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记
他们
他们一行人，都是师大的老师，暑期要去英国学英语。八个男的，四个女的，正好是二比一的关系。这种比例，女人是喜欢的，因为是较理想的比例，一个女人，两个男人，殷实，有余，碗里有，锅里还有；身上着一件，箱子里还压一件，日子是丰裕的。虽然这丰裕只是小门小户的丰裕，没有大户人家的铺张，可这也正使女人处在恰到好处的状态——跋扈和奢华的恶习还没养成，因为还没多到那个程度，多到让女人忘乎所以，多到让女人兴风作浪；但捉襟见肘的寒酸亦没有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仓惶亦没有了，女人眉眼间满是风调雨顺，有欢喜，却是那种收敛的暗喜，有得意，却也是那种谨慎的得意，一切都在尺度之内。尺度中的女人，像装在匣子里的宝石，光芒都在暗中，是隐约和幽闭的，有一种让男人心疼的风情，那风情也是现世安稳的风情，是太平气象。而男人呢，则不同，他们尚在乱世，都是在乱世中苟安的吴越，即便暂时得了江山，可因为还有正卧薪尝胆的觊觎者，因而也只能寐不卸甲，枕戈待旦。可这也正使男人处在恰到好处的状态一一战斗中的男人和准备战斗中的男人如张开的弓，如掠江而过的凌厉的风，有一种惊心动魄让人无法言说的美。本来，男人和女人就审美意义上来说，终归是不同的，女人一松懈，就如紧闭的花朵开放，尽管之后是萎谢，可就在那一刻间，还是美艳的，可男人呢，一松懈，就如蝶化蛾蛹，成了一条软不拉唧的白花花的虫子，让人生厌，让人恶心。自然也有颓废的，不紧张，亦不珍惜，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等明日对空樽。就算枝上的花朵不多，就算杯中的清酒不多，又如何呢？还是要放纵，要挥霍，这姿态又是魏晋名士的姿态，和战国路线不同。表面看起来丢盔弃甲、漫不经意，其实呢，还是紧张的，只是这紧张是过度的紧张，紧张到了头，反倒不管不顾了，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末世中的洒脱和不羁，这依然表现出了男人的好。所以，男人和女人，处在这个比例上，几乎是符合黄金分割律的。
但这只是粗略的划分。对他们这群人而言，这样的划分未免太马虎了，太小儿科了。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硕士，有博士，自然凡事都要持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怎么能把如此复杂的形势简单化和浅薄化呢？即便是一向对数学伤脑筋的陈小米老师，也觉得这种划分太不精确了。男女的界定，与其说是生理层面的事，不如说是精神层面的事。比如那个领队王大元，陈小米就不把他当个男人。并非是王大元没有男人气质，而纯粹是因为他是人事处的处长。陈小米是搞文学的，因而对人的认识多少会有些文艺腔。认为衙门里的男男女女，都是些弃绝了七情六欲的家伙，眼里只有乌纱帽，再认不得其它。所以，陈小米对他们向来是另眼相看的。这样一来，对陈小米而言，男人的数字就发生了变化，由八个变成了七个，比例因而也有了小小的调整，不是二比一，而是约一点八比一；而对体育系的胡非来说，情况就更加地严峻了。四个女人，先要除掉一个姜如，——不除掉她绝对是不行的，因为她有违胡非老师的审美原则，对胡非老师来说，女人犹如菜，色香味统统都是要讲究的，可这个女人虽然长相可以，却有口臭。她一开口说话，胡非简直以为自己就置身于校门口那些小饭馆的厨房，满鼻子满口都是酸腐的气味。胡非怀疑她的消化系统一定出了问题，因为看她的牙齿，倒是雪白的，还不至于有个人卫生问题。胡非进而想到了人事处的姚科长，那个整日用鼻子说话的家伙是姜如的丈夫，胡非很好奇，不知那家伙是如何和姜如过夫妻生活的。或许那家伙练了气功，一做那事，就上半身闭关。不然，怎么受得了？想到傲慢的姚科长有一半的时问都生活在小饭馆的厨房里，胡非就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对衙门里的姚科长的恨也随之烟消云散。谁叫胡非老师是个有同情心的男人呢？姜如之外，胡非第二要除掉的是吕青红，这个艺术系的女人看来出国不是为了学英语，也不是为了开眼界，而纯粹是去宣扬中国风的。她全身的衣着都按张艺谋的电影来淘弄的，上身红花衬衣，江南布衣的那种，短到露肚脐，下身是又肥又重的棉布裤子，低裆的，感觉她就没有大腿，屁股是和小腿连着的。她义没有章子怡的华年，又没有章子怡的窈窕，这样的衣服，如何穿得来呢？她却不管，偏要做出那一步三摇弱柳扶风的娇滴滴样子。但这些还姑且不论，因为在胡非老师的认识里，这些都还是形式的东西，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关键是吕青红的内容也有问题，那就是她的脸不仅被涂抹得姹紫嫣红，而且还又扁又平，而且那又扁又平的脸上的痣还过多。对这些痣，吕青红自己是不嫌弃的，且对每一粒痣，她都有说道。眉里痣，是富贵痣，叫草里藏珠；眼下痣，是美人痣，叫倾国倾城。胡非在一旁听了，不禁莞尔，什么富贵痣，什么美人痣，在胡非看来，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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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鹰
写下这个谈论小说的题目，心里有些打鼓，首先是“女歌者”，然后又是“世界”云云，难道男作家不是“歌者”？难道男作家不面对“世界”？但我也想问，面对每天都在被制造的喧闹、浮躁与庞杂，哪些说法对哪些人会真正具有合理性呢？还有——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难道会是有一定之规的吗？而且，文学或者小说如果都在一定之规里面，那还能称之为文学或小说吗？其实，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不肯定的经验，作家提供细节、动机、苗头，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发现价值、暗示前景的。魏微、乔叶、金仁顺、戴来、叶弥、滕肖澜、付秀莹、阿袁，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创作活跃、备受瞩目，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辛劳，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林林总总、千折百回的真面目。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把他们的情感焦虑、内心挣扎、行为异动揭发出来，提醒人们提防、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安顿好自己的心灵，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
