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所著的《活着·张艺谋》张艺谋惟一认可的“关于自己”的文字作品、揭秘张艺谋最真实的电影及人生细节、巩俐、葛优鲜为人知的本真状态、一个中国电影人满怀豪情追求理想的年代、关于活着，关于名导与明星，有甜蜜，有执著，有梦想。

王斌所著的《活着·张艺谋》内容简介：时至今日，《活着》仍被影迷誉为张艺谋最好的电影。这是一个关于一部电影拍摄的故事，也是一部电影人的传记。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更是一个追求艺术的电影导演对艺术人生的追问和实践。在电影商业化、技术化的时代，电影和电影人如何“活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活着·张艺谋》作者客观冷静的旁观，深度地介入影片的诞生，让这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不但具有强烈的可读性.也具备了真实可靠的史料价值。

《活着》的故事梗概

1.确定拍摄

2.见到余华

3.好感觉

4.男主角女主角

5.活着的还活着

6.以柔克刚

7.巩俐的恶作剧

8.法国文艺骑士勋章

9.到西安

10.家珍性格讨论

11.往舒服里拍

12.开机

13.第一次亮相

14.标新立异

15.打知了队

16.压力

17.“怵”巩俐

18.考察小演员

19.发怒

20.工作狂

21.折腾

22.破“第五代

23.找乐

24.不要造势

25.葛优爱狗

26.拼的是努力

27.“在劫难逃

28.最后一场戏

29.葛优的担忧

30.最后的目的地

31.一切都结束了

附录：

张艺谋电影作品获奖一览表

张艺谋电影所获荣誉

后记：往事如梦

确定拍摄《活着》对于张艺谋而言，纯属一次偶然。

但这一纯属偶然的选择，在我看来确有可能给张艺谋再一次带来巨大的成功，并给探索中的中国电影奠定新的基础。

1992年4—5月问，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后期制作全部完成，但是前途未卜。据参加拍摄工作的同仁介绍，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大家都曾对此片的“未来”持有怀疑态度，以致剧情创作方案在拍摄现场几度易稿，甚至在看样片时大多数人都看得昏昏欲睡，最后干脆离席而去。张艺谋事后回忆说：“常常是看到最后，只有他和摄影师两人坚持到底。”

但是，《秋菊打官司》毕竟成功了，他所受到的“礼遇”甚至超出了张艺谋的预想。那一段日子，他那张冷峻深沉的脸常绽开笑容，以致连我都以为他性格因此有了新的变化。

我是在《秋菊打官司》的首映式上与艺谋再度相遇。

那天傍晚，当我赶到洗印厂门前时，老远就见艺谋大大咧咧、晃晃悠悠地在路上荡着，眼睛上架副墨镜。我喊了他一声，他转脸看见我，快步迎了过来。走近时，他迅速地摘掉墨镜。他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兴奋。我们寒暄了几句。我接着问：“这片子怎么样？”他稍稍沉吟了一下，说：“反正跟我过去的东西不一样，你自己看看吧！电影局他们看了后说是一片温馨，一片真情。”说完，艺谋自己就乐了。

一会儿，他用他那双让人时刻感到犀利的目光看着我，眼神中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你现在在干吗？”艺谋问。“无业游民，在家写点东西。”我说。“哦？”他沉吟了一下，“过一段时间，我要谈一个剧本，你能不能也参加一下？”他又问。我说，“行呀！反正我闲着也没事。”“那好，我怎么跟你联络？”我说我家有电话。他叫他助手拿出笔和纸，我迅速地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艺谋接过去看了看，“你这名字写的是什么呀，能看清么？”我把纸条从他手上接过来，在原来写的名字上划了一道，打算重写。艺谋在一旁“哟”了一声，“你看你，哪有在自己名字上划道的。”他颇认真地说。

就在那一瞬间，我脑子里闪过了他与我见面时摘掉墨镜的动作（以示礼节性的动作）和对自己名字不能随便划道的“警告”，我隐隐觉得这或许也是他性格中的某种东西。

6月底的一天，夜间12点，艺谋打来电话（他总是这个时间来电话），说讨论剧本的时间已定，届时姜文也会参加。地点是北京新大都饭店。要讨论的剧本是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

