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考古史话》由郭京宁所著，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系列中的一本。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当代北京考古史话》由郭京宁所著，《当代北京考古史话》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本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引 言

第一章 旧中国的北京考古(1918—1949)

一、考古学的传人

二、周口店北京猿人

第二章 新中国北京考古事业的初步发展(1949—1966)

一、北京考古的初始

二、解密明定陵

三、清理明万贵墓

四、发掘元代居址

五、西晋华芳墓

六、清李莲英墓之谜

第三章 “文革”中的北京考古(1967—1976)

一、北京考古的缓慢发展

二、元大都城和义门

三、旧鼓楼大街豁口元代窖藏

四、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

五、大葆台汉墓的黄肠题凑

六、废铜烂纸下的抢救

第四章 北京考古的春天(1977—1998)

一、北京考古的活跃

二、刘家河商墓

三、延庆古崖居洞窟

四、上宅新石器遗址

五、军部山山戎墓地

六、金中部考古

七、龙泉务辽代窑址

八、东方广场旧石器晚期遗址

第五章 北京考古的新时代(1999—2011)

一、北京考古的繁荣

二、老山汉墓

三、东胡林新石器早期遗址

四、房山金陵

五、奥运场馆工程中的考古工作

六、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考古发现

七、辽金之际的家族墓

八、从考古学的视角看明朝那些事儿

九、旧城内的考古发现

参考书目

后记

考古学传人之先，士大夫们受学术传统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习惯于在书斋中舞文弄墨，走出书斋、亲身调查的实证风气不被鼓励，致使中国金石学的发展远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尽管热衷于户外运动者不乏其人，例如汉代的司马迁在自序中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宋代的沈括推论太行山“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他的研究方向已近于现代的“环境考古学”。元葛逻禄乃贤著《河朔访古记》前，自浙江游历大江南北，考察古迹古物。夏鼐曾经认为葛氏的考察已接近近代的考古调查。明代的顾亭林也“足迹遍天下”，“所至呼老兵逃卒，寻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但是，这种野外调查之风并没有蔚然兴起。

1898年安阳小屯村有字甲骨、1900年敦煌石窟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1926年居延汉简，是近代考古学术史上的三大发现。它们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眼前一亮：原来到野外也可以找到历史材料。

1899年，德国博物学家K．A．哈贝尔来中国探险，却被义和团强行扣留在中国沿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发现药铺卖的“龙骨”是脊椎动物的化石——因为中国人相信龙骨可以治疗各类疾病。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研究了哈贝尔的收藏，认为他所收藏的一枚臼齿可能是古人类的化石。这一发现吸引了外国的一些古生物学家来中国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田野考古工作，填补了远东古生物学的空白。

清代末年，科举废除，使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成为可能。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政府提倡实业，地质调查开始进行。

“五四”之后，各类思想空前活跃，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古史辨”的思潮。旧的古史体系靠不住了，胡适、钱玄同等学者主张用挖出来实实在在的东西证明民族的历史。

这就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的学术需求、社会需求和思想需求。

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内先后成立了三个与考古学有关的研究机构，各自开展以田野考古为特征的近代考古活动：一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二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三是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后者偏重于史前考古，前两者则更注重历史时期考古。从对外联系看，大体上北大与日本交往多，清华与美国关系深，地质调查所与欧洲联系广。

1921年，第一枚北京猿人牙齿化石的发现、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被公认为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人。1921年底，北大调整研究所结构，率先成立的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5个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由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主持，同时特辟陈列室，陈列本校所藏的古器物及金石、甲骨拓本等文物。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为寻求与国外考古学界的合作，主动派人访求日本的考古学巨擘滨田耕作。滨田氏为萌芽状态的中国考古学建设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将考古学与美学相联系，而不仅作为史学的辅助研究；应预定计划，以便将来组建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应视考古研究为自然科学，与理科的生物学相等；同时搜集中国和西洋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免偏蔽等。1922年9月，沈兼士发表《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建议书》，指出“欲扫除旧金石学之弊病，必需集合各专门学者组织古物调查发掘团，用智慧的测量，为考古的发掘”。

北大引进考古学之初，立意很高，例如胡适聘安特生(Andersson)来北大讲授比较古物学，学校曾先后请甲骨学家罗振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美国芝加哥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劳佛(Berthold Laufer)、斯密苏尼恩博物院调查古迹代表毕士博(Carllwhiting Bishop)等办讲座，开设课程以及担任考古研究室的通讯导师，并且在1923年5月24日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宗旨为：用考古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的遗迹及遗物。由马衡担任会长，计划先自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待经费落实，再组织发掘团。该组织章程要求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人才协力合作，可谓“取法乎上”。

1924年，李玄伯写了《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只有走考古之路，通过地下的发掘，挖出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证明我们的历史是对还是不对。”“古史辨”阵营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则回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走考古学之路“确是极正当的方法”。

最早在中国进行考古的都是清一色的外国人，其中有些是学者，有些是探险家，有些则是盗窃文物的。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他们决心搞自己的考古学。1926年，刚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先生到山西夏县的西阴村进行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筹备)，内设考古组，中国从此有了考古发掘的专门机构。当年董作宾先生就去小屯进行了发掘。第二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所成立。

北大的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更名为考古学会)成立后，组织了数次考古活动，在北京(北平)的有：1924年12月，对圆明园文源阁等的调查；1929年10月，发掘了北平西城大木仓胡同西口中国大学院内发现的唐代仵钦墓，获唐初瓷器，并据墓志文字初步确定唐幽州城方位等。

P2-5

《当代北京史话丛书》，是由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系列中的一种。它以史话的形式，记述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方方面面发展变化的情况，与读者朋友们一起回顾历史，认识现在，展望未来。

这套丛书力求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注重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使广大百姓愿意读，喜欢读。这套丛书是已出版的《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的延续和拓展。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了解当代北京人创业的艰辛和收获的喜悦，了解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这是当代北京编辑部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着力探索和追求的一个目标。近几年里，我们尝试着组织编写了一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包括《菜篮子史话》、《米袋子史话》、《餐饮史话》、《居住史话》、《服装服饰史话》、《公共交通史话》、《医疗史话》、《社会保障史话》、《民用能源史话》、《电视史话》、《阅读史话》等，已出版了三十余种。实践证明，这个尝试和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当代北京史话丛书》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去做。

本书力争做到学术性、通俗性、严谨性、趣味性的统一，但自知文采有限，专业人士恐觉浅薄，大众读者恐感艰涩，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北京考古史上，特别是近六十余年来，重要发现不胜枚举，层出不穷，本书所介绍的，不及百分之一。

限于篇幅和写作内容，本书主要介绍北京地区的畚古工作，北京籍单位和个人在北京地区以外的工作提及甚少。

本书所引用考古资料截至2011年底。2010年7月，北京市行政区调整，为便于引用以往的资料，书中涉及的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皆指合并前的格局和名称。

写作过程中，曾咨询北京市文物局高小龙，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赵福生、郁金城、靳枫毅、李永强、孙勐等同志，对众位为北京考古事业的发展付出辛勤努力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谢李剑波先生和当代北京编辑部的信任。

感谢周莎同志在文字录入方面的协助。

本书作者郭京宁

201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