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是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追述其父的传记。书中记录了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传主所经历年代的变故，从梁漱溟治学之历程到乡村之实践，从情感之所依到思想之嬗变，从怀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而积极奔走于重庆、延安等地，到为新中国建设直言不讳、殚精竭虑的一生，都如实、坦诚地记载了下来。

这是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唯一一本追述其父的传记。

作者历时十年，搜集大量原始资料，将梁漱溟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如实、真切地表达出来。文中记录了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传主所经历年代的变故，从梁漱溟治学之历程到乡村之实践，从情感之所依到思想之嬗变，从怀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理想而积极奔走于重庆、延安等地，到为新中国建设直言不讳、殚精竭虑的一生，都如实、坦诚地记载了下来。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还补充了大量特定历史环境下传主无法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日记，完整记录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等人的交往关系，记述了传主对人生、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进行的深入探究与思考，为当代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由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著。

写在前面的话

上篇

写父亲先写祖父

他是怎样一个父亲

他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从“行”的方面看他的性格

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一本逼出来的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试说“大端已立”

粗浅了也就是错误

这本书立即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有哪些朋友

首度奔赴理想

烦闷时期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再度奔赴思想(一)——乡村建设运动

再度奔赴思想(二)——乡建运动的特点

再度奔赴理想(三)

八年努力无功录(之一)

八年努力无功录(之二)

八年努力无功录(之三)

改天换地之前

“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下篇

“我要建议的是什么”

“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

担任“反面教员”的经历

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上)

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下)

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一)——善用生命的人

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二)——“卒得偿夙愿于暮年”

晚年

结束语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才可以有信心地说：我们中国不会亡，可是在这之前是真的没有把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说，为了居安思危，我们应该用这支歌来做国歌。

请读者尽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向那个时期的中国人靠拢。巴黎和会竟然同意日本取得胶州湾！究其原因，西方文化真是顶事啊！

只有做了我请你们做的这件事，才能体会大环境险恶和新文化运动——为了中国存在下去所做的众多努力之一，是怎样一种关系。它无比重要，它紧紧抓住当时中国人的心。

只有做了我请你们做的这件事，才能体会我的父亲是以何等急切的心情投入一场论战。他看中国的处境是“刀临头顶，火灼肌肤，呼吸之间就要丧命”！是的，一场论战，中国的出路何在？

下面我就要介绍这场论战了。不过在这之前还要用事例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小环境从未有过的好。

一九四。年蔡元培先生逝世，父亲在当年和两周年时写有纪念文章，其中主要的话就在于说明蔡先生和一种新风气的关系。

他说，蔡元培出任校长正是“新旧势力相搏之际”，使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能具这气力了”。

所谓“这气力”，大体是指人们评论蔡元培时必然提到的办大学采取兼容并包方针。不过他特别提出：“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按：他说蔡元培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

更有如下一段话我愿抄录于下：“从世界大交通东西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方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像是‘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但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探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都能兼容并包，右授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所举当时人物各不同，从略。)

至于他自己，“我既不属新派(且外间有目我为陈胡的反对派者)，又无旧学，又非有科学专长的啊。……他(按指蔡)或者感觉我富于研究兴趣，算个好学深思的人，放在大学里总是好的。”

以上的话比较空泛。我从《梁漱溟全集》第四卷里找几个事例，大家看了既可以理解我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又能对北大学风有生动印象。

当时有一种《北京大学日刊》，据说现在在各大图书馆有影印本。它的编辑方针好像是以成为北大生活的缩影为目的。没有什么加工，短到几十个字的启事、长到万余言讲演记录都登。生活有生气，它也有生气。兼容并包固然在那上面有反映，可是远不止此。今天每一位读者看过那日刊都不免叹息自己没有机会上这种大学。

那时候学生、教师发起的种种组织非常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或因某种爱好而成立团体，例如有一个欧洲古典音乐爱好者组成的小乐队。他参加了以个人品德行谊为注意所在的知行会，参加者有学生、有教授，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也在其中。

一九一八年十月，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出启事，《征求东方学者》，倡议组织一个研究孔学的学会(见前)。

这个时间正是他入校执教一年之后。在此之前，他把注意力放在改编唯识学讲义上，以及蔡先生邀他来讲的那门课——印度哲学上。这个倡议可算是他转移注意之点的标志，也表明愿意转就可以转，后来他自行改动了讲课的内容，不讲释迦讲孔子。此时，他发起一个以研究东方学为目的的学会。“东方学特指佛陀与孔子之学”。这其实是实践接受聘请时所作的声明。当时他对蔡元培说：来到北大不做别的事，只想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

在这三百多字的启事里，他说，西方思想中有少许近似佛家的东西，类于孔子思想的则没有。且佛学已在中国而不在它的本土，世界上要了解东方学的人只能来中国，来北京大学：“吾校对于世界思想界之要求负有供给东方学之责任”。

P47-48

我把书名拟作《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表明这是儿子写父亲，还避用一个“传”字。这有两层意思：以这种身份写，写的着重点和方式有异于旁人，料想读者感兴趣的也在这里。我将朝这个方向努力。再者，传记有传记的体例，假如不拘泥于体例较便于反映他的为人，我这样做了，料想读者是愿意接受的。

