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伟大的精神——宽容(双色图文经典珍藏)》这本关于宽容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著述中,房龙以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为线,以社会和人是否宽容为标准来感受和理解历史的变迁,并通过对这一长串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描绘来勾勒出人类文明的进程。郁达夫曾说过:房龙的笔有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由此可以看出,本书虽然主要论述西方宗教历史上的不宽容,以及人们同这种不宽容所进行的斗争,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当时“不宽容”所涉及的宗教领域,而是触及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精神层面。
《最伟大的精神——宽容(双色图文经典珍藏)》由房龙编著。
马克·吐温说:“紫罗兰把它的香气留在那踩扁了它的脚踝上,这就是宽容。”房龙说:“总有一天,宽容将会成为法则。”《最伟大的精神——宽容(双色图文经典珍藏)》在有关宽容的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叙述中,以犀利的笔触、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不同宗教派别的;中突中去寻找背后的深层根源,通过描绘西方宗教历史上的“不宽容”以及人们为这种“不宽容”所进行的斗争,揭露了野蛮对文明、专制对民主、愚昧对科学的摧残,让读者在触目惊心中更加清醒地认识昨天,审视今天,期盼明天,并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宽容的真谛——宽容是一种是人类得以生存的伟大精神!
在古代世界即将结束的时候,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物,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无隗于“圣徒”的称号。
这个人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331年出生于帝国新首都的朱利安皇帝。337年,名满天下的君士坦丁大帝死了,他的3个儿子为财产饿狼般打成一团。
为了独占产业,他们命令把住在城里和附近的皇亲都杀死。朱利安的父亲惨遭杀害。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没几天就死了,他成了孤儿,当时只有6岁。他和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相依为命,两人一起读书,给他们讲课的是待人热情、为人平庸的尤斯比厄斯主教,他们学的主要是歌颂基督信仰的内容。
孩子们渐渐长大,为免树大招风,重蹈小拜占廷王子的厄运,大家觉得最好把他们送到远处。于是,两个孩子被送到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生活虽然枯燥乏味,朱利安却有机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因为他的邻居都是凯帕多西亚的山里人,很朴实,还信奉传统的天神。
一个在那里长大的孩子是不可能掌管什么要职的,因此当朱利安要求潜心研究学问时,得到了批准。
他首先来到尼科姆迪,只有那里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还在传授古希腊哲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文学和科学,从尤斯比厄斯那儿学来的东西都被挤掉了。
紧接着,他获准去雅典,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呆过的圣地学习。
与此同时,他的表兄被暗杀。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是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儿子,想到只有他和他的堂弟—一朱利安,一个小哲学家,是皇族中两个唯一存活的男性,君士坦蒂厄斯便亲切地接朱利安回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伦娜,并且命令他去高卢抵御野蛮人。
朱利安从希腊老师那儿学到的东西要比嚼舌斗口更为有用。357年,法国受到阿拉曼尼人的威胁,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把他们打得惨败,并用计征服了默慈和莱茵河。他住进巴黎,把自己喜爱的书装满了图书室,这时,平时不苟言笑的他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皇帝昕到了这个喜讯,不但没有点燃庆祝的焰火,反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欲除掉他,因为他成功得太过头了。口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的威望很高,他们听到总司令要被召回(这是一种客气的邀请,回去就要被处死),便闯入他的宫殿,拥护他为皇帝,同时宣扬,如果朱利安拒绝就杀了他。
朱利安并不傻,欣然同意了。
在那时,通往罗马的道路仍然易守难攻。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将部队从法国中部开到博斯普鲁斯海岸,在他就要到达首都时,突然传来消息,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死了。
就这样,异教徒再一次成了西方世界的统治者。
说来也怪,像朱利安这样聪明的人,竟然认为已经死了的东西借助某种力量可以复活。他认为伯里克利的时代可以复苏,只要把卫城的废墟重建,让人重新住进荒芜的学园,让教授穿上过时的宽外袍,让人们用5001年前就消失了的语言沟通,过去的一切就可以重现。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
但朱利安要做的正是这些。
