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忠臣逆子》、《罗坎村》、《九九归原》、《老康的哲学》、《明天有多远》五个中篇，各自独立成篇，却又成一系列。《忠臣逆子》作为全书的开头，从戴家这个大家族，不惜代价寻找出路，每代人都是传统观念的反抗者，也都是自己建立的新传统的守护者，每代人都剪过上一代人的“辫子”，历史就这样发展，正所谓“自古忠臣多逆子”，未来已经变成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不管时代怎么更替，汰旧换新的脚步却从不停歇，这种历史发展观，在其他四篇小说中都有各自推进。

作者袁劲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坐标，回头反思中国文化在求变过程中的各种求索，因为中国封建帝制的路走得太长，骨子里还残有太多根深蒂固的腐朽传统，因此改革是一条漫长而迂回的路，到今天，也许还未走完……

本书从中篇《忠臣逆子》开头，下面的五个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作者袁劲梅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它们既是一个系列，又是五个独立的故事。

《忠臣逆子》：从一个家族（戴家）的变迁史，看中国百年革命的近代史。辛亥革命，爷爷剪去棺材里前清忠臣曾爷爷的辫子，然后爸爸又革了爷爷的命，后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逆子与忠臣，该怎么定论？

《罗坎村》：七个牌坊，代表了伦理纲常，祠堂后猪场，是公正判案的会场，连猪都可以训练成兵，人又怎能摆脱这根深蒂固的桎梏？

《九九归原》：一群乡下人，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像范进中举挺进西洋城去，学着洋人的方式活，可是文化这东西，怎么学都是东施效颦……

《老康的哲学》：东西方的文化冲突，来自于千年不变的等级制，中国人留了洋，吃再多的洋饭也比不上红烧肉……

《明天有多远》：同一个故事，从曾爷爷一直讲到曾孙子，前人狂风扫荡，后人承接陋习，百年不变。

01 | 我奶奶不识汉字

Idols of the Cave take their rise in the peculiar constitution, mental or bodily,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so in education, habit and accident.

（洞穴假象基于特定的章法，在个人精神或肉体上长生；也基于教育、习惯和偶然事件生长。）

——培根

我爷爷娶我奶奶，在我们的家族中是闻名的逸事。我爷爷喜欢我奶奶据说是因为我奶奶不识汉字，从没读过“香九龄，能温席”，更不知道《孝经》、《烈女传》；跟男人亲热，亦不扭捏作态；一双大脚跳起舞来，直踢踏得男人心蹦乱跳。我爷爷带着我奶奶回到江浙我曾爷爷置下的大宅院里。宅院是沿着山崖修建的几十进青砖瓦房，无数个门楼亭角，枝枝桠桠插在十几亩终年翠绿的修竹之间，青砖绿竹簇拥着一个高高的大门楼，门楼上有一块大红门匾。门匾上的字我奶奶不认得。进了门楼，迎面是一壁青石，青石上刻着的红字家训，我奶奶也不认得。后来，我奶奶被汉化了许多，终于记住了如何说那门匾和青石上的字。她告诉我，匾上写的是“英烈五世，忠杰同堂”。她还告诉我，青石上的家训是：“洞察天地，唯忠、孝、仁、义、信立于其间。”并解释说：“匾上说的是忠杰英烈，死的活的五世都挤在一个洞里。青石上写的是从洞里看天看地，只看到忠、孝、仁、义、信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我对我奶奶的解释很满意。这样的解释足以让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懂得自己的丑恶家史。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共产党员的妈妈和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爸爸通通受这段丑恶家史的牵连坐牢挨整。反正大家都黑到了一块儿，所以我就时不时地被送到我的地主奶奶那里。我奶奶讲的传奇家史便传给我了。

我奶奶说：“要说老家的那些老房子是个洞，这话儿很对。那大宅院左一条曲径，右一个月门，弯弯绕绕，就跟个山洞一样。一大家子都挤在里面。谁也不敢往洞外看。谁都不知道新疆还有个戈壁滩，站在沙漠上看天看地，看到的可不是什么忠、孝、仁、义、信。看到的是一匹铺天盖地的黄布，那黄布是活的，有生命。那黄布起伏翻动，哪是忠、孝、仁、义、信能镇住的？”她叹口气，继续说：“可惜呀，你们戴家的人除了你爷爷，谁也不信我的话。”

