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以来，那些故去的经济学大师给我们留下的闪光智慧。一版再版的全球经济学经典著作！

在《经济学大师们》中，通过对塑造这一学科的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对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作了生动的介绍，并且易于理解。与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将正规的模型和复杂的图表作为重点有所不同，布赫霍尔茨提供了清晰的、非技术性的解释和时新的案例。

在过去的200年里，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伴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历史沿革、技术革命、经济循环、政治变迁等，从高居神坛之上到现在走入寻常人的生活，其发展历程既充满了跌宕起伏，也伴随着无数褒奖和争议。

150多年以前，苏格兰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给经济学贴上了“沉闷的科学”的标签，但在《经济学大师们》的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经济学大师们》就像一部有温度、有质感的黑白纪录片，不仅清晰地梳理了数位历史上有分量、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经典理论，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笔墨，介绍了此大师与彼大师的个人关系以及在学术观点方面的交锋，将一幅比较完整的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思想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凯恩斯、马尔萨斯、弗里德曼、马歇尔、李嘉图，这些已经逝去的经济学大师的名字我们并不陌生，他们的经典理论我们耳熟能详。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经济的崛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人口老龄化、医疗保险和全球变暖问题，这些故去的经济学泰斗又留给我们哪些深远的洞见呢？

序言

修订版序言

第一章 经济学家的坏名声由何而来？

 重商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经济学家真的一无是处吗？

第二章 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首先是位哲学家

 经济学测验只能得50分的重农主义者

 驱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利己动机

 自由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

 20个与4800个的天壤之别

 一支铅笔背后的国际贸易故事

 自由市场与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当下他的思想再度流行

第三章 马尔萨斯：一个悲观的人口预言

 从乌托邦的美梦中惊醒

 惊世骇俗的人口增长预言

 被历史抛弃的预言家

 世界末日离我们还有多远？

 移民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

 全球变暖的结果有多可怕？

第四章 大卫·李嘉图：最富裕的经济学奇才

 比较优势理论——一人捕鱼，另一人盖房

 自给自足不是发展经济的最好选择

 经济的未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永远供过于求的商品是不存在的

第五章 约翰·穆勒：大多数人的幸福捍卫者

 功利主义与幸福的计算公式

 当推理机器出现故障

 “不做吃饱喝足的猪”

 以归纳法与演绎法来探讨生产与分配问题

 以实证法和规范法来确立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

 战胜了风车的勇士

第六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表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的开始

 当经济学遭遇进化论

 经济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需求弹性就是我们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

 贫困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第七章 从凡勃伦到科斯：事关社会与法律制度的经济学

 穷小子和旧制度学派

 炫富心理与凡勃伦效应

 工程师和商人，孰优孰劣

 加尔布雷斯对广告的严厉批判

 新制度学派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

第八章 梅纳德·凯恩斯：带领人们走出大萧条的救世主

 放荡不羁的通才

 战争与和平的经济代价

 1929年大萧条和古典经济学的落幕

 用乘数效应撬动经济复苏

 物质的充裕会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吗？

第九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向凯恩斯宣战的货币主义者

 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流通

 凯恩斯让货币学派黯然失色

 幸运之神站在了弗里德曼一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谜一样的货币流通速度

 学术争论让经济学历久弥新

第十章 詹姆斯·布坎南：从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到政治 市场中的公共选择

 特殊利益集团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政府为何要进行行业管制？

 精简政府机构不过是一句实话而已

 退休后，谁来为你的养老金埋单？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咬合

 凯恩斯对现代政府的定义

 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

 政治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第十一章 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

 股票经纪人应当去做管道工

 因华尔街而获诺奖的经济学家

 锋芒毕露的理性预期理论

 预期模型失效了

 行为经济学帮我们作出理性的选择

后记

致谢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亚当·斯密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理论家。他想让这个世界跟着他的感觉走，因此热切地与政治家和政治掮客来往。当首相皮特采纳了他的建议，或者首相福克斯引用了他的话时，他会激动不已。对于福克斯引用了他著名的一段话却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他应该是原谅了福克斯的。