在执政的短暂的两年时间里,他致力于恢复古老科学,而当时的人对这些不屑一顾。他想重新探索僧人统治的世界,那些僧人是文盲,认为全部有了解价值的东西都在一本书里,人们不能单独调查研究,否则不但会丧失信仰,还会引火(地狱之火)烧身。朱利安还想把有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的欢乐生活恢复过来。
他的处境危机四伏,比他还坚韧的人这时也会寝食难安、消极悲观。至于朱利安,他简直是晕头转向了,有一段时间,他还祈盼祖先的真知灼见能显灵。安提阿的基督平民向他投掷石块和泥土,他可以忍受,头脑迟钝的僧人想激怒他,让迫害的悲剧再次上演,他却再三告诫下属,“不许杀任何人”。
363年,朱利安奇怪的一生因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结束了。
对于他这位最后的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这种结局是最好的。
他如果没那么早死,容忍力和对愚蠢的憎恶会使他成为最专横的人。“在我的统治下没有一个人因为见解不同而被处死”。他躺在病床上时也能坦然地这样想。可是,他的仁慈得到的回报却是基督臣民的永恒仇恨。他的臣民四处宣扬,说朱利安是被自己的士兵——个基督徒军团的士兵射死的,还处心积虑地仿造了歌颂凶手的颂词。他们大讲特讲朱利安死前是如何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基督的权力。朱利安是一位俭朴苦行、全心全意为臣民服务的正人君子,可是他的臣民为了诽谤他,绞尽脑汁,用上了4世纪盛行的所有贬义词。
P62-64
房龙(1882—1944),荷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1921年,《人类的故事》使他一举成名。其著作主要是历史和传记,包括《人的解放》(即《宽容》)、《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地理的故事》及《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
这里的“宽容”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明确的界限。房龙自己也说本书中的“不宽容”指的是“官方的不宽容”,而不是指个人的不宽容。在本书中房龙认为“不宽容”有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在这三种“不宽容”中,房龙认为无知的不宽容最严重。他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无知其实就是自负的另一面。正是因为无知,这些人成了非常危险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为自己的灵魂建造一座自以为是的堡垒,然后再从这座可怕的堡垒顶端向所有敌人挑战,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并表明对其他人的不满。
对于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房龙在书中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人”,他们在抬高自己的同时,也就间接地排斥和鄙视其他成员,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这些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的人,无一例外地坚守着自己的偏见和固执,认为只有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才是正确的,并希望自己的想法可以抵御外来的影响。这样的做法自然也就导致了“不宽容的出现”,所以,房龙才提倡思想自由,提倡宽容,反对迫害先驱,反对用愚昧无知、顽固凶残的态度扼杀真理。
在这本关于宽容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著述中,房龙以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为线,以社会和人是否宽容为标准来感受和理解历史的变迁,并通过对这一长串连续不断的历史的描绘来勾勒出人类文明的进程。郁达夫曾说过:房龙的笔有种魔力,“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由此可以看出,本书虽然主要论述西方宗教历史上的不宽容,以及人们同这种不宽容所进行的斗争,但在今天看来,这本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当时“不宽容”所涉及的宗教领域,而是触及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精神层面。
这本书完稿时正值法国大革命,但不宽容的历史却仍在继续。在大多数人以为革命会换来宽容、自由的时候,有人正经历着毒气室、焚尸炉、集中营,大规模、有组织的种族屠杀等等惨绝人寰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些也让房龙对宽容的未来充满了疑惑。
房龙在书中说:“宽容: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于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能深刻体会到人性与宽容。
同时,由于时代和历史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书中所体现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宗教意识等,可能会与当前人们的理念相去甚远。本书在成书的过程中,秉承了“尊重作者、尊重原著”的原则,敬请广大读者朋友在阅读过程中能“求同存异”,给予谅解,谢谢!
编者
然而,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1925年《宽容》出版了。现在几乎成了古典作品,他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做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尽力试着说明,在近10年里,宽容的理想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时代还有仇恨、残忍和偏执的生存空间!这一切肯定不是没缘由的,如果确实有原因而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说出来吗?
