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由陆其明、范敏若编著的《张爱萍与两弹一星》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真实再现了张爱萍将军敏锐超前的意识、高超的组织才能、灵活的指挥艺术、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逆境中的顽强意志、困难中的百折不挠，以及与科学家们的深厚情谊。同时，再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伟大气魄和宏伟韬略；再现了钱学森等众多科学家及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坚忍不拔、呕心沥血、忘我献身的革命精神；再现了中国人民上下一条心、全国一盘棋的坚强意志和精神风貌。

“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

开国上将张爱萍同志是我国“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之一。

《张爱萍与两弹一星》以纪实文学形式，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聂荣臻、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伟大气魄和宏伟韬略：真实地再现了张爱萍领导和组织实施“两弹一星”研制、生产、试验和成功发射的艰难险组和曲折经历；真实地再现了他敏锐的超前意识，高超的组织才能，灵活的指挥艺术和深入细敛的工作作风：真实地再现了他身处逆境顽强不屈，面对困难百折不挠，崇尚科学，尊重知识，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以及与科学家结下的深情厚谊。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钱三强、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周光召、陈能宽、任新民、黄纬禄、孙家栋、屠守锷等一代科学巨匠带领全国广大科技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英勇奋斗、坚忍不拔、呕心沥血、忘我献身的伟大的科学精神、爱国情怀和民族意志。

《张爱萍与两弹一星》由陆其明、范敏若编著。

代序言

　(一)

　(二)

　(三)

引言

第一章　两帅选主将

第二章　命运的抉择

第三章　两份《初步意见》

第四章　在酒香飘逸的地方

第五章　千里戈壁滩上

第六章　幽静的草原腹地

第七章　为国产液氧奔波

第八章　上马与下马之争

第九章　程“Book”的两次保证

第十章　“减压”成了新动力

第十一章　直奔爆炸现场

第十二章　巩固发展“协同网”

第十三章　春风早度玉门关

第十四章　痛心与愤怒

第十五章　连中三元

第十六章　大胆怀疑小心验证

第十七章　战士饿饭引起的一串故事

第十八章　一员都不能少

第十九章　细节决定成败

第二十章　效应试验更重要

第二十一章　实为“预演”人

第二十二章　“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第二十三章　响

第二十四章　不能让两位老帅“打架”

第二十五章　早响

第二十六章　让“哕唆君”和“娇小姐”尽快结婚

第二十七章　还是叫第二炮兵吧

第二十八章　老帅登门请出山

第二十九章　夜访

第三十章　深谈

第三十一章　整顿：还我旧时精神

第三十二章　1975：三星高照再创辉煌

第三十三章　又陷绝境

第三十四章　老帅召见再出山

第三十五章　必须要从整顿人手

第三十六章　集中力量打赢“三大战役”

第三十七章　5号洲际导弹飞向南太平洋

第三十八章　必须要把整顿放在首位

第三十九章　书面发言震动“十二大”

第四十章　“巨浪1号”雷震海天

第四十一章　感受世界格局巨变

第四十二章　优美的科学城

第四十三章　“东方红2号”遨游太空

第四十四章　含泪拥抱“两弹”元勋

第四十五章　中国火箭打人国际市场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两帅选主将

1956年春。

一天早晨，张爱萍上将吃完早饭，习惯地站到镜子前，整理衣帽，准备上班。正要出门，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张爱萍抓起电话：“谁？喔！陈老总找我有什么事？”

“张副总长，陈老总有事找你谈，请来一趟。”

“什么事？”

“陈老总没有说。”

张爱萍放下电话，叫上警卫员，登上了汽车。

汽车出了宅院，在巷子里拐了几个弯，朝着总参谋部大楼驰去。

张爱萍是在3月到总参谋部报到的。其实，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下达命令，任命张爱萍为副总参谋长。同时任命的，还有总参谋长粟裕、副总参谋长陈赓、邓华、许世友、李克农、杨成武、张宗逊、韩先楚、彭绍辉。只是由于时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张爱萍正忙于组织一江山岛登陆战役、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准备工作，未能按时上任，直到战役结束，浙江沿海岛屿解放，才来到总参谋部报到。

张爱萍报到时，粟裕总参谋长交给他的任务是分管军事行政、军队组织建设工作两个部分。细分起来那就多了：军队建设、组织编训、行政管理、武器装备、兵员调整、军事技术干部的调配以及军队文书；此外，还分管着总参办公厅、军务部、队列部、装备部、干部局等等。