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恳求赠与他一位说话不要模棱两可的“独臂”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经济学家的表述方式“烦得要死”，经济学家总是说“从这方面看，我们能够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吧”。亚当·斯密有两只手，但他会自信地把手指向政府要遵循的最佳政策。他提醒立法者，特殊的利益会对那些增加一国财富的措施施加很大的压力。他的警告应该仍然还在整个世界的议会和国会里回荡。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论”这条经济学路径并没有让他像伏尔泰小说中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被谴责为“天真的乐观”，这位博士无视他周围的所有证据，认为他生活在一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就像威廉·萨菲尔的那句话，亚当·斯密又不是一个“消极的牢骚大王”。相反，他认识到了障碍，并且表明如何绕过它们。让我们审视几个受关注的政策。

国内贸易限制。回想一下前面描述过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这个系统中，进入一个行业的压力迫使价格和利润下降到“生产成本加上正常投资回报”的水平。亚当·斯密观察到有时商人确实将过高的利润带回了家，为什么他的模型没有奏效？亚当·斯密描述了两种局面来解释超额利润。

第一种情况，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或条件的限制，企业家们不能进入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只有靠近西班牙赫雷斯的土地才能够生长出酿制雪利酒的葡萄。纵然是皇室成员自愿用他们皇家的土地来种植葡萄，富于创业精神的英国人也不能在白金汉宫周围种植酿制雪利酒的葡萄。因此，在赫雷斯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享受到较高的利润。当然，企业家能够尝试劝说人们饮用波尔图葡萄酒作为替代品，这样就将雪利酒的超额利润抹掉了。

亚当·斯密指出，第二种情况比较有害。当一小群商人加入保持高价的联盟之中，不正常的利润会持续下去。他写道：“同业中的人甚至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在一块，但他们只要聚在一起，结果不是图谋对付公众，便是搞些提高价格的障眼法。”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商人之间这种魔鬼协议通常不够牢固。因此，商人们怂恿政府去做这种棘手之事。除非政府对垄断联盟表示支持，否则商人的阴谋诡计常常不能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亚当·斯密对许多为了联盟利益而对贸易和分工加以限制的矛盾做法进行了抨击。学徒制的法规和垄断联盟对竞争是一种扼杀。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愚蠢的后果：马车制造商不能合法地为他的马车制造轮子，但是轮子制造商却能够生产车厢放到自己生产的4个车轮之上。如果车轮制造商通过法律禁止竞争，他们就可以要高价。除了学徒制的法规之外，亚当·斯密对英国的《济贫法》也评价不高。为了获得救济，居民们必须要满足（在当地）居住一定期限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当劳动者有不同类型的改变时，他们不能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或者从一个城镇迁移到另一个城镇。亚当·斯密猛烈地抨击了政府许可的垄断，指出这种垄断“让市场持续地供货不足，从来没有对有效需求进行充分的供给，以大大高于正常水平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由此提高他们的……工资或利润”。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是如何看待亚当·斯密对于密谋的惧怕呢？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反对垄断以来，美国对垄断和寡头垄断（共同控制一个行业的一小群公司）给予了较多关注，超过了对学徒制的关心，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盛行的学徒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担心大型公司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市场竞争，从而大获其利。因此，多年以来，政府将几千家公司告上了法庭，即使这些公司通过它们的律师进行了抗议和大吵大闹，但美国政府还是依据《谢尔曼反垄断法案》和《克莱顿法案》指控它们操控价格和限制竞争。此外，美国司法部常常设法阻止公司的合并。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一致同意：虽然操控价格是罪恶的，通过合并变成“大块头”却未必有害无益，因为变得庞大的公司不必限制竞争者的加入，事实上可能还会增进效率，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大学教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纳，他们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此外，许多当代的学者主张，过去那种反托拉斯的人看待市场的眼光太狭隘。现代的竞争包括外国公司，并不只是包括国内企业。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失败与现代汽车公司的胜利相提并论，以此作为证据。现代汽车是韩国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登陆美国市场的几个月内就对底特律这座汽车城形成了冲击，并让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变得非常难看。在个人电脑市场，从车库起家的投资人组建了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公司来挑战IBM和霍尼韦尔这样的庞然大物。不无讽刺的是，苹果电脑刚开始进入英国时还被当做粗陋的美国进口货，后来苹果电脑公司成长为影响巨大的行业领袖，并且为更不起眼的新秀如红杏电脑所模仿。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一次出色演讲中，史蒂夫·乔布斯回忆了从大学退学走上挑战IBM的人生之路：“我没有了学生宿舍，所以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退掉可乐瓶子以得到每瓶5美分的押金，再用它去购买食物，而且在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步行约11公里，穿城而过，去哈瑞克利希那寺庙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觉偶尔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后来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在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司法部一直都在打击IBM。但它却是利用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一个辍学学生，而不是利用刻板的反垄断律师来创造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下，里根和布什政府阻止的公司并购案要比他们的前任少得多，因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相反，他们开始着手于价格操控的诉讼。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批评意见是：价格操控不过是变成大公司的象征，而里根政府批准的合并会很快造就出垄断企业。

