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亲历纪实
何遂
（一）
我生于1888年。当我长成的时候，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面临它的末日了。
我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中渡过的。不仅由于父亲的早死，家道中落，由小康堕入困顿，饱尝了世态炎凉；更由于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夕，不论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变化都异常急剧，因此，我很早就受到了风行当时的维新派思想和民族、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
戊戌变法的这一年（1898年），我随父亲住在江西南昌。父亲是个由举人大挑的试用知县，祖父在四川泸州做县官。有一次我父亲解饷到四川去，当时余栋臣已经在大足县一带起义，反对教会和官府的压迫。泸州距大足不远，祖父曾写了一部关于这次起义的书，父亲带了回来，我在父亲的案头上看见了。书的封面上题着“余蛮子事略”，书中详述了起义的原因和经过，其中有一副对联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记得是这样写的：
什么天主教，说甚天圣天神，绝天
理，灭天伦，直到天讨天诛，天才有眼；
这般地方官，尽是地匪地棍，穿地
心，挖地骨，闹到地翻地覆，地尽无皮。
我当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余蛮子是英雄，外国人是坏蛋。甲午（1894年）以后，传教士深入内地，我住的那一条街，就有两处教堂，眼看着法国神甫满街走，教民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这种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景况下，我那幼小的心灵中已激起了对于媚外的清政府和洋大人的仇恨。
1899年，我的祖父死了，父亲也在奔丧中哀毁死去。母亲只好带着一群子女，到四川泸州去投靠二叔。回想当时所见，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瘟疫流行，随处可以看到倒毙道旁的饿殍。女人只要几吊钱就可买上一个。我的二婶买了许多丫头，任意地打骂摧残。我那时处在寄人篱下的地位，对于这种腐朽阴暗的封建大家庭深为痛恶。
在这个时期，社会上的变化更大。1900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镇压了如火如荼的义和团起义，在次年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使中国人民再也忍无可忍，使人心更倾向于革命。慈禧太后也看出风头不对，被迫作了一些让步，下诏变法，准许兴办学校。这时在泸州有两个书院。书院有一定的规矩，凡去报考的，给你一份卷子，大多是考策论，做好交去，按文章的优劣给予奖励，名日“膏火”。我的大哥本来考上了经纬学校，后因反对先生打人，和一个名叫余切的同学一同被开除了。余切就此寄住我家。这个人带来了许多《盛世危言》、《新民丛报》之类的书刊，也给我带来了革命的启蒙思想。我常常给书院写文章，得来的膏火就拿去买书。于是开始读到了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邢庐抗议》等书。我从此渐渐懂得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道理，接受了一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法维新思想。但总觉得这种办法不解恨，倒是对那些古代所谓“叛逆”的故事深表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尤其使我神往。有一次在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读到了石达开的几首诗，如获至宝，反复成诵。又读到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复国传奇》中“倚啸东门，辍耕陇畔，国仇家恨压眉尖，侧目看朝党”等语。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很深，余切又有“汉流”（哥老会的别名）的风度，在这种种影响下，我的反清民族革命思想不觉油然而生了。
1903年，我们一家离四川回祖籍福建。从此，我也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甲午战后，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迅速地扩张，福建在当时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杂志《外交时报》公开地说：日本要控制中国，必先打入内部。恰恰清政府又以为只有依靠列强势力来练兵、办学校，才能达到所谓的“自强”。所以在1902年成立的福建武备学堂，除了总办孙道仁，从总教习到助教都是日本人。管理学生的总队长和区队长则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如许崇智、王麒、冯炯光等。我因为有一个远亲在武备学堂当翻译，经过他的介绍，在1904年进入了该校第二期的预科。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母亲不愿我去。可是我想：乱世用武人，要革命还得靠武装，便坚决地去了。