我奶奶想让我相信她的话，她像我翻石头捉蛐蛐一样，把那大宅院里的故事翻出来讲，向我证明凶神恶煞的“忠、孝、仁、义、信”镇不住大黄布一样的生命翻动。

戴家的大宅院里其实并不真住着忠臣烈士。我曾爷爷长年在边关打仗，大宅院里就“同堂”着一些拐弯抹角的亲戚。我曾爷爷香火不旺，只有两个儿子。我爷爷是长子。我叔爷爷小小年纪就被送到日本去学医，他的品行比我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家里从小给他娶了个眉清目秀的童养媳，留在“五世同堂”的大宅院里等着他回来，他却只当没这回事，自己跟诊所里的一个女护士在上海结了婚，既不去新疆，也不回江浙。中年之后成了名，跑去给汪精卫当了御医，根本不管什么“忠孝节义”，从不回乡下老家。可怜那个童养媳，自从光屁股的时候见过丈夫一面，就日日等着没有希望的明天。还有左一双右一双七姑姑八爷爷的眼睛盯着她不得失节。

我奶奶的身份比那童养媳要好得多。她回到老家不到两年就生了三个儿子。我爸爸和我大叔叔是双胞胎。我爷爷抱着双胞胎，我奶奶抱着我小叔叔，端坐在大堂上照了一张照片。我爷爷对我奶奶说：“等推翻满清皇帝，革命成功，我就回来含饴弄子。”然后，就随着一拨革命党革清朝皇帝的命去了。那当儿，我曾爷爷正拼了老命为清朝皇帝戍守边疆。

我爷爷一走，我奶奶就成了大宅院里的异己分子。七姑姑八爷爷都看她不顺眼。又因为她是我曾爷爷的长子正房，谁也奈她不得，只是家政大权从来由不得她插手。我奶奶对家政大权也不感兴趣，乐得白日里清闲，牵着双胞胎，抱着我小叔叔去听戏，听完回来，一句也说不上，第二日还照去。因为她和汉人长得不一样，出去的次数多了，招人显眼。七姑姑八爷爷就几次召开家政大会，讨论是继续由着我奶奶招人显眼，还是把她圈在家里当戴家长子正房太太。七姑姑八爷爷们讨论再三，既不想让我奶奶由着夷族的野性去招人现眼，又不想在这大宅院里添一个正房太太压在他们头上。最后决定由与我曾爷爷沾亲最多的大姑奶奶和五爷爷出面找我奶奶谈话，建议她待在大宅院里，担一点儿家事，这家事就是管辖那个叫艳芸的童养媳。

大姑奶奶说：“戴家的当事人不是在外面打仗，就是在外面读书，这大宅院就您是正房太太。杂事呢，我们都替您管了，这有关忠、孝、节、义的大事，您可得亲自过问。家风、门风败坏了可不得了呀。我们这些吃在戴家、住在戴家的亲戚，如何向老太爷交代呢？”

五爷爷吞吞吐吐地说：“艳芸说来也是个二太太，我们这些亲戚也不好说什么，您就多开导开导她，免得她守不住寂寞。”

我奶奶断然应下了这差使，第二天果然没去看戏，跑到艳芸住的天井里说事去了。此后便日日都去，两个人有说有笑。有一次，我奶奶还穿了那夷族的长裙，在艳芸的天井里跳了段夷族舞，大脚踢得天井里的青砖乱响。那天夜里，五姑奶奶和七姑奶奶就把艳芸天井里一树开得正盛的梨花都打掉了。那艳芸第二天起来，看见满地洁白的残朵，就躲进房里哭了一天。许多年之后，我奶奶才想明白，那梨花是冲着她打的。那时候，她已经懂得了为什么我爷爷要去革皇帝老子的命。她说：“规矩是皇帝定的，定出这些规矩的皇帝，是该革掉他的命。”

那天傍晚，我奶奶再去看艳芸的时候，艳芸已经把梨花的残朵儿扫掉了。没花的梨树凄惨地立着，不知所措。艳芸和我奶奶坐在没有花的梨树下，看我奶奶的三个儿子在天井里兜圈儿跑。艳芸在天井里养了几只小鸡，三个男孩儿跟着鸡撵。有小风吹过，带着黛色的山崖味儿，又夹进孩子们奶里奶气的笑声，小天井的凄惨气才被赶走了许多。艳芸对我奶奶说，她什么都不想，就想要个孩子。我奶奶走的时候，她让我奶奶把一个插了鸡毛的竹筒放在厨房水缸后面。

