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影响遍及经济学、理论心理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法律人类学、人类思想史等领域，尤其是他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对自由主义的褒扬，使他在政治哲学界影响深远，并左右着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走向。他，就是一代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施建生编写的这本《经济学家：哈耶克》将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引领广大读者来认识哈耶克的一生。

本书是由施建生编写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内容提要如下：

“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必须畏惧大众的赞扬；当所有的人都在对你们歌颂功德时，灾难就与你们同在了。”1974年，哈耶克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奖晚宴上，哈耶克引用经济大师马歇尔的这一段话。这一席话，正可反映出哈耶克对于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是多么的戒慎恐惧。

哈耶克的著作涉猎很广，举凡经济、政治、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是他研究的主题。但他的经济理论，早年受凯恩斯学说的压抑而备受冷落，直到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终获国际社会重视。

哈耶克的一生，可说大半辈子都在孤寂中度过，但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哈耶克仍坚持走下去，就如自己曾说过：“只要我深信自己所做的工作终会被重视，就算一时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同，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自序

第一章 家世与教育

 一、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

 二、进入维也纳大学

 三、赴美留学

第二章 早期的学术活动

 一、参加米塞斯研讨会

 二、米塞斯何以不能成为大学教授

 三、任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

 四、获得大学教席许可证

第三章 赴英讲学的开始

 一、罗宾斯邀聘哈耶克的原因

 二、讲演的成功与失败

 三、《货币论》书评的写出

第四章 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生活

 一、正值学院新旧交替之时

 二、经济学系的新阵容

 三、哈耶克的学术活动

 四、战时迁往剑桥开学

第五章 货币的投资过度理论

 一、什么是货币的投资过度

 二、利率变动的影响

 三、与凯恩斯理论的分歧

第六章 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

 一、社会主义议题再起

 二、欧洲大陆学者的见解

 三、英国学者的贡献

 四、兰格的论据

 五、哈耶克的评论

第七章 经济学、知识及其利用

 一、经济学的性质

 二、知识的分工

 三、知识的利用

第八章 市场经济的真谛

 一、自由经济的优越性

 二、自由经济中的竞争

 三、哈耶克对经济均衡的批评

第九章 资本理论的探究

 一、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

 二、哈耶克的发挥

 三、出版后的评论

第十章 通往奴役之路

 一、何以要写此书

 二、全书的重要意义

 三、各界的反应

第十一章 朝圣山学社的组成

 一、自由主义精神的传统已消失？

 二、笃信自由主义核心思想的人物

 三、朝圣山学社的筹组

 四、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

第十二章 转赴芝加哥任教

 一、决定离开英国的原因

 二、芝加哥大学聘约的由来

 三、何以不能进经济学系

 四、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性质

 五、哈耶克研究领域的扩展

第十三章 《自由的宪章》

 一、自由的价值

 二、自由与法律

 三、在福利国家中的自由

 四、为何哈耶克不是保守主义者

 五、各方的反应

第十四章 晚年返欧任教

 一、弗赖堡大学

 二、萨尔茨堡大学

 三、重回弗赖堡定居

第十五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

 一、凯恩斯的致命思想

 二、通货膨胀最终会增加失业

 三、如何摆脱困境

 四、两点附带说明

第十六章 《知识的僭妄》

 一、“唯科学主义”的态度

 二、失业的主要原因

 三、经济学的数理方法：用途与缺陷

 四、当科学是不科学时

 五、预测的障碍

 六、强制的权力会妨碍自发力量的伸展

 附录

第十七章 货币改造论

 一、通货的选择

 二、货币的非国有化

第十八章 《法律、立法与自由》

 一、规则与秩序

 二、社会正义的幻象

 三、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

第十九章 哈耶克所认识的凯恩斯

 一、前言

 二、投资的任务

 三、测度的迷思

 四、发生偏差的门徒

 五、最头等的

第二十章 哈耶克的学术遗产