福建除了武备学堂，还有一个省立高等学堂，林觉民、方声洞、林之渊等都在该校。另有一侯官小学，也是个革命的策源地，陈与燊、陈更新就是该校的学生。我入武备学堂不久，就和这些人结识了。这时期革命书籍出版得很多，革命派和保皇党的斗争也日益尖锐。我们虽然与国外的孙中山先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自以为是他这一个系统的人。我们常常交换一些革命书报，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由明末四部书所编成的《陆沉丛书》（包括《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等）。当我在灯下看到《扬州十日记》的时候，不禁伏案恸哭，反清革命的意志更坚定了。我们不仅自己看，还强迫别人看，有时把这些书放在同学的床下，公开地说：“你是不是汉人，看！不看打你。”总队长、区队长知道了也不敢管。有时他们到宿舍来检查，我就立在书柜的前面站着不动。他们虽然明知其中有问题，可是看看也就走了。
武备学堂招生没有严格的考试，有人情就可以入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福建武备学堂只准福建人入学，外省人要受限制；凡是入学的必先经过考试。这个主张得到了许多学校同学的支持，我们因此结识了更多的人。我们那时是很少懂得什么政治的，也不知道什么政党，只听说俄国有什么虚无党、无政府主义等。我们当时以为，只要是反对政府的，大概都是好的。有人说我们是“革匪”，我回答说：“是革匪又怎么样！方孝孺也不过夷了十族，他死了，后来继起的志士仁人还有的是。野蛮的惨刑酷法，能吓倒谁？”
有一次，不记得是谁发起的，各学校的革命志士聚会于望北台。望北台在离福州城七八里外的仓前山，是五代时闽王王审知的庙。那是一个夏天，飘着雨。到会的有六七十人，都是白服短装。有十几个人演说，都讲得激昂慷慨，大多是痛陈清朝统治的腐败卖国，昏聩无能，尤其对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残民媚外的政策，更是万分的愤慨。大家一致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反清，反清又必须有武装。因此要打入军队去。开完会，在大雨中，我们列着队，唱起下面这首歌：
一朝病国，人都病。妖烟鸦片进。呜呼！吾族尽。四万万人厄运临。饮我鸩毒，迫以兵。还将赔款争。宁波、上海、闽粤、厦门，通商五口成。香港持相赠，狮旗飒飒控南溟，谁为戎首，谁始要盟，吾党何日醒！（此歌沈心工作曲，名《何日醒》，有鸦片战争、中法、甲午、庚子等四首，此为关于鸦片战争的一首。）
歌声雄壮，步伐整齐，绕道东门，过旗营而散。
武备学堂除了学习军事学科，还要学习汉文，每周由先生出题，做一篇文章。有一次，先生出了一个题目：“诸葛亮出师表书后”。我写道：“有问于余曰：诸葛亮何如人也，为一姓之兴亡而倾倒如是哉！……”因为我常在汉文课上看小说，读禁书，汉文先生对我久已怀恨，这次抓住了把柄，告到总办那里，不久就以“文理荒谬，行止欠谨”的罪状宣布开除我的学籍。布告一出，全校哗然，大家对我表示同情。许多同学说“去找他们讲理去”，把我拥到了总办室。我走进去见总办，质问他为什么汉文不好就开除。总办刚刚说一句“自然有开除的道理”，外面有人嚷道：“不要和他讲啦！”呼的一声，一个花盆从窗口砸了进来，把总办吓得面如土色。我趁此时走了出来，和大家一起拥到闽浙总督衙门和将军衙门去申诉，结果都吃了闭门羹。这次学潮坚持了三天，当局本欲严办，最后由大绅士陈宝琛出面讲情，算是没有深究，只开除了10名学生。在开除我们的布告上写道：“除交其父兄严加管束外，并咨行各国公使，各省督抚，不得留学、留用。”这样，我在福建待不下去了。P12-14
这本书的故事
何达
眼下有句时尚的话：“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本书成书的过程，其实是一段漫长的，交织着梦想与破灭、快乐与辛酸的故事。
1954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被安排到太湖大几山华东干部疗养院休养，我正休学在家，父亲把我带去，住在疗养院附设的招待所里。应我的要求，父亲为我详细地讲述了他生平的经历。父亲的讲述坦白、形象，极富感情。对已，绝无隐恶扬善的矫饰，即便最难启齿的隐私也直言不讳。对人、对事，直抒己见，词锋如刃。父亲非常投入，他圆睁双目的怒吼声，曾惊得护士闯进门来。我被感动了，陶醉了，也增加了不少历史知识。当仲秋的凉风催我们回家，父子站在宽宽的阳台上，隔湖面对的是美丽的鼋头渚，远处据传是范蠡载西施泛五湖的地方。江山如画，我透着几分自负对父亲许诺，一定要把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写出来，父亲像孩子般开心地笑了。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农村，经过近4年“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从这年起，我依据记录协助父亲陆续撰写并发表了三篇自述文章，即《辛亥革命亲历纪实》、《反袁回忆》和《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护老父亲的安全，那份几经补充但过于直白且涉人甚广的原始记录被烧掉了。两代人不同的“梦”化作缕缕青烟，消失在暗夜里了。
“文化大革命”后，机会多起来，但年逾不惑的我不得不为适应新的职业和养家糊口奔忙，仅在1985年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该文经三哥何康托习仲勋副委员长转呈邓颖超主席阅后，在当年2月24目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父亲去世17年后对社会的一个告白。
2001年，我以父亲《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一文为基础，经过实地考察，参照相关史料，费了老大力气，写完长篇纪实作品《辛亥血》。结果市场反应极其冷淡，该文仅在美国《侨报》全文连载，内地只有武汉的《长江日报》选载了一部分。我意识到父亲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已经失去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走纪实文学的路是不行的。
