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启功与笔工》就像一部未经剪辑的记录片一样，是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一部访记问学录，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访问内容，包括场景、谈话内容。

《启功与笔工》就像一部未经剪辑的记录片一样，是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一部访记问学录，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访问内容，包括场景、谈话内容。形式新颖、原汁原味，真实可信，没有过多修饰，是一部回忆纪念启功先生的好书。

序

盲闯小乘巷

初登红六楼

迟到的墨宝

“青山白云”诞生记

观书记

《中国毛笔》出炉记

题厂名赐墨宝

狼毫笔联缘傅熹年

榜书笔幸缘世襄与苗子

赐《中国毛笔》序

做系列“青山白云”

送书起名记

启源、郑喆说启老

击掌为号显真情

巧逢冯其庸

批改对联得箴言

伟哉红楼报知音

第三次谈判

走麦城

讲书法得宝记

永远的笑容

两世翰缘一生恩师

后记

一九八○年八月，我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求援黄鼠狼尾来到北京。我们“掖县苗家公社毛笔刷子厂”是一家社办企业，生产需要的原料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供应，我们只好背着花生米，提着芝麻油等土特产品，找亲戚、求老乡，四处求援计划外指标。用当时流行的话说：社办企业是属小鸡的，要自己刨食吃。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宽敞整洁的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一切，都令我是那么的向往。从我走进校门的第一天起，就高举小拳头，用清脆的童声，千遍万遍地高呼：“伟大的祖国，我们热爱您。”

今天，我终于来到了北京。但是，面对今天的北京，我这个三十四岁的农民却是那样的无奈：住旅馆需要县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我们社办企业的介绍信，不论是旅馆还是招待所，一律不予接待。几经周折，在亲戚的带领下，换乘了几次公共汽车，终于住进了一个单位的“内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只有四问低矮的西平房。每间屋里，有四张木板床，每张床上配置一套被褥、一个枕头。靠近门口的墙角，放了一张摇摇晃晃却仍然顽强站立的桌子，还有一个坐在上面就会吱吱呀呀叫唤的小方凳。桌上搁着一只铁皮网做外壳的简易热水瓶，桌下放着一个搪瓷洗脸盆。这些用具，是四位求宿人的公共用品，房间倒收拾得干干净净。当然，能住上这样的地方也是谢天谢地了，总比蹲火车站候车室好得多。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去求援原料的单位领导到外地开会去了，我要在这里干等三天，这可真急人，这三天干什么？游览名胜古迹，没钱。而招待所里，又没有电视机。思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喜欢写毛笔字，尽管写得不入体，怎么也能把墨汁抹在纸上，用这个活打发时间，倒也不失为上策。说干就干，我从旅行袋里取出一支毛笔，用洗脸盆打来自来水代替墨汁，再到街上捡回几张破报纸，“文房三宝”俱全。不一会儿，报纸上跃起了水迹。报纸湿了，晾干；再湿了，再晾干；昏头昏脑地不知道写了多少遍，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招待所的大门口，看着潮涌般的自行车队，前轮咬后轮，后轮压前轮，追逐着自己的目标，想今天再干什么？我突发奇想，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会写毛笔字的人一定很多，去找个老师教我写毛笔字，再打发一天。

我回到招待所值班室，冲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值班员说：“同志，这附近有没有会写毛笔字的人？我今天没什么事，想找位同志，跟他学写毛笔字。”

我话音刚落，值班员头也没抬，甩出了一句：“出大门向右拐，向前走大约五十米，在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有一位会写字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他家的门牌是几号？”

“不知道。胡同里住的人家不多，你走进去打听一下，就能找着。”

这位值班员，是一问三不知。我怕人家厌烦，不敢再问了，别忘了咱是“走后门”住进来的，处处要谨慎些。我回到房间，拿了三支毛笔，往背包里一揣，背上就走。按照值班员指点的路线，找到了这条胡同。当时，我来到北京，就像是“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摸不着东西南北。现在，此事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据我回忆，这条胡同大概是东西走向，我是从胡同的西口走进来的。胡同很窄，两边是残破的青砖墙和灰瓦平房。胡同打扫得干干净净，行人也很少。走着走着，前面又分出一条向南的更窄的胡同。我站在这个丁字路口，不知道该向哪里走？等了好长时间，从向南的这条胡同里走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我急忙迎上去问：“同志，请问这里有位会写毛笔字的同志，他家住哪个门？”  “向前走，路右边那个小门。”女同志抬手一指，一步不停地走了。

这两扇门实在是不大，似乎比我们山东农村的院门还窄，木门和门框上的黑油漆已经剥落殆尽，灰褐色的门板，记载着饱经风霜的痕迹。我走到门前，重重地拍了两下门环。门开了，一位个子不高的老人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微笑着说：“您好，您找谁？”

