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企业家，从起步到辉煌的悲情故事；12家企业，从引发危机到走向末路的兴衰演义。

从这些企业家、企业身上，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商业风貌和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

作为国内与郎咸平、谢国忠齐名的三位敢讲真话的金融学家之一，汪康懋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研究，旨在通过《七年之痒——中国企业发展警示录》揭示中国民营企业产生风险的成因和基因，以期起到警示作用，并希望引发读者进行深度思考：在中国目前特殊的商业环境；下，民营企业该如何规避风险和失败，最终做大、做强！

汪康懋博士编著的《七年之痒——中国企业发展警示录》讲述的是12位企业家从起步到辉煌直至引发危机乃至败落的悲情故事，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透彻的分析和反思。通过这些企业家的人生沉浮，折射了一定时代的商业风貌和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

《七年之痒——中国企业发展警示录》旨在揭示中国民营企业产生风险的社会及个人原因，以期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并以此引发人们进行深度思考：在中国当下特殊的商业环境下，企业该如何规避风险和失败并做大做强自己呢？

序 民营企业为何成为高风险行业

健力宝：“东方魔水”为何魔法尽失

　一、从孤儿到企业家

　二、“东方魔水”这样炼成

　三、靠赞助掘得第一桶金

　四、难以回避的体制冲突

　五、饮料行业的激烈竞争

　六、“东方魔水”命运一波三折

　七、产权变更引发的高层人事震荡

　八、“东方魔水”何日重现辉煌

春都：昙花一现的跳舞香肠

　一、第一支火腿肠这样诞生

　二、那颗会跳舞的香肠“红”了

　三、贪大求快陷困局

　四、产权不明导致管理混乱

　五、那颗流泪的“红蜡烛”

　六、盲目集资走上不归路

　七、“春都第一楼”人去楼空

湘酒鬼：消失的“酒鬼”

　一、一个超速成长的“品牌神话”

　二、盲目兼并负效应

　三、入主酒鬼，巧取国有股

　四、一股独大，一手遮天

　五、玩空手道东窗事发

　六、复兴之路多坎坷

天府可乐：曾经的民族品牌

　一、被追捧的民族饮料

　二、洋水为何越禁越多？

　三、外资面前的弱小羔羊

　四、百事乘虚而人

　五、天府品牌渐消失

　六、对簿公堂讨配方

　七、天府能否重现市场

娃哈哈：外资联姻引发的国际商战

　一、艰难岁月，磨砺心智

　二、在摸索中艰难起步

　三、达娃联姻初期的尴尬

　四、低价强行并购引争端

　五、借媒体展开舆论攻势

　六、宗庆后一家被告上法庭

　七、娃哈哈品牌花落谁家

国美：折戟于资本游戏

　一、贫农之子的创业之旅

　二、“价格屠夫”大打价格战

　三、长袖善舞为上市

　四、并购中遭遇“黑天鹅”

　五、地产黑马左冲右突

　六、资本市场险象环生

　七、环环相扣的官商勾结网

　八、内乱中险失控股权

创维：家族企业监管缺失

 一、坎坷人生，艰难创业

 二、逆境中诞生的彩电大王

 三、家族管理引发高层震荡

 四、聘用职业经理，完善组织构架

 五、从神坛到遭遇牢狱之灾

 六、创维平稳渡危机

泰跃地产：轰然倒塌的地产“新锐”

 一、京城地产“新锐”

 二、地产新规则下的新玩法

 三、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

 四、难以治愈的“肥胖症”

 五、钱权交易陷阱

 六、“资本”和“地产”双栖的神话破灭

福禧帝国：行贿权贵后的沉沦

　一、寒微子弟辛苦创业

　二、神通广大的“小苏州”

　三、令人瞠目的拆借腾挪术

　四、上海公路大王“横空出世”