我答复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是一件难过的事,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这样做。
问题是,我们应该在哪页和这本15年前写的书分手,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把最后一章删去,理由是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错,这毋庸置疑。确实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与其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为我的结束语伴奏,还不如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
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黜和出版商一样,我对前景也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在这世界上留很多年,我想应该让下一代知道,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向往,而1940年又是怎样把这种光辉的梦想彻底打破的。这才是唯一公正的方法。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他们应该知道。
通了几次信后,出版商被我说服了,他相信我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下面的内容就是我写给出版商的对《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最近这7年可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丑巫婆的大锅”,里面汇集了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成了大杂烩,除非我们发明一种能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来解毒,否则,我们全都会被它毒死。对于这个令人作呕的容器中倒入的各种成分,我做了仔细的研究,对这个讨厌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我也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观察。那个臭气熏天的大杂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只有剩下的少数几个国家是民主的,和那里的居民一样,我对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也迷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高兴得手舞足蹈,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灌进旁观者的喉咙里,虽然这些旁观者对他们毫无妨害。很明显,这些旁观者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是,如果他们不假装高兴并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会立刻被杀。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把我耐心观察的结果告诉你。
为了把这个问题的起因弄清楚,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强干、令人尊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来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先看一下记录,看可以找到什么。
你养猫、狗或其他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养它的家庭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在这里,我提这个问题似乎有点走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它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关系密切。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训练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因素,对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都非常荒唐地珍视着。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揪下它身上的一撮毛,但是却不允许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如果谁这么做了,它就会立刻狂吠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的粗毛大猎狗,知道自己会被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狗敢于跨越界限(它所认为的能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区域)一步,它就会向那头凶狠的大兽猛扑过去。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暴跳如雷。
对那些森林居住者的习惯,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很熟悉。我从他们口中得知,野兽具有集群本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办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多么有利,它们也不会容忍外面的野兽加入。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告诉我,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中,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用于对付一条陌生的鱼出现的情况,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不允许一条外来的鱼加入。
关于动物学,我不是很精通,但我掌握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在某个所谓的历史时期,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当我研究人类在那时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一直都是“群居动物”,一些同路人结成了某种排他性集团,一个人只有感到自己属于这个集团,他的成员和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苟合时,他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偶尔会由于经济上的需要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但这种安排坚持的时间不会太长。只有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才能使人们不顾艰难险阻而聚集在一起。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这段历史。由于自己都远远比别人优越,没有任何共同理解和共同行动的基础,所以,每个团体、部落、宗派和差不多每个家庭,都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而且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情况都差不多。我给你举一个家喻户晓的例子。
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人从一开始称呼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呢?这种例子多得吓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还有更荒谬的“属于上帝的人”。在其他人眼里,埃及人是卑贱的小农,而他们却把自己看做是“上帝的人”。犹太人也用“上帝的人”来指自己。现在我们知道的芬兰也叫“苏密”,有人告诉我,这个词的意思也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有许多部落,其中,塔希提岛人是我们最熟悉的,他们也用“上帝的人”称自己。波利尼西亚同西亚远隔千山万水,北非和北欧也相距万里,这些地方的居民在种族上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明显地看不起其他人类,认为自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而别的人是异己,不体面,应该被鄙视,甚至可能的话还要远远躲开。
乍一看,希腊是这个耸人听闻的规律中的一个例外。不过,他们自负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嫡系后裔,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对本种族的人很尊重。但他们对所有非希腊人都很蔑视,粗俗无礼地把其称为异己,甚至于那些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且心胸豁达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被他们认为是低劣的人,这从他们不屑地称非希腊人为野蛮人就可以看出来。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愚昧落后的水平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不相上下。那些土著人一直没学过3以上的数,却得意忘形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他们是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因此,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那是愚蠢至极的。
对于这种傲慢无礼的可恶的形式的限制,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是不接受的。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没有旁人高!像现代的英国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对这一点,他们从不屑于做一点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足够了。对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显而易见的事大呼小叫是有失身份的。罗马对此,至少在这方面是毫不在乎的。
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值得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人,这一点我就不再多说了。不过,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除了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举足轻重的问题的特定信仰。结果,不论大小,每个集团都总是居住在铜墙铁壁的城堡里,外界和外来的影响被他们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挡在外面。
美国已经独立150年了。的确,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最危险的极端行为毕竟被我们避免了。可是,如今偏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飞快地走向定型,但好像我们并没有从世界上一些古老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就在我们的大地上,各个种族还是紧密团结成一个整体,各自为政,好像从来不知道《人权宣言》一样。对于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宗教团体似乎从没谈论过,它们不但强行限制自己成员阅读和思考的自由,还置全体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于不顾,自己定起法律来。在方寸之间,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能看到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一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人们始终认为它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显然,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些过早。近6年以来,因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增长,因为各种各样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对未来最乐观的人们相信,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回到了几乎是地地道道的中世纪。
这个发现并不使人愉快,但不久前,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也因此不会改变。”确实这样,所以面对这些最讨厌的发展时,让我们勇敢起来,做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找到对付它们的方法!
