写的文化——表现为或渗透在新闻、广告、影视节目等大众化、商业化形式之中的文化,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一往无前。 市场化,其实也就是全球化。在这种条件下,国际交通、卫星网络、跨国公司。都可以把文化传递到地球的最远处;在这种条件下,人们的世界图景、观念世界,也都自觉不自觉地在不断改变。所以,市场,其实也是一种观念——一种足以改变诸多观念的观念。 不过,很实在地说,市场更是一种体制。 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的中国,市场作为一种体制的引入,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传媒来说,也就具体表现为所谓“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注定要肩负双重任务:为政府、为国家的传播需要服好务;为单位、为职工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尤其是这后一点,直接推动了传媒机构对激励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对用人与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央视为例,1993年,央视早间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诞生,新生的这个栏目,率先进行了具体运作上的探索。市场,作为一种体制安排,在这个栏目得到了较为具体的体现。比如,在经费上,栏目实行经费承包制和制片人制,用栏目的广告收入办节目;在用工制度上,栏目面向社会招聘人才,实行第二用工制度。客观地说,这一改革举措,在当时的电视人圈,以至整个传媒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市场的风,吹进了传媒行业的大门。虽然,对有的传媒人来说,这风还不完全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起于南国的那一阵春风,重新组装了大江南北的锦绣年华。中国传媒,引领着时代文化的大火车,在观念、市场、体制这三套动力系统的驱动下,轰隆向前。前方,是五彩斑斓的全世界。 我们在此叙写的这一段电视史的主人公——陈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从首都北京,踏上了这列缓缓驶向世界的列车。 P4-6 序言 胸有豪情 肩有责任 赵化勇 读罢《一个人的电视史》书稿,我再一次确认:一个成熟的纪录片人,一定是胸有豪情、肩有责任,否则其艺术生命是不会长久的。 老实说,对这本书的主人公——陈宏,我并不是十分了解。认识他,还是10年前。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台里正在组织关于建党80周年的献礼片,台内相关部门负责人带着他到我办公室谈论一部反映康乾盛世之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踏上现代化征途的艰苦历程的大型纪录片《潮涌东方》。当时还有该片的总顾问刘吉同志及总策划吴红同志。刘吉同志热情洋溢,畅谈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若干设想,而陈宏同志较少语言,但我还是感觉得到这位朴实的小伙子有干劲、有想法。 从后来的成片看,在《潮涌东方》这部纪录片中,陈宏和他的团队,以其广阔的国际视野再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探索伟大复兴的艰难历程,强有力地展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作出的不懈探索,形象反映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伟战略构想和卓越实践。该片融文献性、思辩性与可视性于一炉,采用历史随笔的叙事手法,大开大阖,亦古亦今,力求创造出具有史诗品格的文献纪录精品。操刀的纪录片人对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史豪情与责任感,跃然画面。《潮涌东方》在中央台黄金时段播出收到了较好反响。 离开中央电视台后,我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工作,参加各种论坛、研讨、评选,也多次见到陈宏。我感觉这个小伙子更成熟了。从他在各种论坛的演讲、发言或参与讨论的思想内容来看,能感觉到他对纪录片的如火热情以及沉甸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陈宏,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也是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 《一个人的电视史》这本书,证实了我的这些感觉和判断。纪录片应当传承文明,开启民智,沟通世界,愉悦大众。陈宏从一个成熟纪录片人成长为国家级电视台的高层管理者,从而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与广大纪录片工作者一起来光大纪录片的价值。 这本书,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50多年前的中国第一代电视人,他们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凭借简陋的设备,艰难起步、无私奉献,不仅为中国电视的大步迈进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此后的每一代电视人,树立了不朽的精神标杆。勇于担当,勇于探索,对民族、对国家、对人民一往无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这个精神标杆的永恒内涵,而这些品质,在陈宏们新一代电视人身上得到了传承。 生命有限,纪录无疆。置身这个伟大时代的纪录片人,家国道义、人文情怀、时代责任、职业良知缺一不可。当下中国的电视人都应具备这样的精神特质,这对整个中国电视业的繁荣、发展和走向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011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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