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写卢作孚的著作不同的是，本书把重点集中在卢作孚回国到自杀的三年时间，是关于卢作孚谜一样的三年时间里最权威、资料最齐全、叙述最客观的著作。卢作孚的命运和民生公司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好的分析中国现代优秀企业在1949年后历史命运的个案，这个选择中体现的历史眼光和学术研究智慧，反映了作者的历史情怀和学术境界。本书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为我们的民族今后少走弯路，提供了现实的启示。

本书追问历史，清理卢作孚悲剧发生的真实过程和深层原因。作者试图以事实回答，卢作孚这样一位在抗战时期曾经创造过无数奇迹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实业家，当时面临怎样的无奈，怎样的困境，为什么绝尘而去。作者还试图告诉人们，卢作孚的上下左右，活动着一些怎样的人物，他们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构成了一个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氛围，谁是这种氛围的营造者和主导者？

序一

序二

开头：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第一章 精枯髓竭

第二章 应变

第三章 大火

第四章 香港

第五章 震荡

第六章 爆炸

第七章 焦虑

第八章 工会

第九章 北上

第十章 协议

第十一章 南归

第十二章 逮捕与“资遣”

第十三章 报复

第十四章 运动(一)

第十五章 分歧

第十六章 工潮

第十七章 渡海

第十八章 批评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第二十章 自杀

第二十一章 运动(二)

第二十二章 北归船员

第二十三章 典范

结尾：结束“战争后的战争”

后记一

后记二

经十余年战争，国人已感精枯髓竭，其生命之不绝有如一缕，何堪再使其最后绝望。

重庆轮船业公会致电行政院何院长、北平毛泽东先生

1948年在哭声中落幕

现在的上海，从十六铺到白龙港，乘公交车加上地铁，只需换乘一次或两次就能抵达；所以，实在想象不出，在1948年12月3日，江亚轮午后四时半从十六铺码头起锭，咋会两小时以后才到达白龙港东边水域。那天，江亚轮本来是要从上海开往宁波的，可是，却没有到达宁波，而且永远也不能到达了。

江亚轮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原来是日本轮船，船龄未及10年，抗战胜利归了招商局后，又重新装饰，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1948年岁末，江亚轮发生重大海损事故，所以中国轮船业的1948年，是在江亚轮遇难者家属震耳的哭声中落幕的。

关于江亚轮事件，民生公司的一封通函是这样记载的。

报载该轮本年十二月三日载乘客2561名船员190人午后四时半由十六铺码头起锭，六时三刻行经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水道时(东经三一一五度北纬一二四七度)船身后部突然发生极度强烈爆炸，当时将锅炉机器全部炸毁，电线炸断，人肉与铁片齐飞，失踪旅客达一千六百余人，船员六十八人之多，灾害异常惨烈。报导爆炸原因，一为锅炉爆炸但以炸毁范围破坏船身之半，如仅锅炉爆炸，不应如此惨重；二为阴谋爆炸，据前往捞救潜工下水探视后判断，系触水雷爆炸，而该轮沈船长亦谓失事前数分钟曾见两只小帆船经过船头，不久即发生爆炸，此两只帆船实有重大嫌疑；三为奸人曾放定时炸弹，因江亚轮经常有要人来往，是日传有某要员将乘该轮赴甬，结果虽要员未到，其护卫士兵四十名全遭炸毙。究上三因虽未确切证明属于何者而该轮之为近数年来受祸最惨者，确系事实。无论如何，其为航商船员乘客均已遭受重大损失。民生实业公司通函，船舶字第3317号，广东省档案馆藏，全宗号49，1目，第42卷。

另有资料说，江亚轮的最后一次航行，因为大大超员，载客竟在4000人以上，遇难乘客与船员有3000余众。现今出现的关于江亚轮爆炸原因的几个版本，一说是飞机上落下炸弹，一说是因运有黄金被有意破坏，甚至有说是海军与招商局矛盾所至

江亚轮沉船之谜，至今未有令人信服之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事件乃百年来非战争海难的世界第一，无疑给战争阴霾中的中国航运界又罩上一层恐怖的阴云。但要说“非战争”，也不确切，那时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严酷的内战尚未落幕。

民生公司向全公司各分支机构各船舶发出的通函在叙述这个事件以后写道，“言念及此不寒而溧(栗)”，并对行轮安全再次出台更具体的防范措施。

接下来就是天地翻覆的1949年了。

共产党已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直逼南京。围困，轰炸，进攻，歼灭，占领时局变化之快，不但国民党政府，连共产党领袖都感到出乎意料。然而，历史上的1949年，并不总是政治和军事，应该还有日常生活，也许，更重要的是日常的生活。千百万普通中国人在1949年的具体生活处境构成了一些怎样的图画呢？

