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1年初版以来，奥斯卡·刘易斯编著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50周年版)/大学译丛》被公认为深情而直白地讲述了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本书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目的是向读者们呈现，在经历社会和经济巨变的拉美大城市中心区的贫民窟，住在一居室的出租屋里长大成人到底是怎样一番景象。

奥斯卡·刘易斯编著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50周年版)/大学译丛》讲述了墨西哥城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本书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让读者对一个普通家庭进行更深层次的查看，每一个家庭成员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这种多人自传体的方法也易于减少调查者的偏见，并同时为读者带来情感上的满足和理解。因为人类学家在直接和受访对象接触时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满足和理解，可在充斥了专业术语的人类学专著中却很少传递出来。自1961年初版以来，本书被公认为深情而直白地讲述了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不但被《时代周刊》评为“近十年最佳图书”，也引发了“墨西哥史上最为激烈的一次公共辩论”。

玛格丽特·米德评《桑切斯的孩子们》

前言

致谢

导言

开篇

 赫苏斯·桑切斯

第一部

 曼努埃尔

 罗伯托

 康素爱萝

 玛塔

第二部

 曼努埃尔

 罗伯托

 康素爱萝

 玛塔

 第三部

 曼努埃尔

 罗伯托

 康素爱萝

 玛塔

 尾声

 赫苏斯·桑切斯

后记

可父亲对奥兰多大街的房子并不称心，于是我们又搬回了古巴大街。这里有他认识的两个女人，都在餐馆做工。其中一家有个女儿名叫茱莉亚，我非常喜欢。我想让她做我的未婚妻，可她家比我家要好，我有点自愧不如。我发现她家的房子装修得十分漂亮，也就决定不要她做我的女朋友了。

起初，艾莱娜也想对我们好。她自己没生过孩子，对我们几个充满了慈爱。不知为什么，当我们搬回古巴大街之后，她对我们就没有那么好了。那时我父亲对我们的态度也开始变了。她会为一点点小矛盾跟罗伯托大打出手，然后父亲会一反常态地把可怜的弟弟揍上一顿。我记得父亲唯一关心罗伯托的那次，是他的手臂被居民区的一条狗咬了一口。我父亲很生气，气得脸都白了。他的脑子一片混乱，完全不知所措——还是一个邻居帮了大忙。

不过，罗伯托一直很难对付，我敢说没办法对付。他很倔强，为了一丁点小事就可能跟人干上一架。艾莱娜说：“把地擦了。”罗伯托会说：“为什么要我们来擦?你才是家庭主妇。”就这样，一场争吵发生了，等到父亲回家的时候，艾莱娜会假惺惺地号啕大哭。于是他抽出皮带，给我们俩一顿好打。他还会让我们擦地板，洗碗碟，而艾莱娜坐在床上哈哈大笑，惹得我们愈发生气。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围着餐桌吃饭，有我的后妈，我的两个妹妹，罗伯托，父亲和我。我喝咖啡的时候，偶尔转过头看了父亲一眼。他当时正瞪着我和罗伯托，好像很讨厌我们的样子，只听他说：“看你们的吃相就让老子恶心，看看你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兔崽子。”我们什么也没干，可他竟然那样说我们。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跟父亲同桌吃过饭。

没了母亲，我们几个小孩子本应该更加团结，互相支持。可我们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父亲总要在我们两个男孩子和两个妹妹之间横插一脚。他横在那里，不让我履行一个大哥应尽的义务。要是母亲健在，肯定是另外的情形。她深信传统，年幼的应该尊敬年长的。要是她还活着，我的两个妹妹也许会尊敬我和罗伯托，我们也不会滥耍威风。

在墨西哥有这样的思想，老大应该照管下面的弟弟妹妹，也就是让他们懂得规矩。可父亲从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两个妹妹，因为我没法纠正她们。他会说：“你是谁，王八蛋?你有资格打她们?老子才有资格。你们两个龟孙子谁敢碰她们一下。”

我的两个妹妹，尤其是康素爱萝，总想在我们和父亲之间制造恶心。她知道怎样才能惹他来揍我们，或是揪我们的耳朵。从一开始，父亲就不让我们跟她玩儿，也不让她乱跑，因为她个子太小，因此，嗯，我没太把她当一回事儿。康素爱萝是个很令人心烦的孩子，真的，没有谁比她更烦人。我轻轻拍她一下，她就会哇哇大哭。父亲回到家的时候，她就开始揉眼睛，把眼睛揉得红红的，他就会问：“怎么回事，孩子?怎么了，乖女儿?”接着她就开始添油加醋。不过就是轻轻扇了她一下，她却会说得像着了火似的。“爸爸，你看，他打我的胸部!”她总说我们打她的胸部，因为她知道我们打她那儿准让爸爸发火。他有点惯她，因为她骨瘦如柴。接着呢，当然了，他会给我们一顿好揍。

