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任务是辅佐帝王，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他们是帝王的直接助手，帮助帝王发号施令，其思想、品质、才学和执政方法，对于困家的盛衰兴亡，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不研究宰相，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帝王的功过得失，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有趣现象。

《中华宰相故事》从历史上众多的宰相中，选择了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五十七人，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记述他们的主要活动，评说他们的功罪是非。作者张云风希望读者从中一睹贤明宰相的浩然风采，一瞧奸佞宰相的丑恶嘴脸，从而更好地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回顾是为了前瞻。

宰相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任务是辅佐帝王，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他们是帝王的助手，帮助帝王发号施令，其思想、品质、才学和执政方法，对于国家的盛衰兴亡有着直接的关系。用封建道德标准衡量，宰相应当忠诚而没有野心，用权而不专权，胸怀宽广，顾全大局，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敢于直谏，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等。中华历史上很多贤明宰相，具有这些品德和才能，忠于职守，殚精竭虑，以大谋略和大智慧，孜孜不倦地为帝王和朝廷效力，往往系天下安危于一身，尽显国之栋梁的本色，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发展与巩固，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扬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有一些奸佞宰相，专权乱政，祸国殃民。《中华宰相故事》从历史上众多宰相中，选择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五十七人，客观地真实地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记述他们的主要活动，评说他们的功过是非。

《中华宰相故事》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回顾之窗，从中可一睹贤明宰相的浩然风采，一瞧奸佞宰相的丑恶嘴脸，从而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回顾是为了前瞻。通过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以利鉴古惜今，放眼未来，弘扬真善美，摈弃假恶丑，努力在新的时代不断充实自己和提高自己，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行和真才实学，为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本书由张云风编著。

伊挚——辅佐五位国君的奴隶贤相

姬旦——人臣典范，天下归心

管伸——齐桓公称霸的功臣

晏婴——节俭力行，正直机智

公孙侨——宽猛相济，古之遗爱

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的“烈丈夫”

范蠡——兴越灭吴，急流勇退

商鞅——改革家的功业和悲剧

苏秦、张仪——合纵连横，波谲云诡

蔺相如一大智大勇，名重泰山

赵胜、魏无忌——门客的智慧和才干

范雎、蔡泽——政治舞台上的说客

吕不韦——政治投机，立主定国

李斯——功巨过显的政治家

萧何、曹参——萧规曹随，无为而治

霍光——党亲连体，专权秉政

茧卓——暴戾狰狞的魔鬼

曹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贾充、杨骏——世家豪族的代表人物

王导、谢安——辅佐晋帝，偏安江南

王猛——辅佐治理前秦，乱中创造奇迹

高欢、宇文泰——鲜卑化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

高颍、杨素——截然相反的立场和品格

房玄龄、杜如晦——房谋杜断，忠贞勤恳

长孙无忌、褚遂良——外戚勋臣和书法大家的不幸

狄仁杰——摈弃性别偏见，竭诚辅佐女皇

姚崇、宋璟——“救时宰相”，“有脚阳春”

张九龄——刚毅正直，慧眼识奸

李林甫——口蜜腹剑，大奸大猾

杨国忠——暴发显贵，祸国殃民

冯道——八面玲珑不倒翁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寇准——宦海沉浮，荣辱不惊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司马光——顽固守旧派，杰出史学家

蔡京——北宋灭亡的催化剂

秦桧——奸臣国贼，遗臭万年

贾似道——奴颜媚骨，奸诈圆滑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耶律楚材——治理天下的“良匠”

李善长、胡惟庸——谋逆酿成大狱，宰相制度废除

严嵩——长寿大奸臣，专权二十年

张居正——生前功臣，死后罪人

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王的功勋与冤屈

瓜尔佳鳌拜——功不掩罪，圈禁致死

张廷玉——周敏勤慎，配享太庙

钮祜禄和珅——柄政二十余年，贪银八万万两

爱新觉罗·奕诉——慈禧太后的忠实帮凶

李鸿章——凶恶的刽子手，无耻的卖国贼

公元前16世纪，中国奴隶社会发生一件大事：商汤消灭夏桀，改朝换代，建立了商朝，定都亳邑(今河南商丘北)。辅佐商汤实现这一伟业的相，叫伊挚。伊挚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

