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代统治者和财经主官，都知道运用金融工具于维系统治之需。但这个道理在各种历史著述中往往被形形色色的记事所稀释甚至遮掩。《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刘平却能够通过仔细比照研读历史文本，钩沉稽玄，梳理出盛衰兴亡背后的金融动因。

收入《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的近40篇文稿，是作者刘平近几年来陆续发表在《上海金融报》、《银行家》、《金融作家》等报刊杂志上的作品。

《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金融史视角看社会责任，避免谈一般的慈善公益活动，更多强调做好银行及政府本职。

序言(吴景平)

上篇

 论功还欲请长缨

——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印象

 男儿应是重危行

——腾冲国殇墓园凭吊记

 万类霜天竞自由

——青海生态环保人士葛玉修访问记

 也到阴山敕勒川

——访内蒙古银监局党委宣传部长海德才

 霜凝须鬓心犹热

——读《负笈集：霜凝随笔之一》

 横中流兮敢为先

——陈光甫事迹述评

 不容青史尽成灰

——读《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鸿雁往来聚风云

——由《上海银行家书信集(1918—1949)》谈社会角色与责任

 未妨惆怅是轻狂

——我看电影《白银帝国》

 不畏浮云遮望眼

——谈王安石“青苗法”是非成败

 游记钩沉看金融

——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货币政策

 直挂云帆济沧海

——谈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钞法危机

 海晏河清待后生

——海瑞罢官的金融史解读

 四季流转话兴亡

——读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人在天地当勉励

——读尤努斯自传《穷人的银行家》

 “智慧”得来费周章

——读利森《搞垮巴林银行之后》

 此花一开天下暖

——读奥森纳《棉花国之旅》

 金融进化有规循

——读弗格森《货币崛起》

下篇

 似泉流动利源深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一)

 有心栽花花不发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二)

 日暮乡关何处是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三)

 乱花渐欲迷人眼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四)

 不问苍生问鬼神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五)

 田园荒后尚征苗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六)

 京城王气黯然收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七)

 申城风云变幻间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八)

 知有行商来买茶

——外国人亲历的晚清金融(九)

 义薄云天行天下？

——山西票号启示录(一)

 官商结合非坦途

——山西票号启示录(二)

 风险累积终铸错

——山西票号启示录(三)

 “人本主义”存毁誉

——山西票号启示录(四)

 从来系日乏长绳

——山西票号启示录(五)

 开埠以来气象新

——上海钱庄业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众人拾柴火焰高

——上海钱业公会的特殊角色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上海钱庄业与清末金融风潮

 东风不与钱庄便

——上海钱庄难敌新式银行

 只是当时已惘然

——上海钱庄与“看得见的手”

 只缘身在此山中

——析上海钱庄业没落之因

 言不信者行不果

——从“钱庄跑街”到征信所

 进退失据回原点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保人制度改良谈

 信用制度应时变

——上海同业公会力推信用组织

 社交网络助共赢

——上海银行业社团组织发挥作用

 浓墨重彩写春秋

——上海银行公会力保同业利益

 也曾同心力断金

——值得称道的中外银钱业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经济文章磨白昼(代跋)杨苏红

后记

1948年底和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台湾前夕，蒋介石曾密令将大陆中央银行的黄金分批运至台湾。对于黄金如何具体运台，外界所知不多。

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先生所著《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揭秘尘封60多年的往事，亦让史实不曾湮没在时间流逝中。

黄金运台“秘中秘”

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的外滩全面戒严。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发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江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他凭着专业的直觉，断定这些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向伦敦、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这一场景是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氏王朝》一书中所描述的。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如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这条消息震惊了全中国，湖南省参议会首先通电全国：“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上海市民人心惶惶，没过几天，中国银行门前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黄金挤兑，死伤多人。

吴兴镛先生对大陆黄金运台事件的研究也是事出偶然。吴兴镛本人从事甲状腺代谢研究多年，在医学方面卓有成就，但对历史有着强烈的爱好。他的父亲吴嵩庆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曾任国民党军队中将财务署署长，负责管理军费。在父亲逝世多年后，吴兴镝无意间发现父亲留下的“军费日志”，于是开始了十余年探究这段历史秘辛真相的历程，获得惊人的发现。