我赶到新大都饭店时，一眼就看到了艺谋。他挺显眼地站在大厅前的巨幅玻璃旁边向我招手。他告诉我姜文还未到，然后吩咐负责这次讨论记录的场记继续再等姜文，便带着我去预订的客房。艺谋边走边说，当年拍《红高粱》时，定女主角和给《红高梁》的歌攒词就在新大都。这使我联想到，巩俐的表演艺术生涯看来就是在这儿被确定的。当然这还包括张艺谋本人从事导演的人生旅程以及他和巩俐逐渐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他们在当时肯定是无法想到他们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荣誉和成就的。

姜文虎虎生风地“晃”进房来时，第一句话便是：“艺谋，咱们拍《红高梁》时就是在这儿攒的歌词吧？”然后，这两位属“虎”，但年龄却相差一轮的影坛“腕”级人物，兴奋不已地回顾起当年拍《红高梁》时的情景。姜文记忆中最念念不忘的是拍《红高梁》时，剧组同仁不分高低贵贱，没有等级之分，脏活苦活，大家都齐心协力地一块儿上，有一股“玩儿命”的劲头。

“有这股劲，电影才能‘牛逼’。”姜文感慨地说。

艺谋也颇为抚今追昔地感叹了一声：“现在拍电影不行了，我只要在那里站着，就有人给你搬凳子，要你坐。不过我还是比较警惕的。”

姜文接着又谈及他前一段日子又看了一遍《红高梁》。他说，几年后再看仍然有味，并且说在张艺谋所有的四部电影中，他最喜欢的是《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他认为，《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拄》都显得太使劲，不松弛，看了不舒服。

艺谋乐呵呵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但我看得出，尽管如此，他仍持有自己的态度。

接着，艺谋要我们谈谈对《我是你爸爸》的看法。我和姜文对视了一眼。我发现姜文的态度中也有一丝迷惑。我说，我不明白艺谋为何要选择这篇小说。姜文也很快接着说：“是啊！看你艺谋的片子，你好像不应该会喜欢王朔这种挺‘痞’的东西。”

艺谋笑笑说：“我本来不想先说，我怕先说了会限制了你们的想法。但现在看来，我不说，你们也不会先说。”他说，《我是你爸爸》是他在外景地时看到的。当时看完，就觉得这篇东西不同于王朔一般的小说，痞归痞，但里面还藏着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而且他觉得这篇东西只能由姜文来演。他说他在和姜文合作《红高梁》时就发现姜文有喜剧天才，而这一点却被许多导演所忽略。 。艺谋接着阐释了他对《我是你爸爸》剧情改编的整体设想。他认为，一部好片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原作中，应当充分发掘小说中最有意思的“核”，但要摆脱小说中的“痞气”。他觉得小说中所体现出的父子关系还是颇有趣的，它曲折反映出一个大的时代氛围。但一定要从小说中走出来。

那几天，我们天天集中在“新大都”侃剧本。艺谋十分善于牢牢地把握故事的整体结构和走向，而姜文则充分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不断冒出一些妙趣横生的细节和对话，得意处甚至一本正经地进入角色，当场献技，表演一把，引得我和艺谋哈哈大笑。他设想的那位男主角脸部特征是“地包天”，并且是某区文化馆的干部，经常莫名其妙地陶醉在虚幻的想象中，面对现实却一筹莫展，所以和儿子闹出了一系列荒唐的事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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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梦

我让自己的思绪，尽可能地沉浸在对于往事的追忆中——那个似乎消逝已久的岁月，它如梦如幻地萦绕着我，又似真非真。

时间过得太快了，弹指一挥间，物是人非，让人恍然如梦。

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恐怖，我对时间的流逝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敬畏感，于是回忆，亦有了一份只有自知的庄严与神圣。

往事如梦。那如梦的情景唯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下方显得弥足珍贵，那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守望着一种精神，维护着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曾经有过的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要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电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活着》无可置疑、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行列，它历经了岁月的冲刷与淘洗，历经了岁月的磨砺，日益显露它蕴含的经典价值。

可是它仅仅发生在上个世纪。那时中国新电影运动还起步未远，当代电影人还怀抱着一腔热血和抱负在打拼天下，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刚刚从苦难的“文革”岁月中走出，带着一身历史的风尘，我们那时的心中有太多的情感与压抑需要倾诉与发泄，还有对历史的反思与检视。现在想来，我真的是那么地怀念那个消逝的年代。那时拍摄电影的资金远没有今天这么充沛，从业人员还没有今天这么专业，电影市场亦没有形成一如当下方兴未艾的巨大规模——甚至严格地说，中国那时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电影市场。但那时的中国电影人（以号称中国电影“第五代”为领军人物的电影人）已开始血脉贲张地勇往直前了。