这突如其来的礼貌使我愣住了，我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连忙也鞠了一个躬，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山东省掖县苗家公社毛笔刷子厂的，我叫李兆志。请问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位会写毛笔字的同志，我想向他学习写毛笔字。”

“请进，请进。”老人向后退了一步，用手向院子里一指，说。

我诚惶诚恐地走进院内，心怦怦地直跳，也没有注意院内有几间房子。老人指着北屋说：“我住南屋，今天在收拾卫生，咱俩到北屋坐吧。”

我随着老人来到北屋，房间不大，屋当中放着一张灰白色的老式方桌，可能是年代太久远，油漆的颜色一点也看不出来了，露出清晰的木纹。方桌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壶和一只小紫砂茶杯，桌旁立着一把已经变成古铜色的京式藤椅，看来刚才老人正坐在藤椅上喝茶，这正是老北京人悠闲生活的典型写照。 老人连忙给我拿来一把藤椅让我坐下，又取来一只紫砂茶杯，倒上水，双手递给我。我连忙双手去接，慌忙中差点把茶水碰洒在方桌上。老人看出我紧张的神情，十分平和地笑着说：“请坐，请坐，不着急，先喝口水。”

我喝了一口水，怦怦乱跳的心也稍微平静了些，潜意识里，我确定这位老人就是我要找的人。于是我抬起头来注视着老人：圆圆脸，面色白皙，神采奕奕，眼皮微微下垂，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弯弯的缝，好像一位慈眉善目的弥勒佛像。灰白色的头发有些稀疏，没留胡须。身上穿一件灰色的确良衬衫，洗得干干净净，袖口已经磨破，规规矩矩地补了一条小边，这条小边我至今记得十分清楚。这身装束是当时北京老人的标准装。

老人看着我这个面容紧张，一身农民装束的青年人，满脸笑容地说：“这个院子里，住着我和亲戚两家，我叫启功，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不知道您是不是找我。”

启功？这个名字真特殊，应该是姓启名功吧。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读过《百家姓》。失学以后，曾经走马观花地看过，怎么不记得有姓“启”的？噢！文人有用笔名或字号的习惯，老舍名叫舒舍予，鲁迅名叫周树人，“启功”也许是笔名。于是我连忙说：“启老师我是山东省掖县……”我把提前准备好的那几句话和今天早晨的经过，又照本宣科地重复了一遍。启老师听我说完如此莽撞的经过，脸上不但没有露出怪罪之意，似乎还泛起一些赞许的微笑，我的心情才慢慢地稳定下来。接着，我把“见面礼”从背包里掏出来，递给了启老师：“这是我们单位生产的毛笔，请您试用一下，提提意见。”

启老师双手接过毛笔，非常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提意见，称不上，我倒是很喜欢毛笔。”启老师把三支毛笔的笔套拔下来，用手慢慢地旋转着笔杆，把笔头仔细地环视了一周。又把笔尖放在舌头上慢慢地旋转，为的是把笔尖润开，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笔尖铺平，对着明亮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笔锋，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这些笔修理得真好，笔锋整齐透亮，副毫衬得也很合适。”接着，启老师又轻轻地把笔尖捋好，用右手握着笔杆，把笔尖在左手掌上慢慢地转来转去，这个动作在我们行业内称为盘笔或者旋笔。也真是老天爷保佑，不管启老师怎么旋转，笔尖上没有蹦出一根“不维护团结”的笔毫。启老师盘完笔尖以后．十分高兴地大声说：“好，好！这些狼毫笔真是好笔！”P1-5

李兆志同志与启功先生是有着二十多年交往的忘年之交，和我自然也就成了好朋友。山东掖县的制笔业是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兆志同志是位有心人，为了提高毛笔质量以及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在八十年代初他自报家门找到了启先生，希望了解书画家对毛笔使用的要求并想从启先生那里学到一些书法知识。启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详细地谈了自己对毛笔发展史和传统的毛笔制作工艺书籍的了解，并就市场上的毛笔的弊病和解决办法谈了自己的看法。据兆志同志讲，启先生给予他许多包括一般书画家在内的毛笔使用者不可能给于他的启迪，使他在日后工作中获益颇多。 众所周知启先生在六七十年代喜欢使用河北衡水县生产的一种羊毫笔，当时只售七分钱一支，可谓物美价廉。别人看不上眼的廉价笔启先生用起来却觉得非常好，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笔却买不到了。此时正好兆志根据启先生的建议和要求为先生制作了更得心应手的新毛笔，满足了启先生作画写字的需求。

在启先生的推荐下，董寿平、黄苗子、王世襄、冯其庸、傅熹年等先生也开始使用兆志笔庄生产的毛笔，各位先生对该毛笔称赞有加。此时兆志的书法水平和制笔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事业蒸蒸日上。试想一位笛箫制作者如果自己不会吹，他一定不会做出上好笛箫的，那么同样不会使用毛笔的人也不会做出上等毛笔。兆志根据自己制笔心得和所学知识，在启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了《中国毛笔》一书的写作，填补了我国毛笔制作工艺专著的空白，启先生为该书题签写序。