1948年，蒋介石鉴于在和中共的军事较量中频频失败，即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当年11月底，蒋介石制定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同年12月1日午夜，在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直接主持下，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自上海运往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下下野。下野前，蒋介石为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干扰”，实欲继续指挥军队，密令吴嵩庆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将原来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此后，吴嵩庆曾奉令分两批将共约值1.5亿至2亿美元的黄金、银元、外币运往台湾。当年5月15日，又由汤恩伯经手将第四批黄金19.5万两运离大陆。据估计，前后四批，总值约黄金700万两。这笔资金对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和新台币的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2007年，吴兴镛曾利用其父留下的日记和对当事人的访问等珍贵史料，写成《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在台湾出版，详述1948年至1949年蒋介石将国库资金运台的经过。其后，他又利用刚刚开放的蒋介石日记(1946—1955)，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等处收藏的史料，检验并更新此前的认识，写成《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交大陆出版。将吴先生的前后两书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后书较前书更准确、更全面，史实更详备，考证更精细。著名学者杨天石先生认为，此书“堪称迄今为止关于此一专题最好的学术著作。”P53-55

三年之前，我在为刘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作序时提到：“希望这部书稿问世后，作者能够不断拿出新的更好的成果，继续为中国金融史的学术发展和当代中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三年来，刘平先后供职上海银监局和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繁忙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一部近20万字的题为《从金融史再出发：银行社会责任溯源》的书稿近日已经杀青。

刘平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时段是从19世纪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此次作者。“从金融史再出发”，则力图从更开阔的“大历史”的视野来审视“银行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在翻览了收入书稿的40多篇文章，逐一看了所附多达100多种的中外参考书目之后，我觉得这部书稿既建立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努力提炼中外各种历史文本内在的精华，“与历史对话”且融会贯通，从而提供了更为可读和更值得一读的文本。整部书稿取材广泛，写入记事，拓展了金融史研究的领域。

我觉得这部书稿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金融史视角看社会责任，避免谈一般的慈善公益活动，更多强调做好银行及政府本职。这是社会责任的根本。

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历代统治者和财经主官，都知道运用金融工具于维系统治之需。但这个道理在各种历史著述中往往被形形色色的记事所稀释甚至遮掩。刘平却能够通过仔细比照研读历史文本，钩沉稽玄，梳理出盛衰兴亡背后的金融动因。

先看看书中关于“政府本职”的若干内容。

如对于王安石“青苗法”的是非成败，历来众说纷纭。刘平没有简单地评说变法给国库增收和民户负担带来的直接影响，而是指出青苗法实际上试图全面否定谷帛作为一般交换手段，这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民户纳钱而非纳物。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民间交易，还是向官府交纳赋税，谷帛作为一种交换手段仍普遍存在，强迫民户纳钱，超越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当时社会难以接受的。此外，在民间出现钱荒、十分缺钱的情况下，钱重物轻，民户纳钱，负担会大大加重。这些超越当时制度环境的制度安排，无疑会制约青苗法成功。”(见本书《不畏浮云遮望眼——谈王安石“青苗法”是非成败》)。又如，他在阅读《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时，注意到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大力推行纸币直至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中国边远地带却依然“贝壳盐饼皆成币”，从而领悟到即便是强势政府也无法违背货币流通的规律(见本书《游记钩沉看金融——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货币政策》)。他还从金融史角度考察郑和下西洋对明王朝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补救明代钞法危机的作用(见本书《直挂云帆济沧海——谈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钞法危机》)。甚至对于“海瑞罢官”的公案，刘平也认为，“从金融史角度重新审视当年这段史实，对明代赋税、高利贷等作出进一步分析，那么对海瑞其人其事以及时代背景的认识，或许会更加立体多面”(见本书《海晏河清待后生——海瑞罢官的金融史解读》)。而通过阅读多种海外史学著作，刘平梳理了对于导致明朝覆亡原因的各种观点，包括“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还强调应当看到，“1630年之后，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下降，白银短缺，通货紧缩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见本书《四季流转话兴亡——读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尤其是关于1948年国民党推行金圆券和1949年撤离大陆前往台湾运送大批黄金，刘平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发行金圆券的过程中，通过登记移存外汇资产、收兑金银外币，国民党政府集中了大量的金银外汇；其中的外汇均外运，金银小部分用于1948年11月下旬起的金圆券存兑，大部分可以被认为列入发行准备金账上，但是整个发行准备中的金银几乎全都被运往台湾和海外了。”(见本书《不容青史尽成灰——读(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不久前，我在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档案时，便见到1948年底至1949年中央银行自上海运黄金至台湾的如下记载：(1)第一批由沪运台(卅七年十二月四日海星轮运来)2004459.506纯金市两；(2)第二批由沪运台(卅八年二月七日飞机运来)554394.896纯金市两；(3)第三批由沪运台(卅八年六月五日登陆艇运来)192029.743纯金市两。

