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经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几经变迁，按照传统中国正统史观，清朝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是前朝的前朝。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清朝视为前朝，于是晚清的历史对于我们今人而言，犹如胜利者去写自己的成功史，于是也就留下许多还可继续探讨的空间。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构晚清历史的叙事框架呢？马勇的《晚清二十年》给了我们答案。

《晚清二十年》内容介绍：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晚清二十年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随之终结了一个衰败的王朝，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让清史专家带着我们，一起观看历史的潮起潮落，领略时代的风云际会，体察身处变局的各色人物的心路历程。

《晚清二十年》的作者是马勇。

引子

第一章 大转折

 东邻日本转身向西

 群雄逐鹿东北亚

 日本不宣而战

 终于知道什么是兵败如山倒

 以战促降与乞和议和

第二章 维新时代

 四万万人齐落泪

 维新运动发生

 京沪强学会

 南梁北严

 湖南区域试验

 官场上的迟到者

 失控的改革

 “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一场未遂政变

第三章 尴尬记忆

 大阿哥引爆政治动荡

 “运动”义和团

 冲突在犹豫徘徊中持续升级

 走向对抗

 一场奇怪战争

 又是乞和与议和

第四章 重新起步

 而今迈步从头越

 构架现代新教育

 现代军事体制的重建

 自由经济的充分发展

 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

 改革又到困难时

第五章 短暂徘徊

 一个人的革命

 奇怪的战争与费解的中立

 震动与启示

 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

 又是一个成功典范

第六章 这才是中国的希望

 上下联手

 临门一脚

 五大臣出洋

 总算有了一个开始

第七章 让理想变成现实

 改定中央官制

 重建地方官制

 革命促改良，促立宪

 政治改革突然提速

 一个美好的期待

第八章 向立宪政治艰难行进

 一个偶发事件

 王朝的终结者

 制造敌人

 新时代新希望

第九章 民主政治短暂的春天

 谘议局：民主初步与有序参与

 有计划的政治：立宪日程表

 皇族内阁≠责任内阁

 铁路干线国有：国进民退引爆革命

第十章 一个王朝的终结

 又到剿抚犹豫徘徊时

 独立与光复：墙倒众人推

 走向共和

 清帝逊位：最后的潇洒

后记

醇亲王奕谖是道光帝第七子，他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他们的第二子载淮也就是现在的光绪帝。从亲情上说，醇亲王奕谡是慈禧太后的妹夫，是当今皇上光绪帝的亲爹，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说，他的陈情与呼吁，都是真诚的，都是为帝国，为小皇帝未来前途好。何况，醇亲王奕谡的学识才智不过中等，既无野心，更无锋芒，他之所以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比较公平的说法就是他的平庸和谨慎。

至于礼亲王世铎，他虽然长时期位居军机处领办大臣等显赫地位，但实在说来大概也属于那种比较平庸甚至比较无能的人，他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似乎不必怀疑，所以在慈禧太后当政的那些年，礼亲王世铎的政治待遇一直保持不变，以满洲贵族掌门人的身份协助皇太后处理朝政。

醇亲王、礼亲王的再三吁恳，情词亦出于至诚，皇太后对此也有比较深的了解，但她主意已定，并不理会光绪帝及醇亲王、礼亲王等人的恳请。慈禧太后向他们解释说：十二年前垂帘听政乃非常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现在皇上既然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时艰，自应遵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初七日懿旨的约定，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皇上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皇太后的决定不再改变，仍命各方面继续准备，并命钦天监于明年正月内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命各相关衙门敬谨查明成案与惯例，奏明办理。

这是慈禧太后宣布归政当天的事情，所有细节在《清实录》、《翁同稣日记》等相关文献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的研究者对事实本身并没有提出多少不同看法，只是在对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机分析上，大都遵循“恶的历史观”来揣测慈禧太后归政的诚意并不可靠，认为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使她不可能真的放弃已经获得的至上权力。这种分析其实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更是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书生之见或臆想。

根据翁同稣在日记中的记载，醇亲王奕谖在向慈禧太后当面请求从缓归政未准后，曾找帝师翁同稣等人商量对策及善后，醇亲王介绍了与皇太后面谈的情况，说皇上亦当面跪求，但仍然没有使太后回心转意。翁同稣说：这个事情至关重大，王爷宜率御前大臣、毓庆宫诸臣一起请起面论。醇亲王对于翁同铄的建议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表示待军机处开会商量后再作讨论。

在稍后召开的军机处会议上，礼亲王世铎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圣意难回，只好承旨去做。翁同稣对此似乎还是不死心，他依然建议醇亲王率枢臣继续面谏，争取慈禧太后收回成命。醇亲王表示今天时间来不及了，待第二天王公大臣会议会商后，再作表示。