 一、诺贝尔奖的颂词

 二、自由哲学原理的探索

 三、意外的收获

 四、四项补充

附录 英汉名词对照

回到维也纳以后，不久他就进入维也纳大学。该校自1867年改革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著名学府，这种情形维持了六七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它是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场所，许多部门都有卓越贡献。例如哲学与心理学、法律与经济学、民族学与语文学等等，都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哈耶克当时因受战争的影响，感到世界上许多问题之所以发生，都与各国实际存在的政治经济问题密切相关，所以他就想从这方面加以研究。该从何处着手呢？他当时对于经济学与心理学同样感兴趣，但以当时维也纳大学的实际情形论，心理学的教授都已先后逝世，已无人执教。这样他就只有选择经济学了。而经济学一向是在法学院中讲授的，最后就决定攻读法学博士。

谈到这里，维也纳的经济学部一向被视为世界三大重镇之一，另两个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与英国的剑桥，但以当时的情况而言，不过比心理学略胜一筹而已。因为经济学史上显赫的奥地利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carl Menger)已于1903年退休，虽有时仍来校参加一些活动，但已久不授课，其后继的一位大将庞巴维克也已于1914年逝世，另一位著名的教科书作者菲利波维奇(Eugen Philippovich)也已逝世，第三位教授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则仍在担任帝国政府的末代商业部长而未归。当时主持经济学部的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

不过在1920年维塞尔就返校任教，成为哈耶克的主要老师，维塞尔与庞巴维克同为奥地利学派第二代的主将，后者还是他的妹夫，他写了一本《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是依照门格尔体系所写的唯一教科书。南于其中对于复杂的主观价值理论曾有清楚的分析，使哈耶克受益不少。此外还有一位斯潘(Othma Spann)，他于1911年曾出版一本经济学史，颇负盛名。同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也在校兼课。

南于维也纳大学的校风非常自由开放，可让学生自由选课，也不强制学生必须上课，各种课程也无指定读物，各种考试都是口试，仅在学期终了时举行一次笔试。不过最后的学位考试则很严格。以法学博士为例，必须通过法学、经济学与另一门由学生自选的课程等三门的笔试才能获得。校中举行多次讨论会，多数是在附近的咖啡馆或学生宿舍的咖啡座内进行。哈耶克曾尽量前往听各种他喜爱的课程，但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研读，至于法律课程他只在1920—1921年上了一年。

同时，校中的政治讨论也很热烈，尤其是在法学院中，参与的有些是社会党员，有些是共产党员。哈耶克虽然原未参与任何党派，但于1918—1921年间，也与友人组织了一个日耳曼民主党，成为天主教徒与社会党及共产党之间的中间团体。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相信英国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的组织。由于他是退伍军人，享受优待可缩短进修时间，所以修了三年就可获得法律学位，普通的都要四年。据他自己说：“我在维也纳初期的训练虽然短促，但很密集。”

当他于1921年毕业时，维也纳政府中有一个暂时性的新机关，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按照巴黎和约的规定，将各国在战前所发生的私人债务加以妥善处理。米塞斯代表维也纳的商会成为其中的主管之一。这一机关对于新进人员来说极具吸引力，因为如果一个青年曾研究过法律，并能通晓两种外国语，就可得到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他当时很幸运受其老师维塞尔的介绍去见米塞斯，米塞斯读了介绍信后就对哈耶克说：“维塞尔说你是一位很出色的青年经济学者，但我却从没有在我班上见过你。”尽管如此，他还是雇用了哈耶克。啤哈耶克自然很喜悦，他同时也决定在校中注册攻读另一个政治学博士。维塞尔也同意担任他以《价值派算理论》(Theory of Imputatron)为题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这样看来，哈耶克是非常幸运的，一切都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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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春天，哈耶克应其《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商之邀，到美国作全国巡回讲演，以扩展其影响力。当他到哈佛大学讲演时，我正在该校求学，也就前往听讲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语调。我们知道，当时哈佛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大本营，是凯恩斯革命在美国的司令部，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言论要想引起众多的共鸣是不可期的。我想他自己对于这一点，必是已有心理上的准备。