我的大哥何世庸是个宽厚而富有远见的人。他生于1914年，是父亲最看重的长子，了解父亲中年以后的事情最多，个人的经历也很丰富。他很想把父亲的事迹以至第二代的经历写出来，传之于世，认为这反映了大时代的脉动与变迁，是有意义的。他给我写过许多长信，鼓励我并以丰富的想象出谋划策。他把多年积累的图书文字资料全部交给了我，其中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被囚期间以交代历史为名撰写的长篇回忆资料。作为广东省黄埔同学会的会长，他以八十余岁高龄带着姐姐何嘉、我和赵志勤夫妇参观了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逐一瞻仰了父亲留下的那些碑刻原迹。他又和大嫂李智勤约同三哥与三嫂郁隽民住到他们家里，用了半个月时间，共同追忆了何家两代人的往事，三嫂将全部录音交给了我。二嫂韩蕴也把二哥何世平生前所写全部个人、家庭资料交给了我。这些资料不仅成为撰写《何遂年谱简编》的依据，而且使我认识到，通过哥哥姐姐的叙述，可以基本上勾勒出父亲中年以后的主要事迹。从2002年起，我与大哥合作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于是，《花园口决堤见闻与思考》、《筹运花马池盐的往事》等文，相继在《百年潮》杂志上发表。
我的妹妹何敏、妹夫杜清泉曾两次向我建议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父亲的文集，并提出父亲的遗作《丛台集序》和《叙圃词》等均有出版价值。有些社会人士，譬如保定军校亲属联谊会中的故旧，原国民军第三军将领的后人，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愿。总之，亲友们的愿望和支持，促使我着手谋划编辑出版一本纪念父亲的综合性文集。
但是，囿于我个人的视野、能力和精力，这件事情的进展是缓慢的，我也深感力不从心。 2006年春，我到香港旅游，见到何迪和王苗。谈到我正为父亲编一本纪念文集，何迪说他也正想为爷爷出一本书，自然有了共同的话题。何迪是三哥何康的长子，好学而敏锐，在金融界已颇有成就。他的少年和进入青年的时期，都在爷爷身边度过，对晚年的爷爷有所了解并怀有很深的感情。王苗是靠勤奋与灵性从不幸中闯出来的著名摄影家，又是出版业的行家里手。他们夫妇带着崭新的思路和运作方式倾情投入，迅速组成了本书的编委会，安排了多次“寻踪之旅”，成功地调动起何家两代人的积极性，也大大激发了我的潜能。把原本少数人分散孤立的行为转化为整个家族集中协调一致的实践，是何迪和王苗的，鼠晴之笔，也是他们组织才能的体现。从此，本书的编辑程序进入了快车道。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一段时期，每一次编委会的聚议，都会看到令人惊喜的进展，无论在父亲遗作的搜集或主要事迹的挖掘方面，都在快速地推进。
根据何代宁从互联网上获得的线索，我顺利地从国家图书馆查到了父亲作于1932年的《唐故米国大首领米公墓志铭考》（保存本书库），出版于1937年的《叙圃甲骨释略》（普通古籍书库），作于1943年的《校经图序》（敦煌专题书库）。继而，在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热情帮助下，又查到了《绘园画册》、《绘园藏瓦》、《绘园古鉴》、《丛台集序》、《兵要地理》（手稿）等遗作。这个过程使我深切感受到图书馆事业对传承人类文明有多么重要，而国家图书馆计算机管理系统的投入运行，又给读者带来了多么大的方便。本书编委会第二次会议到的人特别多，大家看见这么多“老人家”遗作的复印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父亲生前讲过他和陈独秀的交往和在文化方面的合作，现在从石印出版的《叙圃甲骨释略》上看到陈独秀不仅为该书题词，而且亲自誊写了全文。面对当年两位文化跋涉者的友谊结晶，大家都肃然起敬。所有的亲人都知道，父亲曾把大量收藏的古文物捐赠给多个地方的博物馆，但不理解他为何不给子孙留下一件文物。这次读了他被列为“百年敦煌文献”的《校经图序》，才找到了真正的答案。我们真诚地向国家图书馆致敬，致谢！
父亲有两本遗作，是这次经过一番曲折才找到的。一本是《何叙甫藏甲骨文》，我们知道这个书目。1935年父亲将收藏的甲骨文拓片整理成《何叙甫藏甲骨文》，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制成粘装拓本。但我们在大陆多个图书馆均未找到复制本。王苗为此向她在台湾的朋友庄灵先生求助，终于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找到了。该研究所慨赠三页，其一钤有朱印，本书得以刊载。这也是两岸民间文化的一次自然交流。另一本是《欧洲观战记》。有些名人词典在何遂条目中提及过此书，但家人从未见过。2007年夏，经何仲山、刘友于联络，耄耋高龄的三哥三嫂带领我们远赴重庆寻踪。在潘国平博士帮助下，居然于搬迁中的重庆图书馆查到此书书目。后经潘博士多方努力，终于获得这本1921年由重庆军事日刊社出版的《参观欧洲大战记》。该书记录了1916年12月至1918年7月何遂奉命赴欧观战，历经日、美、法、英、意、比、瑞士诸国，考察战场、战事之见闻记录与心得。贯穿全书的力主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引进外国人才，培养国内人才的议论和建议，应该说是较早提倡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声音。我们谨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重庆市图书馆致敬，致谢！衷心感谢庄灵先生、潘国平博士的帮助。