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将如此巨额的黄金运台，对于大陆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中央银行档案，到上海解放为止，中央银行共发行金圆券67万余亿元，而实际留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银元165元5角和中纺、台糖等公司股票900万股。这些证据表明，通过发行金圆券而聚敛集中起来的巨额金银外币基本被转移抽逃，留在大陆地区的天文数字的金圆券已完全变成一堆废纸。国民党政权不顾1948年8月19日实施金圆券、收兑金银外汇并冻结物价时对社会公众所作的承诺，卷走了金银外币，留下成为废纸的金圆券，如此对亿万民众不负责任，其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容青史尽成灰”，执政者的社会责任，也是对历史所承担的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刘平对于行业与企业家层面的社会责任问题，有着更多的思考。

他在阅读近代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的过程中，“对该书最为关注的部分，则是那些由银行家直接关注和参与的，然而又并非或主要并非银行自身业务发展需要的事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银行的张嘉墩与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等人倡设近代中国信用调查机构；一战结束后，北京、上海两地共计20余家华商银行合组近代第一个华商银团——经募车债银行团；1932—1933年问上海银行公会积极支持并推动实行废两改元；对于成立于1923年的中国经济学社，金城银行的周作民等不少银行家不仅提供经费支持，还积极参与该社活动，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尽心尽力；193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中国银行贝祖诒、交通银行唐寿民等银行家向南京当局竭诚陈言，力阻中国白银外流，等等。刘平进一步认为，“上海能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中国乃至远东金融中心，社会角色和责任无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继而追问：“为什么恰恰在那个时候，上海有那么一些银行家，能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恐怕与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职业经理人出现有极大关系。”通过阅读和思考，他指出，公司社会责任思想于20世纪初期在美国兴起，直接和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大公司的出现；同时大公司的出现，又与投资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一起，催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钱德勒曾经给管理者资本主义下过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由管理者控制的企业就是管理者企业，由这样的企业主导的制度就是管理者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管理者资本主义开始挑战自由经济及其所信奉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从而产生了现代公司社会责任的思想。”

刘平先后供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与上海大区分行、上海银监局、广发银行上海分行等，并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专门研究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对于银行与银行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有着“近距离”体验与“远距离”审视的结合、业界实践与学理思考的结合，因而其见解颇为发人深省：“银行业是近代中国公司组织发育最为充分的行业，同时也是职业经理阶层最为完善的行业。近代中国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银行，基本都是曲一批受过良好专业教育和训练的经理阶层所掌握和经营。法国学者白吉尔指出：‘他们在上海工商界所具有的声誉，主要来自他们个人的品格，以及由他们支配的资金的数额，而不是他们本人的财富。所以说，他们是经营者，而不是投资者。’可以说，这是当年上海银行家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前提。”他更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履行社会责任应当是所有职业经理人，包括银行家应尽的义务。经济发展委员会(CED)把职业经理人描述为‘受托人’，起着平衡许多不同参与者和企业的利益群体(包括顾客、雇员、供应商和社区)之间利益的作用，股东仅仅被列为必须尊重的群体中的一员，而且是被排在最后的”。