夏朝最后一个国君姓姒名桀，史称夏桀。夏桀荒淫无道，嬖暖美女妹喜，宠信佞臣，杀害忠良，敲诈勒索百姓，激起天怒人怨。东方的方国商，迅速崛起，出了一位杰出首领叫子汤，也就是商汤。商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妻，有莘氏之女带来一名家奴，作为陪嫁。家奴姓伊名挚，后来被商汤重用，才叫伊尹，一叫保衡。“尹”和“保衡”都是官号，柑当于后世的宰相。

伊挚是个有头脑有谋略的奴隶。他随女主人到了商国后，任务是司厨，负责给商汤做饭。他的奴隶身份，决定了他不能直接面见商汤，陈说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故意在饭菜的滋味上做文章，有时做咸，有时做淡，以便引起商汤的注意。果然，商汤发现了饭菜味道的变化，接见伊挚，询问原因。伊挚抓住这_爪机会，从饭菜的滋味说起，引申至修身齐家治国_的大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他特别说到“九主之事”，即分析三皇五帝和夏禹治理天下的经验，独具真知灼见。商汤大喜，觉得伊挚是个人才，解除了他的奴隶身份，“举任以国政”，即任用他为国相。

伊挚为相，竭诚辅佐商汤，使之成为开明的国君。一次，商国宫廷里长出一株楮树，数日内长得很粗很粗。商汤觉得奇怪，说：“这是什么东西？”伊挚说：“楮树。”商汤说：“它为何长到宫廷来呢？”伊挚说：“楮树习惯于长在潮湿的洼地里，属于野生植物；现在长在宫廷里，可能是不祥之兆。”商汤说：“那可怎么办？”伊挚说：“臣以为，妖象是灾祸的预兆，吉祥是幸福的先声。见到妖象赶快做好事，灾祸就可以避免；见到吉祥却做坏事，幸福也不会到来。”商汤从伊挚的话中得到启示，斋戒沐浴，清除杂念，夙兴夜寐，吊唁死者，问候病人，赦免罪犯，赈济贫苦。说来也怪，没过多久，楮树就消失了，妖象不攻自破，国家更加兴旺。

商汤当时还是忠诚于夏朝的，特将伊挚推荐给朝廷，辅佐夏桀。夏桀恣意追求享乐，酒池肉林，醉生梦死，致使许多官员投奔商国。他们唱道：“江水泛滥，汹涌澎湃；大小船只，均遭破坏。我们的国君快要灭亡，赶快到毫都去，那里是个很大的地方！”他们走在路上，继续唱道：“快乐呀快乐呀！坐骑矫健，马匹肥壮，离开这鬼地方，去到那好地方，为什么不快乐呢？”

伊挚给夏桀进言，说：“主上不听臣言，大命将至，亡无日矣！”夏桀溘然而笑，说：“你说的是昏话！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

伊挚看到夏桀执迷不悟，不可救药，重新回到毫邑，鼓动商汤实行仁德，收揽人心，夺取夏朝的天下。夏桀意识到商汤是一大威胁，将其囚禁于夏台(今河南禹县境)。伊挚积极活动，给夏桀送去许多礼物。夏桀遂将商汤释放。这一释放，等于是放虎归山，夏朝的灭亡指日可待。

商汤在伊挚的谋划下，首先剪除夏朝东方的羽翼，攻灭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河南范县东)、昆吾(今河南济水畔)等方国。然后停止对朝廷的进贡，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大怒，命九夷族进攻商汤。这说明，夏桀还有一定的实力。伊挚审时度势，劝说商汤恢复进贡，上表请罪，以换取积攒力量的时间。