总参谋部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彭德怀和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都在一幢楼内办公。彭德怀的办公室及其秘书办公室设在四层，总参谋长和九位副总参谋长办公室分别设在二层和三层。

一天，张爱萍上四层请示工作。彭德怀说：“你就搬到四层来吧。”张爱萍连声说“不”。彭德怀又说：“我一个人在四层，用不了那么多办公室，就搬上来吧，省得跑上跑下的。”张爱萍还是迟迟不搬。后来粟裕知道了，解释说：“彭总的意思很明显：你分管的不少工作，都是彭总亲自抓的，你搬上四层办公，彭总找你研究工作也方便些。”

汽车在总参谋部大楼门前停了下来。张爱萍健步走上四层，向办公室走去。

在走廊里，张爱萍碰到了彭德怀。

张爱萍立正敬礼：“彭老总，你好。”

彭德怀还礼，问：“陈老总找你谈了吧？”

张爱萍：“有件急事要办，处理完了就去。”

张爱萍处理完急事，马上下楼登上汽车。

汽车出了大院，拐到府右街，进了中南海，来到国务院大楼前。

陈老总有什么事突然找自己谈呢？要是过去在华东，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参谋长，谈事是家常便饭。可是，陈毅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谈外事工作？可能。那会谈什么事呢？直到跨进陈毅办公室，张爱萍还没有想明白。

陈毅握着张爱萍的手，打量了一下说：，“好久没见了，没有想到我会找你吧？”

“真的没有想到。”

“好，坐下来谈。”

两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陈毅情绪兴奋，满脸微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讲话，主持召开了会议，决定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并已进行了第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1956～1967)。”

“全国搞建设，科技走在前，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陈毅接着介绍了会议盛况，又阐述了制定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讲者亢奋，听者振奋，两人常常会情不自禁地称赞“中央的英明决策”。

陈毅突然问：“你看到中央关于大力发展自然科学的指示没有？”

张爱萍思索片刻：“什么指示？没有看到呀。”

陈毅：“就是1954年初，中共中央批转中国科学院党组报告时所作的指示。”

张爱萍：“那时我正在忙于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呢，没有看到。”

陈毅立即叫秘书把文件取来，交给张爱萍。

张爱萍展开文件，默默地读着：发展自然科学，以促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并帮助全面了解和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我国科学技术基础薄弱，而科学研究干部的生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①

陈毅见张爱萍读完，又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决定要像战争年代抽调大批地方干部到军队去工作那样，从全国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和科技骨干。不久前，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是我们的任务。”

听了陈毅的谈话，张爱萍是既激动又困惑：自己又能为现代化建设做些什么呢？

陈毅好像看透了张爱萍的心思，开门见山地说：“刚冈0结束的是第一次会议，对制订全国科技十二年规划才进行了初步想定，还要继续深入研究讨论，最后要研究到我们军队科技规划。第二次会议决定由你去参加，然后拿出一个军队科研十二年规划来。”

张爱萍先是一惊，继而摇头：“陈老总，不行，我不行！”

陈毅：“怎么不行？”

张爱萍：“我文化水平低，不懂什么科学技术，就是去参加了会议，也完不成任务。”P8-11

张爱萍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战线的领导工作，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1955年12月，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工作，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自1959年9月，先后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专委委员兼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主持国防科技、装备和国防工业工作，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先后4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现场试验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面临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他深入全国各地的核工业单位调查研究，向中央建议集中全国力量，加速攻关，并呈报了《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他长年奔波在大漠深处、深山僻壤，与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参试部队官兵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为解决核试验中的难题，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提出了许多关键的指导性意见。1964年2月，任地地导弹专门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建立导弹作战基地及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的工作。1965年6月，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构问题的报告》，得到军委批准。1966年6月6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他亲赴全国各地勘察、选址，为第二炮兵和我国战略核力量的建设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同志惨遭迫害，被批斗、囚禁达6年之久，左腿致残。但他刚直不阿，正气凛然，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5年3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工作，提出“要尽快拿出武器装备上的‘杀手锏’来”，领导制定并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

1977年3月后，张爱萍同志再次复出，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科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并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他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大力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很快恢复了正常工作秩序。他集中精力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试验，创造性地建立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1980年5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发射。同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委科装委合并组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同年11月，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强调在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加强国防建设，走民富国强的路子。他建议并组织领导了我军机械化集团军试点工作；加强了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潜地导弹和地球同步卫星发射。他十分重视我军信息化建设，对“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等信息装备的研制给予极大支持。他倡导“保军转民”工作，为秦山核电站等重大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出访了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军事外交和对外国防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我军与世界各国军队的友好交往，促进了我国国防科技的进步。他积极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国防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录自《张爱萍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2003年7月12日电