后来，我奶奶替艳芸放竹筒的次数越来越多，艳芸的肚子也慢慢大起来。终于有一天，艳芸告诉我奶奶她怀孩子了，但绝不说是谁的。这事本来就瞒不过七姑姑八爷爷的眼睛，很快就有人向新疆和日本报信。只是那时候皇帝已被推翻，我曾爷爷自己在边疆也不知所措，我叔爷爷又正在追诊所里的女护士，均无暇管后院的杂事。于是，七姑姑八爷爷们便自己动作起来，他们先是逼艳芸交代奸人，后又声讨艳芸破了家训，定要严惩，再后来便是日日吵得鸡犬不宁。大宅子里的每个爷们儿都成了自己娘们儿的怀疑对象。艳芸从不出门，那奸人还不就在这大院里。

我奶奶那会儿可是显了次英雄本色，立在艳芸的天井门口喝道：“皇帝都推翻了，家训还不能改吗？！”

一听说要改家训，那一宅子老小一个个战战兢兢，就如同天要塌下来一般。我奶奶说：“你们怕什么？我在新疆的老家，从没听过这些家训，那马奶子葡萄还不照样结，哈密瓜还不照样长。你们在这一洞小天地里看这家训如何地好，我看那没家训也没啥不好。你们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就这么容不得戴家再添一个孩子？”P5-9

本来我并不能肯定我可以写小说。二○○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o中篇小说奖”告诉我：你可以！这个“可以”，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门，门牌叫：“可能性”。我心惴不安，又无比兴奋地走进去。一路都感到《联合文学》的文学前辈们对新人的扶持和指导。这种长久的扶持与指导，在多年之后，让我认识到“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意义不仅是对新人说一声：来吧，你可以走进文学殿堂，而是把一棵偶然从地里长出来的橡树芽儿浇灌成橡树。我就是那个非常运气的橡树芽儿。

在这几年里，二○○三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评委东年老师指导我干了一件大事：研究美国文化，从最基础的美国小镇研究开始。一次又一次我觉得没啥可研究的了，东年老师又给我指出一个新的方向。一走进去，果然又是柳暗花明。在走访了一百多个小镇之后，我觉得，我对西方文明可以说话了。

故事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我选择了写中国：中国事，中国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是一池水，中国文化是另一池水。以西方文化作参照系看中国文化，如同一条跳出池塘的鱼，回头一看，自己待惯了的池塘原来只是几个池塘中的一个，并不是唯一的一个。那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池塘反而看得更清楚。这本书里的故事都是站在池塘外面写出来。中国古话叫：知己知彼。没有东年老师叫我做的细致的“知彼”工作，我写不出好的“知己”小说。

我的二○○三年得奖中篇《忠臣逆子》开了一个头。下面的几个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以东西文化比较的手法写下去的。《忠臣逆子》从一个家族——戴家——的变迁史，看中国百年一次次革命的近代史。从曾爷爷的辛亥革命，到戴家大小姐走出国门，后一代人革前一代人的命，都以为自己走的是条新路，却不知道那“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好果子。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只能用暴力来维持。把悲剧用喜剧的语言讲出来，是戴家大小姐对家族史作的反思。

人当然有纯人性，但把一个家族放到中国历史中去了，写作就自然从“纯人性”转成了写“中国人性”。人，可以是社会人，社会人依然是人，这是我想写的人性。从这个中篇开始，故事的枝桠就向各个方向长出来。戴家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活着，走到哪也摆不脱一条长长的影子，这个影子叫“中国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现代，都是这个文化的海洋里翻起的波澜。若在写“人性”的小说里，不能画出几张文化脸，其实，就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文化不是抹在脸上的粉子，是人性下面的东西。讲吃喝是人性，可讲到划拳和行酒令就是文化了；讲上床是人性，可讲到在喊床的时候叫“挨千刀的”就是文化了；讲爱情是人性，可讲到“东边日出西边雨”就是文化了。

这样的文化如此深厚，即便中国人走进了现代化，也还在这个文化里折腾。于是，就有了《罗坎村》。故事从“历史人”转到了“当代人”。当代的生活，反迫使戴家大小姐研究起儿时生活过的罗坎村。罗坎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也是一个大社会。这样的村子很普通，随便一指，前方那个就是。罗坎村的根牢牢地长在中国的土地上。走进罗坎，一定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性”的问题是一个“家文化”的问题。中国历来有灾有难，却依然成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国家，对家庭关系的规范和热爱，是流在罗坎人血液里的道德密码。而这密码里的每一个符号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我们是农民，在山多地少的村落里住了三千年。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亲缘关系是我们的社会秩序。我们认命，认官，认亲朋好友。正义不正义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关心人际关系。是非对错，靠包青天裁决，公众利益靠父母官代表……突然间，在短短的三十年里，中国人不想当农民了。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物贸中心，有了市场，出了国，选择了工业化，成了自由劳动力。可是在这些新地方，我们还是只会靠人际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结果，这就像咱们爷爷辈脑袋后面拖的那条封建主义小辫子，又难看，又可笑，又气人，还滋生腐败。这就是我挖掘出的现代中国人的人性。中国人走到哪儿也没走出罗坎这个圈子。（《罗坎村》获二○○八北京文学排行榜；二○○九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二○一○茅台杯《小说选刊》奖。）