杜清泉、何代宁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二百余页有关父亲的资料，其中孙中山1924年11月7日致包括父亲在内的参加北京政变的主要将领的具名复电，有关广州长洲岛黄埔军校旧址的资料，以及多幅流传于社会的父亲书画真迹等，均在核实后充实了本书的内容。
父亲热爱传统的诗词书画，毕生创作，乐此不疲。经众亲友共同努力搜集，使本书在这几方面都能有所选载。1947年出版的《叙圃词》是父亲留下的最完整的一束旧体词作，写作年代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其中不乏饱含爱国激情的豪放之篇，也确有不少懊馕柔憷之音。父亲深受柳永、周邦彦、吴文英的影响，又是多情种子，实不足为怪。这里原汁原味地刊出，并做了必要的校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较完整地概括父亲一生的主要事迹。父亲生前留下四篇自述性文章，对早年经历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辛亥革命是他一生的起点，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篇章。他的《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一文，已被众多史论文章或著作直接引用。《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以他自身的视角，摭记了北京政变的背景和过程，留下了国民军第三军若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何世庸口述的《抗战初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生动具体地描述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真实状况。《花园口决堤见闻与思考》一文，则触及黄河决堤以水代兵那场巨大的民族灾难。显然这个事件绝非三五人的建议所能酿成，该文只是一个当事者后辈的回忆。值得注意的是，何世庸亲聆了当年叶剑英对此事的评价。战争是无情的，赢弱的中华民族为战胜暴虐的强敌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千秋功罪，任后人评说吧。
吴石将军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统一大业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幸福。但他的事迹长期偃然无闻，坊间里下（特另0在境外）对吴石本人以至吴石与父亲的关系误传、误解甚多，本书刊载了何康口述的《从大陆战斗到台湾——缅怀吴石伯伯》一文。何康、何嘉两位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事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吴石长子吴韶成世兄多次给予指导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使这篇沉甸甸的文章对历史、对公众都做出了必要的交代。
父亲一生非常热衷于社会的文化事业，特别是文物考古事业。弟弟何仲山撰写的《父亲与文物考古》一文，以学者的严谨，经过多方调查、考证，对父亲参与的文化活动进行了可贵的发掘与彰显，对父亲留下的几篇考古著述，也做了有益的阐释。
父亲在新中国生活了18年。这个饱经沧桑、极富个性的老人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渡过运动接着运动的18个春秋？何迪以第三代的视角，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并不吝“触及自己的灵魂”。《我心中的爷爷》一文，堪称以个人事件见证大时代的佳作。何代宁缅怀爷爷的文章，则生动地再现了老人家晚年休养、文化生活中的一些趣闻。 2008年是父亲诞辰的120周年，也是他逝世的40周年。老人家人缘好，全家亲人都热望能在这年出版文集来纪念他。到年底已经汇集了父亲的遗作19篇（部），还有一批书画作品和旧照片，同时汇集了14篇有针对性的纪念文章，撰写了《年谱简编》。这个成果，远远超出我原本的设想。如果没有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组织策动，没有何家两代人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
令大家欣喜的是，此时年届九五与先父有过交谊的老艺术家黄苗子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他慨然说“义不容辞”，我们衷心地感谢他的盛情。
我写文章马马虎虎，编书却不在行。王苗富有编辑出版的实践经验，由她承担了这方面的工作，从文章的排列分部、语言的风格、图片的选择安插到版式、装帧的设计，处处渗透了她的美学理念和心血。本书追求“亲切自然、真实客观、多元谐和、贴近生活”的整体风格，这主要是王苗的贡献。
2008年12月，《何遂遗踪》在香港由中国书局出版了。
捧读之余，我再次领悟：一件美好事物的背后，总是会聚着许多人的心血和智慧。这里我们还要感谢朱建辉先生，他为本书翻拍了数百张照片，辛辛苦苦为许多旧照片修版。我们感谢雷蓉女士热心地多方支持效力，感谢王蕖女士做了大量后勤工作，她们的努力使编书的运作更为顺畅。我本人还要特别感谢数十年与我忧患与共的爱妻赵志勤，她勤劳低调，总是默默地承担起各种家事，使我能精力充沛地去做想做的事情。
《何遂遗踪》在港出版后，内地也有一些读者。不敢说好评如潮，但确实听到不少赞扬的声音——“真实”、“坦诚”、“美”、“看上去很舒服”，等等。我们也萌生出将此书在内地出版的念头。