(二)

张爱萍同志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杰出领导者，他呕心沥血铸利剑，为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建立国防工业体系，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他积极协助聂荣臻同志，领导和主持制定了国防科技发展规划，将原子能、喷气与火箭、半导体、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等五个方面的技术，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历史证明，确定国防科技发展的这“五朵金花”，是一项极富远见的战略谋划，对明确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方向和研制任务，带动国家科技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根据国家科技发展的总体安排，领导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促进了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强有力的组织指挥下，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尖端武器和常规兵器科研机构与试验基地，组建了国防科技“主力兵团”，初步形成了国防科研、试验和生产体系。

张爱萍参与领导了“两弹一星”的大协作、大会战。他坚决执行中央确立的方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广大国防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认为，对科学家最好的服务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充分施展才华和智慧的环境，让他们感到有目标可奔、有章法可循、有集体可靠。他奔波于茫茫无际、人烟稀少的戈壁荒原和深山峡谷，与参研“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试验部队官兵同工作、同生活，为解决科学试验中的各种难题提出了许多关键性的指导意见，这也使他成为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1960年前后，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前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中断对中国的全部援助，给刚刚起步的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造成了巨大困难。对此，毛泽东同志坚定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此时，恰逢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局面，有人提出原子弹研制是否下马的问题。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聂荣臻主持召开国防工委会议，分析研究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聂荣臻力主继续上马，并派张爱萍和刘西尧率领调查组到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他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认为只要中央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集中全国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1964年炸响原子弹这一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份调研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赫鲁晓夫曾断言，离开苏联人，中国20年内也搞不出原子弹。但中国人民不怕鬼，不信邪。周恩来总理亲任中央专委主任，组织全国进行大协作、大会战。根据中央专委的决定，1964年8月，由国家有关部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与专家，组成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党委书记，统一组织指挥试验工作。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春雷般的巨响，承载着中国人民富国强兵的百年梦想，承载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定信心。张爱萍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东风起舞，壮志千军鼓。苦斗百年今复主，矢志英雄伏虎”的著名诗句，为实现东方巨响而高歌。此后，张爱萍多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试验现场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地地导弹、首次原子弹空爆和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文化大革命”中，张爱萍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批斗、关押6年之久。1975年3月，他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积极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整顿的思想，首先带领工作组深入七机部派性十分严重的单位蹲点。他认真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展开全面整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生产和试验工作秩序。他提出，要尽快拿出性能先进、质量优良的武器装备，并按照精简型号、统一方案、集中力量、突破重点的原则，领导制定了战略导弹研制计划。当年下半年，我国连续成功地发射了3颗卫星，人称“三星高照”。1975年底，“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张爱萍再次靠边站。

粉碎“四人帮”后，张爱萍再度复出，主持国防科委工作。他率领国防科研大军，大力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健全了武器装备研制试验工作中的总设计师系统和行政总指挥系统“两条指挥线”的制度。他集中精力搞“三抓”，即抓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的研制和试验。1980年5月，他成功地组织指挥了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的发射。1982年10月和1984年4月，潜地导弹、试验通信卫星也先后发射成功。

张爱萍同志的英名，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伟业融为一体，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录自2003年10月9日《人民日报》郭伯雄、曹刚川

《一代儒将功勋卓著神剑将军风范长存》

(三)

张爱萍同志长期担任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组织领导工作，是建国初期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蓝图的直接组织拟制者，是“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重要组织实施者，是“三抓”任务的杰出领导指挥者，也是军队科研工作和常规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谋划者，为开拓发展新中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科学拟制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规划。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斗争的严峻形势和尖端科技的发展趋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果断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伟大号召，决定立即着手研究制定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并毅然作出了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张爱萍同志受命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在聂帅的领导和主持下，负责制定国防科技发展十二年规划。他精心组织，虚心求教，刻苦钻研，集中广大专家的智慧，科学拟制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确定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等五项重点任务。1960年，张爱萍同志又负责组织研究制定了军队装备八年规划，其基本任务和目标，就是要为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拥有先进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军队打下坚实基础，并使各战区具有独立完整的部队装备体制，以便战时能独立遂行作战任务。上述两个重要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对增强国防力量、带动国家科技进步及经济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和非常深远的影响。