一年后，九夷族愤恨夏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乱。商汤和伊挚认为灭夏的时机成熟，发兵进攻夏桀。商军与夏军大战于鸣条(今山西安邑西)，商军大败，夏桀带着妹喜，逃亡后饿死。夏朝灭亡。商汤回师毫邑，正式建立了商王朝。

《诗经·商颂·殷武》歌唱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说明商朝建立后，继续扩大征伐面，各地方国纷纷朝贡，加速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商汤建立商朝七年后病死。太子太丁早卒，伊挚拥立商汤第二个儿子为国君，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在位三年病死，伊挚拥立商汤第三子为国君，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在位四年病死，伊挚拥立商汤的嫡长孙(太丁之子)为国君，是为帝太甲。伊挚作为四朝元老，写了《伊训》《肆命》《徂后》等文章，教导帝太甲应遵循商汤时的政策和法制，努力做一位仁德国君。帝太甲开头两年，还算规矩，但从第三年起就变得荒淫了，“不明，暴虐，不遵(商)汤法，乱德”。伊挚多次规劝，帝太甲依然自行其是，置若罔闻。伊挚为商朝的江山着想，只好把国君送至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河南偃师东南)居住，让他进行反省。这一事件，史称“伊尹放太甲”。

帝太甲被“放”期间，伊挚以相的身份，“慑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想到祖父商汤创业的艰辛，对照自己乱德的行径，百般感慨，“悔过自责”，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伊挚看到帝太甲反省有了成效，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回到国都，还政于他，自己仍居相位，忠心地辅佐国君。帝太甲吸取了教训，勤于政事，修德爱民，诸侯咸朝，百姓以宁。伊挚深感欣慰，专门写了《太甲训》三篇，称颂国君的功德。

帝太甲在位二十三年病死。伊挚又拥立其子为国君，是为帝沃丁。不久，伊挚病死，终年一百岁。他死时，大雾三日，天地不辨。帝沃丁为了表达对这位功臣的敬意，特以天子之礼予以安葬。

伊挚从奴隶而为相，一生辅佐商朝五位国君，特别在摄政期间，没有趁机篡位，而是改造了帝太甲，继又归政于国君，表现了忠臣贤相应有的品质。正因为如此，他与后来的姬旦、管仲等人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P1-4

中国古代帝王行使权力，需要一大批官吏供他使唤，为他服务。官吏中为首的那个人或几个人，地位很高，权势很大，称作宰相。宰相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任务是辅佐帝王，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他们是帝王的直接助手，帮助帝王发号施令；其思想、品质、才学和执政方法，对于国家的盛衰兴亡，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能不研究宰相，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帝王的功过得失，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有趣现象。

“宰”，主持的意思；“相”，辅佐的意思。其实，古代的官职中并没有“宰相”，它只是个统称，专指那些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

中国的官制始于夏朝，经商朝到西周，趋于完备。“宰”的本义是指奴隶主家中掌管家务的总管，后用作官名。奴隶社会的国家性质是“家天下”，辅助管理这个“家天下下”的官员称“宰”，很是贴切。“相”的含义很多，其中之一是星名。据《星经》记载：“相星在北极斗南，总领百司。”帝王被称作“天子”，附会天上的星官，处于北极的中枢位置，其他各星呈屏藩形状。于是，“相”也被用作官名。春秋时齐国置左相和右相。后来的典籍明确地说：“相，百官之长也。”(《吕氏春秋·举难》)最早把“宰”和“相”组合成“宰相”的，是战国末期的韩非。《韩非子·显学》载：“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这里的“宰相”，只是泛指，而非专指。不过，在人们心目中，自觉不自觉地便把那些“百官之长”称作宰相了。