因为，这未来正是从当今延展而来的，由这世上万端细枝末节的真面目造就，大多情况下隐在了平常人的日子里，只不过我们没有长上一双灵异的慧眼——像眼前这八位无比敏感而聪慧的女作家或女歌者们那样，能够细致入微地、一层层地把真相亮出来。在魏微看来，日子表面上看一家与一家大同小异，内里却是没法比的，家底儿、德行、运气统统都要裹进来搅局，然而“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他们平白地、单薄地生活在那儿，从来就在那儿。对于从前，他们没有记忆，也不愿意记忆。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墙角有一双破鞋，一辆自行车，过冬用的大白菜；从这阴冷的、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薛家巷》），这薛家巷已然成为一个世道人心的凄冷演兵场，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凛然，不管如何深文周纳，也迟早要露出大大小小的破绽来，烟火气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烟火气处必有精彩或倒霉的人生，无非是饮食男女、蜚短流长、聚散无定。比方说在职场，在商场，一边是金融、实业、期货、投资，一边是男男女女、你来我往，听他们口头上说是渴望平静的，是要心如止水，但一落实到行动上就偏偏是不肯安分的了。他们不知是被欲望还是被生活之流推着、牵引着，一步步走向自己未曾预料到的结局。滕肖澜在《倾国倾城》里写的那个叫庞鹰的女孩子，不知不觉地“与人家苏园园”的老公佟承志搭上了。有天晚上，她“脑子里乱糟糟的，像缠成一团的毛线，总也找不到头。一会儿，好不容易理齐了，倏忽一下，变戏法似的，又整个的没了，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更叫人彷徨了。”而且，她到底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生活中的那些吊诡的东西，犹如她的“老前辈”崔海的告诫——“每个字都是双刃刀。两边都擦得雪亮，碰一碰便要受伤。不是这边受伤，便是那边受伤。血会顺着刀刃流下来，一滴一滴，还没觉出痛来，已是奄奄一息了。”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决绝地体验着、领悟着，不肯抽身而去。这便是一种新的人生样态吧。
当然这种样态在金仁顺的笔下更多的是情爱，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瓜葛或者纠葛，她有篇作品写了一般人都不怎么敢涉笔的医生，写在医生之间发生过的情爱关系的逆转。其中有两个人这样议论男人和女人，“他们这些做医生的男人，从来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女人对他们而言是具体的、真实的，里里外外都清晰无比。只有黎亚非老公那种职业的男人，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是诗，结果呢，我们这些当医生的，能救女人的命却不一定能得到她们的心，或者说爱，而黎亚非老公这类男人，却能要了女人的命。”（《彼此》）你不得不佩服作家看得深。作品中的男人与女人，始终是在寻找着彼此。他们得到了彼此却又忙着远离彼此，最终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彼此。这便是生活的变数造成的，更是心灵的变数所致。
不过，生活的变数或者世界的变数，无论城乡，恐怕都会有相似、有相异的吧。但乡村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在付秀莹笔下，乡村散发的气息不单有十足的底气与野性，在细腻具体方面往往超过我们的认知。因为，即使世界再变化，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影响人的舌尖、心头或者眼底的啊。比方乡下的时间感，乡下的色彩与声响——“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秋天的乡村，到处都流荡着一股醉人的气息。庄稼成熟了，一片，又一片，红的是高粱，黄的是玉米、谷子，白的是棉花。这些缤纷的色彩，在大平原上尽情地铺展，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还有花生、红薯，它们藏在泥土深处，蓄了一季的心思，早已经膨胀了身子，有些等不及了。”（《爱情到处流传》）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背景下，在人们的意识之外，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慢慢地、永久地流传着，不管我们是否记得、写得下来，一切似乎都难以阻挡。