几十年里，我很少看到对于那一年里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描述，在民生公司的档案里看到轮船业在1949年的挣扎，才悟到一点在政治与军事的胜利与失败背后，有怎样艰难沉重的经济支撑。

轮船业公会：精枯髓竭

这一年从春到冬，中国大地上同时存在着两个誓不两立的敌对政府，虽说开年就有和谈，可谁也不肯真谈，都要打，要打到完全消灭对方，你死我活。双方都握有重兵，老百姓谁都得罪不起，而且在战争时期，枪杆子的权力是高于平时的，内战对国力的损害对民力的劫掠达到空前地步，而且是在整个国家与日本强敌抗衡了14年之久以后完全没有恢复的日子里！

回想1937年抗战一开始，卢作孚就对公司发出号召：“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公司不但积极运送川军出川抗战，整个的国民政府和大批的公教人员、部队和难童难民，都主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敌人的轰炸下抢运入川；迁入大后方的工厂，尤其是兵工厂的设备和各种器材，多由民生公司运进。1938年10月间，民生公司创造的那个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刻”的运输奇迹已经载入史册。但是，这个民营企业在整个抗战时期受到的损失，在战后不但没有得到补偿，而且被政府严重地压制打击，更由于遭遇内战，不但没有得到预想的发展机会，其生存的环境，甚至比抗战时期还要艰难。

1949年2月2日，公司发出的秘字第0153号通函通告各有关部门，“因时局严重影响，航运公司收入断绝，面临最大难关”，“一切开支正逐项研究紧缩”，“代私人购买物品、码头招待”一类联系业务的开支必须尊节，而一切“杂支及误膳费、车、划、力费等”，“务希体念时艰自即日起，一律绝对停止支付藉纾困陇”。

当时，民生公司的分支机构与船舶已遍及长江各埠、沿海各地和香港、台湾，“公司在全世界24个国家或地区设有办事处，有自己的专用电台与各分公司，办事处和轮船联络，在台湾的台北，高雄，基隆都设有分公司”。邓安澜：《民生公司的海洋之旅》，未刊稿。总经理卢作孚不停地奔走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具体指导，重庆总公司还不时针对各种具体问题向各分支机构和船舶，发出公司通函。这些通函是油印在一种毛边纸上的，由总经理卢作孚和常务董事戴自牧署名。这戴常务董事是那时一家民营银行金城银行重庆分行行长。1935年，民生公司在与川江上实力强大的外国轮船公司竞争的关键时刻，金城银行购买了民生公司为筹集资金发行的大部分公司债。抗战胜利以后，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作创办了太平洋轮船公司，发展海洋运输。到此时，金城银行已是民生公司最大的股东，拥有这个企业20%的股票，戴自牧这个董事在民生公司是有分量的；这样的署名也表明，公司董事会的责权都比过去更大了。虽然有很多强大的因素在干扰民生公司的管理，但是这个公司在此时作为现代企业的制度性特点却比过去更加鲜明。

在中国，轮船在战争时期总为兵家必争，在内战期间，轮船业便处于无可避免的惊恐与困厄之中。

P13-15

卢作孚先生不幸辞世，转眼快要六十年了。这六十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三十年大体上以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蓝图为奋斗目标，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国力也与发达国家拉开了巨大的鸿沟。后三十年告别了乌托邦，重新向人类主流文明靠近，中国的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个变化，也给国人注入了重新审视历史的动力，使卢作孚获得了重新评价的契机。作为杰出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卢作孚在后三十年洗刷了前三十年被强加的污名，以中国现代化先驱的形象，得到朝野各方的赞誉。卢作孚开创的民生公司也起死回生，再度进入国人的生活。

赵晓铃女士不满足于大而化之地对卢作孚先生的道德文章作一般性的称颂，而是要追问历史，清理卢作孚悲剧发生的真实过程和深层原因。她试图以事实回答，卢作孚这样一位在抗战时期曾经创造过无数奇迹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实业家，当时面临怎样的无奈，怎样的困境，为什么绝尘而去。她还试图告诉人们，卢作孚的上下左右，活动着一些怎样的人物，他们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构成了一个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氛围，谁是这种氛围的营造者和主导者？这是一道道难题。前人也曾尝试做出回答，但都没有把问题说透。或者因为某种顾虑，故意有所避讳；或者因为功夫下得不够，不能揭示历史的底蕴。而赵晓铃前后付出了十二载的艰辛，到处寻访知情人，从篇幅浩繁的档案中一点一滴地爬梳真相。她的回答无疑比前人大大推进了一步。她原来是一位作家和文学编辑，经历了这种扎实严谨的追问过程，她分明从文学转向了史学。这正是让人心生敬意之所在。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卢作孚最后一程的生命轨迹，而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一次大转折中付出的沉重代价的缩影。对六十年前的某些席卷神州的政治运动，从中国政界到学界，其实反思并没有到位，更谈不上达成共识。不久前，《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赞扬“三反”“五反”运动的文章，当即受到何方、资中筠等资深学者的严肃质疑。本书也将为重新认识这场运动的得失提供有力的佐证。