宰相的名号、人数和职权范围，各个朝代不尽相同。商朝的“冢宰”和“师尹”相当于宰相。西周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或“师保”，地位等同宰相；另有太宰，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周成王时，周公姬旦以太师兼太宰，“相王室，以尹(统治，管理)天下。”(《左传·定公四年》)他才是真正的宰相。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王室衰微，先是诸侯争霸，继是七国争雄，官制相当混乱，齐国的“卿”，楚国的“令尹”，赵国的“上卿”，秦国的“大良造”，以及“相君”、“相国”、“相邦”、“丞相”等，均指宰相。其中，“丞相”一词最具生命力。战国时，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始设左、右丞相，此职后被长期沿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设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府。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分左、右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西汉初始，先设相国·，旋即改设左、右丞相，“金印紫绶，掌承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丞相的权力，亲自过问一切政务，命九卿直接向皇帝奏事，无需通过丞相；同时提拔一批中下级官员，作为高级侍从和助手，帮助皇帝决策大事和发号施令。这样，朝官就有了“中朝”(一称“内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降为一般的执行机关。汉哀帝时，丞相改称大司徒。汉平帝时，王莽专权，自称“宰衡”。东汉的大司徒、司徒相当于丞相。汉献帝时，董卓自称相国，曹操复改称丞相。其时，丞相的权力很大，足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丞相一职时置时废。隋朝改革官制，设置三师、三公及内史、门下、尚书、秘书、内侍五省。其中，内史、门下、尚书三省，职同秦、汉时的丞相。三省互相牵制。内史省是决策机关，长官称内史令(二人)；门下省是审议机关，长官称纳言(二人)；尚书省是处理日常政务机关，长官有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射，读作叶)各一人。唐朝沿袭隋制，略有变动，内史省改称中书省。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尚书令，后来此职不实授)，都是丞相，习惯上通称宰相，也有称“宰执”、“宰辅”的。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但不一定全置，也不轻易授人，皇帝往往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议决国事。这些品级较低的官员，若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也是宰相。唐高宗以后，尚书左、右仆射也要加“同中书门下”名号，否则就不再是宰相。因此，唐朝各位皇帝在位期间，宰相往往很多，其中中书令为第一宰相。北宋承唐制，若非中书省、门下省长官任宰相者，则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宋不仅置参知政事作为副相，而且置枢密使和三司使，分解宰相的军权和财权，宰相的权力大大削弱。宋神宗时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南宋孝宗时复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宋、辽对峙时，辽朝有个特殊情况，在其北方官职系统中，设有南北宰相府，府置左、右宰相。这是“宰相”作为官职名称，史籍中唯一的记载。

元朝在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均置左、右丞相。明初因之。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发生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事件。明太祖因此废除了丞相制度，取消中书省，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随之，明太祖挑选少数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协助自己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仁宗时，多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组成“内阁”，阁臣权力渐重，实际上就是宰相。阁臣中有一人为“首辅”，掌握“票拟”大权，是为第一宰相。

清朝定鼎北京后，设置由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名义上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然而另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议政大臣均由满洲贵族担任，相当于宰相。清圣祖为了加强皇权，专设一个南书房，简择才品兼优的满、汉族官员当值，从而遏制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清世宗在南书房的基础上，改设军机房，并于雍正七年(公元1732年)，正式改称军机处，承旨办理机务，“军国大计无不总揽”(《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军机处成员，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名称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等。为首者称“领班”或“首枢”，通常由皇家亲王担任，是为宰相，其他人则是副相。清末宣统年间，仿行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把原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国务机关，由摄政王和总理大臣行使宰相职权。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宰相也就不复存在，成为历史陈迹。

中国的宰相制度，历时约三千多年。它是专权制度的产物，是帝王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宰相的权力时重时轻，作用时大时小，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加强，权力和作用呈逐渐削弱的趋势。历朝历代，宰相的职权范围都很广泛，但主要的是辅佐帝王：一、制订巩固统治秩序的典章制度；二、提出并实施治国安邦的政策与措施；三、选拔和任用官员；四，主持重大的礼仪活动和处理突发性的重大事件。这就要求宰相，必须具备优良的品德和杰出的才能。用封建道德标准衡量，他们应该忠诚而没有野心，用权而不专权，胸怀宽广，顾全大局，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敢于直谏，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等等。历史上许多贤明的宰相，具有这些品德和才能，表现突出。如伊挚、姬旦、管仲、晏婴、蔺相如、李斯、萧何、曹操、诸葛亮、王猛、房玄龄、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宋璟、赵普、寇准、王安石、文天祥、耶律楚材、张居正、多尔衮、张廷玉等。他们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有的还是杰出的军事家，忠于职守，殚精竭虑，以大谋略和大智慧，孜孜不倦地为帝王和朝廷效力，往往系天下安危于一身，尽显国之栋梁的本色，为中国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发展与巩固，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扬光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出现，其中都有贤明宰相的功劳。

