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外籍僧人便模仿中国道教初传时期的作法，主要以方术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一直到西晋、东晋时期，天竺僧佛图澄将方术传播推向了高峰。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卒于孝武太元十年，年七十四，出生于常山扶柳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

《道安在襄阳》(作者胡中才)是专题研究道安在襄阳的建树，以图以事实说明襄阳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释道安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

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卒于孝武太元十年，年七十四，出生于常山扶柳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

《道安在襄阳》是关于研究道安在襄阳的建树的专著。

《道安在襄阳》的作者是胡中才。

第一章 佛教初传中国

第一节 佛与佛教

第二节 佛教初传中土状况

第三节 儒道释佛的探索

第二章 道安为佛教中国化奠基

第一节 佛教中国化的概念

第二节 从管理体制上提出了“依国主立佛法”原则

一、道安“依国主立佛法”的提出

二、道安“依国主立佛法”的实践

三、道安“依国主立佛法”的影响

第三节 在理论上创立学派，兴起中国式般若学

一、著书立说，儒道释佛，创道安佛学

二、创立学派，以玄释佛，兴起般若学

第四节 在组织上建立了以道安为核心的释姓汉僧网络

第五节 在制度建设上探索了中国佛教的管理新路

第六节 在信仰上创立了一种新的模式

第三章 襄阳是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

第一节 道安在襄阳为佛教中国化奠基

第二节 襄阳的优越环境是为佛教中国化奠基的基础

第三节 习凿齿是道安为佛教中国化奠基的得力助手

第四章 儒释道融合始于襄阳成于襄阳

第一节 西汉扬雄著《太玄》

第二节 荆州官学与荆州学风

一、荆州官学的成立

二、荆州学风的概况

第三节 荆州学风与魏晋玄学

一、魏晋玄学的形成与代表人物

二、王弼玄学是荆州学风的发展和继续

第四节 魏晋玄学与道安的般若学

第五章 襄阳佛教之盛始于道安

第一节 道安僧团在荆襄立寺成群

第二节 晋后襄阳名寺如笋

第三节 晋后襄阳名僧如林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何谓佛？佛的定义应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解释。

从狭义上讲，佛即佛陀的简称。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是其族姓，“牟尼”意译为“文”、“仁”、“儒”、“忍”等，所以，旧译曾名为“释迦文”。以其觉悟得道，被尊为“佛陀”，意译“觉者”。《智度论》(二)日：“佛陀秦言(汉语)知者，有常无常等一切诸法，菩提树下了了知觉，故名佛陀。”由于早期翻译时，曾把“佛”译成“浮”，“陀”译成“图”、“屠”、“驮”等，故史书上常出现“佛驮”、“浮陀”、“浮图”、“浮屠”等名，其实，这些名词都是“佛陀”的异译，均简称为“佛”。

古代翻译家既然曾将“佛”译成“浮”，为何未始终将“浮”定位为尊称，而最终将“佛”定位为尊称呢？这可能与中国文字的意境有关。“浮”与“佛”音近，但字意相差甚远。“浮”意为漂在水面上，不沉。而“佛”字，《说文解字》谓其义为“见不审也”。“见”谓见识，“审”谓在室内辨别事物从容周详，全面仔细。“见不审”则可理解为对事物的认识不必事无巨细，样样苛求，自找烦恼。《说文解字》又谓“佛”字“从人，弗声”。“弗”义为揉箭箝，引以称矫正。故“佛”也可理解为矫正人们过失的人。所以，“佛”字的两个方面字义都与释迦牟尼一生的行为相吻合。

印度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将具备佛教最高理想人格的人，皆称为“佛”。如佛经上所称的阿弥陀佛、大日佛、七佛、燃灯佛、弥勒佛、药师佛，还有从佛身说，有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等。印度大乘佛教，就承认有三世十方诸佛，乃至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可成佛，其数如恒河沙子。《仁王经》日：“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名为佛。”这个“佛”的定义就不仅是释迦牟尼一人了，而是广义上的“佛”了。  ．

中国佛教界历来把释迦牟尼弟子迦耶称之为“佛陀迦耶”；把古印度巴利文佛教学者达多称之为“佛陀达多”；把泰国佛教学者、佛教改革家达萨称之为“佛陀达萨”；把东晋时期的佛经翻译家耶舍称之为“佛陀耶舍”等。这里的“佛陀”也不再是指释迦牟尼了，而是广义上的“佛陀”了。也就是说，人们把迦耶、达多、达萨、耶舍等都尊为“佛”了。

佛教劝人行善往往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四》解释谓“佛法广大，容人忏悔，一切恶业，应念皆消”，故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说明行凶作恶的人，只要改恶从善，也有机会成佛。这种“佛”就是善行的终极目标，达到这种终极目标的人皆可称之为“佛”。这个“佛”就是广义上的概念了。

东晋喜佛的著名文学家孙绰就认为“体道”者是佛，还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后来禅宗又有“心即佛”、“无心是佛”等说。诸如这些都是广义上的佛。

