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夏天,清华大学“百日大战”的武斗使造反派的精力用在文攻武卫对方上了,“牛鬼蛇神”被暂时忽视了,钱伟长回到了家里。那个温馨的家已经被造反派抄得面目全非了,4口人除拥有一间卧室外,外带一间兼厕所、厨房、饭厅以及“专案组同志”“外调”会客室于一身的小房。生活用具或被抄没,或被武斗所需而征用。在清华,因为名头大,钱伟长成了两派斗争的主要靶子,所以,断断续续地还要被拉去挨批斗。一些非“黑五类”而崇拜钱伟长的师生,常常会偷偷地给钱伟长淘换来一些外文资料,使得钱伟长又重新开始了“地下科技工作者”的营生。红卫兵阻挠其进行研究,他就趁晚上把窗户堵上,彻夜苦读。
1968年至1971年,钱伟长和40多位教师被下放到北京特殊钢厂炼钢车间劳动锻炼。他没想到,竟然让他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当三班倒的炉前工,他那拿笔杆的手从来也没有拿过足有52公斤重的长钢钎,一般人是拿不起来的,钱伟长同样也拿不起来。钱伟长发挥了自己精通力学的优势,把铁棒的一头放在一个和炉子一样高度的铁架子上,再去另一头把长钢钎按下去,这样就拿起来了。工人们试了后都说轻便多了,于是就把10个炉子前都做了铁架子,称之为“钱氏支架”,钱伟长一时成了人人佩服的发明家,大家看他骨头硬,脑子活,不再直呼“老钱”,而是尊称“钱教授”了。他与工人聊天,充满了智慧,工人们喜欢他,成了忘年交。特钢厂这下知道了落难的知识分子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马上把钱伟长调到技术革新组,钱伟长为钢厂设计了一台800吨的水压机、一个大型的2000平方米的热处理车间,以及车间内的全部设备。钱伟长还为工人讲课,使工人提高驾驭新设备的能力。这一下,连钢厂领导也喜欢上了这位力气并不大的炉前工了。
1970年5月,钱伟长奉周总理的指令被调回清华,负责在造反派、工宣队的陪同下接待美国作家韩丁,造反派被迫还给了钱伟长5间北屋,并做了简单装修。此后,钱伟长还接受周总理的任务,接待了美国著名友人埃德加·斯诺、法国著名导演伊文思、英国记者格林等西方人士。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需要与外部接触,需要与西方国家往来沟通。而世界知名的钱伟长的作用愈加重要。受周总理委托,钱伟长出面接待以任之恭为团长的24位美籍华人教授。这一年里,钱伟长还接待了世界著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陈省身等,还有尼克松访华前夕的“先遣将军”亚历山大·黑格。其中的一些活动是陪同周总理一起接待的。
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名钱伟长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一些有极左思想的人不相信钱伟长对祖国的忠诚,代表团团长表示不能保证他出国后不逃走,于是,周总理更换了团长。但新团长仍然不同意钱伟长出访,一直拖到临行前一天开会时,钱伟长都不知道此事。周恩来秘书派车去清华大学找钱伟长,这才知道他当时还在首钢特种钢厂劳动。秘书又赶到首钢,带着钱伟长赶到会议现场时,周恩来发现钱伟长还来不及换下劳动服呢,叫秘书马上找衣服给他换上,并把自己的鞋子给钱伟长穿,这才得以出访。周总理特别叮嘱钱伟长要注意考察环保问题。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四个国家的高规格接待。尤其是在美国,尼克松和基辛格分别在白宫和国务院宴请。美国科学院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500位科学家欢迎宴会,临行时上海人刘女士举行了1500位各地各阶层人士参加的盛大告别宴会。
考察访问归来,钱伟长下功夫写出了一份5万字的对四国环境保护方面的考察报告,对我国环保管理和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周总理对此极为重视,不久,我国就成立了环保局和环保研究院。
1969年,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中国边防部队缴获了一辆苏联坦克,钱伟长看后对军方说,这种坦克设计很笨,你们迎头打,打不坏它;你们让它过去的时候,从侧面打,击中率应该是百分之百。侧面打就一直打到里头去了,它这里的防护板很薄,我一看就晓得。后来,军方又缴获了两辆苏联坦克,都是击中在侧面防护板上,也陈列在苏联展览馆里头,这也印证了钱伟长的话。钱伟长还进行坦克复合装甲护板研究,他对高速撞击问题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他的建议书被转到军方,加以研制采用,提高了装甲抗震能力。他的专著《穿甲力学》,获过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钱伟长听说我军坦克只能走几十公里,开着开着就开不动了,因为电池的耐力有限。为了祖国的需要,钱伟长就与化学系一位教师开始研究坦克电池。他除了学生时的一点化学基础,并不懂电池。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管天冷天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白天和大家一样在实验室里忙,晚上回家翻译国外最新文献资料,次日早晨把译文拿到实验室给大家交流参考,他先后查了300万字的资料。实验室经费很少,缺少原材料和实验设备,他打听到哪里有积压物资、科研器材、实验设备的“回收处理展览”,就带大家去“淘宝”,就这样逐渐地将实验室“武装”了起来。经过一年多的攻关研究,高能电池研究出来了,过去的铅酸电池,只能启动15次,电就不够了,新研制的同样大的电池,足够一辆坦克发动2000回。比美国通用公司的产品性能更高。他协助建立了一个锌氧电池厂。新的高能电池在地质勘探电源、导弹动力电源、核潜艇电源等方面都获得广泛的应用。1975年,钱伟长的高能电池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同年,他当上北京市人民代表,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见到周总理时,总理还提到钱伟长的装甲车护板研究和高能电池研究呢!