不过，世上的一切终究又都是可以细究与质疑的——只要关乎人的心灵，关乎人的情感，文学生长的空间就是这样构建、生长起来的，用以丰富人们的感觉与感官。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觉，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可能也仅次于生命了，但现代都市里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我们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戴来有篇小说叫《我看到了什么》，很让人有所触动。是啊，人虽说贵为宇宙之灵长，似乎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掌控之中了，但是，似乎一切又都从人的眼前溜走了。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死心塌地做俗世的“甲乙丙丁”，如果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步子“一、二、一”地走下去，每个人大概都不会为自己的内心收获更多的。幸好，那些天才而敏感的歌者们，用自己的文字，不倦地为我们留存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踪迹，不是这样吗？
为追溯、探访这些踪迹，还是让大家再次回到自然、回到乡间吧。自然无疑是我们心中最辽远、最开阔的存在了，这里生长与发育的一切都没有受到惯常的约束，任何踪迹都是天然伸展的。不过，我还是惊叹于叶弥的感官对大自然、乡间所有美好的精准捕捉，而且，·她生发于内心的情愫是那样的纯粹——“农历九月中旬，稻田收了，黄豆收了。每当看见空空的稻田和豆田，我的心中会涌起无比的感动，人类的努力，在这时候呈现出和谐、本分的美。种植和收割的过程，与太阳、月亮、风息息相关，细腻而美妙，充满着真正的时尚元素。”（《拈花桥》）当然，她向来毫不吝啬自己对生长于自然之中的鱼虫花草、猫狗鸡犬的赞美，她在《香炉山》里写“我”在乡间的道路边上掩埋蝴蝶翅膀，在《桃花渡》里写在蓝湖边葬掉一岁大的猫咪“小玫瑰”。她写着这一切，是为了哀悼什么吗？“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我出生在城市，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在今晚，我突然明白，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在这个世界上，人原来是如此的孤独啊。在这里，我想起110年前德国诗人里尔克吟诵过的：“说不定，我穿过沉重的大山／走进坚硬的矿脉，像矿苗一样孤独／我走得如此之深，深得看不见末端／看不见远方：一切近在眼前／一切近物都是石头”（《关于贫穷与死亡》），叶弥发现的孤独居然需要城市的喧嚣给予支撑，与里尔克的想法如此相通。
其实最需要支撑的当然还是人的内心，乔叶的《妊娠纹》写了想偷一次情的女人的矛盾心理，她事到临头，性的冲动生生被自己的妊娠纹给制止了，这便是心里没有底、没有支撑吧。再比如惯于写高校众生相的阿袁，同样发现了现代人心里发虚与飘忽的状态，她在《汤梨的革命》里以“围城”式的笔调写道：“三十六岁对女人而言，按说是从良的年龄，是想被招安的年龄。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到这年龄，也要收心了，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古脑儿地藏到奁子里去，金盆洗手之后，开始过正经的日子。这是女人的世故，也是女人的无奈。所以陈青说，女人到这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陈青三十九，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女教授，也是哲学系资格最老的离婚单身女人。这使她的性格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也使她的道德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因发虚所以就矛盾、就纠结，这同样是这个现实世界投射给人们心理的种种不正常情状之一，女作家们记录下来这一切，是惋叹，更是歌吟。
是为序。
2013年12月8日北京德外
（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
《梨园记》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主编。选录了当代知名女家阿袁在国内著名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8篇，其中包括全国获奖的小说。阿袁的作品被人称之为“携带着古典诗词般地迷离”，是个典型的学院作家，在小说的“谱系”上，又与张爱玲、钱钟书、白先勇等一脉相承，小说就像莲藕，又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突出表现在“喻”上，总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喻说方式。钱钟书式的明喻，在她那里也被用得得心应手，比如把某种性爱竟比喻成“如《诗经》的句式一样，一唱三叹，回旋往复”。从这一点上来看，整个中国20世界的新文学，在语言的叙述上一直处在一个探索阶段，但是阿袁的《梨园记》，似乎看到了已被欧化了的现代汉语与自己的远祖打成一片的可能性。
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不肯定的经验，作家提供细节、动机、苗头，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发现价值、暗示前景的。魏微、乔叶、金仁顺、戴来、叶弥、滕肖澜、付秀莹、阿袁，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创作活跃、备受瞩目，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辛劳，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林林总总、千折百回的真面目。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把他们的情感焦虑、内心挣扎、行为异动揭发出来，提醒人们提防、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安顿好自己的心灵，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阿袁的《梨园记》就算这样的作品，一起来阅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