《活着》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语境下诞生的。

我是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的，文学在那个时代已然经历过了沉重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乃至进入到了“文化小说”，历史让这一批思想的思考者与先行者开始反思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所历经的沉重苦难了。受其影响，中国第四代导演紧随着文学的脚步，先期拍摄出了一批“伤痕电影”（如《芙蓉镇》《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生活的颤音》等），而后起之秀们（即第五代导演）则刚从大学毕业，就义气风发地拿起了摄影机，无所畏惧地开始了对当代电影的奋勇冲刺——从《一个和八个》起步，拉开中国新电影运动走向新时代的大幕，与文学的狂飙突进亦开始了风雨同舟——那时电影的创作灵感与源泉几乎都来源于文学，这是上个世纪中国电影所展示出的典型特征，为此，张艺谋由衷地感叹道：中国电影是由文学驭着往前走的，文学是电影永恒的创作母题。

综观那时张艺谋的电影系列，他创作的每一部电影的故事原型均来自于文学，他对文学的虔敬与热爱通过他的电影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而文学亦携带着他步入了电影的圣殿。

当历史进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几乎“文革”的亲历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了“反思”的重要性——对一个民族曾经遭受过的浩劫与苦难必须要有一种冷静而又富有思想的凝视了，以往电影中所展现的，单纯地抚摸“伤痕”，或舔舐着苦难只是一种浅表的哀怨，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与追问，在那个已成历史的令人发指的沉重申，一个善良与坚忍的伟大民族为什么会一而再地陷入苦难的怪圈？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古老的民族周而复始地在苦难中沉浮，而难以走向新生？

历史的责任将这一代人推向了时代的高度，他们俯瞰着乱云飞渡的苍茫历史，回眸着那个风雷激荡的日日夜夜，他们开始变得冷静了，那个曾经有过的愤怒和呐喊的眼神开始变得凝重而深沉，他们知道了自己肩上负有的责任——对过往的历史作出我们的回答。

于是，有了这部振聋发聩的电影——《活着》。

这部迄今仍能让人们感叹不已的电影，为时代留下了一部足以让一代代中国人铭记昨天的历史教训、温故知新、避免重蹈覆辙的电影巨制。

翻检着关于《活着》这部电影的一切——那个令我充满着无限怀念的昨天！那个年代，那个洋溢着激情与理想的年代，真的离我而远去了吗？我多么想再度重返那个如梦如诗的年代，让它来重新检测我走过的道路，让我重新找回我曾经拥有而在今天却失去了的足迹，以此来镜鉴我的明天。

可惜时间之水是不可能倒流的，我只能依靠我的记忆，我的那份思念与缅怀，重返昨天——那个意气风发、秉持着理想与信念的昨天。

我还记得当《活着》拍完最后一镜，张艺谋宣布电影拍摄完成时，人们雀跃的欢呼声。是的，我们为了完成这部电影而四处迁徙，转战景地，奋斗了近半年之久，我们经历了严酷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在大雪弥漫的东北，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

当剧组宣告正式解散，第二天我们纷纷坐上了要带着我们离开景地回到各自家乡的车，我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惆怅。我一人默默地坐在车上，而剧组所有的成员正在车下相拥而泣。他们先是相互握着手，然后是紧紧地拥抱，有许多女士挥泪而下，甚至泣不成声。我就这么呆杲地望着，心中涌出一股酸楚的滋味。我也想哭，有泪水在心中翻涌，但我抑制住了，我不想让自己掉眼泪，尽管泪水就在眼眶中打着漩儿。

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一个剧组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甚至会有激烈的冲突。就以我为例，因为我是新手，又为了写我的这本书惭愧地在剧组挂了一个副导演的虚名，经常会受到其他职业副导演的冷眼与挤兑，而在那时，甚至我那一身不着调的着装亦成了众人取笑的对象，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混进电影圈的假斯文的文人，一个酸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以致一位善良的老演员后来告诉我，我进组时一看你就不像是干剧组的人，你是写字的吧？

剧组有剧组潜在的规则，就连穿着打扮亦如是。那身粗糙野性的装扮让人老远就能认出他们是“干电影”的，职业是会让人挂相的。我混了半年剧组，一直难以融入众人的生活中，因此我显得孤单而落寞，好在有艺谋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我，让我在最受委屈的时候亦有了一种坚持下去的勇气，至今我仍对艺谋心存一份感激。