从那次以后，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再看到他，但他关于经济景气循环的理论，我则因曾上过他在维也纳的同学与至交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教授在哈佛所开的同一门课，而有相当的了解。哈伯勒不但讲解明了，而且他那本《繁荣与萧条》(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的专著更能引人入胜，已成为这一学科的经典著作，迄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使我受益匪浅，感铭至深。

之后我回来做的也是他们所做的事，只是不像他们一样有辉煌的贡献，不过是在大学中略尽职责而已。但毕竟都在学术界，所以间或也会听到一些国际学者的信息。我就这样知道了哈耶克已于1950年由伦敦转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我有一位朋友曾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他回来后告诉我，他曾接触到该校一些青年经济学家以及去攻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当他问他们关于哈耶克教授的近况时，他们都对这位大师不很重视，有的甚至根本未闻其名。这样看来，他在这一阶段，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被许多人遗忘了。

到了1963—1964这一学年，我承蒙美国傅尔布莱特基金会(Fulbnght Foundation)之邀，到美国两所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每校一学期。在1964年春突然接到当时主持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大计的李国鼎先生的来信。他说现有一个欧洲经济学会是哈耶克主持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也参加，要于七八月在维也纳附近的谢莫林(Semmering)召开年会，而该会对于会员人选甚为严格，必须先以宾客身份参加两次集会才能考虑。李先生要我趁返台北之便，取道欧洲，前往参加，并告诉我该会已知有我这一宾客的莅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按时到达谢莫林。

抵达以后，才知道这并不是欧洲经济学会，而是一个研究并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学术团体，称为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是哈耶克于1947年发起成立的。当时他也就被推为会长，一直担任到1960年，而改任终身荣誉会长。之后会长则每两年改选一次，本届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克斯(Iohn Lewkes)。参与人员包括文史哲与社会科学各部门的学者与专业人士，其中以经济学家占绝大多数，而经济学家中则又以美国为最多数。同时，我也意外遇到同样受李国鼎先生之邀前来参加的土地银行董事长萧铮先生，以及当时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Rochester University)任教的蒋硕杰先生。萧先生还带来李国鼎先生的口信，要我们顺便询问哈耶克与米塞斯两位教授能否抽空到台北访问。

不久以后就遇到哈耶克，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与第一次已相隔19年之久。记得上次我从讲堂的一端看到他的头发似乎是全黑的，现则已灰白了。后来也见到了米塞斯。于是我在会议过程中找到一个适当机会，分别向他们两位表示希望他们能抽空前往台北进行访问。不知有无可能。哈耶克的答案是肯定的，只是时间可待日后再议。但米塞斯则认为自己已年老了，不宜长途飞行而婉谢。这样我也就完成了此行的一部分任务。

后来经过协调，哈耶克及其夫人乃于1965年10月到台北访问三周。那时除了台北外，我还曾陪他们两位在西海岸各主要城镇走了一趟，途中曾在东海大学与国立中兴大学各做了一次讲演。当时期间由于彼此交谈颇多，自然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后来他俩又来访了两次，都作了一周到十天的停留，每次都有讲演与学术界座谈的举办。这样的结果，不但哈耶克对中国台湾的景况已有相当的了解，学术界与一般人士对于哈耶克的思想也已有粗略的认识。再以我自己来说，自1964年以后也就成为朝圣山学社的一员，每有集会，如时机许可，都前往参加，所以亲聆哈耶克教益的机会颇多。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于他的重要著述也不时加以研读，数十年来稍有心得。现在就配合哈耶克毕生的经历，略加记述，敬请读者指教。

施建生

2007年6月5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