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是鲁迅先生的挚友,中国人民老朋友。自起汉名邬其山。1913年作为“大学眼药”本店——参天堂派驻上海人员,在上海居住达三十五年。在中国期间,内山完造与鲁迅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体会。鲁迅先生曾在给内山完造的赠诗中提到,内山完造是“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由于广泛接触大江南北多阶层的中国人,内山完造得以对中国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了解;开书店,使内山完造得以博览群书;“漫谈会”的交流探讨,又使内山完造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国观。
康桥编著的《内山完造——魔都上海》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
内山完造,日本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经“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广泛接触长江沿岸社会生活,与中国文化名人交往颇深,曾多次保护鲁迅。他的《活生生的中国》《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上海霖语》《上海汗语》等著作,从鲜活的现实生活出发,注重中日文化的对比,观察细致,立意深刻,文笔生动,充分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至今仍值得一读。
康桥编著的《内山完造——魔都上海》选译了内山完造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收入了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集中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和中国对内山完造的认识。
剩饭
没有紫山,也无清水,茫茫之外只有茫茫。没有比上海更缺乏自然景色的地方了。连鳞次栉比的房屋也像是终日梦金成疯的蠢人之海——因此,上海的公园才愈发有巨大的价值了。
幸好在上海还有设施齐全的外国人经营的公园。鄙人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早晨散步,傍晚纳凉,都算是沾了这些公园的光,每念及此,不得不说唯有公园才是我们无上的乐园了。我讴歌着上海的公园。
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某一天的事了。早晨,我像往常一样向新公园走着去散步。斜对面工地上来了一个苦力,哎呵哎呵地挑着一担昨天的剩饭,两只大竹筐子里装得满满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飞蹿出来的两个叫花子,像狗一样地靠过去。一前一后,壁虱似的贴紧了饭筐(可是一粒米饭也没有吃),又是拜,又是求,合着手,说着“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要讨一碗冷饭。
挑饭的苦力抬起脚来,说着“去去去”赶他们走。可是,两个叫花子固执地苦求,不肯离开。苦力说这是“包饭作”的东西,而且刚刚称过了分量,一给他们吃,自己就得赔钱了,所以不行。叫花子可是不听这一套,只管死皮赖脸地求。苦力好几次想要挣脱,无奈叫花子紧跟着饭筐,不停地说肚子饿,弄得苦力一筹莫展,进退两难。恰好这有趣的场面被我撞见了。我心里盘算着,如果再没人来,我就挺身而出来调停此事,所以请妻子暂时停步旁观。
卖剩饭的苦力终于生气了。在这时候,苦力照例将扁担往路边一扔,大发脾气。叫花子却依然拜倒哀求。
我想与其如此拜倒哀求,还不如先抢了吃掉再说好了;可是他们却决不上手,只是苦苦哀求,等着苦力说一声“好吧”。苦力的目光时不时看向我,是可以开口的时候了。心中正想着,忽然对面来了一位先生(掌柜的,地位相当于老爷)。越来越有趣了,这位先生肯定会加入调解的。果然,他开口了。苦力将经过描述了一遍,讲叫花子如何如何无理。听完双方主张的先生,最后下了明断。
他指着饭碗对两个叫花子说:“你从前面的筐子里取剩饭两碗,你从后面的筐子里取剩饭两碗。”于是一个叫花子啪地脱下他的旧帽子,堆成高山一样的装了满满两碗。另一个也脱下了破短衫,堆成山一样装了满满两碗,将筐子里的剩饭扒平,站了起来。两人的面孔突然明朗起来,笑嘻嘻地道着谢,便塞满了一嘴,一面嚼一面跑进小巷子里去了。先生也随即走开了。卖剩饭的苦力唠唠叨叨地抱怨着,拿了扁担,说了一声“没法子”,就又哎呵哎呵地挑着走了。我们才走向公园,心情非常愉快。
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中国的形态在这里鲜明地浮现出来了。
双方的理由,一方是:“饿得一顿饭都没有吃呀,给我一碗吧。”一方是:“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不能给。”听到了双方的理由而加以权衡,宣告说,每人盛两碗。
不可忽略的是,叫花子饿着的肚子终于胜了。这就是中国文化形态鲜明地浮现出来的地方了。中国是饥荒之时,即使抢劫米粮店也不受罚的特殊国家,这道理平常时候也都是明摆着的。
醉心于西洋文化的人们,请回过头来看看这事实吧。这种事实至今毫无变化。再说一句,法律的使命为“最后一人生存权之确立”,这话究竟是在说什么呢?