少数几个垄断企业已经崛起，事实上，世界经济的竞争一如从前那般激烈。尽管一些委靡不振的企业存留了下来。最近几年，最引人关注的反垄断案是美国司法部发起的针对微软公司的案子。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认为，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的垄断使得它阻止了竞争者将其产品展示给消费者。许多记者将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比做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暗示通过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盖茨能够做到标准石油垄断石油市场般的程度。当芝加哥学派的智囊之一、前法官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克带头对垄断者发表一个简短的抨击时，微软的反对者们莫不欢呼喝彩。在播放了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心神不宁的证人录像之后，微软与司法部了结了此案。然而，让微软的反对者感到遗憾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强迫微软将软件代码的内核分拆开，或者阻止它为视窗软件编写新的程序。事实上，解决方案不过是强迫微软与其他公司“分享”界面而已。情况常常是，当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争辩时，技术上的新飞跃就会让法庭的解决方案变得既过时又浪费。

不过，最大的讽刺已经显而易见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声称，亚当·斯密所说的完全竞争的简单世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公司的膨胀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并且与当前的重大问题更加密切相关。

国际贸易限制。亚当·斯密写道，“如果每个家庭的治家之道是精明的，那把它放到一个伟大的王国中也就很少是愚行了”（治家如治国）。在论证了绝对优势理论之后，他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商人们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游说政府，并且政府也听从他们的摆布。通过关税和配额，政府等于强迫消费者对商人进行了补贴，因为消费者支付的要比必要的价格高得多。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提高了他们的价格和利润。对抗自由贸易的力量看起来“像是一支编制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令政府恐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威胁立法机关”。让亚当·斯密感到伤心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府官员因为吹捧式的宣传而得到奖励，而那些为大众利益而战的人受到的却是侮辱和无耻的虐待。

当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等我们谈过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改进之后，我们再深入探讨。不过，即使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他会允许任何自由贸易的例外情况存在吗？是的，但不会很多。亚当·斯密仔细思考过“幼稚产业”的主张，并且否定了它，这种主张要求对外征收“临时性”的关税，只是为了在产业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保护。几年以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欣然接受了“幼稚产业”的主张，200年之后的日本也学会了培育扶植幼稚的半导体产业。但一旦产业成熟，政府能否将政治意愿聚集起来取消这种保护政策，亚当·斯密表示怀疑。尽管这个产业已经有了成人的胃口，它还是会学婴儿一样哭叫。或者用这种主张的新版本来说，这个产业会像一个衰老的老人那样呼哧呼哧地喘息，并且流着口水，继续要求政府提供帮助对抗竞争。美国的钢铁业曾经基于这两个理由大声叫嚷着要求保护，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老糊涂”，后来是作为一个“重生的婴儿”。但是，对于钢材行业的保护是一件特别有害的事情，因为它迫使所有东西（从洗碗机到自卸卡车）的价格上涨，并且减少了美国机械设备的出口。