可是临到告别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那些曾经有过的矛盾与冲突显得那么地渺小与苍白，我亦有了一份想与众人相拥而泣的感觉。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挥手告别的真切含义，那里面，藏着一份友情与友谊。

可是我没下车，还是那么默默地坐着，一动不动，凝望着窗外的情景，大家临别前的那种依依不舍让我格外地感动。我体味着这半年来的日日夜夜，体味着那些曾经让我烦恼、让我郁闷、让我孤独亦让我倍感委屈的点点滴滴，都奇迹般地消失了，只留下情深义重，这让我感到了陌生，亦有了一份涌上心头的亲切。

回京后，艺谋就一头扎进了《活着》的后期剪辑中，那时的剪辑机还是手摇式的呢。

偶尔他会出现在我那时住的东大桥的家中，聊聊下一步的计划。我常见他双眼红肿，嗓音亦显干涩，问起，他只是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昨晚剪片子太晚，熬夜了。

有时我会被召唤，去他设在机场附近的一所别墅区内的剪辑室，聊聊闲篇，陪他换换脑子。有剧组一千人做点好吃的，最有趣的是主创们各显神通地做排骨，他们从家中拿来各自的家什，互不服气地炖出一锅排骨汤，然后艺谋总会笑眯眯地挨个评头论足，最终免不了挨个表扬一番，以资鼓励，这亦成了大家的一个开心的节目。

有时艺谋会突然拿出一本杂志，让我看看上面他指定的小说：你看看，能改电影吗？我这才知道，即便他临了要休息时，仍不忘睡前要阅读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堆满了他的床头和案头，他乐此不疲。

每一次我都试图从他的脸上探出点关于影片的秘密，比如他自己觉得怎么样？是否有所突破？毕竟我们共同奋斗了这么久，而且在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心存疑惑，我希望这部电影没有辜负我们大家的劳动。可是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他做事总是不动声色，你很难看出他究竟是喜还是忧。

直到有一天，艺谋让人来接我，说是让我看看刚剪辑完成的《活着》。我随车奔向剪辑室。见到艺谋时觉得他略显轻松，彼此寒暄了几旬后，我问：剪出后你觉得怎么样？

你自己先看了再说，艺谋回答。

他让我在一台电视机前坐下，然后交代剪辑师开始放片。我记得那是一台在当时让我觉得还挺大个儿的电视机，当影像在淡淡的薄雾中显现出来后，我迅速进入了它所营造出的生活氛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故事还尚未展开，那仅仅是一个序幕的徐徐拉开。

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延展，随着福贵一家命运的渐次展开，历史的波澜就这样将我一点点的、无声无息地湮没了。我沉浮于其间，屏息静气，周围亦没有了一丝一毫声息，安静极了，我能感觉到艺谋就坐在我的身后。

我被一股奇异的力量带入到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那种撕心裂肺的动荡，那种命运的荒诞与阴错阳差，福贵一家——这个中国人最普通家庭的遭遇，如泣如诉般地随着影像呈现静静地流淌着，我欲哭无泪。当进入电影的尾声，悲怆的主题音乐又一次响起，一家人最后只剩下福贵和他的小孙子了，但福贵依然带着他的对生命的乐观，向孙子开始念叨起对未来生活的希冀：鸡生蛋，蛋生鸡……这是中国人最朴素最坚忍的生命观，在那么艰难的生存境遇下，在那个无人可以左右自己的命运的岁月中，他们依然以“苟且”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生存，以及命运的乐观与豁达，因为——虽然命运是不可预知的，甚至不可抗拒，但我们毕竟还要活下去。这就是《活着》的主题，也是事关中国人的生存观与生命观之主题。

你觉得怎么样？看完后，艺谋问我。

我还沉浸在故事中，我一时还难以从中走出来，心里只有沉重与哀恸。末了，我说：这将会是一部好电影。

你觉得是吗？他又追问了一句，目光突然射出一道逼人的光芒，他好像试图从我的表情中捕捉我最真实的信息。我说，一定会的，我没想到会这么好。艺谋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又逗留了一会儿，然后露出欣慰的表情。他没有再追问我什么了，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在艺术上从不撒谎。我琢磨他仅只是为了从我的反应中确证自己对这部电影的感觉，他其实已然知晓了这将会是一部好电影，只是他自己不说而已。

又过了一段时间，艺谋从国外做完了《活着》的后期返京，然后我们商量先在内部放映一场试试大家的反应。最后决定组织电影学院的师生，为他们放一场。我知道这是艺谋的母校情结，他对培育过自己的母校心存一份感恩。没有母校的培养就没有他后来的从影之路，毕竟他是从母校走出来的。