何为佛教？

佛教意为佛陀之教法。《大毗婆沙论》一百二十六卷第十一页和《发智论》十二卷第十五页皆云：“佛语言、唱词、评论、语音、语路、语业、语表，是谓佛教。”后专指以佛陀为最高教主，以佛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宗教。

佛教产生于约公元前1026年的古印度(天竺)，距今约3000多年。当时印度有个迦毗罗卫国，该国的太子叫悉达多，他19岁舍弃王位，出家寻求解脱众生生老病死烦恼的办法，苦行六年，觉悟人生。后来就在弟子、国王、大臣、百姓中阐明人生真谛宇宙真相，他寂灭后，他的言论被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悉达多属释迦族，弟子称他为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创立的印度佛教，应该说是一种实践兼具智慧的解脱宗教。

印度佛教本身是经过了几个时期的演变的。初始阶段为原始佛教，原始佛教非常单一，着重在现实中如何培养人的伦理观念，是一种重实践的佛教。后来发展到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则较为复杂，不同部派都有其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已从现实中的实践发展到着重确立一种理论了，这个阶段反映了释迦牟尼智慧哲学的确立。随后又发展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综合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两种情形，主张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这就是所说的“实践兼具智慧”了。大乘佛教所用佛经为《般若》，“般若”翻译为汉文即“智慧”，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智慧，通过这种智慧能达到佛的境界。

印度佛教的以上三种情形说来也怪，它出自印度，却脱离了印度的传统思想，脱离了印度的传统文化。这种情况的存在，给古印度人带来了一些不适应的状况。后来，释迦牟尼的弟子在传播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教义不一致的新的形态，即密宗。密宗体现了古印度传统文化的形态，应该是古印度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但是，密宗却使一个重实践重伦理重理论的佛教，变成了一种神秘的纯信仰的佛教。

古印度的大乘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地参照并综合运用各种形态，把古印度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密宗佛教所表现的形态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古印度晚期的一种新形态的大乘佛教，这种大乘佛教所反映出来的形态非常复杂，它既不同于古印度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密宗佛教，也不同于古印度初期的大乘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密宗佛教、初期大乘佛教所反映出来的形态，在晚期大乘佛教中都有反映。也就是说，印度佛教不同时期所反映出来的重实践、重理论、一种信仰所体现出来的神秘色彩，它同时具备。

约于公元一世纪，即东汉末，印度佛教经天竺(即古印度)、安息(即今伊朗和阿富汗一带)、月支(即阿富汗)、康居(即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一带)，以及新疆一带传人中国中原地区，即汉族地区。从初传中土佛经来看，有部派佛教用的《阿含》，也有初期大乘佛教用的《般若》。但从其总的传播特征来看，几种不同的佛教形态都具备，应是古印度晚期的大乘佛教。P2-5

印度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外籍僧人便模仿中国道教初传时期的作法，主要以方术的形式在民间传播，一直到西晋、东晋时期，天竺僧佛图澄将方术传播推向了高峰。然而，这时东土出了个汉僧释道安，他虽是佛图澄的弟子，却未按佛图澄作法传播佛教。他在襄阳15年，以儒道理论解释佛教，不仅将方术传播佛教的方式改成了研究佛理和引导众生修身养性的方式，而且“洋为中用”，在管理体制上、理论上、组织上、制度上、信仰上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发展方向。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历史上曾形成儒释道三教融合，从而使中国文化形成儒、释、道三大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始于襄阳，成于襄阳。始于襄阳是三国时期，荆州牧刘表在襄阳办的荆州官学，以官学形成儒道兼综的荆州学风开始，继而山阳王弼在儒道兼综的荆州学风基础上儒道兼容，创立了魏晋玄学。成于裹阳是释道安在襄阳十五年以魏晋玄学解释佛教般若学，促进了儒释道融合，促成了儒、释、道三大文化的形成。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以上两个里程碑皆是释道安在襄阳所树。我作为襄阳学者，没有不写释道安的理由。为此，我从事道安研究多年，2010年出版了著作译注本《道安著作译注》，2011年出版了专题研究著述《道安研究》。本书稿是专题研究道安在襄阳的建树，以图以事实说明襄阳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发祥地，释道安是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奠基人之一。

对释道安的研究，相对而言，系统研究的人员不是很多。特别是道安在襄阳为印度佛教中国化奠了基，但见到的系统论证却极少。原因大概是《高僧传》中对这阶段的记载太笼统，散记各处的基础资料没有系统挖掘。我作为襄阳学者，理当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但是，由于水平有限，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肯定不少，甚至出现谬误，也是难免的。望研究道安的专家、学者予以指教。

在本书撰写进入尾声时，恰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社长黄夏年，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邢东风等教授来襄阳调研道安研究情况。黄夏年教授对本书稿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对书稿中相关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受益匪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文中的错误在所难免。所有错误之处，深切地期待着方家指教。

胡中才

2012年元月于襄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