每一种文化其实都是有一些陋习的，只不过文化这种东西像空气，像水，在一个文化框架里生活时间长了，有些陋习就成了习惯，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可也就这么做了。但是，如果有另一种文化作镜子，也许就可以看清楚我们陋习的可笑。这样就有了《九九归原》。放荡不羁的戴家大小姐，到了美国，在一个谈“形而上”的中国精英人士的圈子里，拿起西方文化不同的价值观念作镜子，肆意调侃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圈子里一群从中国文化里走出来的男男女女都是聪明人，他们出了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和西方社会接轨。他们的初衷是想要摘西方文明树上结出的好果子：民主、自由、爱情。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好果子刚拿到嘴边就变了味。那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这些果子，而是因为他们脚下那块有几千年深的农耕文化土壤，没有让这些果子健康成长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穿西装，喝香槟酒不难，但文明远不止这些。文明起码要有一套健康的价值观。戴家大小姐说：我们是一群农民，懦弱、荒唐、小心眼。我们急急忙忙向现代化赶去，要把自己西化了。可是，我们就算开进了美国，折腾来折腾去，到临了依然还是只会按着农民社会的价值观行事。我们的文化基因上带着病。（《九九归原》登上二○○六年北京文学排行榜。）

这病在哪儿呢？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就想要“德先生”进门。但是民主是有代价的。戴家大小姐在海外生活，像嫁出去的女儿，看见西方的好东西，就想往娘家搬。西方的民主好，西方的民主教育好，这个大苹果该摘了送回去。可搬回去能不能用，用起来会有哪些冲突？先看一个试验。《老康的哲学》写了戴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和西式教育下长大的儿子戴小观的冲突。老康正合中国男人的模式：满身活气，却不求真理只认等级；热情洋溢，却不愿守法律，喜欢变化无常；虽留洋在外，却时刻不忘吃五花肉。形象不是阿Q，却有一些叫“阿Q”的祖辈。撒谎，好新，传统，没有野心，向往好日子。老康是个普通人，性情中人。普天下这样的“老康”多多。传统的中国人老康，兀突站在另一片没有中国文化的土地上孤军奋战。身上无处不散发着中国特色。这时候，这个中国人就不再是一个“老康”，而成了一系列我们不自觉地固守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成了“中国哲学”，体现着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中许多信条和西方的民主有根本冲突。民主，在五四之后，以“德先生”的名字到过中国。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但民主的生活方式怎样？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却没有自己生出个“德先生”来？从外面请一个来，是借来的，是客人。我们中国人好客，但光好客还不行。借来的机制是衣服，不是实质。借来的机制只能以“借来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实质不变，玩民主也会选出土匪头子来。选举制是民主的衣服，是民主的操作方法。还不是民主本身。老农民都会用豆子计票，选举出村长、保甲长来呢。选出来还不是照样横行一方，太上皇一样。民主的日子到底怎样过，我们不知道。“德先生”进了中国，在中国也坐不住。我们的文化里没有他的位置。和“德先生”冲突的是我们几千年的等级制。（《老康的哲学》由《小说选刊》二○一○年一月刊重点推荐，并组织专家讨论。二○一○年郁达夫小说奖入选待定。）

不是我们不想好，是我们一代一代的目标没有一个正中靶心。路走了一圈，“明天有多远”？阴差阳错，戴家大小姐的儿子在美国长大，倒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一改戴家大小姐对自家革命史的否定态度，饶有兴趣地和母亲一起追溯历史，又走进现代中国。儿子，用美国式的宽容，理解上辈人。母亲却继续批评前辈的革命。并且，在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发达了，深谙中国人性的戴家大小姐又把对社会的批判转向了自己这一代“实业派”。现代中国是这代人努力的结果。可是，奇怪得很，前人有的毛病后人又接着犯。前人费尽力气要扫荡的东西，风一吹，全回来了。（《明天有多远》首次发表。）

戴家的故事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从祖爷爷讲到祖孙子。戴家的故事也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古老的民族，不惜代价寻找出路的故事。对也好，错也好，重要的是他们在寻找。

袁劲梅

二○一○年五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