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课
当然，她会坐在第一排。弟弟早就用罗兰的红色甲壳虫汽车把她带出来了。作为家里的靠山，罗兰通常不让家人参与知识界的应酬。但是，对于罗兰来说，在法兰西公学的首次开课，实实在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由于青少年时期就患上了肺结核病，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大学文凭。他会由母亲挽着胳膊走进挤满宾客的大厅吗？他会随后把母亲领引到为她安排好的座位上去吗？他的传记作者认为可以做这种判断。然而某些证人对这一点并不是很肯定。他们已不记得有过如此戏剧性的场景。不过，母亲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也许，她更需要长子搀扶着走到她的椅子那里。
她坐在第一排，身边是法兰西公学的一些明星，如米歇尔·福柯，还有路易·勒普兰斯一兰盖，以及与罗兰接近的巴黎文艺界的名人，如阿兰·罗伯一格里耶和菲力普·索莱尔斯等。索莱尔斯亲吻了她的手。罗兰对这一举动非常满意。这次开课，几乎与三年之后塞尔日·甘斯布的巴黎首演一样成了社交界的大事件。只不过，只有被邀请的人才有座位，其他参加者都必须临时为自己找安身之处，或席地而坐，或站在门口。那一天，罗兰的光彩达到了顶峰。索莱尔斯证实：他“简直像是柏格森”。
就像罗兰所诙谐地指出的那样，在61岁的时候，他终于从小学到了中学。小学即高等实用研究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他1 966年时进入那里讲课。他在那儿开办听众面比较窄的研讨班，根据身体标准和大学受教育水平亲自选择参加者。在50岁之后，他放弃了与同龄人在一起，而更喜欢让一些小伙子陪着。通过研讨班的媒介手段，他编织了一个真正的年轻知识分子关系网——他们通常都是些同性恋者，这些人以罗兰为中心又组织起了第二个家庭。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认真交往的，都是他的学员：神秘莫测的让一路易（Jean-Louis）、迷人的尤瑟夫（Youssef）、他最喜欢的另一个罗兰，还有其他一些人。很少有女人。不过，罗兰对女人也赋予了同样的热情。他们在高等实用研究院附近街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继续着课程。而到了年底，所有的人又都聚集在同一条街的一家中餐馆里。一年当中，老师和他最亲近的学生多次一起用餐。
在进入法兰西公学之后，他便与这种家庭环境断绝了来往。因为预感到他会怀念高等实用研究院里的平静气氛。“他曾经犹豫是否去当候选人，他之所以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会在这样有威望的学府里受到崇敬，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他的母亲，这是他可以给她的最后礼物，因为他已经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另一位罗兰，也是他最后的所爱，建议他不要跳槽，然而罗兰最终选择了另辟蹊径。现在，他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期待看一场真正独角戏的大群听众。
也许，1977年1月7日约17时30分，在法兰西公学第八教室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害怕。那一天，他穿着他始终不换的粗呢上衣，喝了一口水后缓缓开始讲课。他滑润的嗓音构成了他的魅力之…种真正的“狂想曲”（克里斯蒂娃），他有条不紊地讲了课程的前面部分。有个学生做了对比：“我也听过米歇尔·福柯的第一堂课：根本听不清楚。罗兰很快就度过了他的怯场阶段。”他不只是仪表堂堂，而且很快就表现得像是“一位不太确定的主体”。他进入法兰西公学，正式身份是专门为他开设的文学符号学讲座的讲师。但是，他指出，由于他很早就不搞这一专业了，所以他没有什么题目可用来确立他作为研究符号的符号学家的身份。
说真的，从来没有谁能明确指出这位老师是哪一学科的教皇。但他肯定是教皇，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过了由他的弟子们所组成的圈子：对于哪怕是很小的时事变化，他们都想听取他的意见。但是，他属于哪一种教会呢？他是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结构论者、随笔作家、道德说教家吗？他本人更喜欢不被划分到任何一类当中。也许，最适合他的头衔，是在这第一次上课之际于《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他接受贝尔纳一亨利·莱维的采访记录中想得到的那个头衔。P6-10
