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度集中描写了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历程。书中载入了近200幅图片，它们全由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拍摄，其中很多图片都是首次公开发表，并进行了首次色彩还原。作者通过大量的采访，结合图片，记述毛主席最后七年的工作和生活故事。

第一章 双剑交锋
第二章 亮出底牌
第三章 国门洞开
第四章 时不我待
第五章 重振旗鼓
第六章 艰难执政
第七章 星落长河
后记

该书由著名红墙女作家顾保孜潜心写就。这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纪实作品客观描绘了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真实再现了1970年到1976年共和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国事风云，生动讲述了林彪事件前后我国在内政外交上重大事件的起因、发展与结局，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晚年的思想轨迹。书中载入近二百幅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全由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先生独家拍摄。毛泽东晚年珍贵影像，首度曝光面世，首度还原色彩。届时，作者顾保孜将亲临现场，为大家深入解读毛泽东最后七年的风雨历程，讲述毛泽东的暮年人生！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终于要出版了，看着人民
文学出版社发来的美编封面样稿，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在此之前总感到时间太慢。先是三个月确定选题，再是
三个月犹豫徘徊是否接这个选题。当决定接这个选题后，
又是长时问的伏案写作，完稿后将近一年的审稿、修改，
一遍两遍三遍……几次曾想过放弃，不写不出罢了。然而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与其编辑室主任李明生的坚
持和鼓励下，我总算走过了这段漫长的历程。现在回过头
，又忽觉这段岁月转瞬即逝，似乎太快了。
写一写“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七年”也是沉淀在我内心
多年的一个愿望。尽管我的工作已经超负荷运转，但面对
人民文学出版社良好的声誉与编辑敬业的精神，加之自己
二十多年整理杜修贤摄影和研读党史的经历，我动笔了。
这期间，我与王一珂同志采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我写一章
，他编辑一章；我写完，他基本也编辑完了；随之李明生
主任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又对此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
审读，最后书稿进入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审查阶段，这个
阶段颇不轻松但最为关键。
等待是揪心的，如果达不到审查通过标准，长久的辛
劳也会付诸东流。经过半年多的时光，去年底终于有了审
稿意见反馈的消息。按要求进行三次修改的过程，对我来
说也像上了一堂严肃的历史课。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
对书稿认真负责的态度激励着我，促使我不能有半点马虎
。
在此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们的严格把关，感
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书付出心血的全体工作人员。
最后一句话——希望读者们能关注这段历史，喜欢这
本书！
顾保孜
2010年5月1日

1970年3月的北京，春风拂面，暖意融融。又是一个桃红柳绿，迷人而清新的季节。
不过那时候的北京城远没有今天繁华和喧闹，大马路上很少出现塞车与拥挤，清一色的灰色建筑和低矮房屋在人们视线里已习以为常。虽然“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河山一片红”中降下许多，可马路边那些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幅宣传画依然给人眩目的色彩，硬邦邦的人物形象和火药味浓烈的大标语让这个古老历史都市充满了“文化大革命”偏激且昂扬的气息。
人们驻足天安门城楼前，漫步天安门广场上，或者跻身在长安街滚滚自行车洪流之中，没有谁会去想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会估量到它们会给明天的中国政坛带来什么影响......
人民大会堂，这个象征中国政权的著名建筑物，正如其气势恢宏、庄重威严的建筑风格一样，一系列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孕育于此，诞生于此，也终结于此。
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工作小组；再一个是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小组。
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就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1964年底召开的，相距已有六个年头……于是，1970年3月8日，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派回北京，传达他提议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毛泽东此时提议召开四届人大，是他继召开九大之后，采取的又一个大的动作，也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政治步骤之一。
这一年，毛泽东77岁，他的威望如同他的年龄一样成正比上升，身体状况却与年龄成反比下降，许多老年人的疾病开始显露，老年人的思维模式也开始“侵入”他的精神世界。尽管这些还是老人体征的初期阶段，但已在许多政要事务上初露端倪，包括“文革”的发动和推进……
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要设国家主席一职。而国家主席刘少奇已被“文革”的狂风暴雨打翻在地，于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离世。
那么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是毛主席重新担任国家主席，还是由他人来担任国家主席呢？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颇为踌躇。也许是先前他和刘少奇“两个主席”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他自己既没有重新担任这个角色的愿望，又不放心把这个职位交给其他人——包括他“钦定”的接班人林彪。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难倒毛泽东。这位与众不同的杰出政治家，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历史留下了别样的一笔。
汪东兴飞抵北京，将毛泽东的意思带到了人民大会堂，带到政治局委员面前。汪东兴如是传达：要开四届人大，选举国家领导人，修改宪法，政治局要立即着手做准备工作。国家机构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要考虑，要设国家主席由谁当好，现在看来要设主席只有林彪来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
汪东兴传达完后不等大家讨论，便散会了。
如此简单的几句话，大家可能一下子回不过味道。“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至关重要也是最贴近毛泽东真实想法的一句话，但没有引起政治局委员们的足够重视。
第二天即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很快修宪小组成员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分歧与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毛泽东委托汪东兴带回北京的意见，却让远在苏州休养的林彪看到了希望。
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1966年11月冤死开封，意味着国家主席就处于了空缺的状态。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就是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他林彪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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