艺谋还让我组织在京的作家也一道来看看《活着》。显然，他想听取更多人的意见，以便从中得到更准确的反馈信息。我记得试映的那一天，在京的作家闻讯后几乎悉数到场。

我们的放映地点选择在了北太平庄的洗印厂礼堂。那天礼堂门前真是人满为患，还有许多没有票的学生，在争先恐后找熟人、托关系，或纠缠着剧组的同仁想搞到一张票。我就被几个学生缠住了，最后只好将手中多余的票分发给了他们，他们接过票欢呼一声就冲进了礼堂。

这时我看见了葛优。他很低调地悄悄地来了，我迎了过去，彼此打了一声招呼。葛优的礼数总是那么讲究，脸上挂着他那种特有的笑容，那种笑容常会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葛经理，我说，你到时看吧，人们一定会赞美你的表演。我仍然延续着在剧组时对他的称谓。

葛优笑着摆摆手：没戏，他说，不会的。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在片中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我又说，那你就等着看吧。

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观众不时爆发出大笑，那是因了剧中福贵命运的窘迫与诡异让他们开怀大笑，这其中当然亦因了葛优对福贵这个人物惟妙惟肖的演绎所致。

剧场的放映效果极好。这让我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于是我便以为，等影片结束后，我们一定会听到一片赞美之声。

可是事后出现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影片结束后，我急忙找到作家们想听听他们的真实反应。结果他们脸上的表情显得颇为怪异，有点走神，有点恍惚，亦有些困惑和纳闷，这让我不解。我问，喂，你们觉得电影怎样？他们看着我欲言又止，在我的一再催问下，有一人说，不如小说，然后意味深长地嘿嘿一乐。还有人说，拍得跟谢晋电影似的。在那个年代，谢晋电影几乎成了一个贬义词，因为谢晋模式受到过严词批判。再问，几乎所有的反应都是一致的，我从他们诡异的表情渐渐地悟出了他们最真实的反应，显然，他们均对电影大不以为然。

第二天一大早，我给我认识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打电话，询问他的看法。他是一位我所尊敬的作家，而且在作协机关还担任着一个重要职务，我对他是信任的。但结果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听到我的询问后，他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王斌呀，你是做过文学的人，你真的需要帮助一下张艺谋了，这部电影的文学性太差了，原著那么好，怎么能拍成这样呢？电影是不能没有文学性的。最后他说，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喏喏地听着，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已然评价在其中了，毕竟他是一位老大哥，他的意见举足轻重，我不敢过于怠慢。只是我在心里抗拒着他的这种评价，可是我不能辩驳，对他的尊敬压过了我急欲争辩的欲望。最后我失望地放下了电话。  、

我一人枯坐在屋里，所有出现的反应都让我有些犯闷，我无法相信《活着》竟会让这么多人失望，而且都是些有水准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时难以理解，我就这么沉思着，直到电话铃声响起。

我拿起电话后，一听声就知是我的一位当导演的朋友。因为是朋友，所以他的语气颇为急促，而且单刀直入，他说，《活着》是一部垃圾片，拍得什么呀，这么糟糕，张艺谋怎么会拍成这样呢？连电影语言都不懂了。这时我也急眼了，与他大声地争辩了起来，最后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再等上几年，你会收回你今天说过的话！《活着》一定会是一部值得让人们怀念的电影，不信你等着瞧。我气呼呼地放下了电话，心里一阵郁闷。我知道我的语气把这位朋友得罪了，而事实亦如我之所料，我们迄今仍未再度联系过。

当天晚上十二点多钟之后，电话铃声又响了，我知道这将会是艺谋的电话，他从来就是个夜猫子，真正的工作狂，一般十二点之后的电话一准是他打来的。果然，是他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询问了我观众的反应，我如实回答了他。他听后显然有些吃惊：是吗，为什么？他在电话中问，为什么大家都会认为不好。我说是的，至今为止还没听到一人说好，相反，都认为拍得很糟糕。我没告诉他甚至有人认为是一垃圾片。他沉默了～会儿，又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自己要有自信。我说：艺谋，我坚定地认为《活着》会是一部好电影，会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也这么认为，艺谋说。接着他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的这部《活着》采用了常规的拍法，看上去像陈旧的谢晋电影，因为风格上显得没想法呀，他们来看我的电影就是要发现影像上的出其不意，显然是他们思想落后了，电影语言是手段，最重要的是表现内容，这一次我是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拍一部看起来挺傻逼的电影。这种朴素的拍法适合《活着》这部电影的风格，就不管他们了，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我们自己要有自信。