宰相是朝臣中距离帝王最近的人。帝王出于狭隘自私的心理，唯恐宰相“权重震主”和“功高震主”，所以在任用他们的同时，又时时猜忌他们和防范他们。即使像姬旦、萧何、诸葛亮那样的宰相，都曾遭到过猜忌，更何况他人？因此，很多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宰相，如伍子胥、商鞅、吕不韦、长孙无忌等，均遭猜忌和迫害，最后丧失性命，一点也不奇怪。张居正、多尔衮生前是功臣，死后成罪人，被削夺官爵，抄没家产，多尔衮甚至破棺暴尸，蒙受冤屈，可悲可叹。如果说伍子胥、商鞅、吕不韦、长孙无忌等是由于“外因”而死的话，那么李斯则是由于“内因”而死的。此人辅佐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继又提出许多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可谓功业显赫，权势熏灼。可惜的是他晚节不保，受功名利禄所驱使，竟与宦官赵高相勾结，狼狈为奸，在秦始皇死后，篡改遗诏，拥立秦二世当了皇帝。到后来，他受赵高诬陷，不仅丢了丞相职位，而且被腰斩于市，夷灭三族。司马迁批评他是“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史记·李斯列传)，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魏晋南北朝和五代时期，社会动荡，许多宰相兼握军权，这使他们有可能凭借武力，发动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政变，取代旧王朝，建立新王朝。魏文帝曹丕，西晋武帝司马炎，南朝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陈武帝陈霸先，北朝北齐文宣帝高洋、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后梁太祖朱温，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等，开国前都曾当过宰相，并且掌握了军权。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改朝换代。“成者王侯败者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成功者，是宰相中颇有“建树”的人物。

有忠必有奸，有善必有恶。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奸佞宰相，专权乱政，祸国殃民，落下千古骂名。如赵高、董卓、李林甫、杨国忠、蔡京、秦桧、贾似道、胡惟庸、严嵩、和珅、奕、李鸿章之流，共同的特点是善于伪装，阿谀逢迎，玩弄阴谋，结党营私，竭力排斥和残酷迫害异己，贪婪狡诈，骄奢淫逸，暴戾狠毒。他们一旦登上宰相的宝座，能量极大，架空皇帝，呼风唤雨，无恶不作，有的甚至谋反弑君，觊觎皇位。其中还有人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沦为无耻的卖国贼和民族败类。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宰相之所以能专权乱政，祸国殃民，是因为背后都有帝王或实际掌权者的支持和庇护。李林甫、杨国忠的背后有唐玄宗，蔡京的背后有宋徽宗，秦桧的背后有宋高宗，严嵩的背后有明世宗，和坤的背后有清高宗，奕诉和李鸿章的背后有慈禧太后，不是很明显的吗？如果帝王和实际掌权者英明睿智，那么邪不压正，奸佞宰相纵然有罪恶的企图，也是断难得逞的。

本书从历史上众多的宰相中，选择了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六十余人，采用故事的形式，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记述他们的主要活动，评说他们的功罪是非。作者希望本书能成为一扇回顾之窗，从中一睹贤明宰相的浩然风采，一瞧奸佞宰相的丑恶嘴脸，从而更好地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回顾是为了前瞻。通过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以利鉴古惜今，放眼未来，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努力在新的时代，创建美好的新生活。

张云风

2012年1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