“骨瘦如柴”——我们就是这样称呼康素爱萝的——总是在我父亲面前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像她是受苦受难的修女诗人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卢斯。虽然吃尽苦头，忍辱负重，她依旧非常小气，铁石心肠，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她老是以自我为中心，唉，我那个妹妹让我和罗伯托十分抓狂。

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对我们男孩子如此苛刻，对女孩子如此偏爱，对她们说话是一个腔调，对我和罗伯托说话又是另一个腔调，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旧体制下的缘故吧。有两三次，他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日子，对我们说，我的爷爷对他很严格，经常打骂他。因此，他觉得要我们尊重他，必须首先得像个男人的样子，然后才是我们的父亲。

P48-P4

从1961年首印以来，广大读者始终认为《桑切斯的孩子们》在深情而直白地讲述贫穷所带来的极大不公。玛格丽特·米德说它“是对人类学的一次杰出贡献——并将永远如此”，路易斯·布努埃尔说，制作出如此忠实于这部原著的电影将是他职业的“顶峰”；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它“具有革命性”，“价值超过五万份政治传单”。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写道，奥斯卡·刘易斯“做了一件精彩而意义独特的事情，该书主题集中，充满同情心，以至于大家竞不知道该如何将它归类。”《时代周刊》把它列入“十年最佳图书榜单”。它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被搬上了舞台和银幕，而且一直在不断重印。

《桑切斯的孩子们》发端于1956年一项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考察项目，即农村移民流向墨西哥城的后续研究。在调查其居民区的几个月中，奥斯卡跟桑切斯一家人不断地见面，他因而明白自己遇见的这些人不光有勇气，也有观察和描述能力，能以他人少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桑切斯一家首次出场是在《五个家庭》(1959年)中，这是根据对卡萨一格兰德和帕纳德罗斯两个居民区的研究结果写成的三本著作中的第一本。当时，奥斯卡·刘易斯以及兼具他妻子和主要合作者身份的露丝·马斯洛·刘易斯，对数个家庭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正在写一本“介于小说和人类学报告之间”的著作，以呈现来自大规模田野考察的一系列数据。《五个家庭》将家庭观察中得到的对话录音进行杂合，勾勒了各自家庭一天的生活场景。而他们的用意是在((五个家庭》之后，通过每一个家庭各自的讲述，开展一系列全面的研究工作。

《桑切斯的孩子们》是其中的第一项，也是刘易斯第一次尝试直接交替采用家庭成员对自己故事的叙述，而不加任何评论。刘易斯称之为“民族志现实主义”(ethnographic realism)，甚至考虑过直接呈现第一人称的叙述，一个字的介绍也不使用。不过他也非常清楚，如果社会科学的作品读起来像文学的话，读者可能会满足于其中的故事，因此忽略更重要的东西。于是，他就背景材料写了一个导言，阐述了他在《五个家庭》中首次提出的“贫穷文化”的概念。

《桑切斯的孩子们))出版后，大多数读者关注的是这个家庭里的成员，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正是刘易斯所期待的——而不是其中诸多的社会学概念。迈克尔·哈灵顿在1962年出版畅销书《另一个美国))之后，一场关于贫穷文化的争论方才开始。在书中，哈灵顿在缺乏归因说明的情况下，将刘易斯的贫穷文化理论用来解释美国的贫困现象，这样的事情刘易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但哈灵顿跟刘易斯同属左派，他看到了其中对于自己的事业，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种种好处。民主社会主义也正是刘易斯极力推崇的，他认为阶层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并维持了贫穷社区的边缘化状态。正是因为哈灵顿的这本著作，以及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反贫困战争”中的顾问身份，“贫穷文化”这一概念才得以成为政策辩论的话题。但这个词也具有简洁明了的效用，使之很快就脱离了刘易斯那过于简单的诠释，即把贫穷文化和贫困的经济状况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家，刘易斯使用了人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词汇，因而很容易把有关贫穷的各种原因和结果的争论简化为从文化这个从属的角度来阐释边缘化社区的贫困状态。很快，这个词所具有的伸缩性无论对于左派还是右派都大有裨益。关于这个概念的争论长期持续，直到现在。

尽管《桑切斯的孩子们》甫一出版就引起了有关贫穷文化的种种争议，但早期的评论文章却集中在这本书有多少应该归功于刘易斯，又有多少应该归功于桑切斯这个问题上。这源于大多数评论家共有的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全书仅仅是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的一次次采访，刘易斯不过是根据他认为的叙事流进行了一些编辑而已。哈德威克是这一观点的极端版本，把刘易斯的角色描述成“一个电影导演，用一些形象和场景，赋予现实流以形式和意义，从而制作成一部连贯的戏剧”。有些读者因此把本书当成虚构作品来阅读。这也由此成为另外两种批评声音的源头，一种认为刘易斯根据个人需要对受访者的话语进行了剪辑，另一种认为他未加评判地接受了他们的每一个句子。