两年多过去了，因为考虑诸如“市场前景”之类的问题，《何遂遗踪》被内地一些出版机构拒之门外。终于，人民出版社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几乎被社会遗忘的人物，该社的领导辛广伟和编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并且充分肯定香港版的优点，同意基本保持原书整体风格，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改进意见，责任编辑孙涵女士及校对、美编为本书付出的智慧与辛勤劳动，令我们敬重难忘。
这次内地出版，增加了两篇文章，即《何遂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前后》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何遂》，这样就把父亲一生的历史表达得更加清晰完整了。
我们感谢人民出版社。我们衷心祈望，本书的出版，能把一位一生爱国，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的已故辛亥老人的拳拳之心留驻于人世间。
2012年4月
传奇人 赤子心
何嘉
父亲辞世40年了，我很想念他。
父亲一生爱国，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豪爽、热情、侠义，可以说是一个生于乱世满怀赤子之心的传奇人物。
父亲一生在政治上是敏锐而清醒的。从参加辛亥革命到抗日，从不满到反对蒋介石，从同情、支持共产党到直接为党工作，父亲的思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他是一个富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毕生的信念就是振兴中国。
父亲出生的1888年，正是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清末。他16岁从军反清，19岁加入中国同盟会，21岁毕业于保定陆大第二期，是广西同盟会创建人之一。他满腔热血忘我地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分子，翻开那段历史，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写到他。
在武夫当国的军阀混战时期，父亲参与了护国、护法斗争。抱着“以军阀制军阀”的模糊思想，他投身直系，参与了1924年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在他36岁时，当上了国民军空军司令、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也被北京政府任命为航空署署长，授衔空军中将。按说算得上风光一时，但他对此并不在意，一心幻想着把国民军第三军带到甘肃、新疆去割据，实现他的改良梦。结果和他义结金兰的挚友孙岳闹僵，独自离开了国民军。
中国历史走进以蒋介石集团为主导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北伐战争中，父亲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到河南去策动吴佩孚的主力倒戈响应北伐。应该说，蒋介石对交游广阔以“当代鲁仲连”自命的父亲是不错的，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代校务”（代校长、副校长主持校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高官。父亲对蒋的不满，主要起于抗日。父亲是个民族意识极强的人，对日本的侵略痛心疾首，不共戴天。“九一八”事变后，他与朱庆澜共同组建“辽、吉、黑抗日义勇军民众后援会”，自己毁家纾难，变卖古董字画充作抗日军饷，还代表“后援会”和孙科到热河去敦促汤玉麟整军抗日，自己又请缨杀敌当了55军军长，险些被进攻热河的日寇打死。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一再妥协使他很反感，正是在抗日这面民族大旗下，西安事变后，他开始靠拢中国共产党。
1937年5、6月间，当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代表到南京时，经张冲安排，他和周恩来等有了接触。“七七”事变后，叶剑英、博古、李克农等共产党人与父亲交往渐多；1937年9月，父亲还专程陪同周恩来从第一战区到山西去，协调阎锡山与八路军的关系。父亲和共产党的交往是很真诚的。国共刚开始合作抗日，在南京，他听叶剑英对他说，中共代表驻地警卫缺少枪支，他立即将家中所存四支步枪两支驳壳枪连同子弹全部相赠；皖南事变后，他得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经济困难，立即送去一笔现款。也许有人觉得这不算什么，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种雪中送炭的真情，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和父亲接触最多的时候是1949年。这一年，党组织两次让我伴随父亲，协助他工作。一次是在寒冷的1月，我随父亲从香港到汉口，按照党的要求，父亲三次会见白崇禧。他们在白的卧室谈话，我就坐在外间客厅等。完成任务后，返程路过南京，父亲又主动地去见“代总统”李宗仁（父亲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师生之谊），劝他真诚地和共产党和谈息兵，避免继续生灵涂炭。另一次是4月随父亲从上海赴广州，后转台湾工作。8月在台北，父亲和吴石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段生活很特殊，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我和父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我们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组合。父亲一生很多事情让我感动，他的音容笑貌，爱国情怀，待人的真诚侠义，永远铭刻在我心间。