这是一本介绍罗兰·巴尔特晚年写作与生活境况的书。作为罗兰·巴尔特几部书的译者和研究者，我曾希望更多地知道一些其生命过程中的细节。可以说，这本书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某些作品，特别是较晚时期作品的写作背景外，也为我们了解其晚年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精神状态方面提供了可贵资料。
这本书从罗兰·巴尔特进入法兰西公学之后于1977年9月1日“首次开课”写起，介绍了当时的场景和与会人员的情况。可以说，这一时刻是罗兰·巴尔特声誉和影响力的巅峰，因为他终于被请上了属于法国高等教育最高荣誉的殿堂——法兰西公学。这是一所不发学位证书、无需注册的免费高等教育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前来听课。但是，它的教授却是法国各个学科最高水平的学者。它通常设有五十个左右的教授“讲座”。罗兰·巴尔特是通过教授们投票，并以高于竞争对手一票的结果被聘请为该公学“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的。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正是他青年时的熟人和“情场对手”米歇尔·福柯帮了忙。联想到罗兰·巴尔特因为年轻时长期患肺结核病而没有获得过可以进入大学从教的足够的文凭，但却能最后登上法兰西公学的讲台，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过程的某些细节，这是难能可贵的。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待这一过程，如果我们为罗兰·巴尔特的成功设定一种语义轴的话，那就是从“奋斗”到“成功”，而它的“诚信模态”的符号学矩阵便是：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罗兰·巴尔特在登上这一巅峰之前并不是完全“秘密”的。他当时已经很出名，早已经历过了叙述符号学上称之的“品质考验”（即水平考验）、“关键考验”（即代表性作品的出版），只是还没有获得一种标志性的确认。那么，被聘为法兰西公学的教授，则等于是拿到了证书。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他在投票前拜托了米歇尔·福柯，后者很可能是“违心地”（即“谎言”过程）为他投了赞同票，使他比对手以一票之多而当选。书中对于这一过程有所分析。不过，我们要说，福柯的这一票没有投错，罗兰·巴尔特当选后并没有辜负听众的期望，“一连三年，公学的第八教室都座无虚席。行政部门只好在另一间教室安上音响设备，以便让所有在学院街上急速奔跑的人都听得到罗兰的讲话。到了70年代末，巴尔特的独角戏真正成了必修课。”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完成了“如何共同生活”、“中性”和“小说的准备”三个课题的讲授，为人们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解文学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思路。这说明，他很好地经历了叙述符号学的最后阶段——“荣誉考验”。
从这本书中，我们不无惊讶地了解到，他1977年出版的畅销书《恋人絮语》竟是根据他的同性恋经验写成的。作者写道：“这部《恋人絮语》也是一部哀痛著述。一位深知其老师情感生活的学生说，他在这部著述的每一页都可以找到对于罗兰晚年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故事的影子：他对于另一个罗兰的痛苦激情。”为了使读者在书中看不出他之所爱是一位女性还是男性，他使用了一个中性对象名词“etre aime”（“所爱之人”），足见作者的用心。这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学作品是离不开作品的创作主体（作者）的。主体性表现在这本书中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以单数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所有的“絮语”，这在罗兰·巴尔特进入结构主义研究以后的著述中是没有的，包括他自传体的《罗兰·巴尔特自述》也是以第三人称“他”来讲述由一位“小说人物讲述的”故事，因为他早在1968年就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其次，我们在这部书中明显地看到了一位恋人主体想要与其所爱对象结合的强烈“欲望”（“合取关系”）而又不能与之结合（“析取关系”）的可悲结果，而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陈述活动的“模态”便是“想要一欲望”、“非想要一欲望”，于是便出现了“期待”、“不出现”、“想象”、“晦气”等几十种场景。尽管我们知道书中的“我”应该就是罗兰·巴尔特本人，但是处于这些场景中的主体无不是法国符号学家让一克洛德·克凯（J．～C．Coquet）主体符号学理论中的“非一主体”即处于想象之中的主体，而“非一主体”的想象结果在与现实结合时总是破灭的。《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一书告诉我们，罗兰·巴尔特在写作《恋人絮语》之前一直追逐一名也叫罗兰的他的一位学生，而这另一位罗兰却是一位异性恋者，从而使他的“欲望”与其对象无法实现“合取”。《恋人絮语》中的某些场景，我们完全可以从《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一书中对于这对师生的关系介绍上得到印证。