出版((桑切斯的孩子们》的时候，刘易斯已经是一位实至名归的田野考察工作者，专事社区研究。在他有生的最后十年间，在他开始就毕生精力著书立说的时候，他总是寻求在家庭的背景下展示个体，在社区的背景下展示家庭，在国家的背景下展示社区。因此，在本书编辑和成型的过程中，除了录音采访之外，还有大量的数据资料可用。在讲述桑切斯家庭成员故事的过程中，可以用作背景材料的有他们的性格和心理评估报告、对邻居、配偶和孩子的采访、社区调查数据，当然还有刘易斯本人经过多年的亲历接触和信件来往对这个家庭建立起来的深度了解。

刘易斯是个声名卓著，而又充满同情心的采访者。跟他在特坡兹特兰、波多黎各和古巴所做的大型研究项目不同，他在桑切斯研究项目中所需要的采访大都由他本人亲自完成。不过，他很少编辑采访录音文字材料或白天的研究数据。这都是露丝·刘易斯的事儿(刘易斯在致谢中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夫妇俩会就每一个故事的最终版本共同商定，这样基础性的分工一直持续到刘易斯离开人世。

《桑切斯的孩子们》的确给有些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就是谁都可以用一部卡式录音机做出一部有着相似分量和可读性的作品来。然而，卡式录音机仅仅是制作出本书最微不足道的一件工具。除了通过经年累月的研究来确定故事的场景和背景，以及露丝·刘易斯那样高度的编辑技巧，你还得有桑切斯一家那样善于言辞的受访者，兼具个性和魅力。

这家人以第一人称所做的活灵活现的表白，也使有些评论家认为，在讲述贫穷和家庭生活的过程中过于直白和细节化。这在墨西哥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保守的评论家受了民族情绪(或者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以及本书的其他捍卫者所认为的排外情绪)的驱使，对外国人“揭露”墨西哥的贫穷状态感到十分震怒，仿佛那是一件精心守护的国家机密。1964年，由政府资助的文化经济基金会首次出版了西班牙语版本，墨西哥地理和统计协会要求墨西哥总检察长就刘易斯侮辱和诽谤墨西哥人民和墨西哥政府提起刑事诉讼。刘易斯被说成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赫苏斯·桑切斯关于由各大党派操控的联合会一无是处的描述，以及关于政府官员是拿工资的毒品贩子的描述，通通被看成是外国人“硬灌进他嘴里”的一些言论。

本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了整整五个月的辩论，《伦敦时报))称之为“墨西哥史上曾发生过的公共知识分子间最激烈的辩论之一”。无论圆桌辩论会上、电视节目上，还是报刊文章上，评论家和支持者就本书的优点和政府的审查制度进行了辩论。其中一个反对审查制度的人问道，研究贫穷问题是否已经成为了“颠覆学科”。另一些则想搞清楚，如果一个外国人因为描述墨西哥的贫穷而惹恼整个国家，为什么早些年在基金会出版《五个家庭》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谁去吱过一声。由于总检察长悬而未决，本书被暂时停止销售，黑市上的售价达到了原价的三四倍。与此同时，桑切斯一家成了“墨西哥最有名气的家庭”，这本书也成了畅销书。

1965年4月，墨西哥总检察长做出决议，本书冒犯公共伦理或威胁公共秩序的可能性“十分细微”，强加诉讼会比允许发行给“自由和法律”造成更大的危害。这一决议同时为出生于阿根廷并担任基金会长达十七年且备受尊敬的主任一职的阿纳尔多·奥菲拉·莱纳尔作出了澄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被迫离职，基金会被迫放弃出版权(最近，基金会重新获得《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的西班牙语出版权，可以再度出版刘易斯的著作。)。

几无疑问，穷苦人家所具有的能力和愿望，使他们可以向外国人描述自己的生活状况，向政府和政客们表达他们的愤懑，这才是令那些力图压制本书的墨西哥人感到郁闷的地方。我们不能单纯地承认讲这些话的不是刘易斯本人。1963年，在接受墨西哥《永远》杂志采访时，刘易斯将本书的文学性完全归功于桑切斯一家人的好口才。“要是能写出((桑切斯的孩子们》这样好的书，我就不会做人类学家了……不过，首先，其次，再其次，我都是个人类学家。我只是一个人类学家。”这是实话。然而，要不是他从桑切斯一家的谈话中发现潜在价值的能力，收集和编辑资料的艰辛付出，以及他充满悲悯却永不退缩的敏锐令本书最终成型的话，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还有桑切斯这样一家人。