虽然整本书都是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想在进入正文之前，先向读者扼要地、也是从最根本处——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胸怀，作一介绍。读者从这里对他有了理解，他一生的行事就比较好理解了。

读者也许知道，他十七岁迄于二十九岁决心出家为僧。出家只解除个人烦恼，国家怎么办？为国家寻出路，寻到先前不注意的固有文化，憬然有悟于西方制度何以总不能安设于中国。至于有人倡言佛化救国，实属荒唐，必须反对而且就由自己来反对。这个醒悟写下来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此，把本愿放在一旁，开始了三十岁以后的人世牛活。

他是兼以佛儒两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佛家虽不肯定人生，但是悲悯众生；儒家肯定人生，对人对己都负责任。佛“不舍众生而救世”，儒“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

因此，他尝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所说责任自然不是与职守有关的那种责任，是出于心愿、志向加之自身的。

人可以处处有心，但没有可能处处参与。做事必有人手处。所以，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便占据着他的全部心思。在精力分配上，有时重在前者，有时重在后者。而深入去看，两个问题原不可分割。这使他工作于社会政治领域及哲学领域。

为解决中国问题，早年他提过一个原则：“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唯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人一方没有敌人，没有相与竞争者。

说到这，我想补上两句话：佛家思想在他思想感情上，仿佛是“底色”(姑且借用这个词)，即或不显，其实在深处。

他钟爱生命，认为人类有理性，有善恶可言，因此之故，唯人类有向上、向善改变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是儒家的态度。

他原是决心出世的人，可是当回顾一生，觉得想做的事或未做好，或未做完，便在日记里写着，愿意再次回到世间来。

我谨以上述几段话概述先父一生，倘能略略有补于读者认识他，有补于理解后面说的事，便算实现了我小小的心愿。

请不要寻思人能不再到世间来。他那乘愿再来的心情无疑是感人的。让我们看看，如果再来，他践履的将是什么心愿——最终肯定此生的什么思想主张。

一九七六年(八十四岁)即自认使命已告完成的那一年，写《老来回忆此生》。数百字而已。

这么短？想来是只说最要紧的话。可注意的是，通篇未见有自谦的句语，更未见有半点悔意。肯定自己一生的作为。假如这尚在我以及我的读者意料之中，则唯独把《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提出来说，并给予充分地肯定，确实没有想到(作于1933年，见前《再度奔赴理想》的第三章结尾处)。一生做的事唯独肯定这一件？虽说想不到，找出来重读，仿佛理解得了。

回忆一生，他先剖析自己的思想行动“一若忽此忽彼、率尔行动者”，实则“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间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

对于普遍认为事涉理想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他觉得是“继以日寇入侵，未竟其意”。他真的这样认为吗？我想是的。如果不认为邹平的实验是有理想的可行之举，这个《草案》便不会得到这般的肯定了。《草案》实际上是把同出一源——他自己的思想主张——改造社会的远景计划提交中国社会教育学会。《草案》的部分设想在邹平已在实施，国内其他的地方未见有后续行动。

一九五三年九月原本想提交给全国政协扩大会议的，也正是这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看来他真是执着得很了。

势须最扼要地介绍一下社会本位教育的基本观念。

一提到教育，我们决是想到各种程度、各种类型的学校，想到从那里得到知识技能的传授。换言之，是从将来或眼前的生计着想而接受教育；我们也会想到智育、德育；我们还承认应对天才和残障人给予特别地教育。我们认为教育不只关系到个人，同时也关系着社会如何发展，但总之是为着一个个的人。可是，当我父亲提到教育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或病态都经由教育加以改造和改善。着眼点不在个人。当然，施教的对象必是一个个人的人，但施教的目的是使各个人参与社会改造工程，适应社会变化。受教育者远不限于学龄儿童和青年，是各年龄阶段和业别的人。

社会本位教育(不是个人本位)的含意就在于此。试问为什么要以社会为本位施教？

他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政权形式如何，“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端赖武力而非理性”，假如人类较进于理性，对社会存在的问题随时进行修缮，在种种自觉的安排中都有教育在其中发挥作用，社会的新建本可避免做机械的解决。

至于中国，预期将建设的新社会机构因缺乏历史的孕育，有赖于教育之处比其他国家更多，需要“全社会共同学习人家、创造自己”。中国的建国运动“不是教育工程是什么呢？”再者，建国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政治统一和有方针、有计划”，需要“革命意识更加明澈”，办法就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从改造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读者可能已产生疑问：这一革命运动是尚待形成或未来将会出现的？还是已经出现于中国的某个革命运动？读者还会想到，理想必借助于有形的力量方得成为现实，这个力量应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梁先生既已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此一设想不符，而乡村建设运动又不准备形成组织，整个地设想岂非不得落实了吗？

然而我相信，读者不但有见于此还理解到《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并不是什么别的，它是把邹平实验向全国推广的设想，而这个设想筑基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认识，筑基于对中国民族文化历史及其所面对困难的认识，以及中国富于理性的文化未来将发煌于世界的信念。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仔细寻绎，多年后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无一不是在印证、在深一层地解说和发挥，从未踌躇和迷失，并且确信它们都是可以实现的。

难怪他要乘愿而来。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为他那勇于探求、勇于践履，锲而不舍的精神叫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