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二朝反复的开海与禁海中，广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地位凸显。

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他们一面是皇朝特许的垄断商人，可获高额利润，人称其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另一面，他们又深受封建专制与国外黑暗势力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备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

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

谭元亨所著的《开洋——国门十三行》即是演绎这些商人在商界、官场，以及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

清初中期，雍正五年解除了南洋禁航令，从此恢复了与西方的贸易，而十三行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格局中得以兴盛。十三行总商谭康泰联合其他行商积极开拓对外贸易，但在险恶的环境下处处受到约束：外商的敲诈，官商的勾结，官员的贪墨，行商间的争斗拆台……《开洋——国门十三行》演绎出商界、官场、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朝云覆雨的精彩故事。

《开洋——国门十三行》由谭元亨所著。

礁语

 第一章 白头浪

 第二章 被逼良为娼的海盗

 第三章 女“黑奴”

 第四章 上谕：南洋开禁

石语

 第五章 番银加一征收

 第六章 能员酷吏

 第七章 缓兵之计

 第八章 威风长过命

 第九章 夷人闯进总督府

 第十章 暗度陈仓

 第十一章 被套住的行商

 第十二章 狱中难友

 第十三章 十年王谢半为僧

寺语

 第十四章 大餐与豪园

 第十五章 醉饮中秋明月光

 第十六章 老虫借猪

 第十七章 钦定的龙图像

 第十八章 波诡云谲

 第十九章 珊瑚树

潭语

 第二十章 可怕的漩涡

 第二十一章 敢告夷状的行商

 第二十二章 进裂的碎瓷

 第二十三章 退财消灾

 第二十四章 赈灾款

 第二十五章 誓证

塔语

 第二十六章 琶洲行

 第二十七章 祸起萧墙

 第二十八章 “三进宫”

 第二十九章 人有病，天知否

 第三十章 不跪的钦犯

浦语

 第三十一章 以骨为薪

 第三十二章 雷霆出击

 第三十三章 生命之火

 第三十四章 极品

 第三十五章 恶税终结

余绪

后记

第一章 白头浪

雍正初年，寒露时分。

一条双桅的海舶，在南海上行驶……平日，台风都在八九月问才会纠合着，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所以这个时间一过，抢着下一趟南洋还来得及。只要赶上海流，顺风顺水，很快便可以到达巴达维亚，做成一单生意回来，而后，便可以等候来自西洋的番舶了。

已经驶过了一半的航程了。是日，只觉得天气闷热难受，海风无影无踪，船似钉在海面上，一动也不动——其实，海流依旧，船仍在航行，只是借不到风力了。茫茫的大海，蓝幽幽的，在白炽的阳光下升腾着热汽，把天空变得恍恍惚惚，分不清白云还是帆影，甚至分不清哪是蓝天哪是大海，水手们躺在帆影下喘息着，只有舵工仍以双倍的警醒，把握住海船的方向。

突然，爬在桅尖上的一位水手惊叫了起来，不好，东边……白头浪来了！

所有水手都一激灵，鲤鱼打挺，站在了甲板上。

说时迟，那时快，白头浪排山倒海扑过来了，连天上的乌云，也是被它裹挟而来，顷刻之间，已席卷过了这艘双桅船。大海一失它那幽蓝的诡谲的宁静，狂怒了起来，恰似一口烧得漆黑的大锅，倒扣了过来，阳光、自云，刹那间不知了去向。天与海，在黑色的混沌中绞合在了一起，只听到呼啸的浪声。

双桅船一忽儿沉下了深不可测的浪谷，一忽儿又被举上了高不可攀的浪尖，就这么颠几下，全船的龙骨都“吱呀呀”地要散裂开了。加上大风乱来，船一下子侧翻过去，几乎整个要颠覆了。

一个沙哑沉实的声音响了起来：“泰叔，沉住气，顶硬上！”

声音是从船后方传来的，老舵工在喊。

老舵工是执意追随船主泰叔一同下南洋的。他称他“泰叔”，其实却比泰叔还要年长二十多岁，不过，广东人视“叔”为一种尊重、亲昵的称呼，并无严苛的辈分区分。老舵工其实在泰叔家算得上是“三朝元老”了，不仅看着泰叔长大，而且，在四十年前，当时的两广总督吴兴祚，在平定台湾后，向康熙“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赖以丰庶”之际，他便在泰叔家的船上司舵了。单身一人，无牵无挂，这也是舵工的习俗，不愿岸上有拖累。虽然后来又有“南洋禁航令”，但外国商船还是可以来的，早在明代中叶形成的、专门经营洋务的十三行，也就又红红火火了起来。以至“誓不事清”，剃度为僧的明代大学者屈大均，也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番鬼佬们每次来广州，都载满了各色银元，用来购买丝绸、陶瓷与茶叶。