罗兰·巴尔特与母亲的感情是很深的，按照索莱尔斯的说法，这是“他最伟大和唯一的爱”。他把已经身衰力竭的母亲接到他在法兰西公学首次开课的大厅，让母亲分享他的最高荣誉。而在平时，他对于母亲的关怀也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他曾对他的几个学生说：“自从妈姆生病以来，我的生活变了。我不仅自己没有时间，而且也感觉没有了别人的那种悠闲自在了”，“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妈姆的健康。妈姆的心跳越来越微弱，两条腿越来越沉重，她实际上已经肢体不灵便了。罗兰拒绝送妈姆住院。妈姆将在他身边死去。”而他最后的出版物《明室》中的整个第二部分，就是他为母亲而写的，他写道：“在妈姆生命的晚期，身体虚弱，非常虚弱……在她生病期间，我照顾她，把盛有她喜爱的茶的碗送到他嘴边，因为这比端起茶杯更容易喝”，“我可以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活着……但是，我所剩下的生活直到最后肯定是没有质量的”。而且，这本书告诉我们，他1970年出版的《S／Z》一书之所以包含着93章，就是因为“妈妈出生于1893年”。他对母亲如此之爱，首先是因为他在不到一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他根本就没有保留对于父亲的记忆；其次，是因为他和母亲一起度过了艰难的岁月，是母亲靠微薄的战争抚恤金把他和比他小11岁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养大成人；再就是母亲伟大的品格影响了他并获得了他的尊重，成了他为人做事的参照，“她能够把塞尔旺多尼街变成一处充满眷爱的港湾。她的两个儿子经常泊于其他的大陆：但他们总还是返回她的怀抱拴缆停靠”。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于《哀痛日记》的补充材料。我们中国读者不好理解的是，书中介绍说，罗兰·巴尔特把母亲比作了“我的女儿”和别人认为他们母子就是一对虬睛人”，这显然是基于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所建立的判断。关于这种判断，我发电子邮件请教我翻译过的小册子《精神分析学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的作者、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阿兰·瓦尼埃（AlainVanier）教授。他回复我说：“描述同性恋者对于母亲有着深沉和特殊的爱并不让人感到司空见惯。这种爱，因其达到了近似乱伦的程度（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乱伦）而使他们转移了对于其他女人的兴趣。这在临床观察上很普遍，并且因人不同差别很大。罗兰·巴尔特属于那种极为强烈的情况。”这种解释也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这本书中，多处谈到了罗兰·巴尔特的同性恋表现，叫我们无法回避。不过，本书作者是怀着惋惜甚至嗔怪的心情去写的，因为罗兰·巴尔特越来越失败的同性恋追求加快了他走向死亡的速度。关于这种同性恋的原因，作者写道：“在70年代，性自由并不是内容空洞的表达方式。其后果是：走调了。”我们知道，在1968年“红五月”运动之后的70年代，这一运动带来的法国家庭解体和性解放使法国社会进入了“反本性”（即“反自然”）发展的状态。人们后来虽然有所反思，但已无回天之力。作者哀叹，曾为他投赞成票让其进入法兰西公学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因同性恋染疾过早地故去了。至于也是同性恋者的罗伯一格里耶的最后命运，译者从沈大力先生的著述《拉丁文苑》中了解到，他晚年的写作充斥着施淫狂的场面，“乃至跌进了恋童癖的怪圈……好像患了精神分裂症”①。《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的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同性恋同样成了罗兰·巴尔特这位学术明星陨落的原因之一。通过这本书，我们也知道了他喜欢去摩洛哥度假的目的，而《偶遇琐记》则是他在那里“寻艳”时的零散记录。出于进一步了解的兴趣，我想到了罗兰·巴尔特开始其同性恋行为的时间问题。