“我回国以后,干过十几桩事情,”钱伟长说,“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我不理。”他的研究项目五花八门。他推导过13000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发明了获奖的“钱码”。“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他总结道,“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P18-21
博传中华美德,让感动常在!
多年来,习惯了邀上几位好友一起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还要求同事看,发上千条信息提醒朋友看。在节目结束之后,总会给我留下长久的思索与追问:是什么样的情怀让他们有如此浩瀚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们令九州动容?走进他们,叩问自我,在感动中寻找本真。
中国人一向以各种美德著称,上下五千年的文明财富让我们引以为豪。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太多诚信的缺失,道德的丧失,凌驾于法制和公平上的种种,是是非非不断拷问道德的底线和民族的精神。国家要强大和崛起,国民素质的提高,道德的力量不容忽视,而“感动中国”人物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感动中国》如此吸引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2006年以来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对人民币快速升值、石油原材料波澜起伏、金融海啸危机、新劳动法出台、成本大幅上涨等等,让很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的外向型工业企业压力倍增,而每年的《感动中国》都从不同角度勉励和鞭策着我们向前行走。
真正的感动,不是一时感伤,是你我灵魂的触动,给人以继续前行的勇气;真正的感动,让人动容,触碰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真正的感动,让人坚强,让你看到身边还有那么多人,有尊严、善良、坚强地活着,你的心中也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相信每位看了“感动中国”颁奖晚会的人都会有一种纯真的圣洁感,就像一次思想的洗礼,让信心更加坚实;像是一次心灵的充电,使步伐更加稳健。于是,又可以支撑起自己,更希望帮助别人;这,正是感动的力量!
2010年2月11日晚同好友在燕南飞看完2009“感动中国”颁奖晚会,次日凌晨4点半梦想将这组节目编成书,让感动常在。今年很荣幸得到央视“感动中国”组委会的信任,授权我们的团队来组编一《ccTV感动冲国2010年度人物》一书。我们采访了“感动中国”201 O年度人物,更全面地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伟大、英勇、坚持、乐观、守信、感恩、无私、奉献、爱国的精神力量——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史诗整理成册,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中华美德这人间最美丽的画卷!美好的心灵和美丽的地方一样,能给我们的生命以最好的滋养。相信也会是您送给同事、客户、朋友、学校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一起来,将这份感动的力量、希望的火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不断地传递下去,让感动常在!
《感动中国》属于人物类年终盘点节目。现在国内的平面、网络、电视上同样类型活动非常普遍,但是在10年前还远远不是这样。西方国家的媒体,《时代周刊》、《新闻周刊》、CNN等等,他们都有这样的传统,每到年底,他们的观众和读者都在期待当年的风云人物评选出笼。这种年度风云人物的评选,首先是对过去一年历史的梳理,选这个不选那个,由媒介来把握,可以说年度风云人物评选,是媒介观点非常重要的出口。
大概是2002年秋天的时候,考虑到2003年就是《东方时空》创办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已经聚集大批的电视精英,电视走近老百姓生活的理念也基本实现,因为需要新的动作,新的传播方式,求新求变,我们就想’到了年度人物评选这种方式。中央电视台的受众有10亿之多,也需要在一年结束的时候,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放大自己的观点和声音。我们希望从年度人物人手,梳理过去一年。
有了想法,但是从什么角度进行评选?如何评选?大家心里的确没底,当时中国的主流媒介圈还没有类似的做法,都无此先例。我们没有经验可循。
这种梳理或者评选必须有中央电视台独特的视角,有职业新闻人的敏感以及符合国家新闻规范的价值理念。怎样才算是独特的?怎样的尺度才能引起观众共鸣?