此番冒险犯禁下南洋，老舵工自告奋勇，要来主舵，泰叔怎么劝也没用，老马识途，见惯了风浪，也好提携一下年轻人。

船主在大叫：“转桅……落帆……”

双帆在落下之际，竞因桅杆打断，缠结在了一起……

船主急了，断然道：“砍桅，砍桅……”

这是逼不得已的最后决断了。桅杆没了，船就完了，不沉。也走不了。

老舵手在大叫：“东家，砍不得呀！”  “不砍，我们都完了！”一道闪电，掠过船主惨白却依然刚毅的脸。

船主见水手提着斧头，还在犹豫，扶着船舷，跌跌撞撞地冲了过去，一把夺过水手的斧头：让我来！

他使劲全身力气，一斧一斧砍了下去。

用不了几斧头，桅杆便让飓风折断。飓风一下子抓住了缠在一起的白帆，甩到了半空之中，刹那间便无影无踪了。但几乎侧翻的船体则恢复了平衡，船躲过了倾覆的险关，却躲不过举天的狂澜。它依旧一下子被托上了天，一下子被扔到深渊。龙骨的裂响，分外骇人。

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船主抱住只留不到一人高的断桅，大声喊道：“人都在么？”

过了好一阵，才有人回答：都在。

老舵手声音似乎有点艰涩：“稳住……撑住……把稳舵……飓风很快就要过去，咬紧牙关，顶硬上！”

只是在惊涛骇浪中，在狂风暴雨里，人都不能把持住自己，况且一条船呢！船东的吼叫，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事实上一点作用也不曾有。船依然像只蛋壳，在浪头上抛来抛去，随时都会碎裂，万劫不复，一个巨浪扑来，它被深埋下海水，又一个巨浪上来，它被往上托举，几近悬空。仿佛有一只残忍的魔掌，把它当作玩物在戏弄，不玩个尽兴决不罢休。

飓风在呼号，巨浪在呼号。

隐约还能听到船主的叫声：

“稳住……撑住……把住舵……顶硬上！”

只是在这呼喊声中，人们才下意识地抓住或抱住身边任意一件牢靠的物品，不让狂风与巨浪把自己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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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二朝反复的开海与禁海中，广州“一口通商”，以十三行商馆为中心的贸易口岸，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地位凸显。

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为开拓国际贸易，求新求变，在国际大航海时代独领风骚，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巨。十三行与屯门的热兵器之战，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然而，他们一面是皇朝特许的垄断商人，可获高额利润，人称其为“富可敌国”的官商；另一面，他们又深受封建专制与国外黑暗势力压迫，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备受歧视的民商；他们受到严苛的限制，还得承担巨额的苛捐杂税，并且要承担一切经济活动与涉外贸易的风险，以及赔偿其他同行破产给当局与外商带来的损失。

他们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悲剧角色。

如何重构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呢？

康熙对西学的重视，众人皆知，而出于“国计民生”考虑，为了沿海百姓的生活，这才有解除禁海令之举，可地方官员的谗言，称出海的木船少有回来，大米也出了洋，这便又有了他的“外开内限”，颁发了南洋禁航令，不让国内的船只下南洋，但仍让外国的商船进来。及至雍正，本着要“河晏海清”的旨意，察觉了地方官员忽悠圣祖的奏报，哪有什么木料、大米外出，沿海还靠暹罗大米进口才有饭吃呢，这才实事求是，废除了南洋禁航令，内外全面开放了；然而，食古不化且贪得无厌的巡抚杨文乾，却祭起了“古制”，来了个番银“加一征收”，视西洋商船为藩属国的进贡，无端给开放加上了镣铐，这自然激起了十三行行商与外商们的反抗；直到乾隆登基，这位酷爱西洋珍奇的年轻皇帝，不仅把雍正始创的中西合璧的圆明园扩容为世界之最，而且声称“怀柔远人”，于是，因袭古制的“加一征收”最后给取消了，至此清代全面开放的格局得以形成。

对比历史，今天，我们从广州“一口通商”的广交会，到改革开放的四个特区的建立，一直到今天的梯度推进的全面开放，诸如早期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等等，与此又何其相似乃尔。以史为镜，可知兴废，中国今日的改革开放，当不可逆转。

但是，清代乾隆二十二年，在康熙开海之后的七十二年，历史却发生了逆转，由康熙开放的“四口通商”，收缩为限关的“一口通商”，只余广州一个口岸。本在乾隆前期仍位世界之首的泱泱帝国，在其后期却急速地走了下坡路，在他身后不到四十年，更发生了鸦片战争，偌大一个帝国似乎一下子成了东亚病夫，成了列强随意宰割的鱼肉。殷鉴不远，在夏之后矣。