很快又有不好的消息传来，说是《活着》在送审时被毙了，没能顺利通过。我最初难以相信，我的不相信来自于这么一部为人民立言的电影为什么竟会遭此命运？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几十年的真实遭际呵！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百思不解！

可事后证明这一切风传的消息竟然会是真的，《活着》被无情地“枪毙”了，胎死腹中。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就在放映《活着》之后的当天晚上，一堆告状信纷纷飞往电影局与中宣部，状告《活着》别有用心，以及思想反动。

一如电影《活着》中福贵一家所遭逢的命运，我们电影的命运之“活着”，亦“被决定”了。

紧接着从法国戛纳电影节又传来消息，《活着》已被入选为该电影节的竞赛单元，是由台湾的制片方送达电影节参赛的。

那个时代的电影人都知道，在国际上几大电影节中，唯戛纳电影节最为举足轻重，它几乎成了所有当时的中国电影人梦想的艺术圣殿，虽说此前张艺谋的电影已然一举拿下了三大国际电影节中的两个电影节的最高奖——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与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但戛纳电影节在电影人的心目中仍然是最为仰视的。

张艺谋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携带着他那时刚刚拍完的《菊豆》入围戛纳电影节，但最终铩羽而归——而我固执地以为《菊豆》一片从结构、故事、人物塑造以及思想深度上在张艺谋创作的电影系列中都堪称杰出的作品，此次《活着》再度冲顶，将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呢？不知为何，那时我就在心里隐隐地觉得这一次《活着》定然不会再空手而归。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葛优突然来访j那时我还住在北京东大桥的一所小寓室里，空间狭小逼仄，房间亦显得格外凌乱，因为我堆放的书籍太多了，拥挤得甚至连人走动都只能侧身而过，即便如此，电影《活着》却是在这里孕育诞生的。

葛优一进门就乐呵呵地说顺道来看看我，顺带着聊聊天。我们快乐地回忆起在拍摄《活着》时的一些趣闻逸事，接着葛优说起了戛纳电影节的这次的入围邀请。我们都已知道了艺谋已被“上面”名令限制出境，原因是不让他以个人的身份赶赴法国戛纳参加电影节，原因自然不言自明——那是一部已被政府某部门“枪毙”的电影，从审查制度上说，电影的放映已属非法，如他个人出境参赛，就会被认为与体制分庭抗礼。

葛优说，台湾的制片方都希望他和巩俐能出席电影节，原因是艺谋身份变得敏感了，因为他是导演，矛头都是冲他而来，而葛优与巩俐则属演员，出境会方便许多，艺谋本人亦希望葛优、巩俐能如期出席。葛优说，艺谋认为《活着》这次入围很可能会获得一个奖项，到那时，剧组不能没有人上台领奖，再就是演员出席电影节亦可以为影片造势，形成一定的影响。艺谋有一次就对我说过，人们在电影中见到的葛优是那么一副苦涩困窘的形象，而一旦见到他本人时，会与电影中的“福贵”构成一个巨大的形象反差，这会很有意思。

但葛优仍在犹豫不决，显得颇为难。他那时对自己的表演还处在极不自信的心境中，再加上他向来恐惧坐飞机，这都让他思前想后举棋不定，他还说，他的一位好朋友亦在奉劝他不必出席了，因为这一次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更何况能不能得奖还是一个未知数。

葛优问，你觉得呢？

我说，你当然该毫不犹豫地参加戛纳电影节，更何况我认为你这次的表演会让观众惊喜的。葛优呵呵一乐，习惯性地摆摆手，说：这不可能，我自己是当演员的，我还能不知道自己演得怎样？不可能。葛优的那副表情把我逗乐了。有时他的一本正经反而会增强他脸上不自知地流露出的幽默效果。葛优真是一个天生的喜剧演员，虽说他在《活着》中演的是一个悲剧角色，但正是因了他的那种天生的幽默感，使得《活着》由此而获得了一种难得的苦涩的幽默，以致让影片呈现出一种独有的人生的从容与豁达，悲剧亦变得更加地耐人寻味了。我感叹艺谋眼光之“毒辣”，理解了当时他为什么就坚定地认为福贵非葛优莫属，不顾我们所有人的反对，那时我认为葛优不太合适演悲剧了，而事实却在证明艺谋选择的正确。正是因了葛优的这张独具一格的表情，让我们的这部悲剧《活着》益显意味深长。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动员葛优下定决心去戛纳，而他却始终在犹豫，显然，他处在一种艰难的选择困境中。