　五、如此编制权贵网

　六、揭开社保案层层迷局

　七、一朝沦为阶下囚

明伦集团：空手套白狼引发的毁灭

　一、励精图治谋得第一桶金

　二、打造资本运作的舞台

 三、“亿万富豪”这样炼成

 四、构筑周氏帝国版图

 五、挪用资金东窗事发

 六、无视法律引发风险

华林集团：都是贷款惹的祸

 一、从“垃圾大王”到“塑料大王”

 二、从2亿到47亿的超常发展

 三、发展中的“非常道”

 四、扩张之路现危机

 五、都是贷款惹的祸

 六、“官商互贿”还是“官商互毁”

上海周氏集团：雇凶打人牵出案中案

 一、养猪赚取第一桶金

 二、从农村子弟到城市富豪

 三、变身为上海慈善名流

 四、玩空手道腾挪土地

 五、雇凶打人惹官司

 六、充满疑虑的案中案

参考文献

六、“东方魔水”命运一波三折

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1992年就是分水岭。从1992年开始，股份制改革开始步入正轨。准确地说，从这一年开始，我国政府真正开始考虑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开始考虑用股份制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难题——国企改革问题。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上市成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项主抓工作。

作为全国知名企业，早在1993年健力宝就被列入广东省第一批上市名单，但在当时，还在饮料市场上迎接“两乐”夹击的李经纬并没有搞懂上市的意义，最终因为财务制度上监控不严格而错过了这次上市机会。

1997年，健力宝的销售额达到54亿元，创造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纪录。正是这一年，李经纬正式将健力宝的上市问题拿上议事日程。李经纬希望通过改制，摆脱体制上的掣肘，以提高员工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在1998年6月23日举行的“三水市增创健力宝发展新优势研讨会”上，李经纬在汇报工作时将“完善股份制改造，推动健力宝股票上市”作为健力宝“创新”的首项措施。其时，“大厦落成，股票上市”成为李经纬的一个心愿。

大厦指的是健力宝集团1997年投资在广州东风中路上开工建设的高达38层的健力宝大厦。但直到1999年年底，健力宝大厦竣工之时，健力宝集团股票上市的梦想依然未圆。这一年，李经纬提出在健力宝集团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持有的股份。李经纬的开价是4.5亿元，在3年内分期付清。三水市政府断然拒绝，理由据称是“风险很大，有用健力宝资金来买健力宝之嫌”。

也恰好是这一年，三水市政府大换届，以往一些与李经纬有交情的、对他的工作一直大力支持的老官员退休或换岗，罩在李经纬与三水市政府之间的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终于被揭开了，李经纬的处境变得艰难起来，健力宝的改制问题成为新政府的一块“心病”，新上任的市长李贻伟上任后就决心对三水市最后一个待改制的大型国有企业健力宝大动手术。

政府的改制方案就是作价卖掉健力宝，以避免健力宝卖给内部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同时也要给健力宝找一个“好婆家”，以重振健力宝往日的雄风。因为自1997年以后，健力宝的销量呈逐年下降态势，到2001年健力宝的销售收入跌到20亿元，只相当于1994年时的水平，上交政府的利税也从高峰时的1亿元降到2000万元左右。

出售健力宝股权的行动便在三水市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层之间秘密进行。

2001年7月，三水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了转制工作联席会议，市委、市政府领导悉数到齐，每个与会的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当场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但是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在这次会议上，新上任的三水市市长李贻伟将健力宝的衰落归结为“三个老化”：班子老化、品牌老化、管理方式老化。

这次会议之后，由三水市府办公室、国资办、体改办、工业局负责人和健力宝两位副总组成了“改制六人小组”，酝酿健力宝的股权出售问题。当三水市政府有意出让健力宝集团控制权的消息传出之后，法国达能、摩根斯坦利、汇丰投资基金、香港永富、新疆德隆等十多家投资机构闻风赶往三水市，表达了收购意向。

三水市政府的挑选目标并不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基金公司，而是有雄厚财力又有饮料行业管理经验的企业。最后，三水市政府圈定了两家新加坡企业，一家是新加坡的杨协成公司，另一家是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最终，三水市政府看中了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