2002年，美国小布什总统封堵了外国钢材出口商面前的这道屏障，对他们向美国出口的钢材销售额强行征收8%~30%的进口关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很快就感到他们像被夹在了老虎钳里，因为美国的钢材价格飙升了30%~50%，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的价格水平。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小布什通过关税方案是为了拉拢摇摆不定的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人选民。在世界贸易组织于2003年裁决该关税非法之后，小布什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并且废除了此项关税，但在此之前，提高关税已经伤害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作为钢材消费者的利益，并招致欧洲人威胁要联合抵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橘子。

对于将关税作为反抗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报复行为，亚当·斯密一点也不赞成，因为报复性关税只是减损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财富。当然，一个能够敦促最先违规一方罢手的成功的报复行为是好上加好。但是，人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报复性的关税会不会因果报应地引发第三个关税呢？因为各国出于报复其他国家而设置了部分的高额关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愈发严重。亚当·斯密不无恶意地说：“判断这种报复是否能取得如此效果也许不属于立法者的学科领域……而是属于阴险狡猾的动物的技能，这种动物通俗地讲就是政治家或政客。”虽然美国在明确地保护某些行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还是经常把日本当做一个自由贸易的明目张胆的犯规者而加以引用。

有两个报复性的技巧值得一提。据说自从日本遭遇不可思议的管制之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亨利·罗索斯基幽默地建议，让日本的进口货经由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报关代理人之手进入美国。罗索斯基要求充实人员，将他们的工作安排在每周星期一，工作时间为早9点到晚5点，并且是在名称以字母“r”结尾的9~12月办公。另外一个例子说的是美国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同意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庸俗地提议要阻止日本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并且告诉日本人要“乖乖待在横滨的码头上，坐在他们的丰田车中听他们的索尼音响”。在竞选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康纳利在美国收到的选票数目与他可能在横滨收到的选票数目一样多。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基本原理只是偶尔向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诉求弯腰。例如，他同意用关税抵消对国内产品征收的国内税。他也接受以国防的理由为关税所作的辩护，因为知道英国的安全需要一个健康的造船业。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样的保护阻碍了“财富的增长”。

如果政府不应保护本国产业、规范管理劳动用工或者袒护商人的话，那它应该做什么呢？亚当·斯密何时才会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脱掉镣铐锁链呢？亚当·斯密明确地界定了政府的恰当角色：首先，提供国防服务；其次，通过法院制度进行司法管理；再次，维护公共机构和资源，如道路、运河、桥梁、教育体系和国家主权的尊严。

P38-45

我们全都会受政府经济政策和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如果缺乏经济学的知识，没有人会成为一个更知情的选民，甚至不会成为一个能够读懂每日新闻的读者。若是对塑造我们经济生活的力量缺乏认识，那么谁能够为我们和我们孩子的未来生活和工作未雨绸缪呢？

诸如贸易政策、通货膨胀、政府的恰当角色、消除贫困和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法，我们今天所争论的这些经济政策问题已经被经济学家探讨了两个多世纪了。不论其好坏，今天的许多经济政策都是那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产物。今天，许多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只能被那些至少对早期经济学思想有些熟悉的人所理解。

在过去的200年中，经济学大师是一些关注于他们那个时代重大政策问题的人。他们研究经济运行的目的是提倡较好的经济政策。但是，尽管关心政策，他们却不是能言善辩的人或政治家，而是通过符合专业辩论标准的分析和证明，来试图说服与他们同时代的政府官员或更广泛的民众。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经济学通过发现前人思想的局限性从而得以进步。尽管经济学没有机会像自然科学那样把实验作为自己独具特色的方法，但经济学家可以采用系统观察和经验分析以摒弃旧理论和发展新理论。