从广义上讲,“宽容”这个词一直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异常发达的人才会购买它,这些人在思想上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看到整个人类具有非常广阔绚丽的前景。这本书一开始,我引用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的话,他们和他一样向我提出这样的质问:既然我们仰望看到的是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是同一星球的旅伴,既然我们同住在一个蓝天下,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能找到答案,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彼此仇视呢?但是,假如我们有勇气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词,那些不宽容帮派(坚信通往拯救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他们的那条路)的首领就会立刻向我们号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棒,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道路(那是狭窄的小路)的人注定要永远下地狱,于是,对他们施行残酷的镇压,来警戒别人不受他们的怀疑的影响,使别人也去尝试“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的路途。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是4世纪的人。自此,对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思想高尚的人有时用提高嗓门的办法来捍卫。有时(但时间很短),他们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人们可以尽情地思考,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求拯救的方式,但这种宽容的态度从来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一直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下层对来自上层的干预不甘心接受,这些干预者便凭借传统的权力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假如没有其他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经常需要警方出动,以防流血事件的发生。
美国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所有的美国人对他们应该永远感激。这一代人最后得到了回报,但等他们死后,在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上,像潮水般涌进了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他们不仅带来了这里必需的强壮臂膀,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在各种问题上独断专行,绝不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忙于对大陆资源的勘探,以至于认为一切问题都能在这口大熔炉中得到解决。但是,任何物质的熔化,都是缓慢复杂的过程,并且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比我们所知的任何物质都顽固,最不愿意被液化。最终便出现了这个局面,各种各样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不宽容比中世纪更胜一筹,因为中世纪也只不过是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来“说服”异教徒。
这样,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在前几页说过,并不信赖对烦恼的事情采取置若罔闻的政策。所以,我得出的结论并不乐观: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至少目前是这样。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又要慢慢制订出细致的长远计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手足无措了,因为文明再也不能经受类似于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种连续打击了。
从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像飓风一样,不仅把大多数人类组织摧毁了,而且使许多人穷困潦倒甚至死去,这些损失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消除的。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中毫发无伤‘的人,只顾兴致勃勃地修理自己的房屋,对别人变成废墟的大厦根本不加理睬。最后,在周围饱受打击的被遗弃的房屋里,根本不可能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然后,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一些不健康的陌生人,他们在一些凄凉的地窖废墟里,把一些被抛弃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而这些人都是在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的荒凉灌木丛里长大的。
重建工作既然。已经滞后了许多年,我们就能够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它。世界大战后,和其他任何东西相比,世界迫切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但结果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因此,应运而生了许多有’害的新学说,这使我们记起了一些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和臭气熏天的羊肠小道里发展起来的,至今让人难以置信。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饥饿不堪,就逃了出来,潜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子里。对此,我们就像17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一样,毫无准备。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怪眼圆睁,闯入学校,传授宽容学说的哲学家被他们处死了,因为他们的学说是对那些自诩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的诅咒。
不错,现在我们像过去一样吃惊和绝望。现在,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席卷了整个地球,我们再想清除已经为时过晚。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有承认它们存在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多少年来,有种很古老的人类性格一直在沉睡,它等待着重整旗鼓的时机,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归来,而且因为受了长时间的压抑,它的狂暴、愤怒和残忍将比任何历史时期都强烈,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瘟疫看做这种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
我们恐怖的眼神面前的图景就是这样。为大西洋祝福吧,因为它的辽阔,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风暴中,我们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稍有不慎,病毒就会登上海岸,把我们消灭。
“我们能做些什么?”刚才我这样问自己。依我之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耍嘴皮子是没用的。幻想自己如何优越的思想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快崩溃的进程。因为我们的怜悯和长时间的容忍态度会被民主的敌人误解为单纯的软弱,他们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等到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才会明白,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灭亡的。就像对着一群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的白蚁花言巧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一样,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理论的人大谈特谈宽容,但实质上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
不,按我对当前形势的理解,现在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为时已晚。是我们鼓励敌人进来了。我们是他们的保护入,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以致他们反对自己的保护人的力量绰绰有余,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还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角落里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迫切地感到负有绝对的责任——他们休养生息,保存实力,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能把这看成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因为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许多领土被我们暂时丧失了,所以,最起码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做好再次发动启蒙运动的充分准备。
这样,在宽容问题上,我们就有了实际锻炼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苟且偷安、对局面漠不关心的生活,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侥幸心理。它们不仅有发生的可能,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屡见不鲜。我们是一支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军队,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刻做好充分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再次为带来最后的永久的理性而奋勇前进,使它的威力得到发挥,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工作,是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我不否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斗争中最艰巨的,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千古。这场光荣之战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拥戴,因为他们,人类才从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和怀疑、恐惧结合,那最谦卑温顺的人也会被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牲畜,变成与宽容的理想势不两立的死敌。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