(译自《活生生的中国》)
P17-20
内山完造与中国的情缘
在20世纪亲临中国的大家之中,按来华时间顺序,内山完造是第一位:他首次来华时间是1913年。
或许有人会说,内山完造并不是某个方面的大家。的确,他不像杜威、罗素,也不像泰戈尔、萧伯纳、萨特和西蒙·波伏娃,不能被称为哲学家或文学家;同时,内山完造也没有在中国做过轰动—个时代的讲演,更没有在中国社会引发过多大的争论。
没有人生来是英雄。同样,也没有人生来是大家。
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内山完造的生平:内山完造(1885—1959,自起汉名邬其山),日本冈山县人。文化程度不高,只念过四年小学,便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为了维持生计,少年时代即赴大阪,到一家洋纱店当学徒。1912年他27岁时,因信奉基督教而加入京都教会。在教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日本参天堂药房做店员。不久,参天堂由于业务发展需要,征派店员去上海,因此,内山完造得以来到上海。此时,他的唯一工作是推销员,为参天堂推销“大学眼药”,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地区走街串巷……
且慢,让我们暂时就此打住。至此,我们还看不出内山完造有任何成为“大家”的迹象。参天堂当时的药品推销员,恐怕不会只有内山完造一人。按一般人的事业发展,多年辛勤工作之后,无非是得以(或许未能)担任类似“销售课长”之类的职务,最终荣归故里,安享晚年。如果他的儿孙有兴趣,他可以对他们讲一些中国见闻。但这不是内山完造。让我们接着看他的生平:
1917年,内山完造结婚一年多之后,在上海四川路魏盛里开设了一家书店,名为内山书店。虽然当时上海只有三家日本人开的书店,但这也绝对称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况且,书店的经营隋况也不好,只卖日文书和一些德文书,平时靠妻子井上美喜子和中国店员王宝良,每天平均只能卖出十来本书。内山完造平时还是忙于做推销员,只有周末才得以在店里。这样,内山书店惨淡经营了10年。
1927年10月5日,星期三。这个原本并不特别的日子,由于鲁迅第一次出现在内山书店,而被载入中国文学的史册。
鲁迅是1927年10月3日从广州到上海的,当时暂住在共和旅馆。10月5日这一天,内山本人不在店内,中国店员王宝良注意到了这位不同寻常的顾客,因为鲁迅一次所买的书,已经超过书店一天的营业额。对此,王宝良后来口述了一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与内山书店》。
鲁迅第二次去内山书店,是10月8日下午。这时,他已经移居到了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这一天是星期六,内山完造恰好在店里。他们两人的友谊从此开始……内山先生曾说:“不知不觉,十年的岁月过去了。”
在这10年里,鲁迅十分信任内山的为人,认为他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而内山又善于结交各种朋友,于是,内山书店的一角,便开始了“漫谈会”,人员并不固定,但常常高朋满座。鲁迅本人也是兴致盎然,常在日记和书信中提及“漫谈会”。1932年4月,内山因事回日本。“漫谈会”主人不在,只好停办几次。为此,鲁迅还在给内山的信中深表遗憾,“热切的盼望您早日归来”。直到1936年10月17日,鲁迅去世前2天,他还抱病去参加“漫谈会”,并在10月18日写给内山的信(实际上是鲁迅先生的绝笔)中提到“漫谈会”。
……
再次是展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现实。
比如买一碗粥喝也要计较稀稠(《彻底的实际生活》),中国人对待工作之便(《偷与落》),中国人对待赌博的态度(《赌博的概念》)等。另外,对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内山完造也在《洋纱》《不用心必败》等文中提出不少见解。
第四,生动展现了老上海的市井生活。在《魔都》《白相相》等文章中,内山完造用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笔墨,描绘了一幅幅上海市井百态图。
总之,《活生生的中国》等书充分反映了内山完造的中国观,它不是系统阐述性的论文,却通过中日日常生活的比较,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的国民性,颇有大家风范,可称“天下一品”,至今仍值得一读。
内山完造关于中国的著作,除了《活生生的中国》之外,还有《上海漫语》(1938)、《上海夜话》(1940)、《上海风语》(1941)、《上海霖语》(1942)、《上海汗语》(1944)以及《花甲录》(1960),本书从这些著作中精选了30多篇具有代表性的短文,由邹欣晨和黄晨最新译出。译文兼顾了内山完造的语言风格与当今的语言习惯。此外,本书还编选了鲁迅、内山完造、王宝良等当事人的几篇珍贵的回忆文章以作映衬。
我们愿以本书来纪念内山完造对中国的友谊,并以此献给当今的中国读者。
编者
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