中国现在虽然重新肯定了市场经济，重新肯定了企业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但过去曾经膜拜过的历史哲学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甚至还被当作旗帜供奉。不进行这种清理，再度折腾的危险仍然存在。完成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理论的思辨，更需要史实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卢作孚的选择》一书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为我们的民族今后少走弯路，提供了现实的启示。

丁东

2010年4月30日

那一年在去宜昌的船上，曾遇一中年船长，船长的父亲也是船长，船长说，现在川江上，是个人都能当船长，哪像过去！语气很是失落。过去的川江，滩险林立，其中最有名的险滩是青滩、泄滩；但是民谣日：青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我感觉，在卢作孚研究与写作中，卢作孚最后的时段就是“崆岭”，是绕不过去的“鬼门关”。不过这一关，所有的研究都不能体现其应有的价值，而这一关一过，尽管江水还深，却已进入宽阔的江面了。

由于资料的难寻，采访的困难，我很久过不了这一关。2005年，父亲患癌症，我决定放弃追寻。近年住在离城不远的乡下，领略了西部农村的一些问题，我想除了为后人做一些资料工作，就在乡下做点实事。也是向卢作孚学习，我甚至想去做一个村干部。一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能做，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也因为卢作孚的时代和人文环境已经没有了。

熬过2006年那个高温不雨的夏天，秋凉以后，父亲去世了。

2007年，我终于看到了那些向往已久的档案，虽有相当的思想准备，还是感觉非常震撼。可以说，今民生公司研究室和武汉长航档案中心的支持对我的写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知道我欠亲人们太多。但要是不写，我欠卢作孚那一代人的——我想他们需要我们从历史中把他们尽可能清清楚楚地捞出来，要不他们把档案保存那么好？还有我采访过的老人们，他们对我非常期待，他们说还没有遇到来闯这个险滩的；但现在他们有的已经走了，如果不写，我如何面对他们的灵魂！如果不写，我也欠所有帮助我的朋友们。

本书成稿后，我答应过一个老人暂不出版，自己也一直非常担心出版后会影响我继续收集档案资料。这些年下来，查阅档案已成了一种享受。

2009年11月22日，我的信箱收到一封信，只见标题：“2009年11月17日郑光复教授不幸……”手指像是被烫了似的一下从鼠标上松开——真是不敢打开这封信啊！

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东南大学建筑教授郑光复真的去世了！

噩耗让人难以自持。

采访郑光复先生的日子历历在目，他在电话里的叮嘱音犹在耳，他手写的《先父郑璧成传略》还在资料夹里。

郑光复是卢作孚事业的重要伙伴郑璧成先生长子，在所有接受过采访的老人里，他对我的理解、信心和亲切的爱护最令我感动。他感谢我把他的父亲从文献和档案里捞了出来，又担心我的安全。他说，报晓的公鸡不容易，叫晚了没有用的，叫早了，就会被宰了呢。他和他的夫人马光蓓把我当成了亲人。他的弟弟是我上大学时见过一面的作家郑义。

郑光复大哥的突然去世，让我为我的延宕懊悔不已。

我四处打电话求援，决定要让这本书尽快面世。

今年2月，由香港时代国际公司出版了《卢作孚之死》，一些老民生人和他们的子弟对这本书的期待与热情超过我的想象。根据他们的意见修订以后，便有了现在的《卢作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朋友丁东和谢泳在万忙中阅读书稿，为本书作序，广东人民出版社热情执著而作风精细的编辑肖风华和张小云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会永远感激他们。

本书修订之际，美国威廉姆斯大学教授罗安妮来重庆交流与收集资料。安妮用了十几年时间，完成了有关长江航运历史的研究，现在她将学术眼光投向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我想她也会有许多困难，她的勇气真的令人佩服。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近现代史里，今天的学者和作家们真是大有可为，一不小心就“填补空白”了。我们相约，遵循学术规范，相互支持。

2010年5月15日

中国现在虽然重新肯定了市场经济，重新肯定了企业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但过去曾经膜拜过的历史哲学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甚至还被当作旗帜供奉。不进行这种清理，再度折腾的危险仍然存在。完成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理论的思辨，更需要史实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卢作孚的选择》一书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历史，同时为我们的民族今后少走弯路，提供了现实的启示。——丁东

卢作孚的命运和民生公司的历史可以说是最好的分析中国现代优秀企业在1949年后历史命运的个案，这个选择中体现的历史眼光和学术研究智慧，反映了晓铃大姐的历史情怀和学术境界，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优秀的历史著作。——谢泳