全力组织“两弹一星”研制试验。为了尽快独立自主突破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技术，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同志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他怀着“为国为民平生愿”的“似火丹心”和“发愤图强”的坚定信念，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在开展决策调研、组建试验基地、创建科研机构、指挥科研试验等许多重要方面，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汗水，作出了特殊贡献。

早在1958年，张爱萍同志就参与了组建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和储存器材基地的规划和领导工作；1960年1月，率三总部工作组赴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检查基地建设工作，同年5月，又先后深入上述3个基地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了基地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并在返京后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出了专题报告，就急需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决策建议和意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很快批转有关部门迅速予以落实，对加速试验基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1961年，在我国原子弹、导弹研制面对苏联毁约停援和国家经济困难严峻形势，必须作出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张爱萍同志受聂帅委托，与刘西尧、刘杰同志一起，深入原子弹研制一线和试验基地建设现场，进行了历时近一个月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状况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只要进一步加强对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组织协调，集中全国各有关部门进行协同攻关，就能够在1964年实现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在原子弹试验中，他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和现场试验总指挥，坚决贯彻周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方针，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狠抓落实，明确提出了“一定保响，基本保测，确保安全”和“不放过一个问题，不带着问题进行试验”的要求，并深人试验准备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细致的检查指导和把关验收，解决了核试验中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终于在1964年lO月取得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圆满成功。此后，又连续两次亲临核试验现场，成功组织指挥了1965年5月的首次原子弹空爆试验和1966年5月的第三次原子弹试验。在导弹试验方面，1960年11月，他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成功地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试验；1964．年6月，又成功组织了我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首次飞行试验，并连发连中，创下了“连中三元”的佳话。原子弹、导弹研制、试验成功后，我国随即开始了“两弹”(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和氢弹研制工作，并先后于1966年10月和1967年6月取得圆满成功。这两次试验成功之时，张爱萍同志虽然已被错误地“打倒”，但他所做的工作，已经融进了这项伟大的事业之中。

1965年初，受聂帅委托，张爱萍同志组织对中国科学院和钱学森同志提出的《关于发展卫星研制工作的纲要和建议》进行了研究，认为进行卫星工程研制的技术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应该统一规划，有计划、按步骤地开展研制工作。随后参与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的有关组织工作。特别是1975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开展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和生产秩序整顿，使国防科研形势迅速好转，战略导弹、运载火箭和卫星发射试验连创佳绩，当年就连续成功发射了3颗卫星，人们喜称为“三星高照”。尤其是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成功发射和回收，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这项高技术的国家。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伟大成就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威望。在组织实施“两弹一星”研制试验的历史进程中：，张爱萍同志表现出了高超的组织才能、指挥艺术和崇高的奉献精神、务实作风，立下了彪炳史册的殊勋。为此，1999年9月18日，中央特邀他出席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会上，荣获功勋奖章的科技专家们纷纷上前，同他亲切握手并致衷心问候，异口同声地谈到“两弹一星”的成功与他的有力领导密不可分；江泽民主席热情称赞他：为“两弹一星”等国防高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精心领导“三抓”工程决战决胜。1975年3月张爱萍同志首次复出时，就提出要尽快拿出几个国防科技战线的“杀手锏”来，并主持制定了在1980年前完成洲际导弹等3项重大发射任务的“四年三步”规划。1977年3月，再次复出后，他又明确提出务必要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即“三抓”任务。

“三抓”目标的确定，在整个国防科技战线产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增强了广大科技人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为胜利完成“三抓”任务，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来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秘书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的张爱萍同志，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首先着力在国防科技工业战线进行全面治理整顿，提出“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同心协力，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的要求。针对“三抓”工程型号新、难度大、周期长、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设备密集、组织协调复杂、安全要求严格等特点，张爱萍同志以其卓越的领导魄力，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全国大协作、大会战，创造性地建立健全了总设计师和行政总指挥“两条指挥线”制度，严格实行逐层逐级的岗位责任制，狠抓质量与进度，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梯次渐进地突破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导弹核潜艇及运载火箭与通信卫星关键技术，加速相关试验保障条件的调整建设，特别是远洋测量船队建设，确保了“三抓”任务紧张有序、高质高效的顺利进行，先后于1980年5月、1982年10月和1984．年4月成功组织了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潜地导弹发射试验和通信卫星发射任务，夺取了“三抓”工程的全面胜利。此外，还于1981年9月成功进行了“一箭三星”发射试验。