从最早的讨论开始,各种有激情的想法开始碰撞。讨论到最后,大家有了一个简单的共识:“梳理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发掘新闻事件中的主角,感性地刻画历史瞬间,放大历史细节”,这应该是《感动中国》最早的“核”。
有了“核”,然后再打磨“细节”、“瞬间”、“故事”、“感性”这些关键词,再联系到人的因素,考虑最广泛的观众群的头脑中,他们所共有的东西是什么?最容易触动他们的是什么?这样,最本源的东西——情感就浮出来了。“感动”两个字随后就蹦出来了。
《感动中国2002》是我们制作的第一期节目了当时的情况还历历在目。那些当选的人我都还记得。有郑培民、张荣锁、王选、张瑞敏、刘姝威、张前东、赵新民、姚明、黄昆、濮存昕。这10个人有企业家、官员、律师、矿工,有学者、警察、运动员、科学家、演员,老的80多岁,年轻的刚刚20岁出头,基本上没有重合的领域,完全是综合性,超越了身份、年龄、性别、影响力所有的外在因素。我们当时只求一个内在的东西,那就是感动。不管是从那个角度感动,只要他特别感动你,我们就考虑。这种设计在2002年,还是非常独特的,没有媒介这样做过。
至于传播效果,当时是没法细考虑的。我们只求本着职业敏感和良心,努力去做。没想到,节目在2003年初一播出,立刻引起轰动,影响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收视率很高,观众口碑、业内评价都不错。中央有关领导的评价也来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办得好,看了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弘扬了主旋律,相信广大群众看了都会感动的。我就是流着热泪看完这场晚会的,这个晚会再次证明,主旋律的节目,只要坚持‘三贴近’,是不会枯燥的,而且是会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希望坚持‘三贴近’,让更多主旋律节目感动人,教育人。”
观众满意,领导满意,剩下的就是我们再接再厉了。就这样《感动中国》作为品牌就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来。 “感动”这样一个词,可以说是非常感性的。它会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理解。如果你问一个人:除了悲伤,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流泪?他的回答可能非常出乎你的意料。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个理由写出来,可能是非常奇妙的。而且“感动”也是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事。过去感动的事,你现在可能只是会心一笑。年轻时候无动于衷的,年纪大的时候,会突然被触动。
这样一个内涵外延都非常丰富的词,按道理来讲,是很难来作为标准的,但是你应该发现一点,“感动”这个词从来就没有负面的含义,让你感动的总是美好的东西,是超越了人的身份、阶层、年龄等等所有外在因素的一种东西,而且感动是和人的内心联系最密切的一个动词。
也有些学者和我讨论:新闻行业讲的是客观、冷静,现在做一个新闻节目,名字叫《感动中国》,这和职业个性有矛盾吧?我恰恰不这么想。我们说新闻冷静,客观,可是从来没有人说新闻应该是冷冰冰的,观众是人,我们不应该忽略人的基本情感需求。现在我们把要传播的价值和情感一起送给观众,这没什么不妥。
感动是这样,那么怎样才算是感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让10亿人的内心有所触动?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也促使我不断地思考。感动的标准,我们最初制定下来,写成文字,把它分发给各位推选委员,他们都是各领域行业内的知名人士。他们和我曾经就这个感动标准讨论过多次,是不是该这样写,要不要包括那个等等。这个时候,作为新闻人,我有比较冷静的想法。
我们提倡的感动,不是文学家、美学家所说的那种细微的、个体的感动,这应该是一种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属于一个巨大社会群体的心理体会,能够向社会传播,也能够让受众接受认可的一种情绪和价值判断。它必须是以时代、整个社会为背景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一种东西。
具体说,它首先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有坚持不懈的改革创新精神,有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传统。在我们年度人物里,比如钱学森、钱伟长,这都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我们向科学家致敬,因为他们的成就,更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改革创新精神。更多的来自基层的平凡人,比如2010年的郭明义、刘丽、王万青,都是非常典型的利他主义。
其次,围绕这个核心价值,我们还有一个计算感动的方法。感动人的事迹是发生在具体情境中的,一个人能感动别人,我想不是因为他做到了什么,付出了多少,感动不是一个绝对数。一个人付出的数量做出的成就是和他的能力、生活场景、时间跨度密切相关的,把这些因素全面考虑,我们就知道了谁最能感动人。所以最大的慈善家,我们往往没有考虑,但是作为一个刚刚温饱的洗脚妹,她能资助几十个孩子,我们就认可她,我们认为她更感动人!