因为《罗兰·巴尔特自述》一书中说他青少年时曾在树下隐蔽处玩两性游戏，这说明他本是个无同性恋表现的男性儿童，那么，他从什么时候成了同性恋者了呢？《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中谈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他经历了七年的肺结核病康复疗养后于1948—1949在罗马尼亚担任法语学校管理员时就已经“夜游”了，但书中没有明确说他就是去找同性伙伴，而他离开布加勒斯特之后又去埃及当了两年的亚历山大大学法语教员；另一个是他年轻时曾与福柯在同性恋追求上有过不悦，而与福柯的相遇只能是在他1951年从埃及回到法国之后，因为比他小11岁的福柯这时刚进入青年阶段不久。如果罗兰·巴尔特在布加勒斯特时期的“夜游”无法进一步考证清楚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罗兰·巴尔特起码从50年代就已经是同性恋者了。我在法国工作期间，曾接触过一位法国同性恋研究者，按照他的说法，尽管某些人体内雌雄激素的多少可能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因而会表现出一定的同性“性倾向”，但它是个通过与异性生活在一起可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个人的“选择”是决定因素。如果是这样，那么罗兰·巴尔特为什么选择同性恋呢？这恐怕要与他年轻时家庭经济拮据和那个年代在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之下产生的“个体主义”行为价值有关，因为这种价值就是追求个人独立、个人幸福，从而也为后来的性解放做了铺垫。同性恋是一种没有家庭重负和义务的激情付出，这似乎可以说是部分法国同性恋者迈出这一步的重要原因。
这部书告诉我们，罗兰·巴尔特在度过了其声望巅峰之后，便是沿着一条下行线步入了他的死亡。作者并没有突出他被小卡车撞倒是他故去的主要原因，而是强调他身体和精神的多方面因素已经致使他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母亲的病逝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为母亲而写的《明室》一书没有得到社会的强烈反应，他虽然大谈特谈他的“小说的准备”，但已自感无力写出小说，他的那些男友一个个相继离去，这一切，使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甚至让他产生了“死的欲望”。而且，也正是由于精神恍惚，他才被小卡车撞倒，以至住院期间又诱发了他过去的肺病，从而无法挽回他的生命。这些内容，使我们可以根据从“巅峰”走向“死亡”的语义轴为他制定一个新的“诚信模态矩阵”，而被小卡车撞倒则仅仅被看作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谎言”（外在条件），因为连他弟弟也没有起诉小卡车司机的打算。
最后，这本书告诉我们，罗兰·巴尔特是一位谦虚的学者，“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大师”——包括为他组织研讨会活动时他也不是很主动，“他厌恶傲慢，拒绝以榜样自居”，“他越是成熟，越是受人尊敬，就越是既想毁掉他的塑像，又想毁掉他的地位”，“频频出现在电视节目上，这使他倍感压力”，他甚至主张“要想活得快乐，就让我们隐蔽地生活”。罗兰·巴尔特的这一面，我们不曾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看到。我想，这对于后人和作为外国读者的我们来说，是很有教益的。
怀宇
2012年4月10日
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所著的《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围绕着罗兰·巴尔特去世之前几年中的生活与精神状况，介绍了他在授课、写作、家庭和交友等方面的各种经历。《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作者意在把读者带进这位思想大师的内心深处，细致地描摹出晚年因丧母而极度“哀痛”、因“同性恋”问题而精神备受困扰的一位“病态”大学者的颓废身影。
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所著的《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作者意在把读者带入这位思想大师的内心深处，探寻他的人生和作品，在学术明星的形象之外，展示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面貌。全面披露学术大师的晚年生活，带你走进巴尔特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