近代中外经济发展史都表明，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的有序运作，有赖于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尽责。社会是包括银行业在内的一切‘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养育了企业，企业理应服务社会、回馈社会。所谓顾客是上帝、客户永远是正确的，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与企业之间源与流的关系。社会是大海，个体企业甚或某一行业，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进而言之，与一般产业企业不同，银行业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即向所有客户提供货币信用方面的服务。服务社会、恪尽社会责任，本是所有银行的本分。尊重客户，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以公众利益与愿望为归依，是所有商业银行的安身立命之道。银行又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主体，应当是金融市场准则的主要践行者和引领者。

然而刘平又认为，对于当下银行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不应简单化：“今天，我们的一些银行家可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群体。一方面他们经常因为高薪等原因饱受非议甚至质问；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被赋予其本不该承担或者无法承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他认为，“认真梳理银行家在今天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们应当和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或许已是刻不容缓”。

银行作为股份制企业，其地位十分重要，既要严格执行宏观调控的明确规定，又要在依法规范经营的前提下应对市场的压力，完成主要业务指标，对客户与投资方有所交代。但是，现在有些商业银行开列出不少服务名目，不是在如何提高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上下工夫，而是变相不合理地收费，这种自降身段的做法，与银行应尽的社会责任格格不入；或者虽然在慈善公益活动中不乏露面，可是本职业务和服务却不尽如人意，得不到客户内心的认同。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价值取向多元。企业须以经济效益为重，本来无可非议，然而明确什么是银行的本职、本分工作，踏踏实实做好银行的本职、本分工作，这既是刘平这部书稿实际上对银行社会责任的基本界定，也正是社会对于银行的基本要求吧。

2011年夏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收入本书的近40篇文稿，是我近几年来陆续发表在《上海金融报》、《银行家》、《金融作家》等报刊杂志上的作品。收入本书时，出于体例上的考虑，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和调整，基本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文稿发表时大都没有注明参考文献，此次出书时，我尽量把所涉及的主要参考资料作了收集和整理，一并附录在后。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在此，我谨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始终得到了许多良师益友的关心和帮助，这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本书的写作与出版过程也同样如此。在本书问世之际，有很多人是值得我特别感谢的。

吴景平教授是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对我毕业后的学习和研究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每次有机会回到母校，或是在其他场合相聚，他都希望我不要中断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专家，他对我目前采用的写作方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肯定。他认为，诠释金融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需要用专业的眼光，同时也需要用读者更能接受的方式。收入本书的多篇文稿，在报刊正式发表之前，我都专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导师。有时我还比较过分，常常注明修改期限。吴老师在繁忙的教学研究之余，抽空作了许多学术上的把关，避免了一些硬伤。即便是对某些细小的文字错误，他也一一给予了纠正。

杨苏红女士为本书作出了了很大的贡献。她曾经是《上海金融报》的责任编辑，本书部分稿件发表在《上海金融报》时，就是由她负责编辑的。经过她的编辑修改，许多文稿增色不少。她工作单位变动后，我也曾多次将文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她，她几乎每次都作出认真的修改和润色。

邢建榕研究员作为上海档案馆的编研部主任，同时也是资深的金融史专家，对我的写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慷慨地提供了许多重要参考资料。记得我在撰写陈光甫稿件时，需要参考台湾版《陈光甫的一生》一书，但又一时搜寻不到。他专门抽时间复印了整本书，并且装订完备后由快递送了过来。

感谢我的领导、同事、朋友，他们或是很耐心地听取我的写作构想，或是直接提出修改建议，或是在资料整理等方面给予了具体帮助。他们是：李克渊、张荣芳、刘琼瑜、王鑫泽、柯佩、陈颖、李东、曹莹、曹蕾、俞建平、苏玉梅、王强、万立明、邹晓异、王丽、蒋立场等。

感谢《上海金融报》，感谢钱进总编辑、陈三三助理总编辑、俞莹编辑、何慧编辑、徐静编辑；感谢《银行家》杂志，感谢王松奇主编、欧明刚副主编、乌兰多日塔编辑、黄鸿星编辑；感谢《金融作家》杂志，感谢王祁主编、阎星华主编、袁先行编辑。本书部分内容在上述报刊杂志的先行发表，增添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陈麦青编辑、史立丽编辑，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最后，我要真诚地向我的妻子和女儿致谢。如果没有她们的包容和支持，我很难用业余时间完成本书。所以，本书也是献给她们的。

刘平

2011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