当人们津津乐道十三行中后期富可敌国的几大行商之际，而中华帝国的败亡之相早已显露了出来。

可以说，在乾隆登基，取消“加一征收”之际，处于上升时期的英、法诸国，还是很看好中国的。甚至于发生“一口通商”逆转之后三十多年，马尔戛尼率领大船队来中国为乾隆祝寿时，其使团中不仅有外交家，而且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工程师、画家、音乐家、技匠等所带的六百箱礼品，更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这包括蒸汽机在内。这无疑把中国视为可与世界同步的合作伙伴。这证明，乾隆之际，中国当有怎样大好的机会保持自己世界领先的地位——本来，取消“加一征收”之后，全面开放的格局得以形成，大清帝国如果就此坚定不移地往前走去，与世界进一步接轨，后来也就不会落个悲剧收场。

机会是怎么失去的？

康雍年间的十三行行商，不乏目光远大、思想开放者，他们早早远航到巴达维亚、到欧洲大陆，谙熟上升时期西方的商业观念、市场意识，以及由此萌生的启蒙思想。谭康官在晓谕法商取消“加一征收”后，更劝他们无须向督巡跪拜．绝不仅仅是一个黑色幽默，可见，行商的膝头也已硬了起来。他为了抗拒“加一征收”，三进三出大牢，令人感佩。而他最后争得“加一征收”的取消，不能不说有远见，有卓识，更有着一股顽强精神，他似乎认定，只有这么走下去，中国方可以进步下去，方可以富强起来……

他胜利了，“加一征收”取消了，似乎大好局面都打开了，而且，并持续了又二十二年，却怎么又一下子给颠覆了呢？

他仅仅是败给了杨宗仁、杨文乾、杨应琚么？其实．杨应琚任两广总督与闽浙总督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历史似乎是由很多的偶然组成的，无数的偶然却又成了必然。没有杨氏祖孙三代，就不会有同样的人？历史小说，其真实性在哪里？是事件？是人物？是细节么？都是，也都不是。应该说，是在于其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说到底，则是历史思想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在于其历史思想的真实，写历史小说，也可以说在创造历史，但创造的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今天的。当我们把历史与今天完全交融在一起时，创造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也就是我为写失败而写下了胜利的根由。只不知有谁体察到其中的悲凉……

这本书，仅仅写到了“胜利”，而其作为“后事”的逆转，只作了简单的交代，但是，作为逆转的伏笔，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是早早埋下了，而且贯穿了全书，也就是说，我写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如果天假以年，或许我会写一个续篇。一直写到最后的逆转，毕竟史料更多。但现在这样，似乎也够了，没有为失败而写下的胜利更让人深思的了。

我一直在犹豫，我是否出于家族观念，太把谭康官写好了，写理想化了，他能有那么多先见之明，有那么多超前的思想么？陈寅恪说的“了解之同情”固然可以解释。然而，直到去年10月的一次十三行的研讨会上，一位外国学者，在我已完成这部书的初稿之际，却出乎我意料，同样称Ton Hunqua的主张，“显然，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作好准备”，与我的认识不谋而合。至此，我的惴惴不安才平定下来。同时，也坚定了以这一段历史作为十三行发展的重心加以描述的决心，不再只盯住那几位后期的大行商了。当然，后期民谚中的“潘卢伍叶，谭左徐杨”，谭的排名也只由前三名落到了老五。

依照编辑的意思，虽然十三行行商，在历史上比晋商、徽商要辉煌得多，尤其在对外贸易上，更无以匹敌，但对于读者来说，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对象，历史也差点把他们遗忘了，所以，务必多交代几句，因此，拉拉扯扯写上了这么几句，希望对阅读有所帮助。同时，我不仅仿效屈大均《广东新语》的小百科写法，写了若干“礁语”、“浦语”等，同时，在引入地方方言即粤语上亦作了一些新的尝试，毕竟，正是改革开放，给了粤语一个丰富当今普通话的机会，如今，诸如“买单”、“靓女”之类，业已堂而皇之进入到国语的行列中了。广东人写书，每每第一遇到的，是方言的障碍，好在这之前，陈残云等老作家已作了努力，而周立波在运用湘方言、东北方言上，更有不少成功经验。我自小在湖南长大，人们把我列入“茶子花派”中，回到广东，也还改不掉这一风格。相信这一努力，在文学语言上，能把广东与中原拉得更近乎一些。

很感激人民文学出版社，尤其是何启治老师的关爱，脚印的悉心批阅，提了不少中肯与宝贵的意见，使这部作品能得以问世。这对于我的故乡，自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同样，对还在改革开放的祖国，我想亦不乏警策。“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重新铺陈这样一部历史，其拳拳之心，愿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