此次兆志把他每次来拜访启先生的回忆记录整理成册，希望出版前让我提些意见写篇序言，我就文章一些细节提了一点意见。不敢写序，只能谈一点对兆志同志人品的看法。首先当我看到书稿时为他的记忆力叹服，他能把每一次和启先生见面时的情景、谈话内容记录的如此详尽，真乃有心之人。文章充满感情，令人感动，忠实而又真实地记录了一位制笔人与一位老学者、老书画艺术家的认识交往经历，很具传奇色彩，反映了兆志对事业和知识的追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启先生为人处事的态度。启先生对每一位希望得到他帮助的人尤其是青年都会满腔热情并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求教者，并不因为来访者不认识又无人介绍而拒之门外。

兆志为人忠厚、诚恳好学，他把启先生视为圣人一样看待。《启功与笔工》就像一部未经剪辑的记录片一样，是以第一人称写就的一部访记问学录，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访问内容，包括场景、谈话内容。形式新颖、原汁原味，真实可信，没有过多修饰，是一部回忆纪念启先生的好书。随着启先生的去世，他和一位普通制笔人之间持续二十多年的忘年之交结束了，而兆志和我们全家的友谊仍在继续，我们对兆志的评价就两个字——好人。

章景怀

二○○八年十一月五日

二○○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是杨璐，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原来，杨先生拜访王世襄先生论及书法与毛笔的关系时，王老强调了选择适手毛笔的重要，并且介绍了我为启老和王老等书画大家做毛笔的情况。职业的敏感使杨先生意识到：应该把我为启老等书画大家做毛笔的资料整理出版，为学习、研究启老书画艺术和毛笔的制作留下参考的资料，并可彰显启老等老一代书画大家业精德高的风尚。

天下就有这样不谋而合的事情。二○○五年七月七日，我在北京八宝山和启老告别以后，就想把和启老相识廿五年的缘份，启老赐予的墨宝和我为启老制作毛笔的资料整理出来，拟定的题目竟和杨先生的命题一字不错。但是，悲痛使我没有勇气去触摸那些尘封的资料，是杨先生的火种点燃了我的勇气，尽管我的文笔笨拙。

我是怀着极其感恩之心动笔写的。和启老相识的前八年(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我只保留了部份资料，没有文字记录；以后的五年，写下了简单的日记；自一九九四年，拙著《中国毛笔》出版以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每次拜见启老，我都写了详细的日记，如：一九九七年拜见启老，我写了两万多字的日记，现在只是整理一下，把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删掉。坦率地说，删掉最多的是启老对我做的毛笔和书法习作的夸奖，因为那些是启老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所以，我敢承诺：我的回忆录是真实的。当然，这毕竟是我的回忆，是以我的笔写启老。如有错漏之处，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请启老和读者原谅我的笔拙。

在一年半的日夜里，我数不清多少次泪洒稿纸，写出了初稿。让女儿李目强对稿子进行了修改。然后，我把文稿寄给了章景怀先生，请他和郑豁老师斧正并作序。他们于百忙中仔细审阅了文稿，提出了补充意见并写了序，为拙文增辉。

二○○八年十月，我揣着文稿来到北京，请杨璐先生指正，并有幸得见启老的学生——文物出版社苏士澍社长和孙霞女士。由于他们的鼎力相助，拙作终于得以出版，我一并深表谢意。

我还要申明两点：一、拙作所述只是我为启老做的毛笔，这些毛笔还不是启老一生所用毛笔的干分之一、万分之一，我绝不会贪天功为已有。二、拙作虽不成器，然未必没有抄袭者，我只有奉劝抄袭者笔下留德。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近读某学术权威部门专家汇编的文房四宝全集前言“论文”，其中几乎一字不差地抄袭了拙作《中国毛笔》的章节。我没有能力去打笔墨官司，只好借用启老在《启功丛稿》前言中的一段话宣示：昔郑板桥自叙其诗钞有言：“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目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我怀着十分幸运的心情于除夕前三日返回莱州。除夕夜，接连收到杨璐先生的贺信和赠诗。我苦于不通韵律，胡乱凑合了几旬奉复。附于下面：

杨璐《寄友人》

一霎年将尽，此宵珍若硅。

诗成犹漫笔，露晓尚燃藜。

风雪思云峰，烟花梦竹西。

人生多挚友，历历惜鸿泥！

李兆志《答友人·记杨璐》

一霎新春至，夕夜思晋齐。

瓜园读风雪，漆窑待旦曦。

诗笔万里纵，翰墨百年余。

二握彤管奋，骥蹄掩鸿泥！

李兆志

二○○九年元宵于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