为了收购健力宝，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总裁魏成辉来来回回坐着包机往返广州不下十次之多。这一切都是瞒着李经纬进行的。

2001年11月20日，三水市政府便与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草签了协议，双方议定，三水市政府出售健力宝100％的股权，作价3.8亿元人民币。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同时支付了60万美元的订金，并允诺对健力宝资产状况做补充调查之后，于指定日期开出1亿元的信用证。

这份协议的签订意味着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已经被清理出局。李经纬得知消息后，立即向市政府进行奋起还击，他以三水市政府贱卖民族品牌为由，号召媒体对三水市政府发起进攻。在媒体的强大压力下，此次收购方案归于流产。

三水市政府很快又将目光转向同为民族品牌且同为饮料行业的广州乐百氏和杭州娃哈哈身上。当时，乐百氏已被法国达能纳入囊中，不能再谈。正当三水市政府将目光锁定在杭州娃哈哈身上时，李经纬通过各种渠道对娃哈哈饮料的创始人宗庆后进行软硬兼施，力图说服他放弃收购，致使三水市政府与宗庆后的谈判无果而终。

在击退新加坡人、劝止宗庆后后，在舆论上颇占上风的李经纬认定已经无人可以从他手中抢走健力宝了。2002年1月9日，市政府与健力宝团队再次开会对话。会上，李经纬质问比他小20岁的市长，为什么完全抛开健力宝创业团队，一意要将健力宝对外出售。市长当即表态：“要买可以，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双方商定，李经纬团队一次性拿出4.5亿元买走健力宝的全部股份。李经纬及他的管理团队开始多方寻求资金。

然而，2002年1月14日，就在李贻伟承诺“一周内筹足钱就卖给经营团队”的第六天，李经纬被紧急召到市政府，市长李贻伟告知他，健力宝已经卖给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投）。李贻伟作出此项决定的理由是，李经纬团队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如果拿得出这么多钱，说明他们有问题。

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浙江国投分三期注入三水市公投账户：首期1亿元于交易当天支付，其后两个月内再支付1.38亿元，余下1亿元在一年之内付清。

浙江国投副董事长张海其实只是一个资本炒手，并不是一个实业家。当他拿到健力宝的资产调查数据时，他仰天大笑说：“3个亿就是单买下一座健力宝大厦也值得呀。”

P15-17

民营企业为何成为高风险行业

财经作家余胜海曾写过一本叫做《企业家大败局》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将中国企业家的落马称为“中国式失败”，认为这种“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

首先，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在这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法制尽管在逐渐地建设和完善之中，但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滞后性。这使那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在行商的过程中，往往会挑战现行法律法规，游走于法律边缘，稍一不慎就踏入滞后法律构成的雷区。

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商业环境，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企业家成为高风险的职业。

纵观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从“不允许”到“允许”，从“限制”到“准人”等几个时期。从时间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民营企业是不允许出现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商品经济在计划经济主宰一切的市场荒芜中开始了最初的艰难生长。在这个阶段，中国企业家们受限于计划的藩篱，民营企业刚一冒头就遭打压。在人们的固有观念里，办企业、做生意是谈虎色变的事。经商被称为“投机倒把”，是动辄要吃官司的行为。企业中雇用的工人数量超过一定的标准，该企业就要被取缔。致使那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难幸免于官司甚至牢狱之灾，如被冠以“投资倒把”罪名的年广久、牟其中等（因为这样的案例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故本书没有记述他们的故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1992年又是一个分水岭。从1992年开始，股份制改革开始步人正轨；从1992年开始，“下海”成为潮流。在这个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相继出台。但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与政府管制的矛盾、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加上法律本身的滞后和不完善，企业家“落马’’的案例不可遏制地增长。

