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作家，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也许，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本书由耿立选编。

《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精选了《关于父亲的死》、《斯大林的文学情结》、《我向中央讲实情》、《一个人的墓史》、《非涉风月何关色戒》、《甘地与情欲》、《美丽岛事件始末》、《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等三十多篇2000至2011年度中国文史佳作。

《21世纪中国最佳文史精品(2000-2011)》是一些历史的碎片，为21世纪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的文本。本书由耿立选编。

序言：人道主义的历史绝响/耿立

关于父亲的死/周海婴

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潘旭澜

殉难的华沙狂欢的巴黎——六十年前两场反抗纳粹暴政的人民起义/肖雪慧

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章诒和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姜广平

莫理循眼中的袁世凯——读《北京的莫理循》/汤伏祥

李希凡：大人物时代的小人物命运/刘天时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阎明复

沈从文的“疯”/傅国涌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黄钟

我向中央讲实情——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访谈录/林雪

我所知道的江青/于光远

齐奥塞斯库之死/蒋本良

艰难的接轨/袁伟时

郭嵩焘：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王秀枝

1906年：慈禧垂帘时代的宪政萌芽/傅国涌

一个人的墓史/苍耳

一颗头颅与一场革命——清末乱局中的端方之死/黄波

梁漱溟的骨气和底气/陈远

徐水县“大跃进”始末/何立波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林蕴晖

非涉风月何关色戒/耿立

一艘潜艇引发的风波——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秘闻/彭华

甘地与情欲/杨曙晨胡丽丽

1977：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杨银禄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黄钟

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以《<鲁迅传>座谈记录》为中心/葛涛

辛亥以来“孙黄”历史地位的变迁/金竹山

孔子墓蒙难记：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刘炎迅

卡廷之痛：七十年的记忆和阴影/王恺(主笔)徐菁菁(记者)

利玛窦与晚明的辛苦遭逢/于英红

美丽岛事件始末/赵诚

1891年：谣言制造的“圣战”/何书彬

念兹痛史断人肠——冤死的烈士与夏曦/李乔

瞿独伊：我的好爸爸瞿秋白/瞿独伊(口述)周海滨(撰文)

从梁庄出发触摸中国乡村/马金瑜

顾准信阳日记记录饿死人惨状吴敬琏称“人相食”

《开国大典》：涂满政治的油彩——四次修改折射几十年风云变幻/周冉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是在忧喜交错之中度过的。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多。因此，家里的气氛总与父亲的健康息息相关。

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按照过去惯例，父亲深夜写作睡得很晚。今年以来，因为他不断生病，母亲就叮嘱我，进出要小声，切勿闹出声响，以免影响他休息。

遵照母亲的嘱咐，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不敢大声说话。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父亲睡在床外侧，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水中浸着他的假牙。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一展容颜，也算是一点安慰。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这些动作十分轻捷，没有一点声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每当出门，总要大声说一声“爸爸再见”。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父亲和母亲也都相视一笑，借此全家人暂离愁城。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母亲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每当病情稍有好转，就有萧军、萧红两人来访。这时候父亲也总是下楼，和他们一边交谈，一边参观萧红的做饭手艺，包饺子和做“合子”(馅饼)这些十分拿手的北方饭食，一眨眼工夫就热腾腾地上了桌，简直是“阿拉丁”神灯魔力的再现。尤其是她那葱花烙饼的技术更绝，雪白的面层，夹以翠绿的葱末，外黄里嫩，又香又脆。这时候父亲也不禁要多吃一两口，并且赞不绝声，与萧军、萧红边吃边谈，有说有笑，压在大家心头的阴云似乎也扫去了不少。这时，我小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常来，为我们带来热情，带来欢快。

自六月以后，父亲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

秋天来临，一片萧瑟。因为父亲日益病重，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有时由护士代替)。我耳闻目睹的几乎大都是有关治病的事情，因此，心情更加晦暗。每次吃饭也没有过去的那种欢乐气氛了，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所以大家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沉重地向我们袭来。我虽然不懂父亲病情的变化，也不懂什么叫做“死期”，但脑子里影影绰绰地感到它会产生巨大的不幸，而且与父亲的生命有关。只是希望它不要降临，离得越远越好。