临了，葛优说，我再想想吧，但还是表示自己真是不想去，而艺谋的一再催促又让他抹不开面子。这时我才觉得葛优做事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他是一个大好人，一个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的好人。

随后我在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我说，我无法理解一部充满了对我们这个民族、人民一份大爱的电影，竟会遭受如此待遇，这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作为共和国的一员，不能对民族遭受的苦难立言？为什么他们不能感受到我们在影片中的所寄寓的一份深情与爱？说真的，对于《活着》被毙，我始终困惑不解，而且感受到了一种难言的痛苦，毕竟我们所有的人为这部电影奋斗了这么长时间。

后来我从艺谋那得知葛优终于飞抵戛纳了，那时我就在心里祝福我们这部电影能有一个圆满的好结果。

那个时代网络尚未诞生，我们获知国外的信息又处在封闭状态，我只有陆续从艺谋那得到一鳞半爪的信息。传来的消息是令人振奋的，《活着》在电影节放映后记者与观众的反应热烈，而且在记者的打分榜上一直处在高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获奖的几率很大。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已经记不清是几点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我被惊醒了，我知道这一定是艺谋的电话，因为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艺谋才会打来电话，他从来就是个夜猫子，他与我通话通常都在深夜或凌晨。

我迷糊中抓起电话，传来他的声音，一向冷峻与深沉的艺谋这时传出的嗓音是兴奋与激动的。王斌，他高声说，戛纳电影节评出获奖作品了，我们拿到奖了。还没待我开问，他接着说，你知道我们得了什么奖吗？

什么奖？我一激灵，彻底醒了。

评委会大奖！艺谋说。

真的呀？我大叫了起来，太好了，我高兴地说。

还不只这一个，艺谋接着笑说，你猜猜还得了什么？

我想了想。不知道，我说，还能有什么？

葛优也得了一个奖，电影节最佳男主角。艺谋说。

这下子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激动异常，我欢呼着，高声大叫，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奋斗努力终于有了一个这么好的结果，太让人高兴了。

艺谋还告诉我，由于他本人被禁止参加电影节的原因，不能如期出席电影节，电影节为此还专门为《活着》的导演张艺谋专设了一个椅子，空空的椅子上书：导演张艺谋。

葛优这下该高兴了，艺谋笑说，他这趟总算没白去，领一个“最佳”回来了，葛经理肯定没想到。、

葛优一定感到意外，因为他对自己在《活着》里的表现一直不自信。我说。

是吗，为什么？艺谋问。

我将葛优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以及《活着》制作完成后的忧虑告诉了艺谋，他乐了，说：人家电影节都给他这份荣誉了，这是对他表演的肯定，得这个奖太不容易了，这是中国演员第一次得到这么高荣誉，电影节从不会随便给别人一个演员奖的，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一个大奖了，一般很少有电影可以同时拿到两个奖项，说明他还是演得好，征服了观众。

后来的一天，艺谋将我召到他的家，说是让我看看制片方在戛纳拍摄的记录影像。我去了。记得那天艺谋兴致颇高，我们先是聊了一下一部电影的剧本筹备情况，接着说他今天要露一手，做一顿陕西的油泼面，他让我到厨房先帮他剥大蒜皮，我一看那么一大堆蒜，就问，至于要这么多吗？他笑，说，陕西油泼面就是要在油里放蒜，越多越好，我听了有些纳闷，但我不懂，只好听他的。

我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将蒜皮剥出来了，剥得我手指都生疼了，还有热辣辣的感觉。艺谋过来瞧了瞧，“嗯”了一声，然后将剥出的大蒜放在砧板上，开始用快刀剁上了，只听着进行曲一般的剁刀声快节奏地响起，没过一会儿，那些石子般的大蒜，立马变成了一堆白色黏稠的蒜泥了。艺谋的手艺果然娴熟麻利。

火苗点上了，艺谋抄起一大锅，照着灶口一放，等锅烧热后开始往里倒油，霎时一股青烟腾起，没一会油沸腾了，这时他侧身将边上的蒜泥撸起一下子甩到了热锅，“噗”的一声，一股浓浓的香味弥漫在了屋里。做油泼面就是要大油，还要大把的蒜，这样才香，艺谋边说边炒着锅里的蒜泥。接下来就是下面条了。