散会后，翁同稣往访同僚孙毓汶，告诉他如果请求慈禧太后继续训政不如请缓归政为得体，而孙毓汶对翁同稣的建议唯唯否否，不知所云。是日夜，热情亢奋的翁同稣起草了一份奏折，准备明天商之同人。

第二天(7月12日，六月十一日)，一切如常，翁同稣将他起草的奏折底稿交给同僚进行讨论，大家大致同意翁同稣的建议，遂定议连衔上，并以此请示醇亲王奕谡，奕谡以为然。当天各方面的酝酿基本成熟，但能否如愿还要看慈禧太后本人的意思。

7月15日(六月十四日)，醇亲王奕谡先上了一个折子，折子的前半段吁请皇太后体念时艰，’继续训政，即便要归政，也应该等皇上二十岁时；后半段则专言皇帝亲政后宫廷一切事仍请太后裁决，上不问，始可专心典学云云。醇亲王的这个折子似乎已经考虑接受皇帝亲政的意思，所以翁同稣对这个折子的评价似乎不高，以为“意甚远”。

同一天，礼亲王世铎等重臣也奏请皇太后再训政数年；在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拥有重要地位的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等也专折奏请皇太后从缓归政。这些呼吁请求，可以说是帝国政治游戏，是政治粉饰，是对皇太后的拥戴。但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在这些呼吁请求后改变主意，她表示：垂帘听政之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十余年来深宫训导，欣见皇帝典学有成，特命明年正月内举行亲政典礼。这个决定经过反复审慎权衡，是最后决定，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赜。皇帝亲政之始，容或有未及周知的事情，但只要各位重臣共矢公忠，尽心辅助，内而枢臣，外而疆吏，均是朝廷的重要凭借，协助皇上处理政务，责无旁贷。各位只要殚竭血诚，力图振作，于应办事宜任劳任怨，不要因循推诿，致负委任。至于皇帝求学，本无止境，一切经史之功，国际事务，仍由毓庆宫行走诸臣朝夕讲求，不惮烦劳，俾臻至善。总之，帝德王道，互为表里，皇帝亲政后，正可将平日所学付诸实践，以回应天下臣民对皇上的期待。慈禧太后坚决否定了醇亲王奕谣等人要求其继续训政数年暂缓归政的建议，表示这个事情不必再作讨论。

对于醇亲王奕谖在奏折中提出的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希望皇太后在归政后参照现在规制，凡宫中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以便皇帝能够专心于大政的建议，慈禧太后表示可以考虑，称皇帝很小的时候就接到宫中由她亲自抚养教育，十余年如一日，感情至深。所以即便皇帝亲政后，她也不会将所有事务全部推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经验随时调护，随时提醒。皇太后表示这是她的的政治责任，不容推卸不容否认。平心而论，慈禧太后的这个心情放在任何一个母亲那里都是可以理解的正确决定，不必赋予历史文献本身所没有的涵义。

这一天，钦天监的选择光绪帝亲政吉期的报告也提交上来了，亲政典礼定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也就是1887年2月7日举行。

翁同稣是光绪帝的老师，两人关系很深，感情也好。如今皇上要亲政了，翁同稣也觉得自己的努力奋斗特别是多年心血就要有结果了。7月16日，他在给皇上例行上课时力陈时事艰难，总以精神气力为主，反复数百语，至于流涕，上颇为之感动。这一天，翁同觫还与各位王公大臣商量再上奏折，希望即便皇太后归政、皇上亲政了，海防及一切紧要事情仍应由慈禧太后做最后决定，并准许臣工封事直达储秀宫，像过去一样可以直接请示汇报。诸王以为然，但怎样建构这个新体制，诸位王公大臣以为还要与礼部商酌决定。

慈禧太后归政大概是没有办法转圜了，军机处和各位王公大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劝说皇太后放慢归政的步骤，或者答应在归政后仍然为帝国重大事务操劳。17日(十六日)，军机处拟就一份奏折，首言垂帘听政虽权，仍是守经；次颂过去二十年，皇太后在大清王朝政治发展中的功德；末言外国交涉事，战守机宜，未来还是要仰承慈禧~太后的政抬经验痢政治智慧，文中甚至有“为亘古未有之创局，即系亘古未有之盛事”二语，被翁同觫在当天的日记中嘲讽，以为不甚妥当。P3-5

好友杨华来电话问我是否给《晚清二十年》写个后记。想了想，我觉得还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大致说说我对晚清史的想法，尽量方便读者阅读。