有一天，父亲的呼吸比较费力。内山完造先生得知，就亲自带来一只长方形的匣子，上面连有一根电线可以接上电源。打开开关以后，只见匣子微微发出一种“滋滋营营”的声音，匣内闪出绿色的微光。过了一阵，便可闻到大雷雨之后空气中特有的一股气息——臭氧。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夜内山君来，并持来阿纯发生机一具。”说的便是这件事。使用它的目的，是为了使呼吸舒畅一点，但试用了几次，似乎没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内山先生也就派人取回去了。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姑且写下，以供研究。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这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轻轻响了，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你不要上学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意识到，这不幸的一天，终于降临了。

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来了个日本女护士。她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俯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心脏是否跳动，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用振动方法，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这一切，她做得那样专心，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我们也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连衣襟都湿了。我再也没有爸爸了，在这茫茫无边的黑暗世界之中，就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了。我那一向无所忧虑的幼小心灵突然变了，感到应该和母亲共同分担些什么，生活、悲哀，一切一切。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你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愈加紧贴母亲的怀抱，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P1-3

在我的老家，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坟左侧几十步的地方有一块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凉破败。

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一个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但对于城市光的污染，在城里的处所失眠，我一直无法适应乡夜的深，在老家也是辗转。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墙角处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或立或卧，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地瓜干酒，从父亲的口里曾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里，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还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沉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晕出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吗？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该到清理自己的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增多再去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历史上的“长毛”造反(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而小学课堂，语文兼历史老师也说太平天国起义。我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在我父亲的记忆里烙下的是灾难，烙在我父亲的童年的也是老辈人舌间的恐怖。说穿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与历次王朝中反抗残暴和强权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造反，为何，又是谁为他涂抹，把他抬到唬人的地步呢？涂抹背后的意图难免不让人做功利的怀想，历届造反的领袖中，成功者抑或不成功者都要利用手中握有的极权来使自己更加神圣，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们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了。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布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文革”初起，当“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历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顾准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而我们呢，当我们被有毒的被遮蔽的历史喂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扭曲了模样，不辨是非，有些词经过权力的改造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垄断话语权的人，对原本普通汉语的词注入了所谓的神圣，那些词就变得高大而古怪，一些话语被污染了，通往历史的路途布满了歧途。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

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作家，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何谓历史，历史何谓？有人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还有第三种历史，即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也许，我的散文作品勉强可作为“历史三”。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蔽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一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这样的声音现在还相对微弱，微弱归微弱，无疑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文字不符合正史的规范。我一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往往只是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人物的小节，却有雷霆之力，憾人之势，将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痞流氓黑道混混，风流皇帝脂粉英雄，一个个写得风生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真是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端。

历史是人写的，也借人而传播，借鉴吴思先生的观点：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到了当代，在人们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时候，我们看到一批作家和导演的功利——电视屏幕和卷帙浩繁的小说耸动着大批古代的宫闱秘史、法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侠客、无厘头的搞笑，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了钞票在钱包里不能承受之重，我们追问历史在哪里？

在故乡的老屋里，在夜间，不能睡眠的我走到户外，星河灿烂，我有了一种冲动，赤脚站在了泥土里，是想接一下地气吗？我觉得自己的举止好笑。在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我还是依然保存了对历史的尊重和肃穆。对我来说，历史从来不是娱乐，也非嬉闹：历史是一个个事件的凸显，是血肉和思想的呈现。历史是一个容器，或者通常的说法是一酒杯，一浇读史者心中累累的块垒，我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有过多次的泪花落在纸上，为过往的一页历史可怆然涕下。也许历史本身是沉重的，但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最好不要被历史的重量拖垮，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寡淡议论，隔靴搔痒，这是多数吃历史散文饭的模版。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干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强身。

我想，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当成人道主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历史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鞭炮的声音也消散了半个世纪了，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人过世的过世，消失的消失，一些人的背影和历史的背影也渐渐成为绝响。什么样的文字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道主义是文字的最大公约，这是我的追求，这不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是我一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