“三抓”是“两弹一星”的继续和发展，标志着我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发展到固体、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自主掌握洲际导弹、导弹核潜艇和发射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及“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之一，使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统筹谋划常规武器装备研制和军队科学研究工作。张爱萍同志对常规武器的研制发展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组织制定了国防科技常规武器装备“三五”计划，要求确定武器装备研制项目及其战术技术性能时，一定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先解决“有无”问题，再逐步改进提高。据此确定，常规武器以陆军武器为发展重点，陆军武器发展以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为重点；军用飞机发展以歼击机为重点；海军舰艇发展以潜艇为重点；军事电子技术发展以保障进一步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为重点。该规划的实施，使陆、海、空三军常规武器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银河”巨型计算机、军用汉字系列微机等信息装备的建设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张爱萍同志也是军内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要开创者。1956年在制定十二年规划的同时，就提出了《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各军种、兵种、勤务部门分别建立科学研究机构。他还十分重视军队装备技术革新工作，强调指出在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的同时，在使用方面搞技术创新，以推动军队装备技术革新工作向前发展。

录自2003年10月12日《解放军报》总装备部

《春雷神剑腾九天 丰功伟绩垂青史》

坦率地说，我们在接受编著这本书任务的时候，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张爱萍将军是我们参军以后遇到的第一位将军，也是我们最为崇敬的一位将军。我们都在由张爱萍将军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华东军区海军当过兵，对张爱萍将军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是“耳闻目睹”，非常敬佩。后来，张爱萍将军调到解放军总参谋部，我们也分别到了军委海军机关和北京。然而，对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研制“两弹一星”的情况，通过直接和间接关系，还是“大概”了解的；尤其对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研制成功“两弹一星”更是崇敬。因此，我们为能编著这本书而感到由衷的幸运和高兴。但是，由于我们已是近八十的人了，平时又常常犯这样那样的病，深怕完成不了任务，而耽误这本书的出版，所以迟迟不敢接受。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确常常犯病。陆其明先是腰痛背痛颈椎痛，一度搁笔卧床；后来又得了冠心病，曾停笔住院静养。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总算坚持下来了。究其原因，一是靠药物治疗，二是靠精神治疗。特别是张爱萍将军那些感人肺腑的高尚品质，强烈地激励着我们。我们常常写着写着就会热泪盈眶，最终完成了编著任务。

此书能够编著成功，实在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在编著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丰富的素材。过去，陆其明曾亲自参加了由张爱萍将军组织指挥的洲际导弹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全程试验，并采访过一大批相关的科学技术专家；范敏若在国家科技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特别是在中国科协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和宣传部副部长期间，从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协主席、副主席和常委的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王大衍、周光召等科学家那里，耳闻目睹了他们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素材和传记。但是光靠以上这些，要编著成这部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认真阅读了《张爱萍军事文选》、《神剑之歌》、《张爱萍墨迹》、《缅怀张爱萍》和《张爱萍传》等几十本著作和大量报刊资料。这些资料和著作对我们编著本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或是从中发现线索追踪采访，或是挖掘情节进行选编。为此，我们衷心感谢这些资料和著作的作者，衷心感谢出版这些资料和著作的出版社。

书稿完成以后和出版之前，为了进一步充实内容，核对事实和搜集照片，我们决定前往张爱萍将军在担任研制“两弹一星”总指挥期间，常去的位于大西北的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和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实地采访、体验生活。这三个基地都在远离省市城区数百公里外的戈壁滩上和草原腹地，而我们年高体弱，人地生疏，再加联系不畅，采访极其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青海省科协、甘肃省科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的领导和同志的大力帮助。他们派车接送、安排食宿，还派干部陪同照顾，真是为我们去三基地采访想方设法、费尽心机。特别庆幸的是，我们“躲”过了乌鲁木齐“7·5”暴乱事件。按原计划，我们将于7月5日左右返抵乌鲁木齐市，由于各省、区科协安排得好，我们提前于7月1日离开乌鲁木齐市。可以这么说，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这次采访任务不会这么顺利甚至还可能泡汤。为此，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

在三个基地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九院)的采访中，我们得到了基地和“九院”领导及有关部门同志大力支持。他们不但安排我们食、宿、行，还派专人陪同。我们在基地活动时间虽短，但搜集了不少素材，纠正了一些差错，还找到了不少珍贵照片。据此，我们深深地感谢三基地、“九院”的领导和同志们。

几年来，解放军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部主任刘善兴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及张翔、张岭、袁陶萍同志，为出版这部书，费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精力。没有他们自始至终的指导和帮助，这部书不会那么顺利出版，也不会有现在这样完美。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  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书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差错，如事实出入、挂一漏万、表达不当、词不达意，等等，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陆其明 范敏若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