那顿真的吃得挺香，这还是我第一次领教何谓油泼面呢。我与艺谋平时都爱吃面，过去谈剧本累了，我们常会找家小店，要上一碗面，算做一顿便饭。所以我们哧溜哧溜地各白干掉了一大碗，吃得热火朝天的，额头上都沁出了滴滴汗粒。

好吃吗？艺谋问。

我笑说太好吃了，我说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他亦乐。

饭后，艺谋将录像带放进机器里，调好频道，无声地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

出画面了，影像拍得挺清晰的，先是看到电影节颁奖大会的全景，人极多，脸上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亦裹着一丝庄严。男士一色的西装革履，女士们身着时尚高贵的礼服，仪态万千，一看就是一盛典仪式。

接着是主持人宣布获奖者。我也听不懂人家在说些什么，只是傻乎乎地听着，然后看着一个个老外上台领奖，笑逐颜开，看着看着，我猛然听到了主持人发出的含混的中文发声——葛优，我一怔，会场在静默了一瞬间后就传来了热烈的掌声，这时镜头对准了葛优与巩俐。

只见葛优一愣神，像是被电击了一下，他一时还没能回过味来。他瞪大了疑惑的眼睛望向主席台，旁边的巩俐也是稍愣了一下，接着兴高采烈地鼓起了掌，拼命地鼓，整个身子在摇晃着，感觉她想站起来鼓掌欢呼。鼓着鼓着巩俐突然热泪盈眶了，泪水涌流了出来，她偏过头来边鼓掌边看向葛优，见葛优还傻傻地愣在一旁，就开始推他，显然在示意他该上台领奖了。葛优这时怔怔地站了起来，似乎还夹带着一丝不好意思，低头向主席台前快步走去。坐在我一边的艺谋，这时发出嘿嘿的笑声。

镜头默默地跟随着葛优的行走，只见他步入主席台下时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站住了，接着低头晃了晃他那个很特别的在灯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鲜亮的秃脑门，像是刚从梦中醒来，但还沉浸在一片懵懂中，难以置信。接着，葛优那个闪着亮光的脑门跟着左右甩了甩，像是要甩掉笼罩在他大脑中的懵懂而让自己尽快地清醒过来——这不是梦境，这是真的！

葛优后来上台的表情，以及获奖感言我都记不清了，依稀记得他显得分外激动，甚至多少有些语无伦次，我只是清晰地记得他上台前的那个情景，印象深刻，经久不忘。

我还记得当主持人宣布评委会大奖授予中国电影《活着》，导演为张艺谋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那个沸腾的场面激动人心，让我难以忘怀！

当然，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电话中，艺谋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的《活着》画完了一个句号，从现在起我将进入下一步电影的创作了，它已经属于过去式了f

是的，电影《活着》已经过去了，它成为了历史，成为了一段对我而言弥足珍贵的记忆，今天，我再度回首，重新缅怀那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百味杂陈，因为过去的不仅仅是一部名为《活着》的电影，还有曾经有过的一种坚忍顽强且充满着朝气与理想的电影精神。

今天的我，又重返了我阔别已久的文学，我从电影的热浪中抽身退出，这让我有了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看取时代的机会，我写下了我的一系列小说，忽然从内心深处发现了让我感到陌生了的激情与感慨，我如同一个在大海中孤身游弋的泅渡者，与扑面而来的大风大浪搏击着，一次次地向着自己的心灵深处冲刺。我感谢命运给予我的那一份宝贵的经历，它历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的人生充满了丰富的色彩。

《活着》——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命名，亦是关于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命名。今天真乃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所以当我提起笔，那往事的追忆就如同波涛般向我袭来并将我湮没了，我没有感到窒息，而是感到了一种畅快和惆怅。我的畅快是我的文字又一次引领着我重返了当年的现场，让我感慨不已；我的惆怅是我忧伤地看到我们的精神似乎已然不复当年，却又让我流连忘返。

历史从来就是留给后人评价的，对于我，我只是充当了一个当年的目击者与见证人，并为此而留下了我的文字。我还记得有一次遇见葛优，他笑着说，看过了，看过了，真实，还真是我们经过的那点事。

今天书中提到的人物基本上仍在从事着电影这个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然功成名就，灿烂的光环时常环绕着他们，我平时倦于与人交往，所以与大家难得一见，除了艺谋。

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些《活着》的人究竟怎么样了，那些被光环萦绕着的并非是生活中真实的他们，那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符号，我只想知道真实的他们。有时我会想，他们是否还会忆起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