19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就意味着历史上的大清王朝已经消逝了整整一百年了。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几经变迁，按照传统中国正统史观，清朝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是前朝的前朝。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将清朝视为前朝，于是晚清的历史对于我们今人而言，犹如胜利者去写自己的成功史，于是也就留下许多还可继续探讨的空间。

晚清历史还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叙事模式可能被严重妖魔化了，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次被妖魔化。

晚清历史的第一次被妖魔化，可能来自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批改良主义者。他们在甲午战后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关键，最先发出政治变革的呼吁。这些呼吁合乎当时中国的政治实际，于是很快从理论转为实践，于是开启一个“维新时代”。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到了189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无论如何，谭嗣同等六君子不经审判就被诛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被常年流放海外，这在道义上确实构成了对清廷的不利，对康、梁的有利。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必须注意的是，作为政府，清廷在1898年秋天全部事件处理完毕、宣布完毕后，不可能整天喋喋不休反复唠叨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和来龙去脉，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政府的正当事情。而作为被流亡、被诛戮的人，康有为、梁启超是无论如何忘不了1898年的那个秋天，那个夜晚，在此后漫长的流亡岁月里，他们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靠着回忆过去支撑着自己的信念。于是历史故事在他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日趋完美，我们通过他们知道：在清廷内部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坚定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总头目就是那个可恶的西太后，主要干将就是那几个满洲高官如荣禄，如刚毅以及还有与清廷关系复杂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等。至于他们敬仰和一直在保护的，就是那个英明的小皇帝光绪帝，这个小皇帝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是日本明治天皇、沙皇彼得大帝一类的伟大领袖。光绪帝被塑造成中国政治改革的化身，进步的希望；慈禧太后则成为政治上的保守者和顽固派的领袖，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

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建构当然不能说是恶意的编造，其实只是他们作为政治局中人和政治边缘人的想象，光绪帝只见过他们两人一次，与梁启超的谈话不过十五分钟，与康有为的谈话时间稍长些，也不过一个小时，他们对皇上的理解只是出于一种感情，与事实确实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们对慈禧太后、荣禄、刚毅、怀塔布等人的憎恨，更是依据各种传言，没有事实依据。不要说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不会清楚他们是谁，就连恭亲王也不过称他们为广东举人，根本分不清谁和谁。所以，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史的建构是想象多于事实，即便是梁启超，后来也真诚表达了自己的歉意，认为自己在《戊戌政变记》等相关文字中的表述是激情大于真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宣传，并非历史事实。

梁启超的态度是坦诚的，值得敬佩的，其实接续他们这批改良主义者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党人，对于康、梁建构的晚清政治场景是不信任的，不当作一回事的。革命党人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清廷内部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矛盾进行挑拨，而是始终将清廷、清政府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革命党人眼里，不仅慈禧太后是政治上的顽固派、守旧派，即便是那个被康有为、梁启超捧上天的光绪皇帝，在革命党人看来并不是什么真理的化身，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政治小丑。

革命党人不能接受康有为、梁启超对晚清政治的想象，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对晚清政治进行了重组和建构，他们认为晚清十几年清廷主导的政治变革都是骗人的把戏，是一个不敢退出历史舞台的统治阶级在故意拖延时间。当1901年新政启动后，革命党人这样说；当预备立宪开始后，革命党人依然这样说；结果到了皇族内阁出台，到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出台，历史就这样干脆地证明了革命党人的预见。于是从那之后，人们不再认为清廷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有意义，有价值，而是站在胜利者的立场谴责清廷对中国发展的延误和延迟，晚清十年的政治变革成了欺骗人民、拖延革命的阴谋，被康有为、梁启超捧上天的英明领袖也被革命党打人地狱。

一百年过去了，大清王朝的背影渐渐远去，这个王朝也逐渐融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成为紧密结合的一部分。满洲统治者不再是孙中山所指责的殖民者，晚清的政治变革也不再像革命党人所指责的那样只是一场闹剧，一场骗人的把戏。如果我们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和敬意去看待包括改良主义者、革命者、清政府在内的全部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过去所接受的历史认知可能还真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可能并非先前所说的那个样子。

近代中国的历史大概要从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访问开始起算，那一次中西之间虽然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开始接触，但中西之间的交往特别‘是贸易的往来并没有中断。这一年，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拐点。

乾隆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英国人的交往要求。我们过去的研究，不论中国，还是外国，都将之归为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冲突，或礼仪制度的不同安排。其实，这件事情的本质对于西方、对于英国来说，就是工业革命之后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市场，而对中国、对清廷来说，所谓的文化差异、文明冲突，本质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应该主动或被动适应世界呢，还是世界应该适应中国？