2000年又可算是一个分水岭。从2000年后，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才开始好转。2005年5月27日，国家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非公经济36条”文件（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非公经济36条”文件放宽了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这是建国五十多年来国家首次以一部中央文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领域。这个政策的出台，使民营经济获得了与国资、外资并驾齐驱的地位。但“非公经济36条’’执行效果不佳，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配套措施和细则的缺失，这导致民营企业始终在夹缝中生存。

此外，在对外资的政策上我国也走了一些弯路。1994年，为了引进外资，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利用外资改造国有老企业”的方针，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本着以市场换资金和技术的目的，结果换来的却是品牌和市场的消失。比如，天府可乐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民族品牌，在与百事可乐合资后，其产品和品牌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若干年后，当天府人想要讨回自己的配方和商标时，却需要诉诸公堂，并且还需要支付昂贵的诉讼费。再比如，尽管娃哈哈在2010年跻身于中国民企500强企业。宗庆后也稳居国内食品与饮料行业首富，但在1996年到2006年与外资企业达能的10年“婚姻”中，宗庆后不但没有达到建立国际型食品饮料帝国的愿望，还差点把“娃哈哈”的品牌赔掉。宗庆后是在经历了29场诉讼战役之后，才最终赢得全部诉讼。这两个企业的故事，不是说明我们从此要闭关自守，盲目排斥外资，而是说明今后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民族品牌的独立。  企业的倒闭、企业家的落马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古人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很多企业家在从辉煌到落幕的那一刻，却始终没有弄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失败的。比如，由于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失控导致企业出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如国美爆发内战引发股权战争、创维集团因家族企业监管缺失一度引发危机、华林集团的急速败落都是这样的例子。

对此，财经作家吴晓波作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违背常识有关，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所以，它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在很多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家以及他本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的运作。第二，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你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

笔者认为，企业家要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首先要学会把握时代脉搏，顺应历史的潮流。关于这一点，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说：“我们提出了一句话作为企业发展的理念——‘顺潮流而动，略有超前快半步’。什么叫‘顺潮流’呢？社会的发展是潮流，市场的需求是潮流，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潮流。当我们按这个潮流去做的时候，就会事半功倍。略有超前就是顺这个潮流时一定要走在前面，要领先，走在后面就没机会了。要快半步，不能快一步，一步快得太多，有可能踩空。快半步，进能进，退能退，伸缩自如。”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关键的事。柳传志的话很简单，但切中关键。联想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棵“常青树”，是因为柳传志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始终掌握了“平衡”二字，他在民营企业的这种夹缝中生存的环境里，恰到好处地把握好政商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的平衡。柳传志的这种说法，可以把它看成是中国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法则”。

其次，要积极地学习企业发展所需具备的商业知识，努力提高自我素质，做到洁身自好。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物质财富只是表象，社会责任感才是衡量的标杆。正是缺少社会责任感，有的企业家犯下了贪污、诈骗、行贿受贿、违规操作等罪行，这是企业家精神、道德缺失使然。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在点评黄光裕一案时说，作为民营企业家群体，首先需要洁身自爱，一定要守法。不管这个法是怎么来的，只要是法，你都要百分之百地执行，法是不能讨论的，你有情绪也要执行，另外有些“规”也是要执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吃点亏也就认了，不能把挣钱当成第一目的。当最终社会的环境、制度、法制越来越完善时，终究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结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这样评价我国民营企业成为高风险行业的现象：改革开放30年来，法制不健全和生存环境畸形导致许多企业家的行为变形。在企业财产权缺乏保障、外部干预、乱吹哨和黑哨盛行、游戏规则也不平等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为了争取生存权利和发展空间，快速完成原始积累，不得不“打擦边球”，无奈之下踏入不合理制度和滞后法律构成的雷区，这些企业家失败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但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度已经大大加强，如果还想浑水摸鱼，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的转型期间，的确有许多体制和政策上的空子可以钻，然而，钻体制和政策的空子最终只能导致企业的不可持续。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致富必须建立在为社会作贡献、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做得大，走得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只有创造财富者才能获得财富，只有为社会创造价值者才能赢得自身的价值。

是为序。

汪康懋

2011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