技术、政治和制度环境的改变阻碍了对替代性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得出肯定结论的进程。要解决这些议题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并且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制定政策的官员必须要认识到，过去的结论会在今天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行之有效。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他与他所处时代的传统观点相左，他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通常是有害的，并且公众利益通过私人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就能得到最大化的满足。近些年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认识到基于私营企业而不是政府计划和公有制的市场体制的优点。美国的税率降低、英国和法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家庭农场在中国的重新产生，以及被贴上“改革”标签的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完全是亚当·斯密早期思想的直接体现。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他的理论帮助政府避免了重新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但拥护凯恩斯主义的人反对储蓄以及偏爱增加消费的主张正在逐渐被抛弃，因为它不适合当今经济条件差异巨大的现状。现在我们理解了，增加储蓄通常成为增加投资用于建设新厂和添加设备的基础，也因此成为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当美联储官员作出有关货币政策和利率的决定时，他们所依据的思想和证据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及由华盛顿开发的最新数据。当美国财政部官员对适合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争执不下时，他们可能会用到一个多世纪前大卫·李嘉图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分析论证方法。相似的情况是，贸易政策的分析、能源和环境法规以及反垄断法，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思想之上。对于任何想理解新政策可能如何影响经济和为什么某些政策会被选择的人来说，熟悉这些经济思想十分重要。

在本书中，通过对塑造这一学科的伟大经济学家的研究，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对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作了生动的介绍，并且易于理解。与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将正规的模型和复杂的图表作为重点有所不同，布赫霍尔茨提供了清晰的、非技术性的解释和时新的案例。  当我第一次遇见托德·布赫霍尔茨时，他正在哈佛大学教授部分的经济学入门课程。布赫霍尔茨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30位讲授本课程的教师中，他被选中获得“年度入门经济学杰出教学奖”。在这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中，他在课堂上的讲课技巧得到了很好的展示。

马丁·费尔德斯坦

剑桥，马萨诸塞州

1989年6月

穿透乌云的希望之光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经济思想的发展之旅。这条路是如此漫长，经济思想发展得又如此快速，以至于我们就像是滑着旱冰浏览卢浮宫里陈列的几个世纪的杰作一样，刚好还有足够的时间一瞥蒙娜丽莎那让人迷惑不解的微笑。给可怜的经济学家一点同情吧。他被寄予厚望，认为他可以从盘根错节的经济思想史中把“真理”挑选出来，之后自信满满地向总统建言。

即便是最聪明的脑袋也会让经济学弄得晕头转向，这一点似乎才是不变的“真理”。自吹自擂会招致惩罚。傲慢的经济学家会从取代普罗米修斯的位置中汲取经验教训，老鹰会啄食他们的肝脏，直到他们学会谦卑。为什么经济学难倒了那么多人，甚至吓跑了更多的人？和生物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家不能利用准确监控的对照组来进行科学实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对照组。天文学家也没有多余的月亮样本供他们利用，跟经济学家处理一个家庭主妇的随机样本没有什么两样。但至少天文学家不必担心那个星球会突然地像消费者那样表现出反复无常。天文学家预测了哈雷彗星何时再次出现，所以他们在预测方面有着相当良好的记录。而经济学家在预测家庭储蓄率方面，则有着相当差劲的记录。在苏联曾有一个笑话，有人问“共产主义是生物学家发明的，还是政治家发明的”？“当然是政治家。生物学家会先用小白鼠做试验，看看可行不可行。”不幸的是，小白鼠也不能给经济学家太大的帮助。小白鼠可能在循环系统方面与人类的相似，但经济学不只是解剖，更多的是一种思想问题。

经济学并不像亚当·斯密和他的一些理性传承人尝试描述的那样，是一门精确定律的学科，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门关于趋势的学问。除非当炫耀性的凡勃伦商品进入市场，否则较高的产出通常意味着较低的价格。除非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将利率推高，否则较多的货币供给通常意味着较低的利率。除非当“动物本能”使投资者产生恐慌或者兴奋，从而造成投资的突发性振荡，否则股票价格通常代表着对未来现金流的理性预期。除熊彼特所谓的“超人式”企业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外，投资人通常会冒险投资，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些并不精确的破坏科学方法的力量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即疯狂的）。它们可能是不理性的和不可预知的，就如同在量子物理中，电子的运动并不疯狂，它们却对我们建构原子模型的方法提出了挑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还没有理解所有的事。另外，故意嘲笑入选“名人堂”的杰出经济学家发现的趋势会招致经济灾难。价格补贴、贸易保护主义、听之任之的污染政策很快便会产生高物价、高税收和污浊的空气。尽管有好与人争论的名声，但很少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会建议采取上述政策。