大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带来的产能过剩，都使中国的断然拒绝变成了不可能，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英国人以鸦片去化解贸易的不平衡还是引发了一场战争。从此，中国的历史根本改观，列强通过这场战争开始进人中国，强行将中国拉上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中国踏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不归路，尽管此后的挫折并不断。

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又蹉跎了二十年，到了1860年，经过英法联军打击，中西交往开始步人正规，西方国家被允许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中国的公使也开始前往东西洋各国常驻或游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应该承认，也就只是短短三十年，大清国真的恢复了往日的气势，所谓“同光中兴”，在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假的。

“同光中兴”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实力，恢复了中国人的信心和勇气，于是又敢于对列强开口说不，动辄表示不高兴。

其实，三十年的洋务新政，只是将一个非常态的国家推向一个常态国家，并不意味着大清国此时就是一个常态国家了。经济实力的突然增长使那时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虚骄，然而经过一场并不太大的武装冲突，庞大的中华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重演半个世纪之前的悲剧，轻而易举地败在东邻小国日本人的手里。

在过去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日本几乎始终是中国文明最忠实的学生，几乎不加修改全盘照搬引进中国文明，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来，日本和中国这个老师一样面临着同样问题，但师徒作出了不同选择。中国人以文明底蕴深厚为理由，选择了“中体西用”，以为中国之体不必变，中国所需要的或者说中国所缺乏的只是西方之用、西方之末。而日本或许真的如中国人所认识的那样，只认没有文明底蕴，于是就像一千年前决定向中国学习一样，毫无保留转身向西，脱亚入欧。经过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日本竟然真的实现了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期待，在远东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纯西方式的国家，并一举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胜国。

假如中国不是败在昔日这个学生手里，假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继续败给西方某一个强国，中国人都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应。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号称在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大帝国，竟然败在“小日本”手里，这实在使中国人觉得太跌份，太没有面子。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几千年的教诲，所以在甲午战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痛苦之后再出发，其目标其榜样，就是这个从来不被中国人瞧得起的东邻小国。稍后所发生的所谓“维新运动”，其“维新”二字虽然在中国古典文明中久已存在，但现在化旧为新、推陈出新，显然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或者说就是直接来自日本的启迪。那时的中国，确实期待模仿日本明治维新，重新建构一个和传统不一样的国家体制。

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当然是一个正确选择，然而中国人的焦灼意识和世纪末的恐惧在那时确实非常强烈。日本人用差不多三十年所做的事情，在中国却希望三年达到，这就不免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恐慌。激进与保守，稳健与鲁莽，确实在1895年之后成为国内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分野，上自朝廷，下至百官，在这些方面大约都是各有各的看法。这并不是非常奇怪的事。

然而，康有为不这样认为。康有_为的焦灼意识促使他觉得朝廷内部有一个顽固无比的守旧势力，因而中国要进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守旧堡垒。他不仅这样认为，而且这样做，于是在1898年秋天，他试图运用暴力手段去消解和平变革的障碍，不意被清廷反手打倒，清除出局。

清廷以暴抑暴的强势镇压，不仅严重挫伤了改革者的政治热情，而且使清廷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了异变和调整，作为大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满洲贵族在这之后确实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变革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不愿重演戊戌年间的政治故事，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切变革都必须以维护满洲贵族政治统治为前提，任何有可能损害满洲贵族集团利益的行为都必须制止。于是，在1898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逆转，统治者试图利用排外主义情绪化解国内危机，然而事与愿违，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差一点葬送大清王朝的江山。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列强的压力下，在全球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新政、预备立宪、钦定宪法等等，在短短十年问相继出现，中国距离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国家不过一步之遥。

当然，任何政治变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任何政治统治者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持久主动变革。政治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政治反对派。在大清王朝最后十年，真正推动清政府进行大规模政治变革的动力，其实就来自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革命与改良确实在那十年间进行激烈赛跑，改良终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内讧中走向终结，孙中山原本“一个人的革命”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的自觉和统一行动，清政府终于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埋葬。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是真诚的，也是有效的，只是考虑到这场变革毕竟是在与革命赛跑，因而在那十年问，双方的相互攻讦在所难免，相互夸大的指责往往掩盖了历史真相。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因而我们在民国之后的历史记忆建构中，看到的只是大清王朝腐败反动的一面，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被善意妖魔化了。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是否有可能重构晚清历史的叙事框架呢？本书只是一个尝试，期待各方面的批评。至于本书的出版，应该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周绚隆主任，尤其应该感谢杨华的精心编辑和安排，衷心期待着下一次愉快合作。

马勇

201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