父亲的记忆力极强，可以成篇地背诵《左传》和《战国策》。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诗词书画在他的生活中已不可或缺。画画送人是他的乐趣，动辄有诗，出口成章。我一直认为，父亲的文才远胜于他从政之资。父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文物收藏和考古。他收集的秦汉瓦当逾千，亲自拓片汇成三十余册；他的《何叙甫藏甲骨文》有郭沫若作序；他的《叙圃甲骨释略》有商承祚、陈独秀题词。他收藏的大量文物都先后捐献给了几个地方的博物馆。仅1950年捐献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文物就达6895件。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一件文物。他在1943年作的《校经图序》（见《百年敦煌文库·文献卷》）中，对文物国有，文物的保护、管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见解。他自己就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最难得的是，父亲历经沧桑却始终保持一颗透明的赤子之心。他的言行有时像个孩子。1957年“反右”热潮中，我二哥何世平（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接到同事的电话，说当天部分人大代表批判右派分子黄绍兹的会议上，正群情激愤，父亲突然离席，到小卖部买了一盒冰激凌，在众目睽睽下送到被批得满头大汗的黄绍兹面前。二哥立即约同我的爱人邓裕民赶到父亲家，对老先生进行了苦口婆心的“教育”。他们两人当年被家人戏称为“救火队长”。
在家庭里，父亲事母至孝，关爱弟兄；对子女则是一位真正的慈父，民主平等，慈爱有加。他心中早知自己的儿女是共产党，但并不说破，只是默默从旁协助、掩护。有一次，我三哥何康在客厅读《联共（布）党史教程》，随手将书扔在沙发上。父亲拾到后，提笔在书的封面上写下“他山之石”四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仍置于客厅。我想，父亲在家中所以这样，是他既深受传统道德的熏陶，早年又遍游欧美，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潮影响的结果。这也是儿女和孙辈特别爱戴他的一个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司法部部长，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每年人大都要组织代表到各地参观考察，父亲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建设非常高兴，创作了大量赞美新中国的诗画。但对一次次过“左”的政治运动很不理解。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当了一回诤友，讲了一些逆耳诤言。从他晚年的一些诗作中，也可以窥见他内心的困惑。1968年1月，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的弟弟何达，1954年详细记录了父亲口述的生平经历。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后生活相当坎坷，但仍陆续写了一些关于父亲的文字。近两年，在第三代何迪、王苗的策划组织下，全家亲人同心协作，这本《何遂遗踪》终于出版了。我们要说，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只是为了留下一些有益的作品和史料。
朋友，请读读这本书，在这里，可以看到近现代历史的若干侧影，也可以感受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何达、王苗主编的《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的主人公何遂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人物，近现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并不为人所熟悉和了解。《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也不是简单的文集。书稿内容丰富，包括了何遂先生的遗作集萃，他的朋友、亲人撰写的纪念性文章、回忆，何氏家族的老照片等三个主要内容，既可以折射出那个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更通过许多细节和小“旁支”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在这一百多年间不容回避、留下身影的人物。
何达、王苗主编的《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编排精心，装祯设计精美，是一本值得保存的图书。本书内容丰富，包括了何遂先生的遗作集萃，他的朋友、亲人撰写的纪念性文章、回忆，何氏家族的老照片等三个主要内容，既可以折射出那个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更通过许多细节和小“旁支”让我们了解到更多在这一百多年间不容回避、留下身影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