做一名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像往常一样，凯恩斯找到了最为亮丽的词句来描述经济学大师，称他们“必须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脱俗和公正纯洁，不过，有时也要像政治家一样流于世俗”。国王的文臣武将全都满足不了这个职位的要求。

本书所考察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能够在一般与特殊、未来与现在或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完美无瑕的平衡点，也没有人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方面表现得同样惊人。他们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其中有些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

然而，他们都知道一件事：他们不能忽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亚当·斯密猛烈抨击政府支持行业协会的贸易限制，马尔萨斯则主张《济贫法》会加速贫穷，李嘉图警告说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将英国带入一个新黑暗时代的深渊，马克思认为政府只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凯恩斯则试着摇醒在危机之中沉睡的政府官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尽管极端主义者在孤独地呐喊，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未必就是邪恶的或善良的。虽然政府的政策有时会起到拯救的作用，有时会带来恐怖的后果，但他们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撒旦。

虽然我们在前面所研究过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有其不同之处，但他们都一致地警告我们：面对政治压力，政府总是会采取毁坏良好经济状况的措施。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将整个职业生涯用于安慰和安抚那些愿望良好的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国际贸易自由化伤害了某些国内生产商，低通货膨胀率伤害了贷款人，低利率伤害了债券购买者，技术创新伤害了某些工人，而对污染征税则伤害了厂商。

然而，有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市场或精明的政府所能解决的。新的发明使得传统的工作和角色成为过去时，人类能否跟上这些新发明的步伐呢？人类的自我教育能否快到足以应付计算机时代和后计算机时代？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做到。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遗漏掉，那些有心理问题、身体残疾和智力障碍的人将会软弱无助。与200多年前相比，生活在当今世界更容易获得物质财富，却更难以解决心理问题。20世纪城市的精神生活与过去农村的物质生活一样艰难困苦。身处现代世界，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处，就像《摩登时代》里的查理·卓别林，不是在工厂里团团转，就是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们的生物钟可能不再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保持同步。200年前，妇女在20岁之前就生育子女。但在那个年纪，她们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必须提供什么，知道她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工作，知道她们可以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她们可以教育她们的孩子如何生存。今天有多少20岁的人知道他们能够做什么，或者知道当他们25岁时将要做什么？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很好地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更不用说我们的后代了。我们的孩子不再由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抚养长大，并不是因为父母变得愚蠢或懒惰了，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得无法掌握了。父母最后必须学会教育他们的孩子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确保稳定性。

在列举了让人闷闷不乐的新情况之后，我们还是忽略了许多其他可能性，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加利福尼亚州可能会漂浮在太平洋上，瘟疫可能会杀死几百万人，干旱可能会再让几百万人忍饥挨饿，战争可能会夺去许多人年轻的生命。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为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描绘出一幅令人绝望的前景画面。

……

经济学家一定要研究所有这些事件，它们全都会朝着经济学家的画架冲撞过来，把他想呈现给世人的用心描绘的精制图画泼溅得污迹斑斑。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用两条腿走路不见得会比用四条腿走路过得更好。请给经济学家一点鼓励吧，因为当观点产生分歧时，是他们解释并且描绘了这个稍纵即逝的闪光瞬间。

如果你今年只读一本经济学的书，读这本。

——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对于希望在谈论经济学和世界市场时显得很博学多才的外行读者来说，本书值得一读，令人愉快，富有价值。

——《国家评论》

对仍然富有生命力、给我们带来繁荣的经济思想来说，这是一本很有必要的指南，是一部上乘之作。

——小阿尔弗雷德·梅拉伯，《理解新经济》的作者

用闪闪发光的智慧照亮了经济学。

——美联社

既有效果又有趣味，应该大力推荐。

——《图书馆杂志》

用能够理解的、日常的观察视角成功地表述了宽泛的经济理论和哲学。

——《书目》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