在众多的副标题中，刘易斯夫妇最终选择的“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也许是最精确的。因为归根结底，这本书既由一个不平凡的家庭讲述，也完全讲述了一个不平凡的家庭——既讲述它的历史、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也讲述他们充满活力的相互关系。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既看到他们的人性和复杂，同时也不要错失被哈德威克称之为本书“主角”的东西，即笼罩着这个家庭每一个阶段的“贫穷”二字。

1987年1月5日，早晨六点，家住墨西哥城的赫苏斯‘桑切斯乘坐地铁前往他干了六十一年的工作岗位。他三十多年前在一个破落地段购买的那一块贫瘠的盐碱地，如今已经被厂房和高楼大厦围在了中间，不远处就是一条宽阔的交通要道，路上的车辆十分拥挤。去车站的路上，赫苏斯所要穿过的马路原来根本没有红绿灯、人行横道，甚至没有中间分隔线。曼努埃尔一直苦劝他的父亲尽早退休，终于说服他每个星期只上两天的班。他说自己老要提醒父亲注意那条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那天早晨，赫苏斯刚一跨下路沿，一辆汽车把他撞倒之后扬长而去。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人行道上的他，叫来了他的家人，拨打了急救电话。几个小时之后，一直没有恢复意识的赫苏斯死在了医院。他当时八十二岁，是十五个孩子的父亲，三十六个孩子的祖父或外祖父，至少四十三个孩子的曾祖父。

在他那长大成人的子嗣中，四个孩子为本书作出了贡献。曼努埃尔长期跟着他的妻子玛利亚，他们的孩子在卡萨一格兰德那套房子里一直居住到前一年。1985年那一场地震形成持续性的结构性破坏，夺去了两万多人的性命，让一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之后，卡萨一格兰德作为遭受严重破坏的居民区，被政府列入了震后城市重建项目。卡萨一格兰德的居民们——其中就有曼努埃尔的家人——被安置在临时性的住房内，直至置换性的住房建设完工。

二十多年前，罗伯托跟安德烈娅结了婚，然后便从卡萨一格兰德搬出去，住进了自己的房子——就在中心城区的边上，有好几个房间，地块属于他的妻子和妻妹。数年来，他们通上了电，浇筑了地板，还做了一间时髦的浴室。因为政府征收部分财产用于拓宽街道，他们得到了一些补偿款，他们用这笔钱建了一套房子用于出租。

康素爱萝和玛塔两姐妹也早已搬离了卡萨一格兰德。玛塔去了阿卡普尔科。跟巴尔塔萨分手之后，她又找了个伴儿。她一直独自抚养着十一个孩子，所需的开支大多靠她上街摆摊，父亲的帮扶也不可小觑。年长的几个孩子陆陆续续工作之后，他们出钱帮玛塔修了一套房子。她已经笃信宗教，当上了福音派教徒。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远大理想，但她一直为了孩子们的发展而辛勤劳动。刚从墨西哥城跟父亲和哥哥共度完圣诞节归来，她就接到了父亲的死讯。她马上坐上汽车，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四个孩子中，康素爱萝居无定所。本书写完之后，她抽空担任刘易斯的田野调查助手，陪着他先后去过特坡兹特兰(她在此变成了安息日耶稣再临论者)和波多黎各。她于1966年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后于20世纪80年代离婚。婚后，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新拉雷多，并在一家图书馆做}临时工。她是唯一没有出席赫苏斯葬礼的孩子，因为葬礼在他去世一天之后举行，即便有心参加，估计她也来不及赶回墨西哥城。  这四个孩子长期与安东尼娅和玛丽莲娜——也就是赫苏斯和伦诺婚姻续存期间他跟卢裴塔生下的两个女儿——保持着联系。玛丽莲娜做了修女，在葬礼上主持了祈祷和唱诗仪式。相反，赫苏斯最年长的四个孩子与他们的父亲和德利拉所生的八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密切。赫苏斯去世的时候，这八个孩子最年幼的一个仅有十一岁。据说两边的人都心怀不满：德利拉的孩子们嫉妒年长的孩子因为与本书的关系而频受关注，年长的孩子不满于德利拉想方设法把赫苏斯名下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和她自己的孩子们。赫苏斯实现了要在自己的房子四周给年长的孩子们加修房子的愿望，不过他也希望给年幼的孩子们提供一份保障。

“普通人不比历史人物有人左一本右一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写他们，因而有立体的真实性。尤其中下层阶级以下，不论过去现在，都是大家知道得最少的人，最容易概念化。即使出身同一阶级，熟悉情形的，等到写起来也可能在怀旧的雾中迷失。所以奥斯卡?刘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更觉可贵。”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