正如我前面说的,这是一个和传统电视新闻非常不一样的节目。做这样的节目,需要客观冷静的眼光,也非常需要热情,这种热情不是工作热情,而是作为一个人,他内心所拥有的善良、责任和激情。很多精彩的感动中国人物,他们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必须要表达敬意,把整个社会的敬意送给他们,让他们觉得不孤单,让他们为自己的作为骄傲。
说实话,这是我非常偏爱的一个节目。节目的制作过程非常艰辛,但也非常愉快。我们的主持人敬一丹、白岩松每次在节目开场的时候都有简单的表白,非常有特点。比如,今年他们说:
还是这个季节,还是这个时间,还是对温暖的渴望,还是您期待的目光。
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总要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让我们向前走的时候,会更踏实。
这都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话。观众期待这个节目,主持人期待,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期待。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温暖,一种来自人内心的力量。感动人物的作为,正是这种温暖和力量的源泉。
整个节目的录制过程,听他们的访谈,看观众的反映,心里随着故事起伏。好像心灵受到一次洗礼。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比编剧创作出来的感动真实得多,它能带给我们的东西也更有力量。
每次在现场看完录制过程后开车回家,音乐的旋律挥之不去,那些人那些事总是在浮现。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路程。这些人、这些事,让人的内心特别的平静,也非常纯净。我每次都特别享受这段回家的路。
因为节目的特质,它产生一种特别的吸引人的力量。每年一到深秋,大家开始主动联络,相互收集自己听说的感受到的感动,只等时间一到,就放下手头的工作,投入到《感动中国》中来。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感动人物,讨论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选择,都非常投入。不论是什么岗位,都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
媒体是在求新求变,很多节目制作团队每每都要喜新厌旧。但是我们这里,不变的标准,不变的颁奖流程,这么多年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而我们节目制作团队都非常钟爱这个节目。九年来,节目的主创队伍基本没有改变,他们太热爱这个节目了,不愿意离开。
制作团队对于创作过程的感觉是非常期待、非常享受,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首先是我们被感动了,我们期待这样的温暖和力量,期待一个精神产品,然后才能去感动别人。所以,当制作团队情绪高涨地进入制作过程的时候,我就放下一颗心:又到了收获感动的时候了!
2012年,那时候我们有整整十年的“感动”。这是100多个让人感动的故事,这么多感动捧在手里,谁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富有的人。我们会惦念那些感动人物,他们过的怎么样了?《感动中国》为他带来了什么?他获得了感动的荣誉,他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什么?感动了别人,他是不是能坚持?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举措,重新再看这些感动人物。
这还是基础层面上的,这十年来,每年一度收获感动,虽然说核心不变,但是我们每次都在争取创新,争取从新的角度观察社会,发现新的感动。每次有新生事物、新的价值取向,我们都会悉心考察。十年下来,我们发现有些新内容、新价值经过大家的推广,很多也成了日常生活的元素。
十年沉淀下来的感动,是中国人心灵的历史,是一种慢慢变化的精神价值。这段历史,这些价值,需要我们站在2012年这样一个维度重新观察和思考:这十年,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和民族在心灵上都经历了什么?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我们还缺少什么?
再者,《感动中国》作为一个受到观众认可的精神品牌,在媒介传播领域上有它独特的价值。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还有哪些是没有做到的?怎样才能创造更多的精神品牌?在传播规律上,我想,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东西需要梳理和总结。
感动中国的人物不断涌现,我们对于“感动”的敬意不变。明年,我们不仅要做好节目内容,同时也做好节目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全面系统地梳理好历年来的感动价值和品牌内涵,使《感动中国》这一精神品牌,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更好地履行国家级媒体的社会责任。
《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作者杲文川)一书详细描述了感动中国2010年度获奖人物和特别奖获得者的感人事迹。“赤子”钱伟长的爱国心,“信义”兄弟孙水林、孙东林的生死接力,“铁汉”才哇的担当与力量,“传人”郭明义的雷锋义举,“砥柱”王伟的军人本色,“仁者”王万青的医者仁信,“炽爱”王茂华、谭良才烈火中的狭义,“神兵”何祥美的英雄风采,“姐姐”刘丽洗脚妹的大爱,“活着”孙炎明的保尔精神,八位维和英雄的英勇风采、K165次列车组、志愿者群的英雄事迹,都在《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作者杲文川)节目总策划梁建增倾情作序,《感动中国》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敬一丹,总导演樊馨曼,制片人朱波都特为《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撰文。
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社会各届强烈反响。
《CCTV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作者杲文川)一书详细描述了感动中国2010年度获奖人物和特别奖获得者的感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